上个月《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着表格的邮片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十月八日,《自由谈》。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2〕施蛰存江苏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编《现代》杂志。
〔3〕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说: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国王孙;成婚时,王孙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说要吃人的脑髓才会好,于是田氏便拿斧头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脑髓;不料棺盖刚劈开,庄子便从棺内叹一口气坐了起来。
〔4〕《烈女传》汉代刘向著有《列女传》,内分“贞顺”、“节义”等七类。这里可能即指此书。
〔5〕“第三种人”参看本卷第25页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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