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后，这名义上的“疗养院”的一干人等，聚齐在会议室了。临时雇的打扫卫生的女工和做饭的大师傅也到了。人们在聚齐之前，全都对一男一女两名红卫兵之间所发生的事有所了解了。只不过在奔走相告的过程中，某些细节与事实大有出入了。“老院长”还没宣布开会，大家便交头接耳，悄议纷纷了。
“老院长”将会议议题一说，顿时一片肃静，一个个反而都不出声了。这些人中的一半年龄在四十岁以上，都是“文革”的中老年见证人。有的自己们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有的亲友们被打入过“另册”；最幸运的，也在“干校”接受过“思想改造”。皆对“文革”时代有不堪回首之感。而“文革”留给他们的最深刻也最野蛮的记忆，便是运动初期红卫兵们的种种无法无天对别人迫害成瘾的劣迹。现在，由他们来救四名三十几年前的“货真价实”的红卫兵的命，已然是历史对现实开的一个不怀好意的大玩笑了。已然充分体现着自己们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从善如流的人道主义胸襟了。为着减缓三十几年后的今天的现实对四名红卫兵的心理承受力的冲击，演戏似的装扮成三十几年前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又戴袖标又戴像章的，这他们也以人道主义第一个人滑稽感觉第二的原则，顾全大局地服从了。还要要自己们毫无牢骚地奉陪着“早请示晚汇报”、一日三餐“三敬三祝”，睡前“斗私批修”，这自己们也都很投入地做到了。但是动辄被是他们儿子辈甚至孙子辈的四名红卫兵一开口一段一段地用语录耳提面命地教诲和以唯我独革的神气教训着，实在是大伤他们自尊的事啊!
“我先发言!”一位中年男人将一册三十几年前的《红旗》啪地往桌上一摔，憋闷久矣地说：“今天这会早就该开了!我们早就该反省反省了!我认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已经等于是宠惯了!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宠惯他们?他们又凭什么心安理得似的受我们的宠惯?他们是人民英雄国家功臣时代偶像?不是的嘛!不过是四名不可理喻的红卫兵嘛!……”
有人打断那位脑神经科专家的话，插言道：“你就不必强调他们的不可理喻了。当年他们不是几乎都这样嘛!我只不过觉得，他们仿佛受着上帝的保佑。既然三十几年后他们还能奇迹般地活转来，那么足以证明是上帝的安排。我到这里来是为上帝效劳的，所以即使在伪装谦恭的时候，心里边想着的也是上帝，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甘当红卫兵的奴仆。”
说这番话的是一位病理分析专家。英国皇家医学院的中国籍名誉教授。一个“文革”结束后，宗教信仰的自由刚一恢复便加入了基督教的女人。
脑神经科专家瞥了她一眼，略带嘲意地说：“可惜我们中只有你一个人是上帝的虔诚信徒啊，所以你不可以用基督徒的标准来劝解我们。劝解也没用。”他话锋陡然一转，又大声说，“诸位请不要再打断我的话，允许我把话说完啊!我认为，要反省，我们尊敬的院长先生首先应该好好反省!我来报到你接待我时怎么说的?你一边亲自往我衣袖上戴袖标，一边说：‘戴上戴上，他们还是四个孩子嘛!就当他们是我们的亲儿女吧。我们要像三十年前的一些京剧演员演好样板戏一样，演好我们的角色!’你是不是这么说的?每个人来报到时你都说过类似的话吧?否则他们能被宠惯得快骑到我们头上了吗?”
“老院长”气不打一处来地说：“我正反省着哪!”
脑神经科专家最后说：“我认为我们也要来个造反有理!造他们的反!把在我们这里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他的话立刻受到了热烈的掌声的拥护。
“老院长”举起一只手说：“我反戈一击，杀回马枪!坚决支持把在我们这里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他的样子十分庄严。使听了他的话觉得好笑的人强忍不笑。怕笑起来他不高兴。
“我说两句。我本不想说什么的。有什么好说的呢?”
第二个正式要求发言的是某冻伤研究所的所长。他似乎打算站起来说，但欠了欠身，又将胖大的身躯陷坐于沙发了。
“老院长”指着他予以鼓励：“请说请说!怎么想怎么说。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搞黑记录……”
不成想他的话惹恼了冻伤研究所所长。后者急赤白脸地说：“谁还敢搞那一套，我在国外报刊上骂他个狗血喷头!谁还想搞那一套谁是他妈婊子养的!”
“老院长”表情一阵不自然，摊开双手耸肩道：“您这是从何说起呢!我是哪种思想的人你还不清楚吗?……”
冻伤研究所所长努力了两番，终于成功地将胖大的身躯从沙发上站立起来了。他走到会议室中央，环视人们，目光最后落在“老院长”脸上：“别误会嘛。你是哪种思想的人我当然很清楚。咱俩是诤友关系，我能指桑骂槐地攻击你吗?让我告诉大家也没什么吧?诸位，我所了解的他，国际思想方面是一位和平主义者，社会思想方面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是一个反动的人。‘文革’前因为贩卖美国式的民主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再受二茬罪被打断了一条腿。现在呢，他还是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
“远啦，远啦，离题万里啦!”
“老院长”忸怩不安起来，窘红了脸提醒冻伤研究所所长。
“咱们这次会议也只许有一个中心吗?行，行。一个就一个。怎么都行。哎，我说中心是什么来着?”
冻伤研究所所长将求助的目光望向“老院长”。
“讨论，反省。主要是反省。”
有人及时替“老院长”回答他。
“又反省?反省什么?”
毕竟是和“老院长”同辈的人了。七十六七岁了，耳背了，刚才没听清。
“反省我们对四个小狗崽子的态度问题……”
又有不甘寂寞的人替“老院长”回答着。“狗崽子”三字一经被说出，意味着许多座心理火山就要开始喷发了。
“反省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有什么可反省的?我看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人，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点头哈腰的都快变成孙子啦!”
“我们可比不上现在的孙子们!现在的孙子们活的多开心，爷爷娇奶奶爱的!我认为我们都快变成《茶馆》里的王掌柜了!而他们简直像……”
“对对，比得好!你说明白了我的意思。总之我在这个院子里越来越感到屈辱了，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三十几年前……”
“毕竟比三十几年前强吧?三十几年前你隔三差五地就被批斗一次。而在这个院子里，前天你还戴着‘革命造反派’的袖标啊!”
“那也感到屈辱。因为我自己讨厌戴。再说戴着也心虚，似乎总觉得自己实际上仍被划在‘另册’里，只不过是混入‘革命造反派’的队伍里的。好几次梦里被挖了出来，醒后惊一身冷汗。诸位，三十几年前……”
于是冻伤研究所所长讲起了自己一家三十几年前的悲惨遭遇——父亲因是从美国辗转香港回国的医学教授，被批斗致死；母亲因台湾有亲属而被诬为特务，死在牢中；自己被发配到劳改农场，十余年远离专业；妻子与之离婚，改嫁给了别人……
那是一番真正的控诉。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他讲到心碎处，老泪滂沱，泣不成声。
会议由他之后，变成了控诉会，忆苦思甜的会，声讨红卫兵的会。“文革”和红卫兵的受害者们，彼此同情着，相向唏嘘着。连“老院长”也忘了开会的初衷不是那些，大动其容地讲起自己当年的悲惨遭遇来。
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皆是可敬长者，绝非习惯了一味儿靠咀嚼伤疤活着的人。他们也都是自己专业领域的权威人物，佼佼人物。平时他们是不愿提“文革”谈“文革”的。甚至不愿回忆。谁愿回忆噩梦呢?何况他们是些最缺少时间的人。时间和精力都被专业垄断了。但在这个名义上是“疗养院”的地方，在这个天天能看见四名“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在眼面前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并且还得以极虔诚的一丝一毫也疏忽不得的态度为拯救四名红卫兵进行“战斗”的地方，他们的心理难免会因四名红卫兵的表现而渐渐发生变化。和初来乍到时很不一样了。
世上的许多事都是有规律的。倘是一件壮美之事，哪怕早已成为历史，参与或相关的人，任什么时候都会大声说：“那件事中有我!”而且当然的引以为豪，引以为荣。根本没参与或毫不相关的人，往往也会编造了参与的经历和相关的谎言，自吹自擂，沽名钓誉。倘是一场人为的灾难，那么几乎一切的责任人，就都要不遗余力地替自己进行巧舌如簧的辩护了。比如当过法西斯纳粹副统帅的戈林，比如东条英机，比如王、张、江、姚“四人帮”。他们连被推上被告席了，都是不肯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的。那是一定要装出无害甚而有益的被冤枉了很值得同情的样子。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多么空前的一场灾难啊!
关于“二战”，全世界出了多少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戏剧和回忆录啊!但主要是英雄们的事迹，和后人们客观性的研究，总结，评论。德国却至今还没出现过这样一部书，或某人面对采访镜头这样说——我在某集中营亲手杀害过犹太人。我的双手曾沾满罪恶的血。是的，他们才不会这样呢?他们要隐性埋名，摇身一变，似乎成了与“二战”血腥虐犹罪恶毫不相关的人。但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别国的人民，非是希特勒靠自己的一双手一批一批杀害的。那是一部疯狂开动的杀人机器的暴行。有多少人充当了那杀人机器的部件啊!他们逃避被指认出来的可能，惶惶不安正如犹太人当年逃避他们的追捕和迫害。于是空前的一场灾难，只能以极少数人的被公审而画上历史的句号。
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如此画上历史的句号的。
“文革”不可能不是这样。
主要责任人都已基本上死光了。主要罪犯都已被执行判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比较客观地写入了对伟人毛泽东“三七开”的一笔。红卫兵们当年的种种暴戾行径，照例由几名他们当年风云一时威风八面的“领袖”一揽子认罪了。
但是受过迫害的人何止百千万呢?
倘再包括受政治歧视的人，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数字呢?
某些当年的红卫兵，虽然不曾是什么“领袖”，甚至也不曾是什么小头目，但他们挥起皮带抽人比虐待狂抽驯良无比的牲口还凶狠；他们乱剪别人的头发就像打草的孩子用镰刀削路边的草梢玩儿；他们往别人脸上涂抹墨汁甚至大便，就像没有卫生习惯的人擤过鼻涕往随便的什么东西上揩手指；他们打人骂人别出心裁地凌辱人挖空心思折磨人，就像别人们只不过是虫子；他们深更半夜闯入别人家里凶神恶煞般喝五吆六，想摔就摔，想砸就砸，那时别人的家就连公共厕所都不如了，别人们就连替他们打扫厕所的人都不配是了……
那一切一切，都是当年受迫害受伤害之人说出来写出来的。或者是见证人们的纪实。
却只有极少极少极少极少极少的红卫兵像样地忏悔过。有人忏悔，那也是因为当年的自己并不凶恶。实际上等于是在替当年凶恶的劣迹斑斑的同类们忏悔。所以那样的忏悔并没有什么忏悔的真正意义。
应该忏悔的都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当然都还存活着。倘话题议及“文革”或红卫兵，他们也兴许以过来人的资格和见证人的口吻，慷慨激昂谴责一番。
于是事情变成了这样——暴戾的事件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却似乎没有几个具体的人干过。
于是事情变成了这样——假设一名用皮带抽过别人往别人脸上涂过墨汁乱剪过别人的头发抄过别人的家的红卫兵，站在对方面前，他自己不说，对方是难以认出他的。因为三十几年的时间，早已改变了他的容貌，使他彻底地变了一个人了。他的身份还极可能使对方心怀敬意。他的接人待物还极可能大获对方好感。倘他们共同参加一个涉及红卫兵话题的座谈会或研讨会，他的发言还极可能使对方觉得深刻频频点头报以掌声……
而对于在今天这次会上先后发言的人们，情况不同了——首先他们皆是受害者，此点无可争议；其次“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就在这里!二男二女，一共四名!
该四名红卫兵，不但“货真价实”，而且“红”果稀存!而且既已复活，仿佛又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起来了!虽说两名女红卫兵不是太讨厌，但那两名男红卫兵多么的看着叫人气不打一处来啊!
于是回忆式的，以“红卫兵”三字笼统而言的控诉，渐渐演化成对现在时的具体人具体表现的愤慨声讨了……
于是声讨的火焰一再高涨，最终接近着口诛了。
仿佛三十几年前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们桩桩件件的劣迹，终于是有了确凿无疑的元凶了……
然而会场中还有另外一些人啊。他们的年龄，或比乔博士小几岁，或比乔博士大几岁。但平均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六岁。他们学历很高。皆毕业于名牌大学，几位博士，半数硕士。有的“文革”前后才出生，记事时“文革”大势已日薄西山。有的“文革”结束了才出生，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中国的好光景中长大的。他们的父母，普遍比刚才发过言的长者们岁数小，“文革”时期皆中年人，轮不上是“走资派”或“黑帮分子”什么的。即或受过些委屈，相比于直接受迫害者，那简直就可以说不足论道了。故他们本身对“文革”所持的否定态度，虽彻底，却终究不过是间接的，理念的。几乎完全没有过什么直接的切实的感受。所以长者们控诉，他们这些小字辈也只有洗耳恭听。尽量保持同情的肃然而已。即使听到“文革”的荒唐处，暗觉可笑，一个个也是强自忍着的。任何悲苦的大事件一旦变作历史，在时间的流程中和代与代的隔膜体会中，往往都接近着是“故事”了。虽然纪实，但毕竟是属于从前的，上代人的不幸。正如“样板戏”是某些上代人大为反感的，而在下代人听来，只不过是“现代京剧”，甚至还颇欣赏。
控诉和声讨完毕的长者们，开始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他们这些小字辈了。他们总得逐个说点什么了，包括他们中不太爱发言的。既没有回忆“文革”的年龄资本，那么也只能就现在的四名具体的活生生的红卫兵发言了。他们很实事求是地说，比较起来，二红卫兵姐妹，给他们的印象并不多么的恶劣。为使他们活下去，他们是宁愿做些努力的。他们说，尽管那个李建国挺二百五似的。但他二百五也是他那个时代造成的呀。他们说，从前的中国人，一代代的，挺二百五的多的是呀!现在的中学生高中生群体里，就没有挺二百五的了吗?还有挺混的呢!他们还难能可贵地承认，李建国也有怪可爱的一面。比如他经常主动干点儿活，扫院子啦，浇花锄草啦，拖走廊啦，帮临时女工清洁厕所啦，到厨房去帮大师傅择择菜刷刷碗啦……
他们这么评论时，临时女工附和道：“是的是的，起初他还主动要求帮我洗床单哪。我说有洗衣机，不用他。他说中国人怎么可以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才用的洗衣机呢?那还不使勤劳的中国人变懒了吗?”
大师傅也附和道：“那孩子挺仔细的，帮我择菜时，不好的菜叶都舍不得扔。将来是个会过的人。”
于是红卫兵李建国仿佛是“可以教育好”的红卫兵了。
但是连小字辈们，对赵卫东的印象也非常不好。他们说“极左”于他本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四名红卫兵连他算上都不“左”，他们倒奇怪了。他们说他们难以容忍的是他的“唯我独革”。他们说思想“极左”的人，也有对自己要求同样“极左”的。说他如果那样，也算“左”得使人没法儿挑剔，敬而远之就是了。说他们觉得，他只对别人“左”，对自己是不“左”的。比如还没买纯净水器时，有次他们中一人告诉他水房有开水了，他却说：“告诉我干什么?告诉该给我房间送开水那个女人嘛!”问他：“你连开水都不亲自打了，养尊处优来了?”他竟大言不惭地回答：“别把我当一般人对待，我是县‘红代会’常委!”
“老院长”愤然道：“听听，这叫什么屁话?摆起从前那种并不光荣的资格来了!”
他们还说，他们都觉得他有点儿阴。
“老院长”又道：“对，对，我也觉得那小子有点儿阴。”
但是谈到两小时前他和肖冬云之间发生的事儿，他们却没长者们看的那么严重了。他们认为不值得以那么一件事儿来对他说长道短。归根结底，那是他和她之间的感情过节。
“否!那是非礼!”
“老院长”又愤然起来了，语势也有点儿像老红卫兵了。
“岂止是非礼，明明是强暴行径!应该把他揪来，开他的现场批斗会!”
“我们要坚决抵制强暴事件!要刷出这样的大标语来!”
“还要出一期专题板报!”
几位可敬长者也都像“老院长”一样愤然起来。
在这个名义上是“疗养院”的地方，在这个有四名“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存在着的地方，在这次专为讨论和反省对四名红卫兵的态度问题的会议上，不知为什么，当年深受“红祸”苦难的人们自己，话语方式也都有点儿红卫兵特征了。
但是小字辈们在两名红卫兵之间的男女问题上，尤其显得不以为然而又心平气和。他们说究竟定性为非礼还是定性为强暴，那也不能由咱们在这儿定。得由公安局来定才具有法律的结论性。难道应该报案请公安局的人来吗?当事人肖冬云不报案，咱们报案不是等于侵权代替吗?何况公安局的人即使来了，也不会先听咱们的看法啊。也得先听肖冬云自己怎么讲啊!她只不过刚才在哭嘛。没一边哭一边嚷：我被非礼啦，我被强暴啦，谁主持公道呀!若她自己并无寻求法律保护的要求，咱们的正义冲动不是多此一举吗?
“老院长”反驳道：“别忘了她是一名三十几年前的女红卫兵，哪有我们今天这么强的法制意识!应该有人启发她，告诉她，她是可以报案的!乔博士，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
乔博士怔了一下，低问：“为什么偏偏交给我呢?”
不知为什么，他的表情看去有几分忧郁似的。
“老院长”说：“她挺愿意接近你的嘛，这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啊!别推诿了，就你吧，就你吧!”
博士幽幽地淡淡地一笑，不再说什么。也不知是接受了那项特殊的任务，还是根本不予考虑。
小字辈们接着发言。他们中有人说，标语是不可以刷的，专题板报更不可以出。说那样一来，不是减少了，反而是增加了这个地方的“文革”气氛。说以大标语和黑板报的方式对没有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实行口诛笔伐也是违法的。咱们三十几年后的中国人，既然法律意识比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强，就不应该给他们做坏榜样……
博士频频点头。
博士自己并没想到，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由于他的表态举足轻重，老者们和小字辈们，都希望他能站在自己们的理念原则上看问题和发言。他的频频点头，使小字辈们觉得是一种沉默的支持，自然也引起了几位老者的不满。
脑神经科专家问：“小乔，你点头代表些什么意思呢?”
博士回答：“没太多意思，赞成刚才的发言而已。”
冻伤研究所所长紧接着说：“乔博士当然不会和我们太保持一致啰!他多幸运啊，身上连一道从前时代的浅浅擦痕都没留下过。”
室内便静了片刻。
在那一种使人人觉得意味深长的静中，博士缓缓开口，庄重而言：“如果时代留在人身上的擦痕是可见的，那么我脱下衣服，你们看到的将是伤疤累累的身体。土改时期，我的家族中有六口人被镇压了。因为我的家族三代是地主。我被镇压的最小的叔叔才二十岁。他唯一的罪行，就是在被缴获的某大学的‘三青团’发展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没认识的时候，我就在基因学的原理方面被划入另册了。‘文革’时期，我母亲在当成牢房的砖窑里生下了我。就像《洪湖赤卫队》里韩英唱的，北风呼呼地吹，一床破被似渔网，我娘把儿紧紧搂在胸口上。我在县中读初一的大哥，在受了红卫兵的凌辱后卧轨自杀了。我的小哥取消阶级成分划分以后才娶妻成家……”
更静了。一时无稍动者。
博士停顿了几秒钟，接说：“赵卫东现在的表现，正是他较真实的表现。所以我并不多么嫌恶他的现在。但如果他三十几年前干下了坏事种种，那么我会向他声明——我参与救他是出于对科学的兴趣，而不是为他配再活下去。可他们连自己是什么省份的人都回忆不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又从何了解他们的从前呢?我认为，‘红卫兵’三个字是一回事，具体的一个红卫兵是另一回事。正如‘蛇’这个字是一回事，具体的一条蛇是另一回事……”
“老院长”皱眉道：“你的话太哲学了吧?我没听明白。我看这样吧，咱们干脆举手表决吧!”
于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一项旨在针对红卫兵赵卫东的决议，那就是——对其采取保守人道主义的态度。那就是——该服的药一定给你，但吃不吃在你自己。你偷偷扔了，也没人管你。该打针了通知你，该体检了也不排除你，但你拒绝，那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不再为你自己的选择着急上火的……
会开到那时，天已快黑了。
赵卫东和肖冬云都没出现在食堂里。只有李建国独自去打饭。他显出着在人前抬不起头的样子。打了饭也没在食堂吃。端着匆匆的就走了。仿佛不是赵卫东对肖冬云怎样了，而是他似的……
他偷听了会议。
他心里既因会上还有人替自己说好话而心存无限感激；也因今人们对红卫兵的控诉和声讨而无地自容；更替赵卫东忧心忡忡。毕竟的，同类相怜啊……
他也替肖冬云打了份饭，意欲陪着她吃。或许反过来说更恰当，是希望有个人陪着自己吃那顿晚饭。他内心里感到空前的孤独。觉得像一名被开除了学籍的小学生似的。其实他最希望能陪着他吃那顿晚饭的人不是肖冬云，而是肖冬梅。如果能陪着他吃那顿晚饭的人是肖冬梅，即使她什么话都不说，甚至也不看他，甚至将背朝着他，只不过在同一时空各吃各的，他便会获得莫大的安慰，满足极了。但肖冬梅根本不可能陪着他吃那顿晚饭。因为她正被罩在一个巨型的有玻璃罩的医疗器械里，像躺在水晶棺里一样，处于冬眠状态。
是的，他内心里确乎感到空前的孤独。
他并不想对谁诉说什么。即使肖冬梅能陪他吃那顿晚饭，他同样觉得无话可说。唯希望有人陪他吃那顿晚饭而已。哪怕是他默默吃着，对方默默看着他吃。
他端着两份饭走到肖冬云房间门前，用脚试探了一下，门未关。用肩膀抵开门，斜身而入，见肖冬云闭着眼睛，蜷着腿，脸侧枕在枕头上，似乎睡着了。他放下两份饭，轻轻走到床边，又见肖冬云脸上的泪痕还没干……
“你吃不吃饭?”
“……”
“我把饭给你打来了……”
“……”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总是该吃饭的吧?”
“……”
肖冬云的眼睫毛都没眨一下。
他没法判断她是真睡着了，还是假装睡着了。他只得从床边退开，坐在一把椅子上，拿起筷子端起碗。他吃了一口米饭，夹了一筷子菜，不禁扭头又向床上的肖冬云看去，而她自然还是那样子……
他就不想吃那口菜了，更没心思吃第二口饭了。他将菜放回盘子，接着放下筷子放下碗，起身悄悄地离开了肖冬云的房间……
而肖冬云并没睡，听着门关上，她眼睛睁开了一下，随即闭上。于是一大滴泪，从她眼角溢出，又淌在她泪痕未干的脸颊上了……
李建国回到自己房间，插上门，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心里一阵自哀自怜，双手捂脸，也无声地哭了……
是夜“老院长”睡得比往天早。
全体工作人员正确解决了如何对待红卫兵赵卫东的态度问题，在他，如同英明的政治家的一项英明的提案，获得了半数以上的，也就是合法的支持。更如同解决了什么心头隐患似的。总之他头一挨枕，没多一会儿便酣然入睡了。
半夜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双肘撑床，欠起身问：“谁?”
“我……”
他听出是赵卫东的声音。不由得从枕下摸出手表看，已是一点三十五分了。
虽然，明明听出是赵卫东的声音，他还是补问了一句：“你是谁?”
“赵……赵卫东……”
“什么事?”
“……”
“说话。”
“救救我……”
“救救你?你怎么了?”
“我……我呼吸困难……我感到窒息，我快要憋死了!求求您立刻给我打那一种针!否则，我想，我会死在您门外的!”
轮到“老院长”不说话了。
“给我打那种针吧!给我打那种针吧!您不能见死不救啊!”
“老院长”认为他的情况肯定没他自己说的那么严重。一个因为感到窒息快要憋死了的人会怎么说话，“老院长”是具有起码的辨听经验的。那样的人怎么会把话说得那么快，而且每句都说得那么完整，字字不间断呢?
于是他这么回答：“放心吧，你不会死的。起码今天夜里不会……”
“可是我觉得我会!我觉得我立刻就要死了!我的双腿已经软了!我的两条手臂在不停地抖!救我一命，行行好，发发慈悲救我一命吧!”
“老院长”坐起在床上了。他朝门外大声喝吼：“回去睡觉!胡闹!你不会死的!”
而红卫兵赵卫东在门外更急切地哀求：“我知道给我打那种针我就不会死了!我不想死!我想活!我强烈要求给我打那种针!给我打那种针!给我打那种针!”
“老院长”又喝吼：“明天!”
“我现在就要求打!我现在就要求打!现在!现在!我不明天才打!”
红卫兵赵卫东开始从外边使劲推门，分明的，企图破门而入。
“老院长”顿起疑心了。由疑心而生惕心了。他认为赵卫东是在耍阴谋企图骗他开门了，认为赵卫东显然的是怀着恶意而来的了……
他抓起电话，往博士的房间拨通了电话。
博士查医学资料来着，刚躺下不久。博士抓起电话，立刻听出了是“老院长”的声音，诧然地问有什么事儿?
“老院长”以挖苦的语调说：“我的人道主义哲学家，劳您大驾，亲自起身到我的门前来侦查一下，看看那个表现最恶劣，而您仍主张以大慈大悲的心肠对待的红卫兵在我门外干什么呢?”
“赵卫东?”
“不错，正是他。”
“他……深更半夜的，难道他想去进行报复，想去伤害您不成?”
“他说他强烈要求打那种预防针!可我觉得是他的借口。我觉得他的目的肯定正像你说的那样。我想象得出他是怎么一种表情凶恶的样子。我看他是企图破门而入了……”
“那您快别说了!快放下电话，我立刻就到!”
“没事儿!别慌。慌什么?我虽然老了，却也不怕他。我已经把衣服架子移到我床边来了。他若真破门而入，我就将衣服架子当武器，用带尖儿的顶端，一家伙扎他个半死不活!”
“老院长”的话却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了，因为博士已挂上了电话……
他真的又勇敢又不安起来——应该嘱咐博士多唤醒几个人一同前来的呀!
于是又一一往别的房间拨电话，将自己门外的“敌情”通告给年轻的同志们，命他们快快援助博士，以防博士遭到不测……
博士住院外的一排平房。年轻些的男性工作人员都住平房。四名“工作对象”及六十岁以上的和女性工作人员们才住楼内。所以他要赶到“老院长”房间的门外，那是必须穿过院子的。那一个深夜没有月亮。整幢大楼的窗子全黑着。博士一边穿过院子心里一边想，不对呀，“老院长”房间的窗子为什么也是黑的呢?难道那个赵卫东已经破门而入了吗?难道一场较量已经闪电般地结束了吗?难道……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了，眼前浮现出“老院长”受到暴力伤害后倒在血泊中的可怕情形，不由得打了一阵寒战，觉得心里发怵，毛发倒竖。他放慢了脚步，用目光四下寻找可以当作武器的物件。一时无所发现，也便顾不得自身之安危，赤手空拳地又加快了脚步。
博士进了楼，一迈数级登上三层。见红卫兵赵卫东的身影，果在幽暗的走廊的中段，“老院长”房间的门口。但赵卫东显然并没什么暴力企图。他背靠“老院长”的房门坐在地上，两条腿向前笔直地伸着。
博士一颗悬着的心镇定下来了。他脚步轻轻地走过去。然而，赵卫东还是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向他转过了头……
博士又觉得心里发怵，驻足不前了。
赵卫东却立刻收回双腿，腾地站了起来。并且，望定他，向他走过来。
博士低声喝问：“赵卫东，你想干什么?”
赵卫东也不回答，径直走到了博士跟前。博士虽然心里发怵，却并未后退。一步也没后退。他贴墙站立，暗中防范地攥紧了双拳……
博士从赵卫东脸上看到的不是凶恶，而是绝望，而是恐惧。
赵卫东说：“博士，救救我!”
博士从他的语调中听出了一线渺茫的希望的意味儿。
“你怎么了?我看你也没怎么啊!”
“我要死了!我就要死了!他不肯救我，不肯给我打那种针!你救救我吧!你可得发扬点儿人道主义精神啊!”
红卫兵赵卫东说着，跪了下去，紧紧抱住了博士双腿。恰在此际，那些年轻的工作者们冲上楼来。他们个个手中握着或铁或木的棍棒。他们人人满肚子的气。对于红卫兵赵卫东，他们虽然是嫌恶的，但是毕竟没有什么直接的宿怨。所以呢，原本不像在“文革”中受过红卫兵虐待的老者们那么耿耿于怀，那么同仇敌忾似的。可谁被电话深更半夜地搞醒谁不生气呢?他们都这么想——多恨人啊!下午的会上还替他争取人权来着，到了半夜他却敢对“老院长”的房间进行袭击!这样的家伙哪儿还值得同情啊!看来还是“老院长”们的主张对，蛇就是蛇，狼就是狼呀!让东郭先生和怜蛇的农夫那种慈悲见鬼去吧!见他紧紧抱住博士双腿，他们也不知怎么一回子事儿，认定了他是打算伤害博士。于是齐发一声喊，棍棒齐举地冲将过来……
赵卫东见状，吓得将头扎入博士的两腿之间。
博士大叫：“都别激动，谁也不许碰他一下!”
而这时，走廊里住着人的房间的门都开了。“老院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住在二层的人也都奔上了三层。赵卫东的样子使人们大惑不解，争相询问“老院长”或乔博士究竟怎么回事儿?
而赵卫东的头仍扎在博士的两腿间。他全身抖成一团，口中不停地说：“救救我!救救我!”
乔博士望着“老院长”，征求地问：“他的要求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就满足他吧?”
“那是谁都可以做的事，你看着办吧!”虚惊一场的“老院长”，因为自己的草木皆兵，脸上一时有点儿挂不住似的，打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猝转身回房间去了。
博士就吩咐自己的助手：“你带他去打针。就是白天给另外两个注射过的A二药剂。”
他的助手将木棍递向别人，顺从点头。
赵卫东却不肯起身。他坚持非要乔博士亲自为他打那种针不可。正如生命垂危的病人，将活的希望寄托于权威医生。
只有一类权威在“文革”中是不曾被真正打倒的。那就是权威医生。即使他们刚刚被当成“牛鬼蛇神”批斗过，一披上白大褂，在病人心目中，转瞬又是权威了。哪怕那病人曾往他脸上泼过墨。
红卫兵赵卫东的可怜样子，再次证明了活着之对于寻常的人，是比一切革命的道理都伟大得多的“硬道理”。
乔博士并未因而鄙视他，扶起他，答应了他的要求……
为了乔博士的安全，助手一使眼色，几个人尾随着乔博士和赵卫东向注射室走去……
剩下的人们中，有一个指着赵卫东蹲过的地方问：“那儿怎么回事儿?地毯怎么湿了一大片?”
有人回答：“我看，那是尿。”
“尿?”
“对。他怕死怕得尿裤子了。”
“他刚才表现出的，是典型的心理恐惧症状。”
“唉，那他白天又是何苦的呢?”
肖冬云和李建国那时站立在三层的楼梯口。走廊里发生的一切他俩都看到了。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他俩呆若木鸡。谁也不瞧对方一眼。仿佛身旁根本没有另一个同类的存在。
在他俩心中，连“红卫兵”三个字最后所包含的一点点或许还值得回忆一下的成分，彻底的变质了。如同自己们的肉体也部分地变质了。
他俩呆若木鸡。谁也不瞧对方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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