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教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儿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间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我被老师叫起后，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
    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述到哪里，就讲述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的妈妈要离开家……”
    当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对我十分羡慕。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当他的某一方面“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并且受到夸奖，他心里自然充满骄傲。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到讲那一堂新课时，照例先把我叫起，让我首先讲述给同学们听。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一名学生，喜爱我这样一名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而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予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着我匮乏的虚荣心。后来，老师的这一语文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我们班听过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她洗去。
    我见她那样子，很难过，流泪了。
    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
    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曾多么喜爱你就行！”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不久，她跳楼自杀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还是我小学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她在同学们中组织起了全市小学校的第一个“故事小组”和第一个“小记者委员会”。我小学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除了语文成绩较好，算术、音乐、体育都仅是个“中等”生，直到五年级才入了队。还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多次力争下有幸戴上了红领巾。也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力争下才成为“故事小组”和“小记者委员会”的成员。对此，我的班主任老师很有意见，认为她所偏爱的是一个坏学生。我逃学并非因为我不爱学习。那时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学，是校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也跟母亲一样，早晨离家，晚上才归，全日制，就苦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得给他们做饭吃，收拾屋子和担水，他们还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们。将六岁、四岁、两岁的小弟小妹撇在家里，我常常于心不忍，便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班主任老师从来也没有到我家进行过家访，因而不体谅我也就情有可原，认为我是一个坏学生更理所当然。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还因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体面，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短小，不仅破，而且脏，衣襟几乎天天带着锅底灰和做饭时弄上的油污。在小学没有一个和我要好过的同学。
    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期在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朋友。
    我至今不忘她。永远都难忘。
    不仅因为她是我小学时期唯一关心过我喜爱过我的一位老师，不仅因为她给予了我唯一的树立起自豪感的机会和方式，还因她将我向文学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由听故事到讲故事。
    语文老师牵着我的手，重新把我带回了学校，重新带到教员室，让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给我理发。
    语文教员室里的几位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
    一位男老师对她说：“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师因为这个学生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一点儿不知道？”
    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
    她一会儿用剪刀剪，一会儿用推子推，将我的头发剪剪推推摆弄了半天，总算“大功告成”。
    她歉意地说：“老师没理过发，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给你理了个小平头，你可别生老师的气呀！”
    教员室没面镜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头发却短得不能再短了。哪里是“小平头”，分明是被剃了一个不彻底的秃头。虮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
    我并未生她的气。
    随后她又拿起她的脸盆，领我到锅炉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热水，兑一盆温水，给我洗头，洗了三遍。
    只有母亲才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过头。
    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脸盆里。
    她给我洗好头，再次把我领回教员室，脱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无法洗掉的污迹。她身材娇小，毛坎肩是绿色的，套在我身上尽管不伦不类，却并不显得肥大。
    教员室里的另外几位老师，瞅着我和她，一个个摇头不止，忍俊不禁。
    她说：“走吧，现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们班级去了！”
    她带我走进我们班级的教室后，同学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冬天的，我竟剃了个秃头，棉衣外还罩了件绿坎肩，模样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气了，严厉地喝问我的同学们：“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个同学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谁再敢哄笑我就把谁赶出教室！”
    这话她一定是随口而出的，绝不会有任何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意思。
    我看到班主任老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
    班主任老师也对同学们呵斥：“不许笑！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师的话，更加使我感到被当众侮辱，而且我听出来了，班主任老师的话中，分明包含着针对语文老师的不满成分。
    语文老师听没听出来，我却无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她对班主任老师说：“曲老师，就让梁绍生上课吧！”
    班主任老师拖长语调回答：“你对他这么尽心尽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市教育局卫生检查团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时，没因为我们班有我这样一个剃了秃头，棉袄外套件绿色毛坎肩的学生而贴在我们教室门上一面黄旗或黑旗。他们只是觉得我滑稽古怪，惹他们发笑而已……
    从那时起直至我小学毕业，我们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关系一直不融和。我知道这一点。我们班级的所有同学也都知道这一点，而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于我这个学生导致的。几年来，我在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和一位讨厌我的老师之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力不胜任地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码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对于一个小学生的心理，无异于扭曲，对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响，使我如今不可救药地成了一个忧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铭记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学习努力起来，成绩渐好。
    班主任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对我愈发冷漠无情了。
    四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破天荒第一遭拿了“双百”，而且《中国少年报》选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广播电台“红领巾”节目也广播了我的一篇作文，还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写在“儿童电影院”的宣传栏上。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许多老师也对我和蔼可亲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我的语文老师，充分肯定了在我这个一度被视为坏学生的转变和进步过程中，她所付出的种种心血，号召全校老师向她那样对每一个学生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
    受到表扬有时对一个人不是好事。
    在她没有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前，许多师生都公认，我的“转变和进步”，与她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她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后，某些老师竟认为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文革”期间，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赫赫醒目的标题即是——“看机会主义者××是怎样在教育战线进行投机和沽名钓誉的！”
    而我们班的几乎所有同学，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证据，断定我那三篇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作文，是语文老师替我写的。于是流言传播，闹得全校沸沸扬扬。
    四年二班梁绍生，
    是个逃学精，
    老师替他写作文，
    《少年报》上登，
    真该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学，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包围着我讥骂。
    班主任老师亲眼目睹过我被凌辱的情形，没制止。
    班主任老师对我冷漠无情到视而不见的地步。她教算术。在她讲课时，连扫也不扫我一眼了。她提问或者叫同学在黑板上解答算术题时，无论我将手举得多高，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课堂上，同学们做题，她坐在讲课桌前批改作业本。教室里静悄悄的。
    “梁绍生！”她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来。
    全体同学都停了笔。
    “到前边来！”班主任老师的语调中隐含着一股火气。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讲桌前。
    “作业为什么没写完？”
    “写完了。”
    “当面撒谎！你明明没写完！”
    “我写完了。中间空了一页。”
    我的作业本中夹着印废了的一页，破了许多小洞，我写作业时随手翻过去了，写完作业后却忘了扯下来。
    我低声下气地向她承认是我的过错。
    她不说什么，翻过那一页，下一页竟仍是空页。
    我万没想到我写作业时翻得匆忙，会连空两页。
    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撒谎！当面撒谎！你明明是没有完成作业！”
    我默默地翻过了第二页空页，作业本上展现出我接着做完了的作业。
    她的脸倏地红了：“你为什么连空两页？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头，讷讷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这个用意！你别以为你现在是个出了名的学生了，还有一位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老师护着你，托着你，拼命往高处抬举你，我就不敢批评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学鉴定还得我写呢！”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语文老师！我爱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内心里是视她为我的第二个母亲的！
    我突然抓起了讲台桌上的红墨水瓶。班主任以为我要打在她脸上，吃惊地远远躲开我，喝道：“梁绍生，你要干什么？！”
    我并不想将墨水瓶打在她脸上，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是会愤怒的！
    我将墨水瓶使劲摔到墙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墙壁上出现了一片“血”迹！
    我接着又将粉笔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笔尽断，四处滚去。
    教室里长久的一阵鸦雀无声，直至下课铃响。
    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门外守候着语文老师回家。她走出学校时，我叫了她一声。
    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
    我垂下头去，低声说：“我要跟您走一段路。”
    她沉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说：“好吧，我们一块儿走。”
    我们便默默地向前走。
    她忽然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
    我说：“老师，我想转学。”
    她站住，看着我，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喜欢我们班级！在我们班级我没有朋友，曲老师讨厌我！要不请求您把我调到您当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说着想哭。
    “那怎么行？不行！”她语气非常坚决，“以后你再也不许提这样的请求！”
    我也非常坚决地说：“那我就只有转学了！”眼泪涌出了眼眶。
    她说：“我不许你转学。”
    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说：“别跑。你感到孤独是不是？老师也常常感到孤独啊！你的孤独是穷困带来的，老师的孤独……是另外的原因带来的。你转到其他学校也许照样会感到孤独的。我们一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