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墙上的窗框已经安好,但油漆还没刷,玻璃也没镶。知青们用抹子往窗框上方几块裸坯上抹泥,抹得特别仔细,最终抹得平滑如镜。
新宿舍已基本建成。王凯站在架子上,一手抹子,一手托泥板,诗兴大发:“我是建筑工人的儿子!我的理想,是某种高度!某种厚度!我的追求,是一千年的牢固,一万年也不倒!”
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
男一班和女一班的知青站在那房子前,个个浑身是泥,但又个个显得特别兴奋。他们中,不见齐勇、二班长、黄伟、魏明、傅正等五名哈尔滨知青。
王凯在架子上行谢幕礼。他脸上、头发上、胳膊上尽是泥巴。
吴敏冷漠地:“吹牛!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说完,便转身走到一堆干草那儿坐下,用干草擦手上的泥,刮鞋上的泥。可是,在所有人当中,她身上的泥是最少的。
北京女知青汤洋洋横她一眼,讽刺地:“有大批判家在场,咱们以后最好都变哑巴得了!连谁开心一下,人家的耳朵都能听出按阶级分析出的思想!那谁还敢在这种人跟前开口说话呀!”
谢菲附和:“就是!”
吴敏一下子站起,指斥谢菲:“你帮的什么腔儿!尤其你们上海,更是小资产阶级尽情表演的舞台!”
上海女知青汪漩和薛艳不干了,与谢菲站一处,三个对一个,共同讨伐起吴敏来:
“上海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你侮辱上海是反动的!”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过代表大会!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舞台!”
“上海是一二九师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英雄城市!”
“陈望道就是上海人!陈望道知道不?”
“鲁迅也逝世在上海!”
“侮辱上海,就是侮辱上海全体革命人民群众!”
一个哪里舌战得过三个?何况三个上海姑娘发起威风来,竟也一个个的伶牙俐齿,说的又是上海话,语速极快——那情形好比三英战吕布。吴敏听得半明白不明白,不时眨眼,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其他人一个个窃笑。
孙曼玲忍着笑,想上前制止。哈尔滨女知青高洁扯了她一下,小声地:“别管,替咱们哈尔滨的治治她挺好。”
“我不是班长嘛!”孙曼玲小声道,说完还是上前制止,“得啦得啦,一句话半句话的,你们这都是干什么呢!”
谢菲轻轻推开孙曼玲,不依不饶:“我就问她一句话,陈望道是谁你知道不?耳东陈,希望的望,道路的道。不知道吧?那让我告诉你,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阿拉上海人!你连这一点都不知道,还整天装的什么革命家!”
谢菲一句普通话一句上海话的,将那一番话说得特好玩儿。
吴敏又一屁股坐在干草上。孙曼玲伸展双臂,将谢菲们挡开了。
“小黄浦”冲谢菲们暗竖大拇指,小声地:“和你们同仇敌忾!”
谢菲没好气地推他:“滚一边儿去!刚才你在哪儿?”
另外两个上海女知青也附和道:
“阿拉上海知青受攻击时,从来指望不上你!”
“白相客!银样蜡枪头!”
“小黄浦”:“这……我……不是好男不和女斗嘛!”
王凯不知何时已从踏板上跳下,这时也跨上前来,双手叉腰,向吴敏问罪:“你刚才怎么说我来着?说我吹牛,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是不是?我倒要虚心讨教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也是吹牛,也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吗?!”
杨一凡:“否!那叫革命的浪漫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是以革命的理想主义为前提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诗性体现!”
吴敏突然大叫:“孙曼玲,你瞎啦?!”
大家一时安静,吴敏起身跑了。
孙曼玲冲大家生气地:“你们几个轮番训她一个人,就不是欺负人了?”
王凯有点儿后悔:“不是一连累了多少天,今天终于完工了,想要开开心嘛!”
回宿舍的路上,吴敏遇到了通讯员兼号手李鸣。李鸣将几封信交给她:“吴敏,这都是你们女一班的信,也有你一封!”
吴敏回到女一班宿舍,留下自己那封信,将其他信随便往炕上一扔,呆坐在自己的铺位那儿生气。她气得掉下泪来,边抹泪边拆信看。
信是她父亲寄来的:
小敏女儿:
首先爸爸要提醒你,此信看过,立即毁掉,片刻勿留,更不可给任何人看,不管你认为那个人多么的值得你信任。
你在信中向爸爸提出的问题,现在爸爸如实地告诉你——所谓“上山下乡”运动,首先只不过是为了解决你们这样在城市里造过反的几届毕业学生的安置问题。你们既升不了学,也就不了业,对城市就是很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很大的威胁。所以,你们必须离开城市到农村去,这是权宜之计。这就叫政治,但今后工厂还是会招工的,大学也还是会招生的。所以你必须表现为一个思想特别革命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有时确实会使别人反感,但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根本不必为此而苦恼,你也根本不必在北大荒信任什么人,爱上什么人,和什么人成为好朋友!你只要继续表现为一个思想特别革命的人就行了。以后的出路,爸爸会尽量替你安排。
父亲内心是有很多说不出的苦闷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尽管你深深地伤害过爸爸妈妈,但我们依然爱你!不过,你也要学得聪明一点儿,没必要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性,非把和其他知青的关系搞得那么僵。以后招工或上大学,尤其上大学,一般是要经群众举手通过这一关的。
……
慷慨激昂地在学校带头斗老师,率红卫兵踢开家门,将父母的合影摔在地上,喝令父母接过那一卷红纸的“决裂书”……自己所做的一幕幕又回到了她的眼前。
看完信,吴敏神经兮兮地朝门口瞟一眼,将信纸揉了。
她在火炕火口那儿蹲下——火口只剩灰烬;她又站起,找可以拨弄的东西。一时找不到,干脆倒拿笤帚,用笤帚把拨弄。终于拨出了一点点炭火,趴在地上一口口吹;吹起了火,将手中的纸团投入火口,将信封也撕碎投入,继续拨,吹。笤帚把着火了,她踩了几踩,以为踩灭了,其实没灭。
炕角有响动,接着是老鼠嗑箱子的声音和咬架的“吱吱”声。吴敏将笤帚甩过去,笤帚把落在两床被之间……
新盖的宿舍那儿,大家还在争论什么,只孙曼玲一人在默默收拾工具。她蹲在水坑边,用干草一件件洗刷工具上的泥巴。
王凯:“比较起来,我倒宁愿跟着咱们班长去抡大锤,采石头,那多来劲儿,也不会在这儿和一位批判家发生冲突了!”
沈力问杨一凡:“哎,你刚才那几句话,理论水平怎么那么高啊?哪儿的膏药?”
杨一凡:“我妈不是教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嘛,我爸却是研究法国现代文学的,两个整天在家里辩来辩去的,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直到有一天我妈也被列在‘臭老九’名单里了,才言归于好,像一对父母,也像一对夫妻了。”
“小地包”忽然说:“我认为吴敏的话说得很对。”
贵人开口迟,出语惊人。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连孙曼玲也停止刷洗,扭头看弟弟。
“小地包”一边“啪啪”摔泥团一边说:“我这个人,不管是谁,不管别人如何看她,也不管她表达自己看法的话说得多么让人听了不高兴,只要她的基本看法是正确的,那我就站在她一边。”
“小地包”又指着新盖的宿舍,望着王凯说:“那也算是一种高度?那也算是一种厚度?有多高?有多厚?那就能一千年巩固,一万年也不倒了?我知道你是在表演开心。啊,许你说开心的话,就不许人家对你开心的话认真一下了?在城市里,咱们都喊过这样的口号没有?解放伦敦!解放纽约!解放巴黎!还要解放莫斯科!细想想,是不是都是吹牛?我们怎么连开玩笑都带着在城市里那股吹牛的劲儿?我们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孙曼玲站了起来:“小弟,你给我住口!”
“小地包”:“我说亲爱的、亲亲爱爱的姐,你要是不爱听我的话,那就请走开,或者把耳朵捂上。麦子没收回多少,现在连绿馒头都吃不上了,一天三顿煮黄豆了。什么浪漫主义、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我身上是一点儿都没有了,都随着一通通的响屁释放光了。所以呢,现在一听到谁说吹牛的话,即使是开玩笑逗乐儿,我都想跟谁急眼!”
孙曼玲:“就你一个人累,一个人吃黄豆了吗?满嘴的胡说八道!再瞎咧咧看我抽你大嘴巴子不!”孙曼玲又左转身右转身地对大家赔着笑说,“都装没听到啊,是我当姐的平时教育得不好,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教育他!”
“小地包”:“唉,以前挺好的一个姐,一当上个小班长,变得这么……”
“小地包”说不下去了,因为吴敏又回来了。
吴敏一反常态地对谢菲她们说:“三位上海的战友,我刚才跑回宿舍去独自反省了一番,已经认识到我的话是不对的了。谢菲、汪漩、薛艳,现在我正式向你们道歉,请原谅我的冒犯,行吗?”
她的表情和她的话语都特别真诚,谢菲等三人一时莫名其妙,反而都被她搞得不知所措了。
吴敏又对王凯说:“王凯,你也别生我的气了。你明明是在逗乐,无非让大家开开心心而已。我的话起码显得太没有幽默感了,我也正式向你道歉,请原谅我刚才的无礼。在城市里,不是那样说话说惯了嘛,大家给我时间,我一定改正我的毛病。”
王凯同样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窘窘地说:“其实,我刚才那样对你,还是在开玩笑,没别的意思,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孙曼玲高兴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向吴敏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远处传来一阵阵炸山的巨响。
而吴敏,已走到水坑那儿,蹲下去洗刷起工具来。
大家正全都有点发蒙,齐勇走来,看着新宿舍说:“进度好快啊,我以为我们两位班长都不在,这儿就个个是大爷,谁也管不了谁了呢!”
高洁不满地说:“你什么意思你?曼玲不算班长啊?”
孙曼玲也蹲到水坑那儿刷洗工具去了。齐勇看了她的背影一眼,没回应高洁的话,却问王凯:“赵天亮呢?”
王凯:“他不是让你点名要去采石头了吗?”
齐勇:“可上午根本没见他人影儿!”
余莎莎半有意半无意地:“周萍也不知哪儿去了。”
谢菲立刻接了一句:“别乱猜啊,周萍是班长给的假。”
林丽嗔怪余莎莎:“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呀?”
孙曼玲问吴敏:“你回宿舍的时候,周萍在干什么呀?”
“周萍没在宿舍里。”吴敏成心将话说得人人都能听到。
大家一时意味深长地沉默了。
齐勇自言自语:“好,很好,很好……”
孙曼玲站起,瞪着齐勇严肃地:“齐勇,你作为班长,说话要注意影响。”
“我也没说什么影响不良的话呀。”
“那你好什么好?阴阳怪气的。”
远处突然传来喊声:“女宿舍着火啦!救火呀!”
接着,一阵“当当”的敲犁片声响起……
女一班宿舍烧得一片狼藉。知青们和来救火的老战士、老职工以及家属们,满脸烟灰,望着塌了架的宿舍发呆。
孙曼玲等女一班的知青们在狼藉中寻找着破东烂西,吴敏也在寻找,但她显然已经明白了起火的原因,不时偷看自己班里的战友们。
汤洋洋翻到一听罐头,刚一拿起,又扔掉了,接着甩手、吹手。
孙曼玲:“烫着了吧?”
汤洋洋流着眼泪:“班长,我的东西,就剩下一听罐头了。”
孙曼玲搂抱她,轻轻拍她肩膀,想说什么安慰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薛艳一屁股坐在脏兮兮的炕上,哇哇大哭:“我的工资!我的工资都烧光了!我还没往家里寄呢!”
指导员、连长、方婉之和尹排长也都来了,四人面对废墟神情凝重。
“嘿!千里迢迢接来这么些操心的东西干什么呢!”连长抱着头蹲在了地上。
赵天亮和周萍还不知道连队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公路上并肩走着。
赵天亮:“我总觉得,你这么走了不太好。”
周萍:“我也知道,可……我的自尊心再也不允许自己多留在七连一天了……”
“你这叫不辞而别。”
“我不是给你一封信了吗?交给我们班长就行。”
“七连也不是只有你们班长才对你好。”
“是啊,指导员、连长、方排长,还有我们女一班的大多数人,都对我挺好的。”周萍站住,看着赵天亮,含情脉脉地又说,“你对我也好。打饭的时候,我悄悄让你来送送我,你顾不上请假就来送我了。除了对你的感谢,我当面说给你听了,对其他人的感谢,我都一一写在信里了……”
一辆卡车从他们身后驶来,周萍向着卡车招手。
赵天亮:“你别这么急啊!”
但是卡车已经停住,司机探出头说:“驾驶室里有人了,要上也得坐后边了。”
赵天亮:“那就再等一辆吧。”
司机有些不耐烦:“到底上还是不上?”
“上!上!”周萍看着赵天亮小声说,“人家都停下了,我得上车了,帮我一下吧。”
赵天亮:“今后有了什么困难,一定要给我写信,我是真心实意愿意帮助你的。”
“嗯。”
赵天亮只得帮周萍上了车。
卡车开动,周萍喊:“借方排长的被褥我都拆洗过了,替我还给她!”
赵天亮追了几步,站住,惆怅地目送卡车绝尘而去。
赵天亮回到了男一班宿舍,见大家都在默默地吃黄豆。而且,谁也没洗脸。
赵天亮奇怪地:“你们,这都怎么了?”
王凯:“女一班宿舍着火了,她们的东西基本上都烧光了,损失惨了!”
沈力:“新宿舍刚盖起来,炕面还没抹,要住人怎么也得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她们都被临时分散到老职工家里去住了。”
赵天亮由愕而呆。
齐勇:“我们该说的,都说了。说说你自己吧,也没跟我打声招呼,一上午去哪儿了?”
赵天亮:“我送周萍去了。”
齐勇:“送她?送她干什么去?”
赵天亮:“她走了。”
齐勇:“走了?走了是什么意思?”
“她离开七连了,她已经知道自己的档案、户口都在哪儿了。”
“小黄浦”:“山东屯儿?”
“她希望自己走时,能有一个人送送她。她跟我表达了这个意思,我就送她去了。”赵天亮顿了一下,又对齐勇说,“我没向你请假,违犯了纪律,你愿意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齐勇:“我能把你怎么样啊!”他将饭盒盖使劲儿一放,豆子弹了一地。随后掏出支烟吸起来。
赵天亮向齐勇伸出一只手,齐勇瞪赵天亮一眼,不情愿地给了赵天亮一支。赵天亮对着齐勇的烟头吸着了烟。
“小黄浦”极其失落地嘟哝:“她有走的打算,预先都没向我透露一个字。”
赵天亮抢白他:“她也没向谢菲她们透露一个字!哎,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和她之间什么故事都没有!我只不过有点儿同情她而已!”
王凯:“别而已了。越‘而已’,越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黄伟拍拍他肩说:“小兄弟,若论同情,我们也很同情她。你的同情,恐怕不只一点儿……而已。你得承认,这是有区别的。”
赵天亮:“那又怎样?”
傅正:“那就证明,这本身已经是故事了。”
“够了!”齐勇打断他们,“都有完没完?女一班那边失火了,她们人人都一无所有了,有的人工资还没来得及往家寄,结果变成灰了!你们在这儿戗戗些什么?有意思吗?”
傅正:“班长,请允许我说最后几句话——本人认为,周萍这一走,对她是很不利的。也许,她将更值得同情了……”
齐勇:“你还真没完了是不是?不许再说她。什么都不许再说了!都给我一声别吭地吃饭!”
“小地包”纠正地:“吃豆子。”
齐勇瞪他一眼接着说:“吃完都给我一声别吭地躺下,睡觉!下午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
黄伟:“班长,你没听明白老傅的话。如果你是周萍,你千里迢迢地跟到了兵团,你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了,发服装却没你的份儿,发工资也没你的份儿,你还因为出身问题经常受某些人的欺负,你前脚一走,后脚你住过的宿舍失火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混蛋!”赵天亮将齐勇饭盒里一个绿馒头朝黄伟投去。
黄伟双手接球似的接住,却一点儿也没生气,走过去,将馒头往饭盒里放。由于馒头黏手,放得很不顺利,黄伟边在饭盒边上细细地刮手,边说:“我只不过说出了老傅想说却又没有明说的意思……而已。”
傅正:“别强加于我啊!”
齐勇生气地将黄伟推开:“你刮什么刮!那毕竟是馒头,不是屎橛子!”
王凯一副福尔摩斯的样子:“本人认为,失火的原因不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自燃。比如炕面有塌陷或窟窿。但这一种情况,基本排除。因为什么都烧光了,炕面却并无足以引起火灾的疑点。那么,也就只剩下了第二种情况——人为的。人为的,又分两种情况……”
有人放了一个很响很长的屁,像不会吹号的人在吹号。但没有一个人笑,气氛仍凝重。
王凯很有耐心地等待屁声结束,接着说:“女一班也有人吸烟吗?没有。那么只剩下了一种情况,不但是人为的,而且是故意纵火。谁最有这种嫌疑呢?吴敏回到过宿舍一次,但如果假定是她,她的心理动机又是什么呢?”他煞有介事地环视着大家问,“谁能回答我的问题?”
沈力:“她跑回宿舍之前,和大家吵了一架。”
杨一凡:“假定这也是怀疑她的一个根据,那么与周萍比起来,可能性也只有百分之三十而已。”
赵天亮自言自语:“不可能,不可能。你信口开河!”
王凯拍拍他肩,低声地:“咱们捅破窗纸说亮话吧,我也喜欢周萍,她改变了我对上海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看法。所以,我此刻的心情,其实和你是一样的。”
赵天亮:“如果是她,她还有必要让我转交给她们班长一封信吗?”
傅正:“我提醒你,这屋里谁也没说过‘是她’的话。”
王凯朝赵天亮伸出一只手,赵天亮不情愿地掏出信,交在王凯手上。王凯正反看看,信封无一字,他正欲抽出信纸,信又被赵天亮一把夺去。
齐勇:“还不交到连部去!”
赵天亮抓起饭盒里的馒头咬了一口,向门外走去。齐勇忽又把赵天亮叫住,低声道:“等等!把门关上。”
赵天亮将门关上后,缓缓转过身——他从大家的目光中看出了什么意思,一手按住衣兜,喃喃地:“我不能,我不能。”
黄伟又拍拍他肩:“你只不过对一个人有道义,可大家在关心的是一个严峻的事件。”
“小地包”:“这下我姐可摊上了,作为班长,她也推卸不掉责任了。”
“小黄浦”:“但愿不要变成一场阶级斗争。”
齐勇看着赵天亮说:“没人逼迫你,但是你也看出来了,大家多么想知道她在信中都写了些什么。”
赵天亮掏出信,递给黄伟。
黄伟接过信看一眼,又递给傅正。傅正往后躲:“信是受法律保护的,我父亲又当过邮电局局长,由我来读最不合适吧?”
黄伟又将信递给王凯。王凯也推脱:“我也没说我想读啊。”
黄伟转身走到赵天亮和齐勇之间,看一眼这个,看一眼那个,最后将信递给齐勇。齐勇倒是接了过去,看看,望着赵天亮说:“你觉得,是我读好,还是你读好?”
赵天亮一把从齐勇手中夺回信,往门框上一靠,抽出了信纸。他心里默默说:“周萍,对不起。可由于失火事件,连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你究竟在信中写了些什么了。”
这时的周萍正坐在卡车上凝神沉思。在那封信中,她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班长: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七连了。我首先希望你能原谅我这种不辞而别的选择。可是,既然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七连,除了这一种选择,难道还有另外更好的选择吗?
班长,我十分感激你,十分感激女一班的知青战友们,十分感激方排长,十分感激连长和指导员。总而言之,我十分感激七连,七连对我竟是不弃不嫌的,这绝不是任何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获得的对待。所以我认为我是幸运的。所以,我是满怀着感激之情离开七连的。班长,请一定要替我跟谢菲、汪漩、薛艳她们三个说,我不但感激她们并不歧视我这个资本家女儿的上海人,而且请求她们以后能经常去山东屯看看我这个上海老乡。而我,向你们大家保证,从此一定争取做一个可以教育好改造好的插队知青。
……
卡车驶入县城,周萍下了车,茫然四顾。见有个女人担着些秋菜走在前边,周萍便紧跑几步追上了女人,竟是那个县城里的小饭馆老板。周萍向她问路,她刚指向一个方向,周萍已向她挥手告别,急急地朝那方向走去。就这样,周萍一路问询着,匆匆地向山东屯走去。
没等赵天亮吃完午饭,李鸣就推门走进了男一班的宿舍,说是指导员和连长叫赵天亮到连部去。赵天亮赶紧将信装进信封里。
赵天亮跟着李鸣往连部走,恰见吴敏正从连部出来;吴敏显然也看见他了,绕道而去。
李鸣说:“这场火也着得太奇怪了,方排长初步统计了一下,女一班的损失总计不少于三四千元。光人家谢菲从上海带来的皮箱就值五六十元,这下咱们七连又得被通报了。”
连部里,韩指导员、张连长、方婉之和尹排长正在谈论失火事件。
“被通报倒也无所谓,关键是人家那么多女孩子的损失怎么算?总得给她们个说法吧?不赔,得讲出不赔的道理,可如果赔,连里又哪儿来这么一笔钱?”张连长越说越烦恼,激动得站了起来。
指导员还比较镇定:“老张,你坐下,坐下。你往起一站,我心里就乱。我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了解了解原因,最好能初步掌握一些情况。要不,连向团里的汇报都没法儿写嘛。”
张连长这才乖乖地坐下了。
这时,门外传来赵天亮喊“报告”的声音。尹排长叫他进来,赵天亮走了进来。方婉之轻拍一只高腿凳的凳面:“坐吧。”显然,吴敏曾坐过那凳子,它在四位支委之间。
赵天亮坐下后,指导员开口说:“小赵,女一班宿舍临近中午的时候失火了,损失很严重,这件事你肯定已经知道了。找你来,是要向你核实几个问题。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和顾虑,更不要当成是审问,只不过是询问。”
赵天亮:“你们想怎么问就怎么问,随便。”
指导员问道:“是你今天上午送周萍走的?”
“对。”
“送到哪儿?”
“送到公路上。”
“具体点儿,多远?”
“离连队七八里远,来了一辆卡车,她坐上去,就那么走了。”
“你几天前就知道她决定离开七连了?”
“对。那一天她在河边洗东西。她把方排长借给她的被褥拆了,洗被面被里。我去河边洗衣服,我们碰到了,她对我说了她的决定。”
“全连那么多人,她却单单只告诉了你,看来你们关系不错嘛。”
赵天亮硬邦邦地说:“我们关系很正常。”
“为什么不及时向连里汇报?”连长嗔责道。
赵天亮腾地站了起来:“我为什么非向连里汇报?她那么信任我,希望我在她走之前别告诉任何人,我能一转身就向你们汇报吗?那我成什么人了?她决定走,我完全理解她,这么一件事有什么值得汇报的?换了我是她,我也走,一天都不在七连多待了!”
张连长压着火:“你!……你给我坐下!怎么什么麻烦事都会跟你赵天亮扯到一起呢?!”
赵天亮:“我不就是没请假,去了趟陕北看我的哥哥吗?不是为那事处分我了吗?除了那件事,我究竟还给七连造成什么麻烦了?”
张连长被噎得愣住了。
方婉之:“小赵,你坐下。老张,我也请你坐下!”
张连长不悦地走出去,站在门外吸烟。
尹排长也站起身来:“指导员,嫂子,下午我还要带人到山上去放几炮,先走了啊。”
尹排长也走了出去,将张连长扯到一旁,小声数落:“你训我的战士态度不好,你对嫂子的态度就好了?她让你坐下,你为什么反而出来了?指导员刚问了几句,你就一再地插问。也就指导员好脾气,要我,对你意见大了!”
屋里,指导员继续问赵天亮:“小赵,你送周萍那一路上,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呢?”
“她一路尽说感激你们、感激七连的话。她还有一封信,让我交给她们班长。”赵天亮掏出信,“她是想让班长交给你们的。”
方婉之:“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的。”说着便接过信,转递给指导员。指导员正反看看,又递还给了方婉之,意思是让她先看。方婉之看时,指导员又问:“你看过没有?”
“我没单独看过。”
“嗯?什么意思?”
“我在我们一班念了。”赵天亮情绪激动起来,“你们不就是怀疑是她放的火吗?不错,她前脚走,后脚她住过的宿舍失火了,这对她非常不利。她遭遇的情况,再加上她是资本家的女儿,都会使她成为最可疑的人。但是我赵天亮敢替周萍这个资本家的女儿打保票,女一班宿舍失火肯定另有原因,肯定与她毫无关系!”
指导员在沉思,方婉之默默地看信:
……指导员、连长、方排长,我悄悄地离开了七连,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的做法。我走,不是因为对你们有什么怨气,而是因为不愿让你们为我的事大费周章了。我是资本家的女儿,户口和档案又明明被转到了我原本应该去插队的农村,我清楚自己要想成为一名兵团战士,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多么的难。我真的不忍心再使你们为难了。今生今世,竟有机会叫你们指导员、连长、排长,我已经感到万分幸运了。能在兵团的一个连队生活了两个多月,参加了抢收麦子、豆子,和是兵团战士的知青们一起盖起了两幢知青宿舍,思想和身体都获得了很大的锻炼,我已经特别知足了……
此刻的周萍正在梁喜喜家。梁喜喜在擀面条,周萍站在她旁边,二人就那么一问一答地对话:
梁喜喜笑着说:“今天是我四十四岁生日,明年就四十五了。以前我很少过生日,但是今年,快四十五了,忽然想过了……你把书包放屋里炕上,先替我烧水。”
周萍立刻取下书包,走入里屋,一边放书包,一边向四周打量。
“不是叫你替我烧水吗?”
“就来。”周萍回应着,退出里屋,默默蹲在灶口那儿往灶膛塞柴草。
梁喜喜:“周萍,你今天能主动来到山东屯,这是正确的选择,我很替你高兴。如果你不主动来,我还要代表公社代表县知青办,到你们团去要你呢。我在县知青办也有点儿职务,挂名的一个副主任。如果你们团里不给,我们就会告到兵团司令部去。还不给,那我们就要告到中央去。”
周萍困惑不解地抬头看梁喜喜。
梁喜喜只管低着头,一边快速地切面,一边自说自话:“其实我和你们团长是山东老乡,一个县的,关系那是相当的不错。按辈分,他还算是我五服以内的堂姐夫。但原则问题是掺杂不得半点儿个人感情的。你在我们县插队知青的花名册上。具体说,在我们公社。而且你的户口你的档案,都已经落在我们山东屯了。这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也是一个必须坚持、绝不能退让的原则问题。”
周萍忘了续柴草,忍了几忍没忍住,终于问:“我……对于山东屯,有那么重要吗?”
梁喜喜一边抖面一边说:“重要,当然重要!别停了续火呀。”
周萍又开始续柴草,忍不住又问:“可我……只不过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
水开了,梁喜喜一边往锅里下面,一边又说:“重要就重要在这一点!实话跟你说,姑娘,你要不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那一切反而好说了。可你偏偏是资本家的女儿,情况就不同了。资本家的女儿,想不挣工分,赖在兵团挣工资,反而如愿以偿了,那还成?那对我们全县的插队知青是多坏的影响?那我们号召插队知青扎根农村的工作还怎么做?但这只不过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七连不放你,团长打电话来替你说情,证明你是一个不错的姑娘。我们山东屯呢,其实更愿意要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
周萍困惑地:“为什么?”
梁喜喜将面条下在锅里,边搅边说:“道理很简单。一名知青,家庭出身越不好,胆子就越小,胆子越小,就越听话。让往东,绝不敢往西;让往西,都不敢往东瞟一眼。这就好支使。不像那些‘红五类’,自以为老子天下最革命,来到农村插队了,还整天寻思着怎么样革一下这个的命,造一下那个的反,调皮捣蛋,往往不服从管理。你刚说上句,他那儿不着调的下句在等着。背地里还常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惹老乡们气恼。出身不好的知青,那是一点儿也不敢有这些毛病的。给一个好眼色,心里就暖暖的。给几句好话,就感动得掉眼泪……”
周萍听着,头越垂越低,一把把机械地往灶膛里塞草,都快将灶膛塞满了。
梁喜喜往盆里捞面,继续说:“既然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你确实是一个表现得不错的资本家的女儿,那我们岂有放弃不要的道理?公社也罢,县里也罢,正缺少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一场伟大的运动,没有各级典型那还行?我十八岁就入党了,二十岁就当副县长了,论搞运动,我也不外行。没有典型,就没有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有心把你树立成全公社、全县‘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就看你自己是不是也努力争取了。”
周萍忽然抱头哭泣起来。她哭得百感交集,那么伤心,却又声音很小,那么压抑。正因为压抑,听来让人心碎。
梁喜喜愕然,扯起周萍,奇怪地:“你哭什么呀?我跟你说的都是大实话,你怎么反而哭起来了呢?啊,明白了,因为当不了兵团战士了,心里边怨恨我是不是?”
周萍不言语,只是哭泣。
梁喜喜:“说话呀!怨恨就承认怨恨。如果心里明明有,又不说出来,那就是虚伪嘛!”
周萍点头。
梁喜喜嘎嘎地笑了。她的笑声特响亮,也可以说是豪爽:“怨恨嘛,又不敢明说。逼着说,才点点头。我刚才说你们这类知青胆小,没说错嘛。这正是我欢迎你们这类知青的原因嘛。我欢迎你们,那就代表山东屯欢迎你们。你毕竟点头承认心里有怨恨了,这是诚实的表现。做人就是要诚实,我喜欢诚实的人。我允许你心里有怨恨,但是不允许长期有。长期有就不是对我怎么样的问题了,而是对一场伟大的运动怎么样的问题了。好啦好啦,别哭了。乖,要听话,啊?”
梁喜喜怜爱地拥抱周萍,因为双手沾着面,其实更像是用胳膊肘夹着周萍。而周萍感觉到慰藉地依偎在梁喜喜怀里。
梁喜喜又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主要关怀的一名知青。谁欺负你,告诉我,看我不收拾他。要树成典型的知青,那就得重点对待。某一天你真成了典型,我也跟着光荣!……哎呀,我锅里还有面!”
锅潽了。
没过多久,梁喜喜和周萍吃上了炸酱面。佐面的无非萝卜条、白菜心、葱蒜之类。
梁喜喜翻着碗里的面:“可惜煮烂了。”
周萍:“好吃!”
“再吃一碗?”
“不,饱了。”周萍满足地打了个饱嗝。
梁喜喜笑了:“‘解放’前,资本家的小姐如果在饭桌上打饱嗝,那是要遭人耻笑的。”
周萍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梁喜喜放下碗筷说:“我也饱了,不吃了。”
“我洗碗筷!”周萍迅速收起碗筷,走到灶间去了。
梁喜喜看着她的背影,赞道:“真懂事。”
天黑了,梁喜喜陪周萍往知青宿舍走。梁喜喜突然想起来什么,问道:“刚才忘了问了,你被褥什么的呢?”
“从上海来的路上丢了。在七连,我们排长借了我一套。”
“那我明天也借你一套,以后再说。”
“谢谢……我该叫你什么呢?”
“当然要叫我支书。人前必须叫我支书。人后嘛,你在上海怎么叫我这个辈分的人?”
“叫阿姨。”
“姨就是姨,还‘啊’的什么!你们上海人称呼别人就是嗲。嗲就是资产阶级,起码是小资产阶级太太小姐的酸臭毛病!记住,以后不许发嗲啊!”
周萍站住,点头。
梁喜喜见周萍有些发愣,笑道:“我不喜欢你叫我阿姨,背后叫也不喜欢。按我们山东人的叫法,你叫我‘婶儿’吧。叫一遍。”
“婶儿。”
梁喜喜诲人不倦:“这听着就一点也不假了!以后,苦活、脏活、累活,包括危险的活儿,你都要抢在别人前头去干!有好处的事儿,你都要悄悄往后躲。即使别人把那种好事儿推到你面前了,你也要一让再让。还要和其他知青搞好团结。发生什么矛盾了,即使错在对方,你也要高姿态,主动作自我批评。总而言之,你要脱胎换骨!”
山东屯女知青宿舍共有五位姑娘。除了周萍在县城已经见过的三个上海姑娘,还有两个陌生的姑娘。她们也是从上海来的,受了父母这样或那样问题的牵连。
五个姑娘正在因周萍的到来而议论纷纷:
“老实说,上次你们三个说周萍终于留在兵团了,我心里老不是滋味了,半夜还偷偷哭了一鼻子呢。现在我心里平衡多了。”
“就是。都是家庭有问题的,凭什么她就可以穿兵团服,挣工资,我们就不可以?她父亲还是资本家呢,我父亲才是买办。”
徐燕燕:“买办是什么人啊?咱们六六年才上的中学,入学不久就‘文化大革命’了,名义上是初二学生,其实没正经上过几天课,还真不知道买办究竟是什么人。”
刘芳想了想问道:“买办就是咱们上海人‘解放’前说的‘小开’吧?”
被问的姑娘生气地白了她一眼:“你爸才是‘小开’呢!”
“你别生气嘛,我不是不懂嘛。”
那姑娘叹气:“其实我也不懂。红卫兵抄我家时,指着我父亲的鼻子,口口声声说‘你这个资产阶级买办如何如何’的。长这么大,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买办’。红卫兵走了,我父亲还低着头,都不敢抬头看我一眼,那样子特可怜,恨不得地上裂个缝一头钻进去。他头一回在自己女儿面前遭人羞辱。我当时真想对他说——爸,只要你‘解放’以前没当过汉奸,那你就还是我爸……”
她鼻子一酸,终于不说了,仰躺下去,扯枕巾盖住了脸。
郝昕一直在织毛衣,这时问:“哎,我记得我以前上你家时,遇到过市里派小车接你爸去开会的呀!”
那姑娘又一下子从脸上扯掉枕巾,坐了起来,情绪激烈地:“那当然!那时候我父亲是著名的工商界人士!”
“以前被小车接去开几次会有什么了不起呀!这屋里的,谁的父亲‘文革’前还没有点儿名呀?我父亲还当过两届市政协委员呢!”另一个姑娘指了指刘芳说道,“她父亲是著名诗人!”
刘芳:“别提我父亲别提我父亲,他写的诗一点儿也不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非就是写了不少风花雪月罢了。‘文革’前就没少被人批判,还不服气,非说自己是什么自然美的真淳的歌者。这下好,后悔也晚了,肯定遗臭万年了。连我也受他牵连,沦落到了这种地方!要在古代,这不就叫发配吗?”
徐燕燕:“说话注意点啊!别一激动随嘴什么话都乱说。万一开你的批判会,叫我们多为难。不批你不行,批又不忍心,都是上海的。”
另一个姑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我可没什么不忍心的,叫我批谁我批谁!要批就批倒批臭!那话怎么说的?——要像战场上拼刺刀一样,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对吧?”
郝昕一下子将她推了个仰巴叉:“你怎么学得这么坏?真想给你一针!”
大家都笑了。
门突然开了,梁喜喜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对门外说:“进来吧,还怕见到她们呀?”
坐在炕沿的三名女知青立刻站了起来,而坐在炕上的两个,也慌忙地下了地,穿上鞋子。她们虽不是立正成排地站着,但却可以说是肃立着。看得出,她们都有点儿怕梁喜喜。也显然,在她们心目中,梁喜喜是一个毫无疑问地主宰她们命运的人。而这一点,与兵团的干群关系是那么的不同,形成一种反差。
周萍走了进来,五名女知青的目光都望向周萍。有的目光亲善,有的目光冷漠,还有的目光似乎流露着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周萍显得有些拘束,还显得有些自卑。
梁喜喜问周萍:“她们你都认识吧?”
周萍指指徐燕燕她们:“认识她们三个,我们是同校的,我和她还是同学。”
“不认识的两个,一会儿你们也就认识了。我不介绍了。现在,加上你,我们山东屯一共有五名女知青了,还都是上海的。以后,你们既要在生活和劳动中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又要在思想上互相促进,共同进步,啊?”
周萍已不由自主地就与五个姑娘站到一起去了,她们连连点头。
梁喜喜发现了炕上的编织物,拿起来看,问:“谁织的?”她脸上一点儿笑模样也没有。而这时的她,尤其使姑娘们感到无法亲近,拒人千里。
郝昕怯怯地:“我……”
“织的什么?”
“毛背心。”
“给谁织的?”
“我外婆。她都快八十岁了,住乡下老屋子,冬天屋里又阴又冷……”
“那你这点儿线不够啊。”
“在上海没织完,也没来得及再买线,就带来了……打算写信让家里寄线来……”
“等家里收到你的信,等你收到家里寄来的线,织好了再寄回去,今年冬天还不过去一小半儿了呀?”
“那……那我不织了……”
“不织,你外婆白有你这么个外孙女了!我家还有两扎毛线,记着,明天到我家去取。颜色不一样,你织出花来也会挺好看的。”梁喜喜的这些话一直是板着脸说的。之后她又对大家说:“周萍她暂时还没铺的盖的,今晚先和你们挤挤睡。不许聊得太晚。”她伸手摸摸炕,走了。走到门口,站住,回头望着郝昕又说,“要是真能织出新花样儿来,以后教教我。”
门关上后,郝昕抚着心口窝说:“以为她禁止我织,吓得我一颗心扑腾扑腾的!”
一名姑娘附和:“我也那么以为。”
那个父亲是买办的姑娘说:“我事先声明啊,我可不习惯和人挤着睡!从小就没和人挤着睡过。”
徐燕燕指着刘芳,说:“我俩褥子挨着,你睡我俩中间。”
郝昕对周萍道:“还不把书包放下!”
周萍刚将书包放下,刘芳拉着她一只手说:“快脱鞋上炕,炕上可暖和了!”
周萍报以一笑,默默脱了鞋,坐到炕上。
刚才一直打听什么是买办的姑娘问:“周萍,你父亲既然是资本家,那你一定知道买办是什么人吧?资本家和买办不总是被连在一起的吗?”
周萍看徐燕燕,不知该不该回答这样的问题。
徐燕燕解释道:“刚才闲聊,聊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大家都不太清楚,你要知道你就说说。”
周萍想了想说:“历史课本上标准的解释是——买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在中国物色的经济利益代理人。这是一个挺笼统的概念,区分起来,应该有为日本资本家剥削中国人效劳的买办,为美英法资本家剥削中国人效劳的买办。因为他们是外国资本家雇用的剥削工具,所以比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还遭中国人恨……”
父亲是买办的姑娘说:“周萍,你不要别有用心!照你的说法,我爸比你爸更遭人恨了?”
周萍吃惊地看着她。
刘芳息事宁人地:“你别发火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反动!胡编毛主席语录!是孔老二说的!打倒她打倒她!”
于是另外三个姑娘扑向她,四人在炕上闹成一团,笑得咯咯嘎嘎的。
宿舍里安静下来了,除了周萍和睡在她旁边的徐燕燕,其他姑娘都进入了梦乡。
周萍问徐燕燕:“兵团的知青有班排长,咱们这儿呢?”
徐燕燕:“这是农村,不是兵团的连队。非叫‘班长’,老乡听着别扭,咱们这儿叫‘集体’,我算是个召集人吧。”
“怎么咱们这儿,来的都是咱们这种。”
“据说,省里有指示,父母问题严重的知青,尽量往一块儿集中,咱们这地方,离边境太近,便于统一管理呗。”
“你是因为什么?”
徐燕燕沉默。
“如果不想说,就别说……我太需要知心朋友了。我想,那样的朋友关系,应该互相了解得多一点儿……”
徐燕燕:“我父亲‘文革’前是出版社的总编辑,现在定为上海市最反动的文艺‘黑线’人物之一。但不管怎么批斗他,他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是反动的。我下乡之前劝过他,让他干脆承认算了。那不是可以少吃许多苦头吗?结果,他还骂了我一通,说再也不想见到我这样的女儿了。”徐燕燕快哭了,将身子转过去了。
周萍不由得从背后搂住了她。
周萍:“咱们这儿什么活最脏最累最没人愿意干?”
徐燕燕:“淘粪。昨天刚开始,要备冬肥了。”
“怎么淘?”
“挨家挨户去清猪圈,淘茅坑。清猪圈还没什么,淘茅坑太……太那个了。用长竿子的大勺,一勺勺地淘到桶里,再一担担挑到村外的粪地那儿去。淘完了这家的淘那家的。累倒没什么,干一通那活儿,回宿舍来不想吃饭。”
“明天派我去干那活儿。”
“我是召集人,我不能不干那活儿。”徐燕燕又向周萍转过身来,小声地,“你初来乍到,我不能让你去干那活儿。另外还有四个人呢,为什么非让你去?明天我派你去磨房推磨。咱们吃的米、面都要自己去壳,自己来磨。”
周萍固执地:“不。我去淘粪。”
“你何必非赌这口志气呢?跟谁赌?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啊。”
“我不是跟谁赌气。我是在想,东北的农民也罢,咱们南方的农民也罢,不是一代又一代的,祖祖辈辈的都这么积肥吗?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习以为常的活儿,轮到我们也干干,有什么干不了的呢?”
“那,你要非这么想,我就照顾不了你了。明天我给你找一套脏衣服。不过你得记住,回来时要脱在宿舍外边,千万别穿着就进来。昨天我忘了这一点,结果挨了大家一通骂!”
七连男一班宿舍里,或轻或重的鼾声夹杂或长或短的屁声,此起彼伏。不时有人在说梦话:
“救火……救火……”
“七连有坏人……一定有……”
“米饭,再来一碗……”
赵天亮趴在被窝里,胸口压着枕头,被头盖头,一手持手电筒,一手执笔,在微弱的手电筒光下写信——
哥:
上一封信,也不知你收到没有?我们已经发工资了。本来我想给你寄去五十元的,也许会帮你解决一点儿燃眉之急。但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只能给你寄去二十元了。
……
一个身影起夜,跌跌撞撞的,一脚踩翻了别人洗完脚懒得去倒的水盆,发出响声。
赵天亮停止写信,用手电替起夜的人照明——那人是“小黄浦”,虽有手电光照着,他还是撞在了门旁的墙上,瞎子似的用双手摸索着才推开门出去。
哗哗的撒尿声传来,显然是憋得很足的一泡尿。
齐勇一动未动,却分明醒了,生气地:“哪个浑小子!是畜牲呀?在门口就撒是不是?!”
自然没人应声。
门开了,“小黄浦”进来了。赵天亮接着用手电筒为他照亮,即使如此,“小黄浦”还是又一脚踢在空盆上,发出响声。
齐勇们一动未动地:“眼睛瞎了?!”
“小黄浦”跌跌撞撞地往炕上一扑,没扑在自己的被窝,却扑在旁边王凯身上了。王凯将他一掀,恼火地:“装什么死猪你!”
“小黄浦”终于归回自己的铺位,就那么脚朝外头朝里地睡了……
宿舍终于又恢复了平静,赵天亮继续写信——
哥,真希望你不是在坡底村,而是在北大荒,在兵团。即使不能和我在一个连队,和我同在一个团也好啊,我心里有一些困惑,不知该向谁去诉说。除了我的班长齐勇,班里其他知青和我一样,思想简单又幼稚,明明简单,却都还要装出复杂的样子。明明幼稚,却还装出深刻的样子。而我的困惑和苦闷,是不能跟我们班长说的。他对我不错,人格也没什么毛病。我觉得他是那种特讲哥们儿义气,可以为哥们儿两肋插刀的人。但却不是像你那样,善于用自己的思想去启发别人的思想的人。
……
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中,不时传来歌声。那是武红兵在唱信天游。
一对对喜鹊窑顶顶站,
一扑真心往你身上摊。
天天刮风天天雨,
天天见面说不上话。
喜鹊子飞高又飞低,
相思病就得在你身上。
大河的鲤鱼顺水水游,
好日子不知在哪年头?
哪年头日子过好哩,
哥请一抬花轿娶你在炕头。
……
支书一家四口正在吃早饭,武红兵的歌声传到支书耳朵里。支书放下筷子,情绪抑郁地吸起烟来。
支书老伴劝他:“你就当没听见不行吗?”
支书没好气地:“我明明是听到了嘛!让我装二傻子呀?我毕竟是一个村的支书,不是天生的二傻子!”
翠花:“那你就仗着你是支书,去禁止我王大爷嘛!”她分明是在挖苦。
支书:“你以为我就没禁止过吗?他比我年长,他党龄比我长,他还是我入党介绍人!是他把我栽培成支书的!我批评他一句,他那儿有十句等着对付我的!我好意思跟他翻脸吗?以往我都限制不了他,现在他病成那样,我更拿他没咒念了!”
支书老伴:“那你就限制武红兵!你是支书,管不了一个在村里插队的知青?”
支书:“我要想硬管,当然管得了!可武红兵那小子,如今成了他正式收下的一个徒弟了,听说都下跪磕头了!我要是非不许武红兵唱,那还不等于扇他师傅的嘴巴子呀?唉,我这支书当的,我这支书当的啊,公社村里,哪头儿都不落好。”
“爸,妈,翠花,你们慢慢吃,慢慢吃。”支书的女婿放下碗筷出去了。
支书瞪翠花:“你把他怎么了?”
翠花不高兴地:“爸你这什么话啊?他是我丈夫,我能把他怎么的啊?你见他缺胳膊了,还是掉腿儿了?”
支书老伴:“听听,听听,这就是你的好女儿!”
翠花也把碗筷重重一放,出去了。
“我怎么觉得,咱们女婿以前不这样啊!”支书重重地吸了一口烟,吐了出来。
支书老伴:“倒插门女婿,和老丈人丈母娘一块儿过久了都这样。再说咱翠花厉害,日久天长的,可不背地里把他调教成现在这样了嘛。我觉得也没什么,女婿现在这样挺好。”
支书:“好什么好,整天低眉垂眼的,好像三大棒打不出一个屁来!唉,我这哪像是有个女婿,倒像是养了一头羊子嘛,还像是母的!”
王大爷披衣从炕上坐起来,拖过盛烟叶的纸盒,吸起旱烟袋来,一边聚精会神地听武红兵的歌唱:
庄稼里数不过高粱高,
人里头数不过妹妹好。
白面糊糊没油盐也喝得香,
姻缘配对没钱有意也久长。
灯瓜瓜点灯半炕炕明,
找白了头也要选个中意的人。
……
王大爷时而欣慰地点头,时而不满意地摇头。烟把他呛得咳嗽不止。
王大娘一手一碗走进屋,将两只碗都放在炕上,夺下了王大爷的烟袋锅,在炕洞那儿磕了磕,嗔怪地:“还抽!不想好啊!”
“我不是听着高兴嘛!小武那知青,越唱越上路了!以后不定他也能成一个歌王。”。
“一碗汤药,小武亲自到县城给你抓的;一碗油炒面,晓兰托人去县城给你买回来的,你倒是先喝啥?”
“这一向,我喝那汤药,胃里烧得像要着火,还是先喝油炒面吧。甜丝丝的,香喷喷的,我喜欢喝。”
王大娘坐在炕边,端起那碗油炒面说:“我喂你喝。要你自己喝,捧起碗一口气喝下去了,喝水似的。那么喝白瞎上好东西了!”
王大娘一勺勺喂王大爷炒面,说:“我就不赞成你教小武唱那些,更不赞成你正式收他为徒。你这么做,多让支书为难啊!他可是你的发小,你就那么忍心难为他?”
王大爷:“我不是成心难为他,是他成心难为自己。只在村周围坡上唱唱,公社那帮杂种能听到?县里那帮杂种能听到?坡底村又没有那多嘴多舌告密的人,他可是提心吊胆个什么劲儿呢?”
“万一知青中有人汇报呢?”
“你指李君婷?我想连她也不会。都是从北京一块儿来插队的知青,她不至于把事儿做得太绝了。那样,他们那伙知青也饶不了她。”
“这年头,引诱不少人做绝户事,我看还是多想想的好。”
“你呀你呀,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怎么越活腹肚越小了呢?那么猜想人家一个北京女娃好吗?”
王大娘不高兴了,不喂王大爷了,把碗往炕上一放,争辩道:“就是那些都不论了,你也得替咱们自己儿子想一想吧?武红兵自打成了你徒弟,整天唱得那么来劲儿,囤子他听了心里会是个什么滋味儿?”
王大爷:“他自己哑了,不能不许别人唱。滋味儿再不好,那也只能苦水往肚里咽!自打武红兵成了我徒弟,对人有礼貌了,干活儿更不惜力气了,和其他知青也团结了,就是支书,那也得承认他变好了!毛主席不是让他们来接受再教育的吗?我教育不好那许多,只教育好了一个,那也是我一份儿成绩,一份儿光荣!”
王大爷捧起汤药碗,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光,把碗一放,又躺下了。
武红兵的歌唱声继续:
你变成个蝴蝶前头头飞,
我变成个红蜻蜓后头头追。
羊肚肚手巾包脑袋,
我中意妹妹心眼好。
……
王大娘轻叹一口气,正要拿起两只碗往屋外走。
王大爷把她叫住问:“鸡蛋又攒下了几个?”
“十来个。”
“赶明儿,你去集上一次,全卖了。”
“为啥嘛。”
“那钱一分也不许干别的花,替我向支书把党费交了。”
“你啥时候拖延过党费?不月月按时交的吗?”
“这次一总交到年底。”
王大娘不解地看着王大爷,有些不情愿:“那又图啥?”
王大爷一翻身,欠身瞪着她说:“什么叫图啥?党员交党费,那能图个啥?万一我的病好不了呢?我哪天人一走不一定,所以党费得交在头里!”
“别说了!”王大娘转身,撩衣襟拭眼泪……
武红兵还在土坡上唱着信天游。他放牧的羊群中多了一只小羊,他怀里还抱着一只更小的。他一边唱,一边往一块大板石上撒盐末儿,于是羊只都聚过去舔盐。他头上还扎着白头巾,样子有点儿像陕北农民了——他的确自我感觉很不错。
囤子出现了,大声咳嗽一下。武红兵看到了他,亲密地笑。囤子也亲密地笑,朝武红兵招手。武红兵放下怀中的小羊,走到囤子跟前,想拍囤子的肩,被囤子挡住他的手,一下子将他推开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已被囤子狠狠扇了一记耳光。这一记耳光真是扇得够狠的,武红兵后退几步,终于还是站立不稳,倒在地上。武红兵刚爬起来,囤子已走到他跟前。
武红兵捂着自己的脸,用手指着囤子:“你?!”
囤子跨向武红兵,武红兵腰杆一挺,脖子一梗,一副再怎么打也不还手的样子。囤子却没再次扇他,反而拥抱住了他,拥抱得很紧很紧。
武红兵不明所以,愣在那里。囤子的手轻轻在武红兵背上拍了几下,从自己怀中掏出一卷纸,塞入武红兵衣兜。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武红兵望着他背影,一抹嘴角,手上有血。他从兜里掏出那卷纸——是一卷极其粗糙的“马粪纸”,用纸钉订在一起,第一页上,用工整但是歪扭的字体写着“囤子收集整理”。
武红兵翻开看,一页页抄的竟都是信天游歌词。他再次望向囤子走去的方向,已不见了囤子的身影。他忽然仰躺下去,用那词谱捂住脸,双肩剧烈地耸动起来。
他低声抽泣着:“囤子哥,我理解你的心声,我理解。可,如果不大声唱唱,我内心里空虚啊!”
村中集体场院上,知青们、妇女们、支书都在编草绳子和草帘子。赵曙光操作着一台编草绳子的机器,因为过于破旧,那机器被用粗铁丝拧紧固定着——不那么拧紧,就会散架的。
刘江:“唉,整天跟些妇女们扎堆儿干活,有时候我都忘了自己是个男人了。”
另一名知青:“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于是二人小声抬起杠来:
“那也得看怎么样的一种搭配,都是俩三孩子的妈了,你不累我累。要是我有自主选择的权力,宁肯跟村里那些男人们去下矿井。”
“你想怎么样啊?想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似的,干活儿时身边围的也尽是薛宝钗、林黛玉、袭人、史湘云那样的美人啊?什么思想!别忘了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
“我倒没那么高的要求,但最起码得像《艳阳天》里的焦淑红那样一些亲爱的农村妇女吧?那干起活来才不累嘛。一边干活一边说说笑笑的,多有诗意啊!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我想,导师指的一定是比较有诗意的劳动。”
冯晓兰听得窃笑。
发牢骚的青年又说:“要是坡底村多几个咱们冯晓兰这样的,不用栽扎根树我也肯扎根!”
马婶忽然指着大声训斥:“小兔崽子!还不闭上你那嚼蛆的嘴!”
发牢骚的青年:“我……我也没说什么啊!”
“没说什么?我忍气听了半天了!”马婶瞪着他,转身对妇女们揭发,“他刚才一直在说咱们坡底村的女人都不好看,和咱们一起干活,辱没他的眼!”
妇女们七言八语:
“这还行!不能饶他!”
“我们再不好看,那也撑着坡底村的半边天!”
“我们还都是坡底村男人们心里的宝!哪个男人的老婆死了,哪个男人的日子那就没法儿过了!”
“都说这些干吗!马婶,替毛主席、也替我们大家教育教育他!”
于是马婶抡一束草绳抽那发牢骚的知青,那知青则抱着头鼠蹿。抽的与躲的,佯装而已,带有极夸张的表演色彩,实际上体现一种制造欢乐的本能。而其他妇女,则帮着马婶围追堵截。
于是众人皆开心得很,连一向表情忧郁难得愉快一笑的冯晓兰,也忍不住笑逐颜开。
支书嘟哝:“这就是再教育他们了?也不知毛主席看见了会怎么说。”
那知青忽然叫道:“不敢了不敢了,我投降,我迷眼了!”
马婶看看自己双手,问:“我手笨,谁会翻眼皮,快给他吹吹!”
冯晓兰在衣襟上擦擦手,为那知青翻眼皮,吹他的眼。
绞草绳的机器发出不寻常的一声响,停了。赵曙光拉了电闸,检查问题。
支书走过去,说:“曙光啊,我看,咱就别再弄草绳了。捡的一台破机器,又费电,弄一捆也挣不了几个钱,值得吗?只编点儿草帘子卖卖得啦!”
“支书,账不能像您这么算。编草帘子虽然不费电,可那不得咱们自己到集上去卖吗?集上卖草帘子的那么多,卖不出去,再搭人工,不是一分钱也变不成吗?这草绳是我好不容易联系上的一家单位,人家给咱们下了大批订单,咱编出多少,人家就收多少。咱有的是麦秸谷杆儿,那不一冬天都有份儿能挣现钱的活儿干了?我仔细核算过了,虽然费些电,但最终还是会挣下一笔钱的!”
“我是看它老坏,一坏你就急一头汗,修不好你就上火,我怪心疼你。”
赵曙光笑笑:“没事儿。您别心疼我。鼓捣来鼓捣去的,我也大体上明白它的机械原理了。并不复杂,挺简单的。我这不也等于在实践中学了技能了嘛。将来咱村肯定用得上我的技能……”
春梅跑来,气喘吁吁地:“曙光哥哥,我天亮哥来信了!”
“哦?”赵曙光立刻将信接过,因那信是企盼已久的,他激动得双手发抖。
晒场上一时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赵曙光,如同那是一封写给大家的信,内容也仿佛是大家企盼已久的福音似的。
支书问春梅:“光是一封信?”
春梅点头。
支书:“没有……那个那个,汇钱的单子?”
春梅摇头。
支书:“真没有?”
春梅:“是真没有嘛,有我还能昧下呀?”
知青们和妇女们一个个围过来。
赵曙光却将信一攥,揉成一团,塞入兜里。
大家明白了,那信中没带来什么他们企盼的福音。
冯晓兰伸出一只手,责备地:“你揉它干什么呢?”
赵曙光:“你没什么必要看。”
冯晓兰的手慢慢缩回,默默转身离开了。
春梅毕竟还是孩子,和大人们的企盼不同,急切地问:“天亮哥哥提到我没有?”
赵曙光也不看她,目光茫然地望着远处,摇了摇头,接着又低下头修那编草绳的机器。春梅眼中顿时噙满泪水,呆愣片刻,一转身跑开了。
众人默默散去。
支书强掩失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声地:“那什么,这不快到晌午了嘛,大家都早回吧,回吧。”
转眼间,晒场上只剩下了三个人——支书、赵曙光和冯晓兰。
赵曙光终于将机器修好,一声不响地又操作起来。
冯晓兰看看机器说:“停了吧。”
赵曙光仿佛没听到。冯晓兰走过来关了电闸。赵曙光又将电闸合上,冯晓兰再次将电闸关了。
冯晓兰:“天亮写给你的信,连我都不能看了?”
赵曙光:“如果都不想给你看,我刚才就撕了,何必还往兜里揣!”
他发现支书蹲在一处,走过去,小声又内疚地:“支书,一块儿回吧。”
支书抬头看他,说:“曙光,我……你别觉得有什么对不起坡底村的。你们知青不欠坡底村什么,倒是咱村太穷,使你们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起早贪黑地干,也挣不了几个工分,我和大伙都觉得挺对不起你们。”
“支书,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心里听了难受。”
冯晓兰也走了过来,劝道:“支书,我们都觉得,您和乡亲们已经对我们很好了,穷也不是谁愿意的,不是你们的过错……”
武红兵的歌唱声传来:
手赶上牛车车怀抱鞭,
哎呀不由我想起“解放”前。
喝半碗酸粥赶快走,
半夜五更到地头。
天上下雪地上白,
明明价糟心苦苦价挨。
……
赵曙光和冯晓兰望着支书,都听得有点儿发呆。支书忽然双手抡扇自己嘴巴子,并说:“我没出息!没出息!没能耐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倒巴望着知青朝家里借钱来解决村里的困难!我……我算个啥支书嘛!”
冯晓兰哭了:“支书,您别这样啊!您也是我们知青的主心骨啊!”
赵曙光将支书拉起。
“曙光,我……我老了,累了,你……你就写份入党申请书吧!”
赵曙光忽然将支书干巴瘦小的身子紧紧搂抱住,像搂抱一个孩子。他也哭了,说:“支书,我写!为了咱坡底村,我一定写!”
武红兵的歌声还在:
为几口肚皮皮发不完的愁,
哎呀穷日子几时是个头儿?
羊羔羔吃奶双蹄蹄跪,
哎呀我庄稼人又该跪向谁?
……
赵曙光和冯晓兰坐在向阳坡上。
冯晓兰手中拿着那封揉皱的信,她刚刚看完信的内容。
赵曙光:“撕了吧。”
“当然得撕。”
“撕碎点儿。”
冯晓兰将撕成条的信纸又撕得更碎,一扬手,纸屑被风刮起。
赵曙光:“没想到他还是看了我的信。而且,到现在也没转交给张敢峰不说,居然还保留着!他怎么就这么没头脑呢?”
“他信上写了那么多替你担心的事,证明他是有头脑的。我看,得赶紧给他回一封信,告诉他那封信也不必转交张敢峰了,更不许再保留。”
赵曙光沉默。
冯晓兰:“你要是没心思写,我替你写?”
“替我狠狠训他几句!我看他就是一个中国病人!”
“为了你父母,为了天亮,也为了我,以后别再思想那些沉重的问题了,行吗?”
“总得有人来思想吧!”
“让别人思想去。”
赵曙光不高兴了,刚想又说什么,冯晓兰不愿让他说下去,双手捧住他的脸,热烈地吻他……
冯晓兰在王大爷家里吃午饭。她边吃边问王大娘:“我大爷今天好些吗?”
“他说好些,刚刚喝了一碗油炒面,睡过去了。”
“我囤子哥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那泉就快干了。以往接一车水俩小时,现在接一车水得一上午。往后坡底村可咋办呢!……春梅,还不吃饭!”
春梅赌气道:“不饿!”
王大娘:“这丫头,又生的什么气呢!”
春梅抱着枕头趴在炕上。冯晓兰走过去,柔声说:“春梅,不许因一点儿小事就任性,快出来吃饭,啊?”
春梅起身了,瞥一眼那信封,忍不住拿起来看。觉得信封里还有信纸,一掏,果然掏出半页信纸,看一眼,顿时眉开眼笑,大声地:“我曙光哥哥坏!骗我!天亮哥哥没把我忘了!”
她拿着半页纸出了屋,向母亲和冯晓兰炫耀。
冯晓兰笑道:“你曙光哥哥肯定不是骗你,连我都没摸出来还有半页纸。”
王大娘也高兴地:“快念给妈听听。”
春梅念起来:
亲爱的春梅小妹妹:
你还好吗?还那么活泼那么调皮吗?我们这儿已经发工资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我要供你上学。你想要什么,只管给我来信,我相信,你想要的我基本上可以凭工资买得起。
王大娘催促她:“往下念!”
“没了!”春梅坐下狼吞虎咽地吃饭。
冯晓兰笑。
王大娘:“就没提提我,提提你爸?”
春梅:“你看,半页纸都写满了,再也没地方多写几个字了呀!我天亮哥叫我‘亲爱的’!头一次有人叫我‘亲爱的’!妈,你和我爸和我哥还没叫过我‘亲爱的’呢!晓兰姐姐,我调皮吗?”
冯晓兰:“活泼和调皮连一块儿,那是夸你的词。”
王大娘:“别说了,饭也堵不住你的嘴!”
囤子忽然闯了进来,大张了几张嘴,憋红了脸,却只不过发出几声“啊”。他一手扯着母亲,一手扯着冯晓兰,往外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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