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
我是第一次接受女中学生的访问，心情激动。在你们提问之前，我先讲两句话：一是，我非常羡慕你们这个年龄。你们会说羡慕什么，我们还羡慕你们呢，可以独立自主，不必事事要听父母摆布。但这羡慕的话绝对是肺腑之言，因为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那种蓬勃的生命力，那种开放的、多方面去锻炼成长、吸收知识、增长聪明才干的时光，不是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能得到的，而这个阶段又是极短暂的，会飞快地逝去，因此，我希望你们珍惜中学时光。
另一句是，女生对世界的感觉往往比男生更细腻更敏感，她是用自己整个的身心去体验生活中的快乐与悲伤，感受成就与挫折，并将之折射进自己的心灵。女性心理上的这种独特性，决定女性时常是凭感情与直觉去把握事物，支配行为。这个世界不是到处都有鲜花，永远是春天，每天都是温暖的，有时会有阴天和冷天，会遇到艰难和曲折，这些对女孩子影响的分量也会更重。因此，女孩子要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有坚强、坚定的意志，才有可能去领悟人生的亮色。
女学生：
谢谢您讲的肺腑之言。我们非常敬重您，喜欢您的作品，羡慕您的丰富经历。您的中学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对您今日的成功有什么影响？
毕淑敏：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中，校址就是现在的和平门中学内。三十年前学外语，尤其是从初中就专学外语是很时髦的，也是极难得的机会。考外院附中岂止是百里挑一，那是四百个人中取一人，我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这个学校很怪，男生比例特别大，大约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记得我的班只有九个女生。在中国男士中，没有“女子优先”的意识，作为一个女孩，学习成绩必须特别优秀，否则班上没人重视你的存在。这就是一种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尽管你们现在面对的世界比我们那时要好得多，但是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男女完全平等的生存环境，女性要在世界上安身立命，只有靠自强自立。
就在我读初中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像孩子般地为“停课闹革命”而兴高采烈过。我从小就爱学习，各科成绩都不错，但心里仍惧怕考试，尤其是怕外籍老师的考试，因为外籍老师考的内容常常变幻莫测，随心所欲，无法预防。即使平时努力做好准备，考试时仍难对付。正当准备迎考时，突然宣布不上课，不考试了，怎么不让学生高兴呀。可是后来发现，终日聊天无所事事，没有知识的长进，只有无休止的批判、争斗时，才感到空虚和厌烦。
我的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当时图书馆有条特殊的规定，凡借看一本书，还书时必须交一篇大批判稿，否则就不能再借书。苛刻的条件没有阻止我们读书的热情，我们几个女生一窝蜂地跑到图书馆，每人借回一本书，互相传看着。为了取得借书资格，我只好违心写上一篇批判稿。记得我当时读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是批判稿就写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的错误观念主要表现在如下段落，请见第五十页，下面我就挑上一段托尔斯泰的精彩语句；再见第一百四十五页，下面又是一段原文摘录，而且我抄写得还很工整。由于当时是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书，又很认真地做了记录，至今书中许多段落我还记忆犹新。就这样，我取得了图书馆老师的信任，用这种方法不断地借书—读书—还书。其他同学渐渐地懒得写批判文章，陆陆续续地不再去图书馆借书了，可是他们又想知道书中的内容，于是同宿舍的同学出了一个主意：“让毕淑敏每天晚上给大家讲小说中的故事。”这样，就像长篇小说连续广播似的，我每天给大家讲上一小时，从未间断过。我讲过雨果的《笑面人》，听过我讲这篇小说的一位同学，她现在美国，她告诉我，听了我讲的之后，她就再不想看原著了，因为印象太深了。回想起来，同学们的这个主意，还真让我受益匪浅，因为我不仅要天天看书，还要认真读懂；不仅要记牢，而且要把故事完完整整地复述出来。在这两三年里，虽然“停课闹革命”，可我却通过这种自学方式，读了大量名著，讲了许多故事，从而打好了文学功底，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名著是前人以智慧的头脑把对人生的感悟、对世界的体验，用文学记载下来。它像一把火炬照亮人生、启迪后人，这是人类文明的传递，也是人自我完善的火种。
女学生：
听说您当过兵，做过军医，又在西藏阿里生活了十一年，您觉得这种生活的价值是什么？
毕淑敏：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如果说我的良好教养、善良品格受之于我的父母，那么成就我的事业、奠定我的人生价值的该是中国西部的阿里高原，是她给我心中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
那是1968年底，冬季征兵开始。我当时确实挺想当兵，一是到了部队可以发衣服，二是可以不去农村插队。十六岁的我，身体特别棒，一米七〇的个头，体检不仅合格，而且还是特别好的身体，因此把我分到了西藏阿里地区，就是孔繁森后来工作过的地方。
穿上绿军装的那天，我们这些新兵就踏上了西行的路。满以为乘军列可以直达新疆乌鲁木齐，没想到军列竟站站停车让行，好不容易才到了目的地，一部分女兵留在这里，另一部分要翻过天山到南疆喀什。这段路程更难走，没有了火车，要坐六天汽车，我又晕车，那种难受的劲头，不堪回首。到了喀什进行短暂的新兵训练后，只挑五个女兵去阿里当卫生兵，许多人表决心，写决心书，争着抢着要当卫生兵。我没有表态，倒不是害怕去阿里，而是不想当卫生兵，我觉得整天和愁眉苦脸的病人打交道，不如当通信兵爬电线杆自在。万万没想到这次却挑到我头上。那时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有服从安排。
我前面讲羡慕你们，还包括羡慕你们今天有许多选择的机会，未来的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喜欢做什么，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你只要好学上进，脚踏实地去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要知道，一个人一生能从事自己所爱好的、又对人类有用的职业，是非常幸福的事。不过，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不遂个人心意的安排，那么你该怎么办？当时，我是一方面服从安排，努力做好卫生兵的工作，另一方面没有放弃个人的目标与爱好，并为将来有机会实现个人目标创造条件。后来，我被任命为卫生兵班的班长，又踏上去阿里的山路。
阿里，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区，面积有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半江苏省那么大，而人口却只有三万人，是中国最地广人稀的地方。从北京这个文明繁华的都市，一下了来到中国最荒凉、最偏远、杳无人烟的地方生活，反差太大了。在这里放眼望去是无穷无尽的高山，千年不化的寒冰，然而却难以见到生命的痕迹。在这里生活是极其艰难的，一年四季，穿着一身无法更换的棉衣。在这里行军拉练，一天竟要走一百二十公里路。这在平原走起来，人都吃不消，而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还要负重，扛着枪、卫生箱、饭锅、米袋、棉靴，这对一个女孩子兵来说，又是何等艰苦。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又在超越了生命承受的极限时，我甚至有过死的念头。行军休息，一坐下去就再也不想起来了，可是那寒冷的地方，行军时可以穿单鞋，可休息时立即要换上棉靴，否则脚就会被冻坏。这里终年难以吃上一口青菜，更没有零食，仅有的脱水菜，一旦泡出来就成了烂泥，难以下咽。许多战友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冰川雾岭之间。
我当卫生员，为了掌握医学知识，就要学人体解剖学。我们是在医生的带领下，抬着尸体爬到高山顶上，才有机会认识人的机体内各种器官、神经、血管的部位与特征，这是在战胜险恶、恐惧后，才获得了与积累的医疗经验。
在这片广袤无垠的高原上，十一年艰苦生活的锻炼，是无数人的奉献与牺牲，才使我们懂得做人的责任，领悟到真理与庄严、崇高与伟大、勇敢与坚强的内涵。人生可能有许多事情还难以选择和把握，但有一点，人是可以选择和把握的，那就是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只有积极的、向上的、友善的、努力的、乐观的、充满信心地去对待生活，人生才会有亮色，这也是我这段西部生活的价值。
女学生：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第一部作品《昆仑殇》的创作过程，以及您的处女作是怎样出版的。
毕淑敏：
1980年，我从西藏阿里转业回北京。此前，我在部队的医学院校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成了一名医生，因此回京后，我被分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做内科主治医生，后来又当上了卫生所所长。回京也好，当医生、所长也好，我魂牵梦萦的仍然是西藏阿里的那段生活，它留在我生命中的痕迹太深刻了，我非常想把那里的故事告诉别人，我想把它写出来。
人做任何事情前，当然应冷静地想想自己的底儿怎样。我当医生很自信，我是个态度与医术都不错的医生。可是要写书了，心中没有了底。因为我没读过大学中文课，写作的底子又薄，于是我决定在从医的同时，自学电大中文系的课程。电视大学的教学方式很好，采取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教授形式，我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把要三年学完的课程全部读完了，而且成绩还很好。
那时，我一个学期主修了九门课，老师感到惊奇。因为脱产的学生一学期一般也就能学完五门课。由于我的学习态度好，不是为文凭，而是为了积累自己的本事，为了把那些刻骨铭心的阿里生活早些写出来告诉世人，所以在学习上不敢有丝毫懈怠，有些知识老师说不重要（对考试而言），我仍然认真对待它。
1986年，在我三十四岁时，我开始了小说《昆仑殇》的写作。我把这部小说的结构、语言、情节、故事、人物、对话等等小说必备的要素，都想得比较清楚，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由于写的是我的生活真实经历与感受，所以写得很顺利、流畅，一气呵成。
小说写成后，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向哪家出版社投稿。我的朋友、亲戚都来帮我出主意。当时，大家有一种担心，怕和出版社没有关系，出版社不理睬我的稿件，大家纷纷帮我找关系。而我这时反而十分冷静，我决定什么后门也不找，我就是要拿着自己的稿件，请素昧平生的编辑部的人来鉴定我的作品。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热爱曾经有过的生活，热爱写作，没有任何功利思想，是受一颗圣洁的心灵的驱动。如果在我热爱的事业中，掺进我不喜欢的举动，这就是对我圣洁心灵的亵渎，我不能这样做。于是，我把稿子投寄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份刊物——《昆仑》杂志，这是全军唯一的大型文艺刊物。
稿子寄出后，大概是第三天，我得到出版社的回信，上面写着：“毕淑敏同志，来稿收到，当日读完，被本文庞大的气势和沉重的主题所震撼，请速来编辑部。”并要求我携同丈夫一起去编辑部面谈稿件修改事宜。这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事还要丈夫保驾。后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告诉我，他们当时看到这篇小说后，觉得写这篇作品的作者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创作经验，他们不相信作者是一位初学写作的人；另外，文中写到的那种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活，不可能出自一位女作者之手，怀疑是我的丈夫替我写的。在编辑部交谈的过程中，讲到每个细节，我侃侃而谈，而我的先生在一旁则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他们相信了。这就是最初写作与出版的过程。
顺便提一句，从那时起至今，在十年写作的时间里，我写了不少小说与散文，大约两百万字。其间，我觉得自己的文学功底还须加厚，就又去考研，攻读了文学硕士学位。
女学生：
您的作品写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人物，他们在现实中是否都有生活原型？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写出对公众有益的好作品？
毕淑敏：
我的作品如果是散文，基本都是真实的，因为散文往往是人的真情的表达，它以真实为前提，真实是散文的一种品格。而小说体裁，会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场景、情节、故事，等。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是心灵深处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在散文、小说中表达出来的情感都是真实的。
谈到如何把作品写好，我赞同一位老作家的意见，作家应该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理，作家不是牢骚满腹、呻吟颤抖、刺头反骨、躁狂的“伟人”。我借用这话来说明作家的社会责任，或者讲作者写作应有的态度，没有这种责任和态度是难以写好作品的。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虽有多种多样的看法，重要的是能发现一些新见解、新认识。作为作者或作家，一定要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和凸显自己独特的认识。一个作品最忌讳没有新意，只是重复别人的陈词。
比如，人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普遍心理，我作为一名医生，行医二十多年，看到人在生命的晚期，那种苍凉、恐惧的表现，对活着的人和即将离去的人心理压力都是极大的，因此，我写了《预约死亡》这篇小说。我把死亡看成人成长的最后阶段，死亡不是不可思议的，而是很正常的生命现象。对于死亡，人们应有一种冷静、镇静的态度，从而尊严地度过一生，尊严地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是我的见解，这是我作为作家要用笔传达的对死亡的关怀，对人健康心理的关注。
女学生：
假如您的作品没有被出版社选中，假如您的文章没有被读者认同，您会如何对待？
毕淑敏：
这个问题我已经被人问过很多次，我觉得要试着去干一件事，总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完全没有经验，就试着干，叫摸着石头过河，一次不成功，我再做，两次不成功，我还做，一直干下去。我好像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我喜欢在我已知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才开始去干。就像跳高一样，有的人跳一米的高度，多次都跳不过去，也许在跳过二十次后，才跳过去。而我首先在跳高前先揣摩优秀跳高运动员的跳跃姿势，然后我去模仿，再试着做一下助跑，领会要领之后，然后我再去跳。第一次跳，我起码要有50%的把握，如果完全没有把握的事，我不会去做。
我学习写作时已三十四岁了，如果再年轻一些，可以更激进些，初生牛犊不怕虎嘛。由于年龄所限，我就要做更完善、全面的准备，因此写作前我读电大，写作中又读文学硕士学位，这都是在做起跳的准备。
有人还问过我，如果当时你一投不中、二投不中、三投不中，你会怎么办？我估计三投不中，我就不干了，因为我已尽了所有的努力。比如一投不中，我会想是不是编辑眼光不行，我可能要找其他编辑部；如果大家都看不中，说明我不是写作的材料，我会急流勇退的。
一次，一位外国学者问我，你是否想过要获得诺贝尔奖。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没有想过”。这位学者很奇怪，他说：“人不想获大奖，你如何去努力呢？”我的回答是：“这好比我们这些人，谁都不可能打破刘易斯、约翰逊的百米世界纪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每个人竭尽全力去跑出百米的最好成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珍惜生命，珍惜上天给我们的这份经历，珍爱自己的爱好，全力以赴努力达到我们可能达到的最好成绩，这就是人的生命意义之所在。而不一定要以外在的某种框架和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是否成功的标准。我们不仅注重收获，而且更注重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