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要说的是两个总统。一说起总统，我们总会想起美国，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中国的总统，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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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3日的这一天，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权力更替。
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在这一天，将总统之位让给了北方的袁世凯。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孙中山（左）与袁世凯（右）
对于这件事，从初中到高中的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一般是给人这样的印象：一直领导革命的孙中山不忍国家继续遭受战火，高风亮节，选择让位，而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所以相信有不少人一直会有这样的不忿：孙中山怎么那么傻？如果换作我，肯定不让！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回到那个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黎明前夜——处在当时的环境——到底谁更适合当大总统？
2
我们首先来看看，保障登上权力最高宝座的第一要素：枪。
“枪”就是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枪响，全国革命形势星火燎原。但有一点必须看到的是，以帮会起家的“同盟会”以及各种革命团体，进行革命乃至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托力量，其实是清朝在各地的新军（除上海、广东和广西是民兵商团起义外，其余各地都是新军起义）。
着1905式清军服的官兵和军乐队
新军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朝政府痛定思痛，决定有别于八旗兵和绿营，按照西式方法操练、装备和建制而建立的，是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而最早体系化操练新军，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就是袁世凯。
凭借当年的“小站练兵”，袁世凯建立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大军队，培养了一批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系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以当初袁世凯编练的新军为基础，全国的新军完整编制达到14镇（一镇基本相当于现在一个师）、8个混成协（相当于旅）、4个标（相当于团），而其中无论是从战斗素质还是武器装备上，遥遥领先的，就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
相比之下，孙中山其实是赤手空拳的，身边除了一批热血沸腾的革命志士外，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兵一卒。
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当时接受清朝官员检阅的照片。北洋军的战斗力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
当时，革命军和北洋军的战斗力差距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以清军反攻湖北军政府占领的武汉三镇战役为例。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仔细盘算好了局势，在清廷的催促下，乘坐专车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战北洋军对起义的湖北军政府发动全面进攻。
与袁世凯同时抵达武汉前线的，是被革命党人称为“军神”的黄兴。黄兴抵达时，当时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专门让人做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三个大字，然后派人骑马举旗，在武昌和汉口的街道上来回奔跑，沿途欢声雷动。
然而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实力面前，根本就没什么用——同样是新军对新军，但北洋军只用了两天，就攻克了汉口。
按照当时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埃德温·丁格尔回忆：“革命军中有许多军官，然而看上去全无秩序。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从黄兴后来组织的一场试图收复汉口的反击战中，多少可以看出当时革命军的实力。
黄兴。1916年积劳成疾，吐血而亡，终年42岁
按黄兴的计划，革命军应该分三路出击汉口，结果第一路的成炳荣部把出击方向搞反了（因为成炳荣喝醉了），官兵们走冤枉路走得筋疲力尽，结果无法出击；第二路杨选青部根本就没行动，因为杨协统（旅长）当天结婚；第三路由黄兴亲自统帅部队，结果手下的甘兴典部带头溃逃，拦都拦不住。
北洋军攻克汉口，在与清廷进行各种讨价还价和恐吓威逼之后，如愿成为“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在11月17日，又命令悍将冯国璋率军进攻汉阳——9天之后，汉阳陷落。
攻克汉阳后，清军完全可以一举拿下武昌，彻底端了湖北军政府的老巢，但袁世凯却下令冯国璋停止攻击。
袁世凯需要湖北军政府的存在，因为那是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
在之后的时间里，袁世凯的军队将炮口对准武昌，一边和革命党议和，一边逼清廷退位。其间不开心时，就下令向武昌城开几炮，震慑下革命党。
在袁世凯的军事实力面前，革命党人完全像是被他捏在手里的小鸟，根本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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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拳头，比不过，那么再来看看第二个要素：钱。
对于百废待兴的政府来说，钱有时候可能比枪更重要。
1911年5月3日，孙中山（前排右二）在美国芝加哥召集会议，同与会者合影留念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1911年10月12日，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时的孙中山。
按照孙中山自己亲笔写的《革命原起》中记录，那一天，他并不在国内，而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一家旅馆里睡觉。
那天，孙中山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选择立刻回国。
他曾说过，自己最快20天就可以返回国内，亲自参加战斗“以快平生”，但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此时他自己最大的作用，不应是在国内的革命前线，而应是在“樽俎之间”——去和西方列强应酬。
去和西方列强会面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筹钱。
孙中山首先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要求会晤，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随后他就离开了美国，去了英国，当时他希望能得到50万英镑的借款，但是，最终没有拿到一分钱。
随后他又去了法国，他试图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贷款，但又遭到了明确拒绝，他得到的回复是：“四国银行团[1] 对此态度完全一致。银行团和它们的政府决定就财政观点方面严格采取中立，在目前情况下既不发行贷款，也不预付款项。”
孙中山无奈之下只能起身回国，在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
在孙中山还没抵达上海之前，就有舆论在说，孙中山这次回来，带回来很多钱，甚至还带回了军舰。而孙中山在抵达后回答《大陆报》采访时说：“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与欢迎者在船上合影
革命当然需要精神，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孙中山曾邀请民族实业家张謇担任财政总长（后出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给孙中山算过一笔账：要维持临时政府的运转，每年至少需要1.2亿元，但临时政府的收入，只有4000万，还有8000万的巨大缺口。
张謇告诫孙中山，要各国承认临时政府，一是看政府有没有统一的军队，二是看政府有没有能力支配财政。
但何止8000万，连计划中的4000万（3000万关税，1000万盐税），都收不上来。
为此，孙中山只能发行军用钞票100万，但因为政府信用不够，很快失败。随后又发行中央公债1亿元，结果只卖出去500万元。
各地财政都不支持中央政府，还反过来要钱。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来要钱，孙中山大笔一挥，批了20万元，专使拿着总统孙中山的批条去财政部领款，得到的答复是：库里只有10块大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只能饮鸩止渴——向日本借款。
孙中山首先想出让的是汉冶萍公司股权。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综合铁矿、煤矿和炼钢为一体的大型企业，日本早就垂涎已久。孙中山的提议遭遇了各方反对，尤其以当时的实业总长张謇最为激烈：其他项目都可以和外国人合资，唯独铁厂铁矿不行；如果一定要和外国人合资，唯独日本人不行！
张謇没劝住孙中山，最终愤然辞职。但最后在巨大的压力下，孙中山还是放弃了和日本合作。
张謇，清末状元，民族实业家。向孙中山辞职后，他选择了袁世凯政府，后出任农商总长，但在袁世凯称帝前愤然辞职
1912年2月3日，走投无路的孙中山又会见了日本政界和财界的联络人森恪，森恪提出：为防止俄国人南下，临时政府可以将满洲交给日本来保护，以此换取日本1500万元的资助。
面对这样荒唐的要求，孙中山竟然答应了。“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2] 。
然而，日本政府的答复更荒唐：钱不借，孙中山必须向袁世凯妥协，委托满洲的问题我们倒是可以继续谈。
之所以孙中山会做出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是因为当时临时政府的财政已经顶不住了——革命军的部队，每天到陆军部领军饷的都有数十次，武汉前线的部队，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哗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孙中山拿什么来维持临时政府？
4
没有枪，没有钱，那么就比人心吧！
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和领袖，在当时应该是万众归心吧？
真的未必。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西方列强的态度——只取得局部胜利的革命军是否算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列强是否承认他们的政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成立后的第四天，孙中山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表《宣告各友邦书》，希望各国尽快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一个月过去了，各国没有丝毫反应。
2月10日，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邓尼正式回复孙中山：美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和美国持相同态度的，还有俄国和日本。日本的态度，在孙中山借款时其实已表露无遗，他们甚至宣扬要用武力维持中国的君主政体。
列强中，英国和法国没有表态。但法国和俄国是盟友，英国和美国是盟友。早在孙中山去英法借款时，其实已经可以揣摩出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的态度。
那么，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列强希望承认谁？
早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发表了社论，那篇社论里的一句话，其实已经表露了西方列强一致的态度：“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外部势力不支持，那么内部呢？令人遗憾的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又面临袁世凯的压力，孙中山的同盟会已经开始慢慢发生了分裂。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开始追名逐利，拉帮结伙，跑官要官，另一方面，同盟会骨干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已经开始策划成立新的政党，而张謇、伍廷芳等立宪派也成立了一个叫“共和统一会”的政党组织。黎元洪和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之间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
当初同盟会的骨干和各省都督之所以愿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出于现实考虑：可以利用孙中山的声望获得列强的承认，并争取财政的援助。
当这一切都没有实现的时候，开始有人逼迫孙中山让位了。
一天深夜，革命党内一个声望很高又长得很帅的年轻人找到了孙中山，直截了当地希望他让位于袁世凯，并指出：“先生岂欲作洪秀全第二，据南京称帝以自娱，违背驱除鞑虏之誓言乎？”
当时说出这句让孙中山“勃然变色”之话的那个无畏青年，名字叫汪精卫。
而早在1911年的12月9日，汪精卫还接到过另一个人拍给他的电报，其中写道：“项城[3] 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到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拍这封电报的，是声望并不亚于孙中山的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
虽然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始终抱有警惕心理，但在当时内忧外困的形势下，很多人都已经无奈地把信任票投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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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钱、人心，都已有所交代，最后再来比比“人”。
就是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个人本身。
毫无疑问，孙中山是一名出色的革命家，意志坚定，理想崇高。但他的不足也很明显：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火一般的激情，但缺少必要的治国理政经验。更重要的是，长期在海外漂泊的他（被清政府通缉），除了威望之外，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可靠团队。
而当时的袁世凯恰恰拥有孙中山所缺少的。
袁世凯26岁就领正三品衔代表清廷镇守朝鲜（相当于朝鲜的太上皇了），在朝鲜12年间多次粉碎日本吞并朝鲜的图谋，成绩可圈可点（从日本人多次暗杀袁世凯就可侧面印证他的工作成绩）。
43岁的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能叫出每一个班长的名字，经常和士兵同吃一锅饭，睡一条炕。发饷时，他亲自到场，防止长官克扣。士兵往往泪流满面，感恩戴德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大力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开办新式学堂，包括编练新军，各方面都颇具成效。可以说，从资历、能力、经验、实力、人脉等各个方面，当时全中国要找出一个能和袁世凯比肩的，确实很难。
1912年3月，孙中山和袁世凯有过唯一的一次会面。在那次会面中，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宏伟计划：希望由自己主持，10年内，在全中国修成20万里（10万公里）长的铁路。后来，他又调整为10万英里（16万公里）。
曾经力挺詹天佑主持建造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京张铁路的袁世凯，听完笑了笑，随即大力表示支持。
结果如何？
在孙中山提出造铁路计划的103年之后——截至2015年底，在近几年我国大力修建铁路的背景下，中国的铁路营业里程才刚刚到达12万公里（中国铁路总公司提供的数据。这个里程仅次于美国，已居世界第二）。
革命需要理想和激情，但治国还是依靠理性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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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全盘控制下，清廷颁布了退位诏书。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递交辞呈，并同时推举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
2月15日，参议院召开选举大会，17省代表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获得17票。
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但依然充满混沌和迷茫的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袁世凯与各国公使合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曾经明确拒绝孙中山的“五国银行团”（加了日本）随即放款2500万英镑
馒头说
首先要郑重说明一点：写这篇文章，没有半点贬低孙中山先生的意思。
如果你看过孙中山早年从事革命的那些史料，你会真的很佩服他的坚定信念，尤其是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的理念，包括他的行动，都使他无愧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和开拓者的荣誉。
但另一方面，他一生的重要对手袁世凯，长期以来还是有被低估乃至过分贬低的嫌疑。
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呈现袁世凯逼宫清廷的前前后后，可以说，袁世凯在1912年前后逼迫清廷退位，是一场完全值得纪念的“不流血革命”。那真是一幕精彩好戏，袁世凯的城府、手段、胆识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对袁世凯这个人，更多的还是一声叹息。
一个各方面能力和资源都明显高过同时代任何人的枭雄，凭自己的实力开拓了一个大好局面，最后却下出了一着大臭棋。
当然，这和当时袁世凯身边一群劝进的谋士，以及他的熊儿子袁克定脱离不了关系，但他本人肯定也是难辞其咎，错误估计形势，去开历史的倒车。
一个国父，一个国贼，一念之间，一世英名。
[1] 1910年由英、美、德、法四国在华开设的汇丰、花旗、德华、东方汇理四银行组成四国银行团，企图垄断对华贷款。
[2]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
[3]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