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乞力马扎罗山的确切高度。一本书被反复修改过多次，数字就容易出问题了，一次又一次地抄写，却还有新的改动。像是和自己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又是那样，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如果你曾患有雪盲症，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了。
也许你会说：“查询有关高山的高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要翻阅一下权威的地理书籍或是百科全书就可以了。”
如果那些地理书、百科全书或是地图册所记载的能与事实一致的话，那查阅之事将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有很多规范的地理书籍，内容虽不太枯燥，但阅读起来却没有那么有趣。其实地理学不是一门很有趣味的学科。一旦讲到有关山脉的高度和海洋的深度，这些书就开始变来变去。江河流域和海洋海域面积时而扩大、时而又缩小了；世界任何地方的所谓平均温度更是变化无常，就像股市出现危机时的股市行情显示器；海洋时深时浅，就像一个人追完猫后呼呼喘气时的肚子。
这个领域已经在许多方面让人失去信仰，我并不想再对此进行任何的指摘。但是我不得不对“地理事实”中极为重要的统计数字提出疑问。我倒希望这些异议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恶习。每一个国家都要制造出来自己认可的数字，似乎唯此才可以显示主权的独立。
我要举例说明一些问题：世界上有一半的国家按十进制计算测量重量和长度，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仍沿用十二进制计算；把米和千米精确而非近似地换算成码或英里不是件容易的事，世界大战中的军火制造商对此颇有感触。借助数学手段（在这方面我是外行），必要的数字之间的换算还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如何以统一的名字来认知一个国家、一座山脉或一条河流呢？如何统一地理名词的拼写呢？如：The Gulf of Chili，Gulf of Tschili，Gulf of Tshili，你会选择哪一个呢？Hindu-Kush，Hindoe-Koesch，Hindu-Kutch，Hindu-Kusj，你更喜欢哪一个？如果几个大语系协商决定以统一的方式拼写俄国、中国、日本或西班牙的名字，情况可能会好一点儿。但是，对某一大语种下的多种方言来说，又怎么协调一致呢？
于是，每一块拥有自己语言的地方都会要求完整、平等的权利，因为那是祖先传承的神圣的语言。从前的欧洲地图相当简单；而现在，为区别以各式各样语言划分的区域，欧洲的地图已经变得五颜六色了。人们再阅读库克先生那本老式的、曾经值得信赖的反映欧洲铁路分布的《大陆铁路指南》，就会发现自己像是在研究埃及的象形文字。
我并不是在为自己所写的寻找借口，但是请读者对我在本书中关于深度和广度的数据给以理解。即使著名的百科全书与统计手册，在某些内容的记载上都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对一个非专业写作者，又何必苛求呢？
我猜想他会像我做过的那样去做这件事。他会将这些专业书籍扔掉，再买一本百科全书，并且会说：“我将以此书为标准，如果有人因为我说乞力马扎罗山有19321英尺高而告我，我会告诉他，去和那些编辑出版百科全书的人们分辨是非曲直吧，我只不过是个读者而已。”因为乞力马扎罗山的高度在《大英百科全书》中是19321英尺，在《牛津现代地图册》中是19320英尺，在《世纪名录百科词典》中是19780英尺。
以乞力马扎罗山引起话题，我想说的只有这些了。我正在寻找自己的世界年鉴，这本年鉴大约是被放在一大堆地图集的后面，就在翻找过程中我发现了别人寄给我的一本小册子。这是一本关于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先生生平和事迹的纪念册。作者以婉转的口吻暗示道：如果不是因为绝对需要，罗纳德先生在有生之年离舒适的生活还差得很远，而这一切是我们应该为他做的事。科学家们很少用金钱计算他们应得的回报，但是当他的健康因长年累月的辛劳而受到严重损伤时，坐在舒适的病椅上继续工作的待遇就能让他满足了。
我把这纪念册放在一边，又想起了美国的沃尔特·瑞得（Walter Reed）先生。我已经记不清我们的国家是如何对待他的遗孀的。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这位善良的遗孀应该是只是获得了免费邮寄的特权（每一个国会议员都享受的待遇），当然还有从医疗机构获得的一笔抚恤金（医疗机构官员的遗孀同样可以获得），还有就是一所医院以瑞得的名字命名。
在沉思中，我开始寻找着流行病历史的图书。突然，一个新的想法闯进脑海：罗纳德和沃尔特先生尽管不为众人所知，但他们对这个人类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连低年级学生都熟悉的新大陆的探险家们。罗纳德和沃尔特先生通过发现导致疟疾和黄热病的原因，告知世人根治这些疾病的方法，使人类从这些疾病的折磨中解脱出来。引发疾病并因此抹杀人类生命的祸首——蚊子被制止，人类才有能力继续创造新的世界。
如果在这一章加上几页“医学对世界地理的影响”是不难办的，天花、脚气、失眠等其他许多小病的根治，使整个世界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使人类的生活更有保障。然而这一切有点儿超出我的“领域”，这方面我知之太少。虽然如此，这两位医生却给了我许多启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安定因素。不满的情绪像严重的麻疹一样到处蔓延。于是，人们写出数以万计的书籍以诊治病情，并提出适合的药方。我在写此书之前，从未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虑（作者的生活有些与世隔绝）。突然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很简单，这要感谢罗纳德和沃尔特先生给予我们启示。
对着一张地图遐想，真是个惬意而有教育意义的消遣。这里是罗得西亚——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塞西尔·罗得让少数人富起来，却残杀大批土著人。有一个政府却把枪杀和流血忽略了，而以其名字命名一个辽阔的新省。
再往北一点儿，在刚果、斯坦利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还有大量没有标记的坟冢，地下埋着无数被折磨至死的土著人，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所割的橡胶没有及时交足，或是运送象牙有些慢了，便遭此厄运。
哈得孙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河湾，后来又把这个河湾的名字送给了一家富有的殖民公司。我们美国与当地的印第安人也没有签任何协议。我们的祖先在那些远离本土的岛屿上的残暴行径，通常不会被写进学校的教科书里。南美的普图马约河流域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每个人仍然还有清晰的记忆。非洲和阿拉伯一些国家那些形形色色的贩卖奴隶的当权者，在沉寂的塞内加尔森林中所犯下的罪行，致使人们希望但丁在他的《地狱篇》中，为这些恶魔般的人物划出一片囚禁的地方。
在讲述澳大利亚早期历史的书籍中，很少有人提到过有关当时的人们为灭绝澳大利亚土著人，而将人、马及狗一起进行捕杀的场面。
我们的许多土地就是这样富庶起来的
还要继续讲吗？
我只是在重复人人皆知的事实。
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开拓新大陆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而那些不愿意继续扮演牺牲品的受害者，越加成为当今世界的不稳定因素。
只是坐在审判席上评判过去的是非毫无意义，我们最好是吸取教训，以我们的聪明才智想出各种办法，以避免我们将来再犯错误。类似罗纳德和沃尔特医生的人们已给我们领路。伤感地沉湎于乌托邦世界的思考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如果说，我们已经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去索取，那就应该用几个世纪的时间去弥补、去奉献，显然这种方法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施舍与抢劫在某些意义上是相同的，它们对于接受施舍或是遭受抢劫者都不公平，因为施舍只考虑到了给予者心理的平衡。如果将印第安人从英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置他们于野蛮落后的生活而不顾，这又是一个大错。
如果我们现在收回在中国、爪哇和缅甸铺设的铁路，拆除那里的电话装置和石油开发基地，让他们重新回到落后的年代，身扎腰带，划着小舢板，这样做，对那里的人民就有好处吗？机器时代已经来临，当地的居民们也已经习惯快捷的交通和便捷的通讯。当他们的小孩子生病时，他们愿意到医院去请教医生，而不是求助巫术的帮助。当他们要去拜访朋友，他们更愿意坐公共汽车，而不是步行。已经发展为以货币为交换手段的世界是不可能再回复到物物交换的年代了。
答案在哪里
不论如何，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整体，时间已不是932年，也不是公元前32年，而是1932年。
然而，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罗纳德和沃尔特医生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不是“给予”，也不是“索取”，而是“合作”。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合作，他们永远不会有如此大的成就。他们研究治疗疾病的方法，并不只是为了某一个种族，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受益，而是全世界的人们，不分种族，不分肤色，都将有所受益。当戈特尔斯和戈加斯博士开凿巴拿马运河时（戈特尔斯绘图，戈加斯组织人力，最终将蓝图变为现实），他们没有把太平洋、大西洋，或是美洲区分得很清楚，他们考虑的是整个世界。当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时，他没有发表声明：“只有意大利的船只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用无线电。”
你应该明白我所追求的。
不要误解，我无意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那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种问题自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解决不了，那么过上几个世纪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到那时，人们是不会关心这些事的。
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不能把握的世界里。蒸汽和电的问世，使相距遥远的人们成为邻居，并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相互交谈。我们生产产品不再只是自给自足。日本能生产我们需要的且相当便宜的汽车；阿根廷可以生产供整个德国免于饥荒的粮食，而且成本不高。
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支付一个相当于白人二十分之一的工资，来雇佣中国苦力或是南非的黑人。因为莫斯科的广播电台传播范围很广，而且使用多种语言播放，他们正告知黑人和黄种人，他们被人骗走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我们无法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像强盗一般尽情偷盗掠夺。因为——如果你真想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的良知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即使我们生来就没有一种精神上的罗盘，人类的集体良知也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就是诚实与礼仪，这两者不仅在普通民众之间的私人交往中，而且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说教，我也无意用某种启示或是预言把你打发回家。不过，既然你已经阅读到这里，我希望你静静地思考半个小时，然后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好像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着。一个人来到这个星球上，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充其量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或者最多是一个多世纪。这一切都好像是一种偶然。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是新西兰列车上的那些贪婪的乘客，在自己下车前只有10分钟的时间，他们会尽快吃遍这里提供的所有饭菜。
渐渐地，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不仅要在这里生活很久，而且在这里生活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那么，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呢？当你要搬到新的地方，并且决定在那里度过余生，这时你会对未来有所计划。你的邻居也是这样，那些屠夫、面包师、杂货铺店主、医生，还有开办出殡门面的人，会对自己的前途有一定设想。否则这个地方很快会陷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也许是一个星期，这里就混乱不堪，不再有人烟了。
当你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时，你是否觉得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和你所居住的家乡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如果真的有什么差别，那只是量的差异而非质的区别。这就是我说的一切。
也许你会说我的思维过于跳跃，从乞力马扎罗山到罗纳德与沃尔特医生，现在又开始为地球描绘未来的蓝图，这一切太漫无边际了。
但是，正如艾利斯的问题，同样是我的问题：“如果没有旅行，地理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