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它开始侵略邻国、征服世界之前，是由500多个岛屿组成的一个半圆形岛国。这些岛屿的总面积与英格兰、苏格兰和曼哈顿面积之和差不多，其中518个岛屿上共居住着6000万人。据最新统计数字表明，日本的总人口已接近9000万，不过这其中包括2000万朝鲜人和一些波利尼西亚岛上的居民在内。自世界大战以来，这些波利尼西亚岛屿就一直是日本的领地。
其实，只要记得本州、北海道、四国和九州这几个岛屿的名字就足够了。本州是日本中部的主要岛屿。北海道是北部仅次于本州的第二大岛屿。四国和九州这两大岛屿紧邻本州南部。日本的首都东京，坐落在本州中部肥沃的平原上，居民200万。横滨是东京的港口。
最大的城市是大阪，位于本州南部，是日本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大阪以北是日本帝国的旧都。其他一些城市的名字你偶尔在报纸上能够看到，比如大阪的港口神户，还有位于南部的九州岛上的长崎是最方便欧洲各式船只出入的港口。
你可能在历史书上经常见到江户这个名字，它是幕府时代东京府旧称。1866年，幕府失势，明治天皇就从京都移居到江户，并改称为东京。东京从此进入了一个巨大发展时期，而成为现代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然而，这些城市都处于随时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之中。这是由于日本列岛地处大亚洲山脉的边缘（日本海、东海和黄海形成的时间都不长，就像使英国成为一个岛屿的北海），是从萨哈林岛到荷属东印度群岛（旧时西方国家使用的一个名称，指马来群岛——译者注）的爪哇这条火山带的一部分。这条火山几乎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地震仪观察到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885年至1903年间，日本发生过27485次地震，年均地震1447次，日均4次。当然，其中大多数地震都不太严重。茶杯轻微地晃动，椅子碰到墙上摇晃一下，仅此而已。如果你知道，日本的古都京都在过去的十多个世纪中曾发生过地震1318次，这个岛国的危险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在这1318次地震中，“强烈地震”有194次，纯粹“毁灭性”的地震有34次。其中，1923年9月的那次大地震，几乎将东京夷为平地，15万余人丧生，有几个小岛只露出水面几英尺，其余部分都沉到了大海之中。由于地震发生时间距现在不远，所以人们仍记忆犹新。
人们经常把地震与火山活动联系在一起。当然，一些地震无疑是由火山爆发引起的，但大多数地震，是人类生活的表土层下面的岩石层突然坍塌而造成的。如果这些岩层移动不过二三英尺，其后果不过是弄倒几棵树而已，但如果这种情况恰好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那么就可能发生像1775年里斯本那样的大灾难，6万人遇难；或者像1920年中国广东大地震，丧生人数可能高达20万人。据某位最权威的地震专家的保守估计，在过去的4000年间，也就是所谓人类的“有史以来”时期，至少有1300万人死于地震，不管怎么看，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当然，地震几乎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就在一年前，北海的海底发生强烈地震，莱茵河和斯海尔特河河口岛屿上的泥滩震动得厉害，引起了当时上面的掘蛤人一阵恐慌，但是北海海面上却风平浪静。日本地震频发，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日本列岛地处山脊项部，该山脊东部一直向下，延伸至我们的科学家目前所能测定出的最深海沟，著名的塔斯卡罗拉海沟深达2.8万余英尺，仅比目前最深的海沟——菲律宾和马里亚纳之间的海沟浅6000英尺，日本一半以上的灾难性地震都发生在海岸下沉约6英里的东部沿岸地区，这绝非偶然。
然而，像居住在地震带的大多数人一样，日本人并未因这一永远威胁他们安全的现象而夜不能寐。与我们一样，他们照常播种耕耘，一日三餐照吃不误，和孩子玩耍，看到查理·卓别林的演出也会大笑。他们从多年的教训和实践中摸索出一条经验：用薄纸板造房子。这种房子虽然冬天可能有穿堂风，但当房子突然倒塌时，对居住者而言，危险能降至最低。当然，如果他们模仿西方，比如在东京建的摩天大楼，碰到大地震，损失将不可估量。总的说来，在适应并克服这一不可避免的地理缺陷方面，日本做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好，而且他们还成功地把生活安排得比大多数西方国家更协调也更具冒险性。我指的不是日本艺妓在樱花树下喝茶的漂亮明信片，也不是蝴蝶夫人那些美丽的木偶玩具，我只是在复述那些旅游者告诉我们的一切。他们看到的是昔日的日本，那时日本还承袭着祖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其生活方式尤其高雅），也没有试图将这个岛国变成芝加哥和威尔克斯-巴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城市——译者注）的郊区。日本从旧到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对我们美国的安全和幸福无疑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将以突飞猛进的势头继续下去。所以，我们美国人应该至少对日本人有些认识，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他们，只要太平洋没有干涸，我们就是比邻。
与中国历史相比，日本的历史并不长。中国的大事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637年（大约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基奥普斯建金字塔的时期），而日本的最早纪年不过始于公元400年。那时目前所谓的日本族已经出现了。其实，严格说来，并没有“日本人种”，正如英国人一样，日本人也是一个混合民族。日本岛上最早的居民是阿伊努人，后来被来自中国南部和马来半岛、中国中部、满洲和朝鲜的三批入侵者逐渐驱赶到了比较偏远的北部岛屿。因此，日本最初的文明其实是中国文明的延伸，日本人的一切，都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
当日本仿效中国皈依佛教时，两国关系就更密切了。当一种新教义代替了旧教义时，新教义不可避免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原教义的影响。所有传教士，不论他传播的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或佛教，都应懂得这个教训。
日本
公元6世纪，第一位佛教高僧到日本传教。他发现日本创立了一种本土宗教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适合他们需要的宗教体系。该本土宗教叫“神道教”，来源于“神道”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神圣的道路”。较之于亚洲普遍流行的鬼神崇拜，神道教高雅得多。它认为世界是一种不可毁灭的力量，教导人们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所作所为负责，因为不管这结果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永远是个结果。日本现在的国教就是佛教与神道教的混合产物。神道教特别强调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日本人与英国人一样，也是岛上居民（未必是孤僻的人）有一种非常真挚而且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认为他应该对他的国家负有某种非常明确的责任。神道教还强调尊崇祖先，但这种尊重和恭敬在日本没像中国那样发展到荒唐的地步。偌大的中国，把大量土地变成了大量的坟墓——死人统治着活人，坟地占据了本应是生产粮食养活活人的土地。
然而，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出现巨大分歧，已经是16世纪晚期的事情了，当时日本国内诸侯割据，拥兵自重，对天皇的重视还不及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对其皇帝的尊重。各派势力在经过一段无休止的争吵和战争之后，政府终于被一个铁腕人物控制了。
在遥远的欧洲，800年前，古法兰克国王的男总管们把他们的主人推进了寺院，而自己行使统治国家的权利。因为这些总管们比那些国王们更精于统治之道，所以没人对此提出异议。日本人民受够了几乎长达400年的内战，只要能得到安宁，他们并不关心谁来当统治者。因而，当帝国的总管，富有且颇具影响力的德川家族首领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时，他们并不反对，也不出来奋起捍卫正统的君主。这位日本大管家宣扬天皇是地球上的某种神灵，是全日本人的精神之父，但他又是那么遥远而神秘、那么完美，就像西藏的喇嘛一样，所以他的真面目永远不能在其臣民面前显现。
这种格局维持了几乎整整两个世纪。幕府将军们（就是众所周知的对那些统治者们的称呼，相当于美国的“总司令或最高总司令”）在东京统治国家，而天皇居住在京都寂静的宫殿，在豪华的屏风后面消磨光阴。在幕府统治时代，日本建立了严格的封建制度，完善这一新制度的细节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制度对日本人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直到今日，已经经历了近80年的工业化的日本，本质上依然是封建主义者。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他们的欧美竞争者们截然不同。
1600年后，日本社会明显地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集团，最高层是“大名”，由封建贵族成员组成，是大地主；第二阶层是武士，即世袭的斗士，相当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所有其他人属第三等级，即平民。
这一制度并不理想，但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广大老百姓从未对政府的任何理论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所有平民百姓关心的是：这个政府行吗？能给我安宁与和平吗？能确保我辛苦劳动换来的果实确实属于我，没人能非法夺走它吗？在两百多年里，这一制度一直运转得很好。幕府将军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天皇被视为国家的精神领袖。大名和武士被迫坚持遵守着非常严厉的贵族信条，那就是恪尽职责。如果不按宣誓的规定行事，就得在最庄严的剖腹仪式中剖腹自杀。
昔日日本
那时日本人口开始过分拥挤，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来非常有节制而且节俭，不奢求太多。大自然似乎也是个忠实的朋友，发源于荷属东印度北部赤道地区的黑潮（即日本暖流，墨西哥湾流的旁支）先流经菲律宾，然后又跨越太平洋赐福于美国的西海岸，这股暖流使日本的气候温和适中。同时，另有一条狭窄的寒流正好流经日本东海岸不远处，使得日本没有加利福尼亚那样温暖潮湿。不过尽管如此，日本的气候也还是要比中国大陆强多了。
似乎一切都有利于那个幸福岛屿的正常和合理的发展，当一个叫门登斯·平托的葡萄牙航海家因迷失方向而登上这个群岛时，日本历史的未来进程完全改变了。因为，这个葡萄牙人不只是访问遥远的国家，与他们进行贸易通商，还给这些国家带来宗教信仰。
那时，基督教传教士的总部设在印度果阿和中国广东附近的澳门，他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日本当局也给他们提供了一切机会和方便，让他们宣扬其教义比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日本宗教更优越。他们到处布道，使许多日本人皈依。后来，其他的一些教派的传教士从属于西班牙的菲律宾群岛来到了日本，他们同样也受到了欢迎。但是，幕府将军发现，陪伴这些传教士前来的人并不太神圣，而且他们身穿铁甲，手持奇形怪状的铁棍，铁棍射出的沉重铅弹能同时穿透三名日本普通士兵，于是将军开始对这些外国传教士的存在感到不安了。
日本人对当时所发生的那些痛心事件的观点和看法，美国人直至最近50年才开始有所了解。这些事件使日本人背上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这与美国人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不同。幕府将军决定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活动，这样做并不是他们突然讨厌西方人了，而是因为他们恐惧。他们担心整个国家被宗教纷争搞得四分五裂，国家的财富被那些既是船长也是商人的人们抢去。后者载着和平和祝福的使者们来到日本海岸，然后又满载着分文未付的日本货物离去了。
九州是耶稣影响最大的地方，该岛离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最近。起初，教父们还谦卑地宣讲着耶稣基督如何如何，可当他们一旦得势，就开始拆毁日本人的庙宇，捣坏日本人的偶像，逼迫数千万的农民和贵族在枪口下接受十字架。
丰臣秀吉是当时的铁腕人物，当他了解所有情况后，意识到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于是，他声明：“那些牧师们来我国传道，而其实他们的道德却是掩盖他们对我们帝国险恶用心的工具。”
1587年7月25日，即首位日本使节觐见了教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之后第五年，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都被驱逐出日本国境。商人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在日本经商，但必须置于日本政府的监督之下。葡萄牙传教士刚一离开，他们的位置就被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和多名我会的修士修女们填补了上去。他们乔装成觐见丰臣秀吉的特别大使来到日本，不过他们的诡计很快就被识破了。不过他们也没受到什么非难，只是被警告不要再布道，但他们并没有遵守此令，还在江户建了一座教堂，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施洗。接着他们又在大阪建了教堂。然后，他们又抢占了长崎的一座耶稣会教堂。之后，他们开始公开反对他们的竞争对手耶稣会，并指责耶稣会，说他们给日本人民传播福音的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一直太过于谄媚。简而言之，他们的判断完全错了，他们那些专门隐藏那些职业入教者的仓库被发现了。根据丰臣秀吉的命令，他们最终被驱逐出境，但他们走得快，返回得也快。经过数年徒然的警告后，日本人对那些不受欢迎的西班牙人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容忍，他们最终得出结论：除非采取极端手段，否则别无他法了。
他们没有重蹈以前的400年中给他们的国家带来极大灾难的内战，他们吸取了教训，自发地齐心协力，一致对抗一切外国侵略者，那些以身试法的基督教传教士被宣布处以死刑。
在接下来的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心甘情愿地与世界其他国家断绝往来。可以说日本几乎处于完全自我封闭状态，但不是彻底。还有一小扇窗户对外开放，通过这个小窗口，大量的日本黄金流到西方；也是通过这个小窗口，一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悄悄潜入了这个奇怪的国家。荷属东印度公司曾是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商业竞争对手，但荷兰人是纯粹的商人，对别国人民的灵魂并不太感兴趣，英国人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谁会独占日本市场是件难以定夺的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由于经营不善，失去了日本市场。
自从葡萄牙派往日本的一连串外交使团的最后一名成员被处死后（这其实是证据确凿的官方谋杀），荷兰人先前享受的许多特权也被剥夺了，但只要他们在日本的企业每年能获得近80％的回报，他们就决不放弃日本。他们被迫居住在一个叫出岛的小岛上，这是长崎港口的一个长300码、宽80码的石头岛，小得几乎连遛狗的地方都没有，而且还不许他们携妻带子，更不许他们踏上陆地一步。
仅仅这一次，荷兰人修炼了天使般的耐心（不一定是民族性格），因为只要他们对日本当局制定的数百条规章中的任何一条稍有违犯，就会立刻遭到拘押。一天，东印度公司决定建一座新仓库，遵照那个时代的习俗，建造日期是刻在建筑物正面的，而且通常前面要加上“A．D”也就是“公元”。这一符号直接涉及了那些基督徒们的上帝，日本人对此就好像我们美国人对待刚从莫斯科来的布尔什维克鼓动家们一样，所以结果可想而知了。幕府将军们下令不仅要将那些令人不快的字母去掉，而且要把整座建筑物拆掉，夷为平地。为了让荷兰人记住葡萄牙人被驱逐出境的下场，他们可怕的敕令里面有这样几句话：“只要太阳照耀大地，就不允许基督教徒如此大胆地踏上日本的土地。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即使是菲利普国王本人甚至是基督徒的上帝违背了这条法令，也要用他们的头颅来抵罪。”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似乎把这个教训牢记心中，因为出岛继续在荷兰人手里达217年之久。在这217年当中，日本的黄金和白银不断地外流，因为荷兰人是现金交易者，不管日本人从国外定购什么，必须付出汇费。也是通过这个渠道，欧洲人从这些太平洋的隐士们口中，零散地了解到了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消息。所有这些消息让人得出一致结论：日本帝国的情况远远不尽如人意。日本很快成为“没有国家能期望它完全自给自足”这一理论的实例。而且，日本的青年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束。他们隐约听说了西欧国家一些了不起的科学知识，便开始经由出岛这个小窗口接触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费了很大劲终于理解了那些奇怪的荷兰文字，同时了解到整个世界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只有日本依然在原地踏步。
1847年，荷兰国王给江户的日本皇宫送去了满满一箱科学书籍作为礼物，并附有一份世界地图，警告日本人不要采取这种闭关自守的愚蠢政策了。这时，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商业关系迅速发展，从旧金山开往中国广东的货船有时在日本沿海遇险失事，船员们没有领事或外交保护，他们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1849年，一艘美国军舰的舰长威胁说，除非日本人马上移交18名美国水手，否则就要炸毁长崎。荷兰国王又一次警告他的日本同僚，不要再继续执行这种孤立政策，否则等待日本的只有灾难。这些来自海牙的信件只不过说明了全世界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事。只是早晚的事，日本肯定会向西方商界打开它的大门，如果它拒绝和平开放，那么等待它的就是武力强迫开放。
这时，一直向阿拉斯加海岸步步推进的俄国，正在慢慢地计划加强它对西太平洋的控制。当时，唯一可以采取行动而又不会被怀疑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只有美国。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和560名船员进入了浦贺湾。对美国海军的首次来访，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天皇正式地祈求上天保佑。佩里一离开（他只待了10天，把美国总统的信转交了日本天皇），日本就请求荷兰人提供一艘军舰，各要塞配备人员守卫，还架好了以前的葡萄牙火枪，一切安排就绪，以防大洋彼岸那些由蒸汽机推动的怪物们再次造访。
当时全日本的人分成了两派。大多数人赞成不惜一切代价继续闭关锁国，但另一部分人则支持开放政策。支持后者的幕府将军从此失势了，被痛斥为崇洋媚外。然而，从佩里那次著名的访问中受益最多的却是天皇。
今日日本
幕府将军作为封建政府无可争议的首脑，走过了其繁荣的黄金时期，很早就开始走向衰落了。就像那些大名和武士们的境况一样，他们仍坚持佩带刀剑，忙于镇压内乱的光荣使命，好像是生活在1653年似的，而不是1853年。进行全面改革的时代来临了。
机缘巧合。当时的天皇，也就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正是一位非常智慧、才识过人的年轻人。他说服幕府将军自动辞职，重新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他认为再继续闭关锁国下去无异于自杀。他热情欢迎所有的外国人回来，就像当初驱逐他们那样热诚。这就是明治时代，或称维新时代。将日本从16世纪的一个封建小国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
如果要问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彻底的感情改变是否是件令人愉快的好事，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实在多余。工厂、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煤矿和钢铁铸造是否能给人带来幸福，我不知道。一些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另一些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从什么角度看。10年前，俄国人培育他们的精神，热爱他们的圣徒。如今，他们在厨房的壁炉里焚烧他们的圣徒，而他们的灵魂非常满意地待在机器的排气管里。
我个人认为，这种发展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就其本身来看，它们既非绝对错误，也非绝对正确，而是必要的，是我们把自己从对饥饿和经济变幻无常的担忧和恐惧中解脱出来的一个必经步骤。在这场变革中，机器既充当父亲角色又充当母亲角色，但也同样摧毁了许多美好的令人愉快的东西。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北斋（日本画家、木刻家——译者注）和歌麿（日本浮世绘画家——译者注）笔下的日本会比到处是汽油厂和煤气厂的日本有趣得多，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北斋和歌麿早已作古，而东京的家庭主妇们更愿意用煤气做饭，而不是在炭火上慢慢地煮饭，这就是回答。
自1707年以来，白雪皑皑的富士山，这座古老而历史悠久的火山就一直沉默不语。它俯瞰孩子们向路边的神道庙敬献鲜花的那个地方，如今却只见香烟广告牌了。寺庙院内的神鹿的腿也被游人们乱扔的罐头盒砸坏了。
但是，富士山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