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泱泱大国。
中国人口约占地球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当欧洲人的祖先脸上涂得五颜六色，还在用石斧打野猪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怎样使用火器，知道如何写信了。在很短的篇幅内要把这样一个国家讲述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仅仅能给你界定一个框架，勾画一个轮廓。至于更为详细的内容，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慢慢去了解。有关中国的文字，足可以把两三个图书馆装得满满的。
和印度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半岛，只不过这个半岛呈半圆形。但是，中国并不像印度周围有那么多的高山，因此与世隔绝。中国的山脉就如同叉开的手指，由西一路延伸过来，使其直抵黄海之滨的那个富庶的大平原，几乎毫无遮挡地面对着中亚凶猛的冲锋军。
为了克服这个地理上没有天然屏障的不利条件，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时候），一位中国皇帝修建了一道1500英里长、20英尺宽、30英尺高的巨大城墙，从东边的辽东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嘉峪关，即甘肃以西的戈壁沙漠的边缘。
这道人造屏障出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直到17世纪满洲人攻入中原时，这道万里城墙才开始崩溃。不管怎样，一座傲然挺立了将近2000年的壁垒，毕竟不可等闲视之。我们在10年前修筑的一些堡垒不仅现在已经无法使用了，还得开支一大笔钱进行翻修。
在这个巨大的圆圈中，南部的长江和北部的黄河把这个国家分成三个部分。北京所在的华北地区，夏季比较炎热，冬季非常寒冷，这样的气候使当地人习惯吃小米而不是大米。中部地区，由于祁连山脉挡住了从北方刮来的寒风，气候比较温暖，人口也更稠密。这里的老百姓喜爱吃大米，却不知谷子为何物。华南地区夏季湿热，冬季也不冷，可以种植热带地区所有的作物。
华北地区又分两部分——东部的平原和西部的山区。山区是著名的黄土高坡，那是一种非常肥沃的土壤，土质极为疏松，雨水落到地面立即就渗透进去了。河流和小溪将这一地区冲得千沟万壑，给交通运输带来极大的不便，就像西班牙那样。
直隶湾（今渤海——译者注）边上的华北平原，是一个由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原。黄河没有什么重要港口，也几乎无法通航。黄河北边还有一条很小的河流，即运河，也一样不能通航，它的功用就是北京的排水系统，专门为这座城市排泄污水。至于北京，因为现在中国的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所以我只能说北京是900年的天朝帝都，或者说自从征服者威廉登陆英国的那个时候起，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京都。但是，我们还无法知道，当这部书出版时，它是否还是中国的首都，或者只是中国的一座城市，或者成为某个日本将军临时或永久的驻地。
北京历史悠久，见证过无数兴衰荣辱。在公元986年，鞑靼人征服了北京，将它易名为南京，也就是“南方的都城”。12世纪，汉人光复了这座城市，但并没有在此定都，只把这里当做一个二流的省会城市，称之为“燕京府”。又过了500年，另一支鞑靼人占领该城，改称“中都”，即“中部都城”。100年后，成吉思汗的大军占领了“中都”，但是成吉思汗本人却仍然钟情于蒙古沙漠中的帐篷，拒绝在城内居住。他的继承人——著名的忽必烈大汗——则与他的祖父截然相反。他对这座城市的废墟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再次给这座城市更名为燕京，又称“大都”。不过，当时这座城市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蒙古名称——“甘巴努克”，意为“大汗之都”。
后来，汉族人又把鞑靼人赶出了中原，自己做了皇帝，这就是明朝的建立。燕京又变成了北京，即为“北方的朝廷”。从那时起，一直到1860年，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统治中心，但是它与外界的联系很少。那一年，一位欧洲使节（指埃尔金伯爵，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任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与法军侵华，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英北京条约》。——译者注）以官方身份被允许进入北京拜见皇帝。那位将古希腊大理石雕刻（指埃尔金石雕，古希腊大理石雕刻品，是老埃尔金在雅典购买的——译者注）献给大英博物馆的埃尔金就是这位威仪堂堂的大使的父亲。
北京城在鼎盛时期一定固若金汤，仅城墙厚度就达60英尺、高50英尺，城墙上面还建有方塔和通道，这本身就是一道要塞。北京城内的建造结构就像一座迷宫，有许多一个套着一个的内城，其中有皇宫、满洲人城、汉族人城，到了19世纪中叶，又多了一座外国城。
北京的寺院庙宇很多，但中国人却不是像印度人那样虔诚的佛教徒。这两个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除了在人口过度膨胀之外，再没有其他共同之处。印度人十分崇敬神佛，他们修建了最宏伟、最富丽、最豪华的寺庙，这些寺庙建筑几乎将贫苦农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财全部耗尽。“宁掷百万造神庙，不费分毫在黎民”是婆罗门僧侣们提出的口号。中国人看上去是佛教徒，但是他们从上到下，从老到幼，每一个人都受到那个精明的孔夫子的影响。孔子是一位东方哲学大师，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他提出一条普遍真理：不要把时间荒废在关于来世的虚无模糊的辩论中。中国人完全遵循孔夫子的信条，去做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因此，中国的统治者把大部分赋税用于公共设施上，比如挖运河、修水渠、筑长城、疏浚河道等，而至于庙宇和神殿，只要做到神灵不会感到未被轻视就行了。
中国大运河
古代中国人是一个具有杰出艺术才能的民族。与恒河流域的民族相比，中国人付出的是小得多的代价，但是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满意。到中国的游客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发现像印度那样庞大的神殿建筑群。在北京以北60英里的明皇陵中，几只大型动物雕塑守卫着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帝王，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座庙宇，供奉着几尊大佛像，仅此而已。中国的其他神像都是比例和谐，不大不小。比起印度来，西方人更喜欢中国的艺术品，因为中国的绘画、雕塑、瓷器和真漆等艺术品都更适合进入欧洲或者美国的家庭，而印度的艺术品看上去很不协调，让人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即使放在博物馆中也是如此。
现代中国的商业地位也不可小觑。中国的煤储量位居世界第一，铁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假如有朝一日英国、德国和美国的煤矿枯竭，我们仍然能够从山西省那里获得温暖。
山东省位于直隶的东南方，它所在的山东半岛是直隶湾和黄海的分界线。这一地区除了直隶湾附近的黄河平原以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山区。黄河曾经是注入黄海的，但在1852年却突然改道，北上直隶湾，那次黄河改道造成的洪灾才让人们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洪灾。如果你想明白黄河改道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不妨作个假设：莱茵河有一天突发奇想，决定改道注入波罗的海，塞纳河也突发奇想，决定从比斯开湾转向北海，结果就一目了然了。自17世纪末以来，黄河已经十度改道，我们不能断定目前的河道是否还会改变。在世界其他地区，大河的堤坝很容易把河水控制住，但是对黄河和长江这样的河流，堤坝却显得力不从心了。1852年，当时黄河的堤坝足有50英尺高，而洪水冲毁它们就如同撕毁一张纸片一样毫不费力。
你可能听说过中国人被称为黄种人的说法，也一定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黄祸”之类的文章。我们常常将中国人的面色与黄色等表示中国事物的某些概念扯在一块儿。但是，在很久之前，中国的统治者就自称为“皇帝”，与“黄帝”同音，当然不能理解为黄皮肤臣民的“皇帝”，而是臣民居住的这块黄土地的“皇帝”，即“黄土地之帝”。黄河携带的大量的黄泥将整个华北地区染成黄色——河水、海水、道路、房屋、土地，甚至男女老少的衣服也是黄色的。这个民族正因这些黄色的泥土而得名，而事实上，他们的肤色并不明显黄于西方人。
为了让自己的臣民不必冒险作海上长途旅行，而能够顺利地从北部到达中部和南部，13世纪，中国的一位皇帝下令开凿了一条连通黄河与长江的大运河。运河长达1000多英里，自建成之日起，一直恪尽职守，运输着南来北往的船只。直到1852年黄河从黄海改道直隶湾，将运河连同黄河故道一起被摧毁，这条运河才废弃。但是，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还表明，这块土地的统治者是一些具有开明思想的帝王。
现在我们要重新回到山东半岛。半岛海岸线上坚硬的花岗岩形成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威海卫就是其中之一。直到不久前，这个港口还被英国人控制着。当年，俄国人占领直隶湾对岸的旅顺港，把它作为军港和通往西伯利亚铁路的起点，从那时起，英国人就从中国人那里“租借”了威海卫，“租借合同”上规定，只有俄国人撤出辽东半岛，英国人才会归还威海卫。但是，当1905年日本人打败俄国人，占领了旅顺港后，英国人却没有从威海卫撤走。德国人也不甘人后，很快攻占了半岛南部的胶州湾和青岛港。这也是世界大战在远东引起的连锁反应，那就是为了某些并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英国和德国你争我夺，而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日本这个第三方坐收渔翁之利。
为了重新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世界大战后，威海卫和胶州湾都归还了中国。但是，如果这一回日本占领了满洲，从前的那套游戏必定会重玩一遍。
华中地区东部是一片广袤富庶的平原，与华北平原连成一片。中部为山区，长江在这些大山中间蜿蜒流过，最终投进了东海的怀抱。四川位于长江上游，这是个面积几乎与法国相当的省份，那里肥沃的红土地养活着比法国总人口还多的中国人。几条南北走向的高山将四川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只有寥寥几个白种人曾进入过四川，显然这个地方比中国其他地方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民族传统。
长江从四川向东奔流出来后，就进入湖北省。著名的港口城市汉口就在这个省，它是1911年把清朝末代皇帝赶下台的那场革命（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译者注）的发祥地。那场革命将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译者注）。长江自汉口以下的河段是中国中部的主要商业运输大动脉，直接与中国的外贸中心和第一大港口——上海——相连。排水量在1000吨以内的海轮可以航行。上海是中国的贸易中心，直到1840—1842年那场“鸦片战争”结束后才被迫对外国商人开放。
长江三角洲以南是杭州，马可·波罗把它称为“金山”，三角洲以东是苏州，以盛产茶叶闻名于世。长江三角洲最西端的南京，长期以来不仅是中国中部最重要的城市，而且还是许多朝代的都城。这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极为富庶。
南京被选做中国新政府的所在地，至少在我写此书时（1932年1月2日零时7分）它还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官邸，部分由于历史原因，部分由于战略位置，它处于从广州到北京的中转站位置，再就是这里不会受到海上外国军舰大炮的直接威胁。
华南地区是一个多山地区，而且丘陵遍布，虽然也盛产茶叶、丝绸和棉花，但相对来说，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从前，这里曾经森林密布，后来森林被砍伐殆尽，山上只剩下光秃秃的石头，水土流失严重，因此这一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移民潮，大批中国人涌向那些还未限制中国移民进入的国家。
中国的两条大河
广州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是中国从欧洲进口的中心，而上海是中国对欧洲的出口港。在珠江入海口（广州市距离海岸还有几英里远）有两个外国占领区。右侧是澳门，葡萄牙曾在中国占有众多殖民地，最后就只剩下这一个地方了；左侧是香港，早在在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人占领了。
华南沿海有两个岛屿，一个是海南岛，现在还在中国人手中，另一个是台湾，原属荷兰殖民地，从1894—1895年中日战争后就被割让给日本人了。
90％的中国人都是农民，他们都靠天吃饭，年成不好就忍饥挨饿。但是，中国还有48个港口城市与外国通商，主要出口茶叶、棉花和丝绸。奇怪的是，中国从不出口鸦片。鸦片是一种让人上瘾的毒药，中国皇帝一直在努力禁止臣民吸食这种毒药，于是原来那些罂粟田变成了棉花种植园。
至于铁路，中国人修建它的过程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困难，这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尊崇他们的列祖列宗。老祖宗安息在地下，他们恐怕火车沿着铁路呼啸而过惊扰了他们。1875年，有人要在上海到吴淞口之间修建一条几英里长的铁路，结果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最后不得不停工。直到今天，中国在修建铁路时如果遇到祖坟仍要绕道而行。目前，中国建成通行的铁路已超过1万英里，济南附近跨越黄河的大桥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铁路桥之一。
至于中国的对外贸易，仍有60％控制在英国及其殖民地手中，这可以解释为何英国一直强烈要求各国取消从前那些歧视、虐待中国人的政策。与代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利益的顾客保持友好关系才是上策。万一这些聪明的中国人起来抵制英国的产品，英国人每天的损失就会高达数百万美元。
在朦朦胧胧的远古时代，中国人最早的祖先就出现了，他们生活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地上。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最称心如意的莫过于有一片肥沃的土地了，更何况黄土地还给他们解决了居住问题。人们在山的侧面挖出一个个窑洞，住在这种舒适的房子里根本不必担心墙壁透风或者屋顶漏雨。
据那些对黄土地情况比较熟悉的旅游者讲，这个地区本来人口十分稠密，可在夜晚竟丝毫看不出人类居住的迹象。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出现，无数男女老少一下子从窑洞里冒了出来，就像兔子从洞中蹿出来晒太阳一样，他们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劳作，直到暮色苍茫，又全部消失在窑洞之中。
中国人占领了西部的高山地区之后，又开始慢慢向东部扩展。汹涌的黄河激流携带着数百万吨黄泥，沉积到下游平原，使那里的土地变得更加肥沃，足以养活不断膨胀的人口。随着黄河的变迁，中国人也跟着迁徙，在公元前2000年（罗马出现的15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到达长江流域，他们的帝国中心也开始从黄河流域慢慢转移到东部大平原上。
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中国出现了三位伟大的道德大师：孔子、孟子和老子。这三位圣人出现之前，中国人的宗教思想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当然，身为造物力量的渊源，大自然理应受到膜拜，尤其是那些完全靠天吃饭的人，对大自然更是顶礼膜拜，绝不敢产生一丝一毫的不敬。孔子、孟子和老子与耶稣、释迦牟尼以及穆罕默德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并不是宗教创始人。
首先，他们的道德教义是建立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基础之上，认为人并非天生就是大智大勇的人，只是凡夫俗子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勤奋好学，谦虚谨慎，认真聆听长者与智者的教诲，肯定会有所作为的。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看，这三个人所宣扬的观点是过于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们都没有宣扬过人以善报恶或者逆来顺受之类的思想，他们不相信凡夫俗子会有这样的高尚情操以至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而且他们自己也在怀疑，这样的行为准则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所以，他们说，恶人自有恶报，好人应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做到忠信仁义，尊崇先人。
这三位中国哲学家所宣扬的道德思想内容不多，而且每一位都有自身的不足之处。我并不是说这种道德体系比我们的好，或者不好，但这种思想的确具有某些非常明显的优点，它至少使这个讲数种方言（中国北方人与南方人交流就如瑞士人与意大利人交流一样困难）、生活在各式各样环境中的4亿中国人能够拥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人生荣辱沉浮的达观态度，也就是一种实际的人生哲学。正是这种哲学态度支撑着无数境遇悲惨的下层人民承受很大的劳苦，走完自己的一生，而如果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面对同样的磨难，就会垮掉或者自杀了事。
孔子、老子和孟子的这些朴素的哲学思想，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一下中国人4000年的同化奇迹。这种同化奇迹是非常反常和难以置信的。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被一个更大的帝国——蒙古大帝国吞并，这个大帝国的疆域辽阔广大，东起太平洋，西抵波罗的海，但是这些蒙古帝王却都和忽必烈一个下场，最后都被同化成汉人。蒙古王朝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中国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1368—1644年）。后来，这个王朝又被满洲一个鞑靼国王推翻，建起了大清帝国。虽然当时的满洲统治者征服了汉人，强迫汉人留起了辫子，剃光了前面的头发，以作为对满族人的屈服。但是，他们仍然被同化得比汉人还更像汉人。
自从满洲人入主中原，中国就天下太平了。大清王朝只需把海港守住以防范西方的外国侵略者，便可高枕无忧。于是，中国的文明进程终于有了一时的静息，但是它一旦停歇下来，整个国家就立即失去了活力，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僵化保守。它的政治专制比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政治体制还严厉，文学被冻结了，甚至那曾经无与伦比的科学也不再发展，如果还有人发明什么新玩意儿，他立即就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中国无可比拟的艺术也墨守成规，就像古老的拜占庭镶嵌画一样，开始流于形式。中国完全与世隔绝了，他们没有机会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做什么。闭关锁国的民族总是夜郎自大、盲目乐观地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天下无敌的，认为他们的艺术也是人类一切艺术中最精彩绝伦的，还认为他们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也远远比别国优越，如果拿外国作标准来衡量中国，简直是荒唐透顶。然而，所有试图排外的国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不幸。
自16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才允许少数几个“洋鬼子”进入太平洋沿岸的几个贸易港口城市。这些主要来自葡萄牙、英国和荷兰的不幸的“洋鬼子”在这里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如同刚好与弗吉尼亚州早期殖民者的后裔搭乘同一条船的黑人医生。
英国人在1816年派阿默斯特勋爵（他在1817年去圣赫勒拿岛拜访过拿破仑）来觐见天子，希望中国天子对英国商人给予庇护，改善他们在广州的待遇。阿默斯特勋爵被告知，他能否上朝觐见天子决定于他是否愿意在御殿前磕头。所谓“磕头”，讲文雅一点儿，就是“在皇帝的宫殿中，以头三次触地”。这对一个荷兰船长来说是办得到的，因为他明白，只要他在皇帝面前磕了头，他就能把大量的茶叶和香料带回去，一生享用不尽。但是，阿默斯特不是船长，他是英国国王的代表，于是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他甚至连北京的城门都没进去。
这时的欧洲，詹姆士·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因此而富强起来的欧洲急切地要去征服新的世界，中国理所当然地被列在榜首。对骄傲的白种人来说，以突然爆发的事件为借口挑起战争很不光彩。1807年，马礼逊博士作为欧洲第一位传教士来到广州，开始不断对中国人宣传基督教如何如何好，为何要信仰基督，因此要必须给它一个机会。但那时，即使那些最迂腐、最狭隘的满洲官员都能够积极地固守孔子的教义，以此来阻挠滚滚而来的鸦片狂潮，不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却在不断地从罂粟籽中提炼着数百万磅的鸦片，将它们卖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居民。英国东印度公司坚持要把鸦片输送到中国，中国当局则坚决拒绝让鸦片上岸，于是鸦片和受伤害的感情引起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让中国人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绝对不是那些被他们看不起的外国人的对手，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
这种担忧最终变为现实。自从鸦片战争的不幸时期开始，中国就完全听凭外国人的摆布。那些一味埋首于田园而不问世事的中国人通过偶尔目睹的事实，也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中国人把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灾难归咎于由外族统治的满清政府，于是中国人开始揭竿而起。大约80年前爆发了第一次起义，中国人希望以革命换自由。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正与英国和法国开战时，“太平天国运动”在华南地区风起云涌。这些人拒绝剃头，把辫子也剪掉了。但是，对于那些因贫困而造反的老百姓来说，满清王朝的大军太强大了。他们推举出来准备取代满洲人的汉人皇帝（指洪秀全——译者注），最后在南京自己的宫殿中自焚，还把所有的嫔妃活活烧死（这里作者弄错了，洪秀全是病死的，而不是自焚而亡。湘军攻陷南京时，洪秀全已死了一个多月了。由于太平军战士誓与南京共存亡，故点火自焚——译者注）。在这场革命中，被杀者达数十万人。剿灭这场革命的清朝统领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美国工程师华尔，另一个则是虔诚的基督徒、深邃的神秘主义者戈登。戈登返回英国后，专心从事慈善和宗教事业，过着退伍之后的悠闲生活，为他的悲惨结局作准备。有关戈登的故事，你可以在“非洲”那一章里了解到。
1875年，清政府与德国之间出现分歧，于是德国就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中队，理由是帮助中国清除沿海的海盗。1884年至1885年，发生了中法战争，结果，中国失去了南部的安南和东京湾。1894年，他们和已经西方化的日本又打了一仗，结果丧失了台湾岛。
随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军事战略要地进行争夺。俄国人强占了东北的旅顺，英国人夺取了威海卫，德国人进驻了胶州湾，法国人则分到了湄公河左岸的金兰湾，而至于在外交政策上带点儿感情作用的美国，他们只是含含糊糊地提出了“门户开放”之类的意见。其实，那些欧洲人把抢到手的土地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美国的山姆大叔探过头去（当然不是为了看热闹），他们就急忙把大门关上。
中国人民虽然天生吃苦耐劳，但也开始看到，他们不仅在受政府的压迫，也受到外国人的欺凌。看清了这样的事实之后，他们再次把所受到的屈辱与苦难统统归罪于外族统治者——满清政府。1901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他们先是刺杀了德国大使（理由是这位大使先杀害中国人），然后围攻在北京的外国使团。结果，由俄、日、英、法、奥、德、意、美八国组成的一支联合军队进入北京，来援救被围困的外交使团，把这些绝望中的大使及其家属解救出来。援军为了进行报复，在北京城内大肆抢劫，使这座富裕的城市遭受到空前洗劫，不管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都被侵犯了，甚至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也不曾幸免于难。德军司令率领他的2万名士兵（虽然停止了射击，但抢劫仍在大肆进行）奉德国皇帝的指令——“就像匈奴人那样干吧”。这是一个不幸的命令，是老威廉皇帝在他执政生涯中发出的最糟糕的指令。十几年后他就在自己国内遭了报应。
巨额的战争赔款，欧洲各国的得寸进尺，政府的奴颜婢膝，这一切使中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1911年，他们再次发动革命。这一次，他们成功地推翻了满清政府，成立了共和国。
这一次，中国人已经得到了教训，知道西方国家到中国来，并不是对孔夫子的道德文章感兴趣，而是对中国的煤炭、铁矿和石油等珍贵矿藏感兴趣。中国人要么努力保护好这些矿藏，否则就把它们沉到太平洋里去。很快，他们开始认识到应该向日本人学习，在短时间内认识到“西方化”的重要性。为此，他们从世界各地请来了许多老师。尤其是请日本人当自己的老师，因为两国人民比邻而居，交流极为方便。
同时，俄国人已经按照马克思理论进行管理，开始了把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进程。它作为中国的近邻，可以悄悄地把一些新思想传到这些长期遭受折磨的中国苦力耳中。在从前，不论谁在主宰着中国人的命运，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些中国人似乎逃脱不了生来就得当牛做马的命运。
自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计划和情感在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在那场世界大战中，中国是被迫加入协约国的。和以前一样，战争结束后，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收获，反而又蒙受很大损失。
我不是一个预言家，无法预料在未来10年、15年中，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可能现状不会有太大改善，也不可能很快就赶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因为贫困的中国觉悟得太晚了。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真的赶上我们，那么就请上帝怜悯我们吧，因为我们那时不知要还一笔怎样的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