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眼里的中国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中国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好的，统治者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中国河流上的船只比基督教国家所有河流上的船只还要多，运载着比欧洲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食物，这些食物精致得几乎令人无法相信。中国少女谦逊端庄，中国妻子善良美丽，杭州妓女的热情好客也让外国人念念不忘。但是，最让人惊讶的，还是中国的商业。“我可以非常老实地告诉你，”马可波罗说道，“中国的商业规模之大，若非亲眼所见，绝不会有人相信。”
于是，问题产生了。1295年，当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时，那些等着听他故事的人，事实上并不相信他的话。尽管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例如10磅重的梨，马可·波罗大部分的描述还是和我们在图8-1中所见的一致。马可·波罗去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发展正远远领先于西方的社会发展。
虽然马可·波罗惊叹于东方世界，但是有三件大事他并不知道。首先，它的领先地位正在下降，社会发展指数从1100年的20分降至1500年的6分以下。其次，在第七章末尾预见的那个情形——东方的铁器制造商和磨坊主将开始工业革命，大量利用化石燃料——并没有发生。虽然马可·波罗对中国火炕燃烧用的煤炭感兴趣，但是他对中国的肥鱼以及半透明的瓷器同样感兴趣。尽管他所描述的这片土地令人惊叹，但是它还保持着传统的经济模式。最后，马可·波罗的到来是对未来的一种预示——欧洲人就要来了。1492年，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声称自己到达了中国，虽然他到达的是美洲。1513年，哥伦布的侄子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Rafael Perestrello）成为第一个真正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在哥伦布登陆和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过东方之间，经历了三个世纪。这一章揭示的漫长时期并不是东方时代的结束，甚至不是东方衰败的开始。
图8-1 在日益缩小的世界里日益缩小的差距：贸易、旅游以及动荡时期再一次将东西方连接在一起
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欧洲
这是1127年的1月9日，地点在开封。这个城市的城墙在铁锤和炮弹的攻击下变得满目疮痍。没人知道在这场大风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城墙上的中国防御者们射出大量弓箭，不停地向黑暗中开火，试图击退向他们逼近的敌军。三千名女真族士兵最先受到攻击——有的被烧，有的被比弓箭还锋利的石头砸伤——但是进攻者踩在尸体上继续前进，重整队伍。女真族是中国北部边界的最新威胁，他们习惯了面对糟糕的情况。在城墙内，虽然有100个人倒下了，但是四处遍布的尸体并没有令防御者失去信心。但接下来军官们逃散了，谣言四处散布。没多久，传来了攻城塔的声音以及毒箭的嘶嘶声。我们不知道恐慌是如何产生的，只知道突然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尖叫着从城墙里跑出来，拼命地四处逃散。敌人攻入了城内，烧杀抢掠。宫殿里的很多女人宁可投水自尽，也不愿忍受将要发生的事，但是皇帝就这么等着被俘虏。
开封的沦陷是意料之中的。尽管在11世纪，宋朝经济繁荣发展，但是与北部边境的契丹族无休止的战争给宋朝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并且历代皇帝只是不停地寻找新的方式进行赔款而已。因此，在1115年，当“野蛮的女真族”提出帮助攻打契丹族时，宋徽宗心急地接受了。宋徽宗本该担心这些女真族在短短的20年里已经从落后地区的农民变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骑士，但他并没有。宋徽宗精通音乐、绘画和书法，但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而且他的大臣们醉心于政治斗争，并不理会铁一般的事实。对女真族的支持，使得宋徽宗创造出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首先侵吞了契丹族，然后是宋徽宗自己。如果残余的宋朝大臣没有坐船逃窜的话，他们也会被这个怪物吃掉。直到1141年，女真族（当时控制中国北部）和一个被极度削弱了的宋朝（定都杭州）才划分了边界。
开封的沦陷以及之后南北贸易受到破坏，意味着在整个12世纪社会基本没什么发展。虽然社会停滞不前，但是并没有崩溃。开封迅速地从这场浩劫中恢复过来，甚至一度成为女真族的首都；杭州也发展成了一个大都市，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南部的煤田产量虽然没有北方煤田的产量多，但是依然非常可观。12世纪的工业家已经懂得如何在生产铁的过程中利用更加廉价、劣质的煤炭，甚至还懂得如何从铁加工过程所产生的污染副产品中提炼铜。贸易、纸币、化石燃料以及商品生产不断发展，在120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领先西方一个世纪左右。
铁木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木真于1162年在寒冷的蒙古草原出生。他的父亲也速该从蔑儿乞人手中夺走了诃额仑，使她生下了铁木真。铁木真名字的由来是在他出生时，也速该正好俘虏了敌对部族的一位名为铁木真·兀格的勇士。按照当时蒙古人的信仰，在抓到敌对部落勇士时，如正好有婴儿出生，该勇士的勇气会转移到该婴儿身上。铁木真之名即由此而来。铁木真的父母有一次在撤离营地的时候，把他给忘了，直到一年后才回来找他。后来也速该被塔塔儿族杀害，塔塔儿族还赶走诃额仑，偷了她的动物，使她挨饿。铁木真跑回家中，抓老鼠给诃额仑充饥。他还杀害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根据部落的规定，他的兄弟有权娶诃额仑为妻。之后，铁木真被贩卖为奴隶，等他逃出来之后，未婚妻已经被抢了，肚子里可能还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铁木真把抢夺她的人杀了，把她夺了回来。[1]
铁木真是一个铁血铮铮的男子汉，否则的话，蒙古人也不会称他为成吉思汗——意为“无畏的领导者”——他也不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心理专家都认为，他夺权的道路（杀死自己的胞弟札木合，无视亲族要求改变战争，以及在争吵中和他的酒鬼儿子反目）与他早期的家庭经历不无关系。
在某些方面，两千年里，蒙古草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和他之前的首领一样，成吉思汗一方面害怕宋朝，一方面又觊觎它的财富。这些因素促使他突然袭击宋朝北部的女真国，并且利用战利品贿赂其他的蒙古领袖，让他们追随他。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要遵守这个历史规律，即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半个世纪以来，定居在这里的中国人、穆斯林以及基督徒在草原上建立城镇，引进了灌溉技术和犁。农民从游牧民那里获得土地，而游牧民从农民这里学会了制造武器。
很显然，在这样的交易中，游牧民占了上风。后发优势再一次显现。成吉思汗——这个最了不起的游牧首领——知道如何将城里的技师和他的骑兵部队完美结合起来，使得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在他死之前（1227年），他已经从太平洋一路打到了伏尔加河。根据一个波斯人所见，成吉思汗就像“从纸上抹去字迹”那样轻易地扫除障碍。蒙古人所经之处“都变成了猫头鹰和乌鸦的栖息地，只听得见呼呼的风声”。
成吉思汗不需要社会发展指数来告诉他宋朝是个适合抢掠的地方。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试图偷走一切，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将宋朝北部都变成蒙古马驹的冬季牧场。1215年的时候，他摧毁了90多座城市，放火烧了中都（今北京）整整一个月。不过，在他死后，统治者开始认为让农民留在土地上并向他们征税，获得的回报更大。
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实行这个新政策。宋徽宗与女真族联盟对抗契丹族，结果使得开封沦陷，自己被俘虏。然而宋朝新的统治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在1234年的时候和蒙古族结成了类似的联盟与女真族对抗。结果更糟：蒙古人吞并了女真人的金国，并且使得宋朝军队处于崩溃的边缘。
正是蒙古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宋朝在1230年时并没有灭亡。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他的儿子窝阔台接过了大权，尊称为“大汗”。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为了继承汗位不久就开始了政治斗争。有些人担心，如果窝阔台征服宋朝的话，手中会有更大的权力，那么在汗位的继承中，对他的儿子会非常有利。因此，他们对主要的蒙古将领施加压力，让他们进行西征。1237年的时候，他们成功地令主要的蒙古部落突然改变计划，向西前进。
欧洲人完全不能理解蒙古人。英国编年史学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认为，这些入侵者完全是一个谜。他说：“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他们也从来不暴露自己，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与其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其人民的情况。”马修错误地将鞑靼人（对蒙古人的称谓之一）翻译成塔耳塔洛斯（Tartarus），塔耳塔洛斯是地狱深渊之神。他认为蒙古人就是“跟撒旦同属一类的、面目可憎的一个大部落”。又或者，他们是以色列人中走失的一个部落，最后又找到了回去的方向。虽然马修知道，蒙古人并不会说希伯来语，也似乎完全不知道摩西律法，但是马修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些犹太人在摩西得到十诫前，误入歧途，他们：
追随奇怪的神灵，有着不为人知的习俗，所以现在有着更加了不起的行为。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民族所了解，他们的语言令人迷惑，变成了冷酷而且没有理性的禽兽。
蒙古人征服了德国和匈牙利的骑士，并远征至维也纳。但是他们掉头离开了——就像他们突然放弃宋朝那样，将他们的战俘驱赶到亚洲腹地。蒙古人侵略欧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可汗的继任者，所以当窝阔台在1241年12月11日死去的时候，欧洲突然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
当蒙古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一个更加富裕的目标——伊斯兰中心。1258年，他们仅用两周时间就攻破了巴格达的城墙。三天里，他们没有给最后一位哈里发任何吃的和喝的，然后把他扔到一堆金子上，叫他吃金子。当他拒绝这么做时，他和他的继承人被人用毛毯裹起来，活活踩死了。
1260年，一支埃及部队在加利利海岸边阻止了蒙古人的进攻，但是那时蒙古人的四处征战已经使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伊斯兰的中心地带经济落后了两个世纪。不过，蒙古人对欧洲最大的影响，恰恰是他们没有做的那些事情。正因为他们没有洗劫开罗，所以开罗仍然是西方当时最大、最富有的城市；正因为他们没有入侵西欧，所以当时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仍然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商业中心。伊斯兰核心地带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埃及和意大利的发展仍在继续，并且到了1270年，就是马可波罗动身前往中国的那一年，欧洲的中心决定性地转移到了地中海地区——这块地区是蒙古人没有入侵的。
在又一位可汗驾崩之后，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最终决定完全征服宋朝，蒙古人放弃了他们在西方的战争。这是蒙古人有史以来打得最为艰难的战争，也是最具有毁灭性的。为了攻破宋朝的抵抗，忽必烈花了5年的时间围攻襄阳。到了1279年，当忽必烈把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逼到海里的时候，中国处于工业革命边缘的经济结构正在崩溃。东方的社会发展直线下滑。
除此之外，还有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封从女真人的抢掠中恢复了过来，不过它经历的真正衰退是在1194年，当时黄河决堤，摧毁了供养这座城市的运河——这条运河给开封运来煤炭，运走产品。在此之前，黄河就已经泛滥过很多次，与之前相比，此次最大的不同就是蒙古人的破坏放大了自然的残酷性。在蒙古军队入侵后，1230年发生的饥荒和瘟疫夺走了开封周围100万人的生命，在四川这个人数也许更多。1270年时，死亡人数更多。总的说来，13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四大天启骑士——迁徙、国家崩溃、饥荒以及疾病，人口减少了1/4左右。尽管马可·波罗对中国十分赞叹，但到了1290年，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停滞了。事实上，东西方的差距正在缩小。
枪炮、病菌和钢铁：社会发展最强大的塑造力
在公元1～4世纪之间，东方的社会发展曾经衰退过。第一个千年中，东方社会发展迅速，有效地缩短了核心地区间的差距。一些旅行者、商人以及掠夺者建立了重叠的贸易区，他们穿过大草原，进入印度洋。这种东西方交流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也产生了破坏发展的因素。当西方的核心地带无法打破43分左右的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时，天启骑士把东西方的核心都拖垮了。
到了公元9世纪，东方的发展已经恢复到可以开始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商人、传教士以及移民再一次穿过了大草原和印度洋，建立起交流的重叠区。在成吉思汗小时候，商人已经不仅带着诸如香料、丝绸这样的奢侈品，还带着散装食物穿过印度洋，数量之多，令罗马人都会嫉妒；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爪哇的麻喏巴歇，国际化的商业城市正在兴起。
蒙古人对草原的征服给第二条东西干线带来了稳定，可汗窝阔台也急于把他在喀喇昆仑的新首都变为一个帝国之都。据说，他为了吸引商人到那儿，无论他们要价多少，都付给他们比要价高10%的价格。波斯学者拉希德丁（Rashid al-Din）写道：“每天吃完饭后，他会坐在宫殿外的一张凳子上，在那儿有各种各样堆积如山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除了商人，一起到来的还有牧师，这显示了蒙古人对宗教的开放态度。“就像上帝给了一只手不同的手指一样，窝阔台也给了人类不同的信仰方式。”窝阔台的继承者这么告诉一个基督徒。为了了解不同的信仰，1254年，可汗决定在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间进行一场公开辩论。这种事也只有在喀喇昆仑才会发生。
很多人围观，但是辩论进行得并不成功。根据蒙古传统，在辩论中场休息的时候，要给辩论者端上马奶酒。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他们的争论偏离了重点。酒精磨钝了他们的善辩，基督徒唱起圣歌，穆斯林吟诵起了古兰经，佛教徒陷入了沉思之中。最后大家都醉得不能继续了。
虽然这些宗教团体没能实现他们之间的对话，但是西方人不断前来。穆斯林商人将东方的货物带到克里米亚的卡法，然后卖给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但把这些货物卖到北欧，还追踪这些货物的来源。马可·波罗的叔叔于1260年离开卡法，一路来到北京，然后在1274年的时候，又进行第二次旅程，带上了小马可·波罗。之后传教士到来了。1305年，一位刚刚到达北京的基督徒炫耀自己通过草原的这条路线比海上贸易路线更迅速、更安全。
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只是在欧亚大陆之间建立起了一些简单的联系，但是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却织起了一张真正的网，使得大量人口穿过欧亚大陆，为11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带来了第一次技术迁移。这对落后的西方国家来说非常有利。一些事物如独轮手推车，在公元1世纪左右就在中国发明出来了，于1250年左右传到了欧洲，公元5世纪在中国使用的马项圈几乎在同一时间传到欧洲。
但是，那时最重要的技术迁移却是廉价的铸铁工具。这些工具于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出现，公元1世纪的时候已经变得很常见了。11世纪，阿拉伯人已经掌握了铸铁技术，不过1380年才传到欧洲。如果你曾经试着不用铁锹挖掘泥土的话，你就知道铸铁有多重要了。我在希腊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储藏室的钥匙丢了，我们没有任何铁制工具就开始挖掘。当你像1380年前的欧洲人那样徒手挖掘时，土壤似乎变得尤其坚硬。我可以肯定地说，第二次东西方交流解放了欧洲的能源生产。
同样重要的还有信息技术。公元105年，中国工匠首次用桑树皮制成纸张，到公元700年的时候，纸张已经变得十分常见。造纸术于公元750年传入阿拉伯（因为在中亚抓住几个中国造纸师），意大利在1150年之后从阿拉伯买进纸张，直到1276年，才开始自己制作纸张。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工匠已经使用了500年的雕版印刷术和200年的活字印刷术。欧洲在1375年左右才引进或者说是改造了雕版印刷。12世纪末，中国和印度发明的船桅和船舵，经由阿拉伯传到地中海地区。
除了诸如独轮手推车这样的古代发明，西方人也学习了最新的技术。1119年，中国的书籍中首次提到指南针；1180年指南针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而火炮传播得更早。在13世纪，蒙古军侵略宋朝时，东方的工匠已经知道如何令火药迅速氧化从而发生爆炸，而不仅仅是燃烧，接着他们将这个新技术应用到竹筒中，助推箭头。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火炮（也许要追溯到1288年）在中国东北，是一根一英尺长的铁管，能够装入铅弹。仅仅30年后，在1326年，佛罗伦萨的一份手稿描述了一门铜炮，并且第二年在牛津手稿的一个插图中画出了两门做工粗糙，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火炮。阿拉伯首次使用火炮是在1331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西欧很可能是从蒙古人那里直接学到火炮技术的，然后将这个技术传给了西班牙裔的穆斯林。又过了30年（1360年），这些新武器才传到了埃及。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火炮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即使如此，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和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一样，传播的最重要物品却是病菌。“中西方的文明都遭受了灾难性的瘟疫。瘟疫摧毁了国家，使人口急剧减少，”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哈尔顿（Ibn Khaldun）写道，“它吞噬了文明的很多美好事物，使它们彻底消失。”这个瘟疫就是黑死病。
瘟疫在亚洲腹地变异，沿着丝绸之路扩散。一位阿拉伯学者（他自己就是死于瘟疫的）认为大草原约在1331年爆发瘟疫。同年，瘟疫沿着长江流域肆虐，据说每10个人中就有9个死于瘟疫。我们无法得知，在接下来的20年内是不是同样的病菌摧毁了欧亚大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1338年和1339年蒙古人的墓碑上提到的瘟疫就是这个。到了14世纪50年代，瘟疫平息了好几年，然后突然地到处都迅速爆发了瘟疫。1345年，中国东部沿岸瘟疫肆虐，第二年，一支蒙古军队将瘟疫带到了克里米亚的卡法，一个世纪前，马可·波罗的叔叔正是从这个城市离开，动身前往北京的。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回到原点。
1347年，商人们把鼠疫带到了地中海的每一个港口。从英国到伊拉克都出现了黑死病——“胳肢窝下或者腹股沟突然出现肿块，通常这两个地方都有肿块，”一位法国编年史家在1348年记载道，“死亡不可避免。”通过咳嗽传播的肺鼠疫，甚至更加致命。“人们身上有很多血点，身上布满了红斑，然后死亡。”大马士革的一位诗人这样写道，他本人于1363年死于瘟疫。
很多作家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墓地都无法容纳更多的尸体，牧师正念着最后的经文就突然死去，整个村庄都空了。另一位大马士革诗人写道：“人类的灵魂变得非常廉价。”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
到了1351年，已经有1/3甚至一半的西方人死于疾病，疾病从地中海地区扩散到俄国，然后又传播到中国。那一年，中国皇帝从亚洲内陆征用了“绿眼基督徒”与那些带来瘟疫的造反者作战。瘟疫杀死了一半的军队，之后中国每年都受到瘟疫的袭击，直到1360年。我们无法计算死亡人数，但这数字肯定大得惊人。
黑死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尤其是在1340年。中世纪暖期接近尾声，开始了气候学家所说的小冰期。从挪威到中国，冰川开始形成。位于格陵兰和冰岛之间的丹麦海峡，自1350年后定期结冰。挪威人丢弃了他们在格陵兰的定居点，北极熊穿过冰桥前往冰岛，那儿对他们来说足够冷。在1303年和1306～1307年，波罗的海就封冻过两次；1309～1310年，英国的泰晤士河也完全结冰。1315～1317年，欧洲西北部降雨频繁，以至于谷物都在地里腐烂了，并且——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由于土地过于泥泞，骑士无法作战。
谷物歉收，亲人死亡，人们相信上帝正发出某种信息。在中国，匪徒发起了宗教叛乱，主要就是反对蒙古入侵者。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外族皇帝的纵酒狂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领导者宣称佛祖惩恶扬善，引导每一个人死后都进入天堂。到1350年的时候，这个帝国已经开始瓦解了。
对于古代西方的核心地区之一伊拉克，我们知之甚少。那儿的蒙古统治者和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一样无能，不过在埃及和叙利亚，瘟疫增强了伊斯兰教的地位。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瘟疫只是用来惩罚异教徒这个说法（对于相信的人来说，死于瘟疫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殉道），例如，编年史学家阿瓦第（al-Wardi）就写道：“我们请求上帝原谅我们灵魂里的罪恶，瘟疫就是他对我们的惩罚之一。”那些贩卖魔法防御的商人也有了生意——但是最受欢迎的做法还是集体祈祷会，游行到圣人的墓穴前以及对醉酒和道德沦丧所采取的更加严厉的措施。
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事情看起来更加严峻。因为不仅看起来上帝在惩罚他们（一位意大利人悲叹道：“当我准备写上帝对人类的神圣审判时，我感到心烦意乱。”），而且教会本身看起来也快要瓦解了。1303年，法国国王派人殴打教皇，并把他关进监狱。之后不久，教皇法庭转移到法国的阿维尼翁，阿维尼翁成为腐败和堕落的代名词。一个教皇甚至宣布禁止说耶稣曾是穷人。最后一些红衣主教转而支持罗马，选出了一位反对教皇的人，与阿维尼翁教皇在每件事上进行争论。1409年后的几年，实际上有三位对立的教皇，每一位都宣称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人们对教会失去信心后，开始依靠自己解决问题。1260年前后，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一个主张极端苦行的鞭笞派：
该派教徒赤裸上半身，穿过城市以及繁华小镇的十字路口和广场。他们在那儿围成圈，一面唱圣诗，一面用皮鞭抽打自己，直至流血。他们认为可以借此赎罪，并且劝人悔改……必须指出的是，很多受人尊敬的妇女和虔诚的老夫人就像男人一样，用这种方式进行苦修，唱着圣诗穿过小镇和教堂。
其他人选择更加传统的赎罪法，例如杀戮犹太人，即使犹太人和基督徒死得一样快（正如一位教皇于1348年指出的那样）。但是什么都起不了作用，地中海周围那些西方核心地区就这样迅速崩溃了。末日似乎就要来临。
不同的河流：攻陷君士坦丁堡与朱元璋起义
历史似乎在不断地重演。公元1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43分左右。
1100年之后，东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相同的水平，也面临着同样的灾难。如果冯·丹尼肯的外星人在1350年再一次来到地球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历史不断面临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循环。
但是就像我所想象的所有太空人一样，他们可能也会犯错，因为另一条历史规律也在起作用。即使是天启骑士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时这些骑士所经过的核心地区与他们在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所摧毁的核心地区大不一样，这意味着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结果与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结果差异巨大。
最为明显的是，1200年左右的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地理面积都比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的地理面积大，这个面积的差异非常重要。一方面，核心地区越大，受到的破坏也越大：我们很难给灾难量化，但是始于13世纪的瘟疫、饥荒和迁徙确实看起来比始于公元2世纪的要严重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核心地区越大，也意味着越能承受冲击，越能迅速恢复发展。13世纪的日本、南亚、地中海盆地以及欧洲大部分，都逃脱了蒙古人的摧毁；14世纪，日本和南亚还躲过了黑死病；中国的中心地带——长江三角洲似乎也完好地度过了这些灾难。
经济地理也发生了改变。公元100年左右，西方的中心比东方的中心更加富裕和发达。但是到了1200年，则是另一种情形了：东方的中心（而不是西方的中心）创下了历史纪录，并且西方的任何事物与东方的商业网络相比（尤其是那些连接中国南部、亚洲东南部和印度洋的商业网络），都相形见绌。
政治地理的变化巩固了经济。还在公元100年的时候，每个核心地区的大部分贸易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而到了1200年，贸易已经跨越了国界。政治上，东西方的核心都比以前要混乱得多。并且，即使在黑死病之后，大国再一次巩固了原先的中心地带，政治关系还是变得非常不一样。每一个大国都必须和周围的一些小国打交道。在东方，这种关系主要是商业和外交上的；在西方，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暴力上的。
把以上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考虑，这些变化意味着，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这些核心地区比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恢复得要快，恢复的方式也不相同。
14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奥斯曼人在原先的中心地带迅速重建了一个帝国。蒙古人摧毁了原先的伊斯兰王国后，土耳其部落于1300年左右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奥斯曼人只是其中的部落之一。但是在发生黑死病的几年后，他们已经比对手更占上风了，并建立起了一座欧洲桥头堡。到了13世纪90年代，他们就已开始欺凌拜占庭帝国的幸存者；到了1396年，他们令基督教世界十分恐惧，以至于原先针锋相对的罗马和阿维尼翁教皇达成统一意见，联合起来，派遣十字军讨伐他们。
这是一个灾难，但是当帖木儿（一位蒙古首领，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对伊斯兰世界发动新的进攻时，基督徒获得了短暂的希望。1400年，蒙古人攻入大马士革；1401年，他们抢掠了巴格达，据说当时用巴格达9万居民的头骨在废墟周围建起一座座塔；1402年，帖木儿打败奥斯曼，把苏丹王关进笼子，苏丹王最后羞愧而死。但是之后，基督徒的希望落空了。帖木儿决定不再留下来继续破坏穆斯林其他的土地，而是杀回中国，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皇帝侮辱了他。然而，1405年，帖木儿却在骑马前往中国报仇的途中病死了。
幸免于难的奥斯曼人在20年里迅速恢复了商业，但是他们在巴尔干遭遇了惨痛的教训。1402年，蒙古人侵略他们的时候，蒙古弓箭手包围并射杀了行动不如他们敏捷的奥斯曼人。欧洲军队无法和这些骑士短兵相接，但是他们已经大大改进了他们的武器，所以在1444年的时候，一支匈牙利军队给了奥斯曼人狠狠一击。匈牙利人将武器绑在一起，然后将小炮装在车上作为移动的堡垒，阻挡了土耳其骑兵的攻击。如果匈牙利国王那天没有冲在军队的前面战死的话，他也许就能取得胜利了。
土耳其人学得很快，马上就想到了最好的应对办法：购买欧洲人的武器。这个新技术很昂贵，但是即使是欧洲最富有的城邦，例如威尼斯和热那亚，也要比苏丹王贫穷得多。奥斯曼雇佣意大利人作为军官和攻城技师，将被奴役的基督徒训练成步兵精英，并且还招募欧洲枪手。不久之后，奥斯曼又重新开始进攻了。1453年，他们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时（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堡垒，也是土耳其进攻的最大障碍）挖走了拜占庭的一流枪手——一个匈牙利人。这个枪手为奥斯曼制造了一个可以扔一千磅重的石球的铁质加农炮，（根据编年史学家所说）它的声音大得会让孕妇流产。事实上，这个大炮在第二天就出现了裂缝，在第四天或者第五天的时候已经坏了。但在这个大炮坏了之后，这个匈牙利人又制造了一门更小、更实用的加农炮。
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被攻破了。成千上万个惊慌失措的拜占庭人涌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吉本称之为“人间天堂，第二个天空，最后的乐园和上帝的宝座”）——他们相信预言所说的，当异教徒攻击教堂的时候，会有天使出现，手握短剑，恢复罗马帝国。但是没有天使出现，君士坦丁堡沦陷了。吉本指出，它的沦陷带来了罗马帝国的最终灭亡。
随着土耳其人的逼近，欧洲国王更加残暴地互相对抗和镇压异教徒，爆发了真正的战争。先是1470年法国和勃艮第的战争。他们用更厚的炮管制造加农炮，在加农炮中装入火药，并用铁质炮弹替代了石头炮弹。这样便产生了更小型、更有威力和更易于携带的加农炮，原先的武器被废弃了。新型的炮弹很轻，可以装在昂贵的新型战船中，这些战船是靠风帆行驶而不是靠船桨。加农炮的炮门很低，它的铁质炮弹正好可以击中敌军船只的吃水线。
除了国王，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这么昂贵的技术。慢慢的，西欧君主买入了大量新型武器用来震慑贵族、独立城市以及主教，这些主教混乱、重叠的管辖范围使得早期的欧洲国家非常脆弱。君主们在大西洋沿岸建立起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国王的命令贯彻全国，并且这个国家第一次要求人们对它保持忠诚。一旦国王成功控制贵族，就可以建立官僚体制，直接向人民征收税收以及购买更多的枪支——当然这也会迫使邻国君主购买更多的枪支，从而迫使每一个人捐出更多的钱。
后发优势再一次显现，斗争慢慢地将西方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欧洲最为发达的地方，但是现在它们的先进却面对着一个劣势：要将诸如米兰和威尼斯这样的城邦国家变成意大利民族国家，它们显得过于富有和强大，但是要单独对抗诸如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真正的民族国家，它们却还不够富有和强大。马基雅维利这类作家对这种自由非常高兴，但是当1494年，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时，这种代价就显而易见了。正如马基雅维利承认的那样，法国对意大利的进攻已经变成“对其发动战争时毫无畏惧，继续战争时毫无危险，结束战争时毫发无损”。12支最新的法国加农炮扫清了路上的一切障碍，法国军队只花了8个小时就把蒙特·圣乔瓦尼城堡炸开了，杀死了700名意大利士兵，而法国只牺牲了10名士兵。意大利的城市不能和诸如法国这样的大国相比。到了1500年，大西洋沿岸的西方核心地区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战争是主要的因素。
相比之下，东方的核心转移到了中国，商业和外交起着主要作用，虽然新的帝国的崛起也和西方一样，是以残酷的流血事件为开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重新统一了中国。朱元璋于1328年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当时蒙古力量正在衰败。朱元璋的父母（为了逃离沉重税收迁移到其他地方）卖掉了朱元璋的哥哥和姐姐，把最小的儿子朱元璋留给一位僧人抚养。这位老人给朱元璋讲了很多红巾军的英勇事迹，红巾军运动是诸多对抗蒙古统治的运动之一。老人坚持，报应就要到了，菩萨不久就会从天上下来惩治这些恶人。但是相反，1344年的夏天面临着蝗虫和旱灾，疾病（极有可能就是黑死病）夺走了朱元璋一家人的性命。
年少的朱元璋在寺院里打杂，但是因荒年寺院难以维持，方丈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在中国南部游历了三四年之后，朱元璋回到寺院，却见寺院已被烧成了平地。蒙古统治的崩溃也带来了国内战争。朱元璋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于是就和其他僧人一起，在这冒着烟的废墟上游荡着，时常饥肠辘辘。
朱元璋长相奇丑，身材很高，下巴突出，满脸麻子。但是他很聪明、刚毅，能读书写字（这得归功于那些僧人），总之，他属于任何帮派都想拉他入伙的那种人。当一支红巾军队伍经过时，他们就把朱元璋招收入伍。红巾军首领对朱元璋非常欣赏。后来，他娶了首领的女儿为妻，并且最后成了这帮人的首领。
在12年无休止的战争中，朱元璋把自己的手下从一帮残忍的匪徒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并且将其他叛乱者从长江流域驱逐出去。不过，他并不相信红巾军盲目的目标，而是组织了一个能够管理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1368年1月，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的所有诏令听起来都好像与他糟糕、贫穷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关。他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和平稳定的田园式天堂，在这里，德高望重的老者监督着自给自足的农民，商人只对不能在本地生产的商品进行贸易，并且（不像朱元璋的家庭那样）没有人四处搬迁。朱元璋认为很少有人需要离开家8英里远，并且如果不经允许就离家超过35英里远，就要被鞭打。朱元璋担心商业和货币制度会腐蚀稳固的社会关系，曾三次颁布法令限制外国人和政府批准的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甚至还禁止外国香料的流入，防止它们诱惑中国人进行非法交易。到1452年为止，朱元璋的继承者三次更新这些法令，在第四次更新法令的时候，由于害怕商人能够轻易地进行不必要的商业活动，皇帝禁止了白银的流通。
朱元璋在自己的遗诏中写道：“31年来，我一直都努力地执行上天的命令，担惊受怕，没有哪一天过得轻松。”但是，我们必须想一想，朱元璋的斗争有多少只是存在于自己的想法里，而没有实际行动。与他之前的那些蒙古统治者相反，朱元璋急于把自己变为理想化的儒家统治者，只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禁止过对外贸易。他的儿子永乐皇帝甚至还扩展了对外贸易，多次为了自己的私生活引进朝鲜处女（他说，她们有利于自己的健康）。但是，明朝的君主并没有坚持通过官方进行贸易。他们再三宣称这样是为了保护社会的稳定（理论上），让外国人显示应有的尊重。一个统治者解释道：“我并不喜欢外国的东西。我接受它们仅仅是因为这些东西来自遥远的地方，表达了远方人民的真诚。”“贡品”（指那些在国土之外的交易）填满了皇帝的金库这个事实也不值得一提。
尽管如此，贸易还是发展迅速。1488年，一位遭遇海难的朝鲜人观察到，“杭州湾里的外国船只就像梳齿那么密集”。沉船遗骸考古学家发现，商船变得更大了。皇帝不得不多次修订关于贸易的法令，这有力地反映了人们正在忽略这些法令。
商业繁荣的影响非常深远。农民收入再一次增加，家庭人口增多，大批农民开垦了新土地或者去城里工作。遭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当地的有识之士修复了道路、桥梁以及运河，商人贩卖食物，人们都奔向市场，廉价出售自己能够生产的产品，购买其他商品。到了1487年，一位官员写道，人们“把谷物换成金钱，然后再把金钱换成衣服、食物以及日常用品……整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如此”。
商业将扩大了的东方核心联系起来，就像战争将西方国家联系起来一样。14世纪的日本在人口、农业以及金融方面都迅速发展。虽然受到明朝的法令限制，但是日本和中国的贸易还是稳定增长。贸易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显得更加重要：从外贸中获得的税收为爪哇的麻喏巴歇等国的兴起提供了资金，麻喏巴歇控制着香料产业。许多当地的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向中国寻求帮助。
所有的这些都不需要摧毁了西方国家的那种残酷的暴力。除了试图在越南建立起一个友好的政权，早期的明朝皇帝只与蒙古人作战。蒙古人仍然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假如帖木儿没有在1405年驾崩的话，他可能已经将明朝推翻了。1449年，另一支蒙古部落俘虏了一位明朝皇帝。但是，明朝皇帝认为他们不需要先进的炮弹与蒙古人作战，只需要拥有大批的传统军队就可以了。例如，1422年，当永乐皇帝入侵大草原时，他就动用了34万头驴、11.7万辆马车以及23.5万个车夫来运输供士兵食用的4800万磅谷物。
为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永乐皇帝于1405年宣布要派使臣到“西洋（即印度洋）上的各国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将商业与外交联系起来。不过和使臣们一起去的，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船。为了造这艘船，他召集25000个工匠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建造了大造船厂。四川的伐木工人挑选出最好的杉树来制造船桅，榆树和雪松来制造船体，橡树来制造舵柄，并且砍下整棵树，让它们顺着长江而下，到达造船厂。工匠建起几百英尺长的巨大干船坞，用来建造大船。他们考虑了每一个细节，甚至给铁钉涂上了特制的防水层。
这艘船并不是军舰，但是建造这艘船的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他国，令他国敬畏。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木船，约有250英尺长，吃水2000吨；船头站着历史上最伟大的上将——穆斯林宦官郑和。据说郑和有7英尺高，腰围60英寸（一些记录中，郑和高9英尺，腰围90英寸）。
300多艘船起航，载着27870名船员。此行的计划是在印度洋周围的一些富裕国家上岸。这些国家的国王发现，一夜之间，宫殿的窗户外面到处都是中国的船只。他们交出大量的贡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交易。但是这次航行也是一次大冒险：船员们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一个贫困地区，在这儿，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在斯里兰卡的时候，当地的穆斯林给他们看圣经上亚当的脚印；而在越南时，船员们认为他们必须躲过一些“僵尸头野蛮人”。
这个女鬼是人类家庭中一个真正的女人，唯一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眼睛没有瞳孔。到了晚上，当她睡着的时候，她的头就会飞走，吃人类婴儿的粪便。这些邪气进入婴儿的腹部，最后，婴儿因为受到邪气的影响而死亡。然后这个头就会飞回来，重新安到她的身上，与之前无异。如果人们知道了，等头飞走后，把她的身体移到其他地方，当头飞回来的时候，如果不能安到身体上的话，这个女人就会死亡。
不过，除了他们自己想象的一些威胁外，船员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危险。1405～1433年之间派出的7支宝船舰队有史以来最有力地显示了明朝国力。为了夺得马六甲海峡（它那时和现在一样都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航道，而且时常有海盗侵袭），他们打了三次仗。除此之外，他们只在斯里兰卡内战中支持一方时使用了武力。摩加迪沙的街道并没有给中国船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郑和的手下写道，“我们四处张望，看到的只是叹息的人们以及愠怒的眼神。整个国家除了山，什么也没有，一片荒凉”）。不过，麦加倒是令他们印象深刻（虽然一位官员觉得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神殿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塔一样）。
宝船舰队向南部和西部足足行驶了9000英里，但是一些研究学者认为，这只是个开始。郑和的船上有指南针和地图，装有大量食物和饮用水，所以他们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前任英国皇家海军潜艇艇长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他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中指出，这艘船到达过很多地方。孟席斯认为，郑和的手下周满率领船队穿过当时还未在图上画出的太平洋，于1423年夏天登陆俄勒冈州，之后沿着美国的西海岸向下航行。孟席斯认为，虽然在旧金山湾丢了一艘船，但是，周满还是坚持沿着墨西哥湾沿岸，一路驶向秘鲁，最后才穿过太平洋返回中国。1423年10月，经过了4个月的绕道之行后，周满安全地回到了南京。
孟席斯认为，传统的历史学家忽略了周满的功绩（还忽略了更令人惊讶的航行——郑和的手下到过大西洋、北极、南极洲、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因为郑和的航海日志在15世纪时就丢失了。并且由于很少有历史学家像孟席斯那样具有实际的航海知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发现隐藏在15世纪和16世纪地图中的线索。
但是历史学家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们承认，郑和的航海日志确实已经丢失，但是这些历史学家发出疑问：为什么现有的大量明朝文献——包括对郑和航行的两次现场目击——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发现？他们好奇，15世纪的船只如何能够达到孟席斯理论中要求的那种船速？郑和的船员如何像孟席斯声称的那样绘制世界的海岸线？为什么孟席斯收集到的证据无法经受学术检验？
我必须承认我站在质疑者这一边。我认为，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与冯·丹尼肯的《众神的战车》不相上下。但是，就像冯·丹尼肯的猜想那样——或者像本书的简介中提到的艾伯特在北京的情形一样——《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的优点在于，它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发展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事情就像孟席斯所说的那样发生，西方现在很可能就不会处于主宰地位了。
郑和下西洋的“奇特经历”
时间是1431年的8月13日，地点在特诺奇蒂特兰。郑和的头疼痛不已。他每天所做的，就是不停地派遣信使到燃烧中的城市，要求他的同盟停止屠杀阿兹特克人。但是，当阳光穿过烟雾时，他放弃了。他告诉自己，没有人能因为这些屠杀责怪他。这些人野蛮、粗鄙而无知，他们甚至不知道铜是什么。他们在乎的只是用玻璃般光滑的黑色石头劈开敌人的胸膛，扯出敌人那还跳动着的心脏。
郑和和他的手下当然知道中国古代商朝的故事：几千年前残暴的商朝统治者以人做献祭，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在太平洋之外是一个平行的世界——这个世界比僵尸头野人的国家还要奇特——那儿的时间是静止的，而且仍然由商王统治。郑和的手下猜想，上帝一定又给他们委派了和古代周朝一样的任务，郑和是新的吴王，是为了从这片土地的邪恶国王手中夺过上帝委任的统治权，是为了开创一个黄金时代。
当皇帝派他前往东洋时，郑和并没有预见到这些。皇帝说，你从东海进入蓬莱岛。自从秦始皇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些岛屿。那儿的精灵住在银子和金子装饰的宫殿里。鸟儿和野兽都是全白的，还长着仙草。10年前，我们的上将周满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地方，我现在命令你给我们带回长生草。
郑和比任何人见过的世面都要多，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惊讶。即使是碰见了传说中的龙和大鲨鱼，他也会镇定自如。但是他还是没能发现长生草。郑和的船队沿着日本的海岸线向上行驶，赐予当地武装派别一些头衔，接受了他们的贡品。他的船舰已经逆风行驶了两个月，驶向海天交融的地平线。他那些几乎就要叛变的手下发现了一块新土地，这块土地上都是树、雨水和山峰，情形比在非洲的时候更糟。
当他们沿着海岸线向下航行时，花了更长的时间。在那儿，他们发现了当地人。这些当地人并没有吓得跑开——事实上，这些当地人是出来迎接他们的，带着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尝过的美食。这些好客、半裸的当地人并没有长生草，虽然他们吸食着会令人兴奋的药草。他们也没有银子和金子装饰的宫殿，不过他们听起来好像在说这些东西都在岛内。所以，郑和只带了几百个人、几十匹马，在对当地语言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动身寻找长生草去了。
有的时候他不得不与野蛮人进行搏斗，但是火焰炸弹起到了威慑的作用，这些野蛮人不敢进入他们的地盘。即使有的时候，没什么火力了，马匹和钢制短剑也一样能吓住这些野蛮人。不过，他最好的武器却是这些当地人。这些当地人把郑和和他的手下当做神明一样来对待，给他们搬运供给品，为他们打架。郑和聪明地利用野人来对付野人。郑和“手下”的这群野人自称是普雷佩查。这些原住民原先就对邻近的原住民阿兹特克充满仇恨，郑和让他们这种仇恨达到极点。虽然郑和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仇恨，但是这并不重要，慢慢的，原住民间的内战让他更加接近长生草。
直到他的同盟来到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之外时，郑和才不得不承认，没有什么长生草。就特诺奇蒂特兰本身而言，它非常大：街道宽广、笔直，还有阶梯式的金字塔。但是，这儿没有白色动物，没有银子和金子装饰的宫殿，当然也没有长生草。事实上，到处都是死亡。可怕的黄水疮和脓包夺走了几千人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甚至在他们死亡之前就已经发臭了。郑和见过很多的瘟疫，但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可怕。不过他的手下中，100个人中只有一个得这种病，这显然是得到了上帝的庇佑。
直到最后一刻，瘟疫的危险性才显露了出来——郑和手下的原住民已经虚弱得不能攻击特诺奇蒂特兰人，特诺奇蒂特兰人也虚弱得不能防御了。但是，上帝又一次站在了郑和这一边。郑和的骑士通过堤道，用弓箭攻进了特诺奇蒂特兰。街上发生了一场胜负显而易见的恶战——阿兹特克人用石头和棉花对抗中国的铁质短剑和锁子甲——阿兹特克人放弃了抵抗，普雷佩查开始烧杀抢掠。当最后一个阿兹特克国王伊兹科阿图在宫殿门口抵抗时，他们用剑把他刺死了，然后把他扔进火里，挖出了他的心脏，并且——最为恐怖的是——他们把他的肉割下，生吃了。
郑和的疑问有了答案。这些人并不是不死之身。他这个开创了新时代的“吴王”也不是。事实上，这时候唯一的难题就是，他怎么把自己抢夺到的财物带回南京。
伟大人物和愚笨之人：为什么中国越来越保守，而西方越来越愿意冒险
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而是像我在前言中描述的那样。特诺奇蒂特兰人确实被洗劫了。它的邻居美索美洲人对其发动了多次进攻，并且还带来了致命的疾病。不过洗劫发生在1521年，而不是1431年；领导者是荷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而不是郑和；致命的细菌来自欧洲，而非亚洲。如果周满真如孟席斯所说的那样发现了美洲，如果故事正如我刚才描述的那样展开，而且墨西哥成为明朝帝国而不是西班牙的一部分的话，当今世界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美洲就有可能与太平洋的经济而不是大西洋的经济联系起来；它们的资源可能推动东方的工业革命，而不是西方的工业革命；艾伯特就可能死于北京而不是巴尔莫勒尔堡。西方也不会占据主宰地位了。
那么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如果他们的船长愿意的话，明朝的船只完全可以航行到美洲。事实上，1955年一艘仿制郑和时期的船只从中国开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虽然没有返回中国），在2009年时，另外一艘按明代原样复制的木帆船“太平公主”号从台湾启程，用了79天横跨太平洋，于10月9日抵达旧金山，可惜在回程抵达台湾的前夕被撞沉。“太平公主”号这次往返太平洋的活动，初衷就是利用科学实证法来证明明代的时候，中国人就有能力横渡大洋到达美洲再返回中国。
大多数人认为，历史之所以这样发展，是因为在15世纪的时候，中国皇帝已经对航海失去兴趣了，而欧洲的国王（不管怎么样，有一些）对此变得感兴趣了。就某个方面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当永乐皇帝在1424年驾崩的时候，他的继承者首先制定法令，禁止远洋航行。不出所料，印度洋上的国王停止了进献贡品，于是下一位皇帝于1431年派遣郑和再次前往波斯湾，只是后来的正统皇帝又废除了这项法令。1436年，朝廷拒绝了南京船坞要求招收更多工匠的再三请求，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里，大船都腐烂了。到了1500年，没有皇帝像永乐皇帝那样，派船前往各国，即使他们有这个想法也无法付诸实施。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皇族正做着截然相反的事情。葡萄牙亨利王子是一位航海家，为探险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他的一部分动机是出于自私的打算（例如觊觎非洲的黄金），一部分则是由于超自然的原因（例如，他相信在非洲的某个地方，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祭司王约翰。这位国王长生不死，守卫着天堂的大门，并且会将欧洲从伊斯兰教手中解救出来）。同时，亨利还为探险提供资金，雇佣制图师，帮助设计能够航行至非洲西海岸的新型船只。
葡萄牙的探险当然并非都是一帆风顺。1420年，一位船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未来的岳父）发现了无人居住的马德拉群岛，他在波尔图桑塔岛放走了一只母兔和它的孩子。兔子的繁殖速度很快，它们吃掉了所有的东西，迫使船员不得不迁移到马德拉（葡萄牙语中意为“树林”）一个森林茂盛的小岛上。这些殖民者放火烧这个岛，迫使“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为了躲避这场大火，都逃到海里去。海水没过他们的脖子，他们两天两夜没有吃没有喝”，一位编年史学家这样说道。
但是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之后，欧洲人发现这片烧焦了的土地非常适合甘蔗生长，亨利王子也出资让他们建立磨坊。在30年里，他们引进了非洲奴隶在他们的种植园劳作，到了15世纪末，这些开拓者每年都出口600多吨的蔗糖。
航行到大西洋更深处时，葡萄牙的船员发现了亚速尔群岛。沿着非洲海岸，他们于1444年到达了塞内加尔河。1473年，他们首次穿过了赤道，并且在1482年的时候到达刚果河。船队在那里遇到了强烈的风暴。苦于疾病和风暴的船员们多数不愿继续冒险前行，数次请求返航。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力排众议，坚持南行。船队在大洋中漂泊了13个昼夜，不知不觉间到达了非洲南端的“风暴角”（现在称之为“好望角”）。迪亚斯本想继续沿海岸线东行，无奈疲惫不堪的船员们归心似箭，迪亚斯只好下令返航。虽然迪亚斯并没有发现祭司王约翰，但是他发现了一条可以通向东方的海上之路。
与郑和的航海相比，葡萄牙人的探险规模既小得可笑（只有几十个船员，而不是成百上千）又不体面（有兔子、蔗糖和奴隶，甚至没有从其他王室那里获得礼物）。但是事后看来，1430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才变得有可能主宰世界；就是在这个时刻，海上技术的发展将几大海洋变成了高速通道，连接起整个地球。亨利王子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朝正统皇帝却将这个机遇拒之门外。从这里开始，历史上关于伟大人物和愚笨之人的理论似乎有了定论：这个地球的命运依赖于这两个男人所做的决定。
但是，是这样吗？亨利的远见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显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欧洲国王紧随其后，意大利无数的私人航海探险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亨利是以收集钱币而不是航海为兴趣的话，其他的统治者很可能会接替他的做法。当葡萄牙国王约翰拒绝资助冒险家哥伦布那个听起来疯狂的想法时——向西航行到达印度，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介入了（虽然在她点头同意前，哥伦布已经向她说了三次这个想法）。不到一年，哥伦布回来了，宣布——他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他已经登上了大可汗的土地（他犯的第一个错误是，那里实际上是古巴；第二个错误是，蒙古人已经被中国驱逐出去一个多世纪了）。卡斯提尔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新路线，这引起了英国亨利七世的恐惧。于是在1497年时，亨利七世派遣佛罗伦萨商人乔瓦尼·卡波托（Giovanni Caboto）进行航海活动。卡波托到达了纽芬兰岛，不过他和哥伦布一样，犯了糊涂，坚持认为这片土地也是大可汗的土地。
虽然正统皇帝的错误今天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1436年，当他“决定”不派造船者去南京时，他才9岁。他的大臣们为他做了这个决定，于是在整个15世纪，正统皇帝之后的历任皇帝都在重复这个决定。有一个故事说，1477年，当大臣们重提派宝船舰队航行这个想法时，一些阴谋家烧毁了郑和的航海日志，其中以刘大夏为首。他跟兵部尚书这样说道：
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该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
了解了刘大夏所要表达的意思之后——刘大夏是故意“丢掉”这些资料的——兵部尚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道：“你的阴德不小。这个位置迟早是你的！”
即使亨利和正统皇帝是不一样的人，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历史也仍然会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是由某一个王子或者皇帝做出一个决定，而是要问为什么当中国越来越保守时，西方的欧洲人反而更愿意冒险。或许只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使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到达特诺奇蒂特兰，无关伟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
“此刻，我希望自己能再年轻一次，”荷兰学者伊拉斯谟在1517年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没别的原因——只是我预见一个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了。”这个“黄金时代”，法国人称之为复兴，意为“重生”：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这个复兴就是指突然而又不可逆转地使欧洲人与世界上的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文化力量，使哥伦布和卡波托这样的航海家得以进行航海活动。意大利文化精英中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为“第一批现代欧洲之子”——使科尔特斯得以踏上特诺奇蒂特兰。
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复兴源于12世纪，当时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摆脱了德国和教皇的统治，发展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地区。他们的领导者希望摆脱受外国统治者统治的历史，开始寻找使城市发展成独立的共和政体的办法。渐渐的，他们发现可以在古罗马文献中找到答案。到了14世纪，气候变化、饥荒和疾病破坏了很多旧的确定性，于是一些学者将古代经典著作阐述为社会重生。
这些学者声称，古罗马是一个充满智慧和美德的土地，但是野蛮的“中世纪”介入古罗马与现代之间，腐蚀了一切。学者们建议，要发展意大利新的独立城市，就要往回看，他们必须建起一座通往古代的桥梁，这样就能复兴古代人的智慧，人性也会变得完美。
学术和艺术就是这座桥梁。学者们遍寻修道院寻找丢失的手稿，像罗马人那样全面地学习拉丁语，从而以罗马人的思维来思考、说话。这样，这些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们自称）就可以重新抓住古罗马的智慧。同时，通过到处寻找罗马废墟，建筑者们能够修复古代文物，建造代表最高美德的教堂和宫殿。画家和音乐家没有罗马的例子可供学习，他们尽力地猜测古罗马的典范和统治者，迫切地想让自己看起来正在努力完善世界。他们邀请人文主义者作为顾问，委托艺术家给他们画像，还收集了罗马文物。
文艺复兴有一个奇怪的方面是，这个表面上重修文物的行为事实上却产生了发明和开放式求知这样非传统的文化。当然，也有来自保守派的声音。他们驱逐激进的思想家（例如马基雅维利），威胁他们保持沉默（如伽利略）。但是，他们却阻止不了新思想的萌发。
回报是惊人的。通过将学术、艺术以及工艺的每个方面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以古代的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价，诸如米开朗琪罗这样的“文艺复兴人”把它们一下子全都解放了。在这些令人惊叹的人物中，有的像阿尔贝蒂这样创立了伟大的理论，也有像达·芬奇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擅长一切事物，从肖像画法到数学。他们创造性的思维可以毫不费力地游走于工作室和权力走廊之间，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用来指挥军队、担任职务和给统治者提出建议（除了《君主论》，马基雅维利还写出了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喜剧）。游客和移民将新思想从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的中心传播至葡萄牙、波兰和英国，于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文艺复兴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最惊人的插曲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并没有重建罗马—— 即使在15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仍然比1500年前罗马的发展顶峰低了整整10分。与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相比，更多的意大利人识字了，但是欧洲最大的城市面积也只有古罗马的1/4；欧洲的士兵虽然配有枪支，但若与恺撒大帝的军团作战的话，也只是小兵小将而已；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也没有罗马最富有的行政区那么多产。但是，如果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者确实彻彻底底地变革了西方文化，使得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并且在保守的东方人安于现状时鼓舞了西方的冒险家征服美洲，那么这些量的差异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猜想，假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想法的话，会感到非常吃惊。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放下砚台和毛笔向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解释的情形。他们向那些提出这个理论的历史学家说道，20世纪的意大利人并不是第一个对自己的历史感到失望，并从古代寻求方法完善现代的民族。中国的思想家——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那样——在400年前做着非常相似的事，就是回望过去的佛法来寻找汉朝文学和绘画中的智慧。意大利人在15世纪的时候通过过去寻求社会重生的道路，而中国人在1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1500年的佛罗伦萨人才辈出，这些人才精通医术、文学和政治，不过1100年时的开封就已经如此了。那时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名为沈括，其著作涵盖了农业、考古、制图、气候变化、古典文学、人种论、地理、数学、医学、冶金学、气象学、音乐、绘画和动物学等，难道达·芬奇精通的领域会比沈括精通的领域还要宽，还要惊人吗？沈括和所有佛罗伦萨的发明家一样精通工匠技艺，而且还介绍了运河水闸和活字印刷的工作原理，设计了新型的水闸，修建几个能抽干10万英亩沼泽的水泵；沈括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博学多才，而且还任职司天监，与游牧民商定协议。假如达·芬奇知道的话，也会惊叹不已的。
如果中国也对自己400年前的文化进行复兴的话，那么关于文艺复兴使得欧洲进入一个独特的发展方向这个理论也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如果说中国和欧洲都是因为两次轴向思想浪潮才出现了文艺复兴，这样可能更合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聪明、有知识的人们思考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并且如果他们面临类似的问题的话，他们就会用类似的方式解决，无论身处何时何地。
11世纪的中国人和15世纪的欧洲人确实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发展的时代，他们都了解第二波轴向思想结局很糟（东方的唐朝灭亡和对佛教的抵制、气候变化、黑死病，以及西方的教会危机）。他们都往回看“未开化”的过去，看看第一波了不起的轴向思想（东方的孔子和汉代王朝，西方的西塞罗和罗马帝国）。中西方采取的方式也是相似的：将先进的学术应用到古代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中，并以全新的方式解读世界。
询问为什么欧洲的文艺复兴促使冒险家前往特诺奇蒂特兰，而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却安于现状、错失机遇这个问题，就好比询问为什么西方的统治者都是聪明人，而东方的统治者都是愚笨之人这个问题一样糟糕。显然，我们需要重新表述问题。我们应该这么问：如果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真的激发了探险活动，那么为什么中国11世纪的文艺复兴没有同样的影响呢？为什么中国的探险家在宋朝的时候没有发现美洲呢？这个时代比孟席斯推断他们去美洲的时间更早。
直接答案是没有文艺复兴精神促使宋朝的冒险家前往美洲，除非他们的船能到达那里，而11世纪的中国船只很可能做不到。一些历史学家并不赞同，他们指出，1000年左右，维京人就乘坐比中国大船简陋得多的船只到达美洲。但是我们看一下地球仪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大的不同。要到达美洲，这些维京人要穿过法罗群岛、冰岛以及格陵兰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穿过宽于500英里的公海。这听起来或许很可怕，但是将它与中国探险家穿过的海域相比，也就没什么了。中国的探险家必须从日本穿过5000英里的黑潮，经过阿留申群岛，才能到达加利福尼亚的北部（如果顺着赤道逆流从菲律宾到尼加拉瓜的话，就要穿过两倍距离的公海）。
自然地理——以及本章稍后将要谈到的其他形式的地理——使得西方的欧洲人穿过大西洋比东方人穿过太平洋要容易得多。即使大风暴可能会将偶尔出现的中国船只吹到美洲——可以想象得到，北赤道洋流也会将他们带回——11世纪的探险家即便被文艺复兴精神所激励，也不会找到美洲，然后告诉世人。
只有在12世纪，造船和航海技术提高到一定水平时，中国的船只才可能完成南京与加利福尼亚州之间12000英里的往返航程。当然，这也比哥伦布和科尔特斯早了近400年。那么，为什么12世纪的中国没有出现征服者呢？
这可能是因为12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精神在衰退，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文艺复兴精神这个词。12世纪的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然后13～14世纪的时候出现下滑。随着文艺复兴先决条件的消失，精英思想趋于保守。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070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新儒家思想家拒绝接触更加广阔的世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由于1127年开封的衰败，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原因与这些完全无关。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虽然知识分子继续放眼世界，但是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人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卷入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中，于是选择了安于现状。一些人创办学校，并且虽然安排了讲课和阅读，却拒绝为科举考试培养学生；一些人为秩序良好的村庄和家庭仪式制定规则；还有一些仍然关注自身，通过“静坐”和沉思完善自己，如20世纪的理论家朱熹所说的“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朱熹是那个时代的巨人。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一直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这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因为牵涉国家政治，导致他被革职还乡，他毕生的理学研究也被批判为“伪学”。但是随着13世纪外在威胁的增加，以及国内大臣寻求各种方式保住自己的地位，朱熹的理学看起来非常有用。他的理学第一次得到平反，被列入科举考试范围，最后成为国家管理的唯一思想基础。朱熹的思想成为正统思想。1400年左右，一位学者开心地说道：“因为朱熹，人们得以了解理学，不再需要书写，要做的只是实践。”
朱熹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二大有影响的思想家（仅次于孔子）。由于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同，有人认为朱熹完善了儒家思想，也有人认为他使中国处于停滞、自满以及压抑的状态。但是这些褒奖或者指责都过分夸大了。和所有最优秀的理论家一样，朱熹只是提出了时代需要的想法，人们觉得这些理论合适就使用了。
这一点在朱熹的家庭观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到了12世纪，佛教、原型女性主义以及经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原先的性别角色。有钱人家开始让他们的女儿接受教育，给她们更多的嫁妆，这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规定女儿和儿子一样能继承财产。甚至在一些贫穷人家，商业化的纺织生产使妇女的赚钱能力增强，也就使她们拥有更多的财产权。
12世纪男性富人开始反抗，当时朱熹还是个小孩子。男性要求女性守贞操，妻子不能独立，并且妇女只能待在家里（如果她们必须出去的话，就要蒙上面纱，或者坐在轿子里）。批评者们尤其反对那些再嫁的寡妇，认为她们把财产带入了其他家庭。当13世纪朱熹的理学得到平反时，他的思想看起来就像给这些想法披上了哲学外衣。14世纪，那些官僚废除有利于妇女的财产法令时，他们宣布这些措施的基础就是朱熹的思想。
朱熹的著作并没有给妇女的生活带来改变，只是对知识分子以及很可能没有读过朱熹文章的人产生了影响。例如，在这些年，工匠眼中女性美丽的象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公元8世纪，佛教和原型女性主义盛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陶瓷雕像类型是被美术史学家戏谑地称为“丰满女性”的雕像。据说受杨贵妃的启发——她的美貌引发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他们所展示的妇女都相当丰满。相反，到了12世纪，画家笔下的妇女一般都很苍白，憔悴，服侍着丈夫或者疲倦地坐着，等着丈夫回来。
这些苗条的美人也许是一直坐着，因为站着很疼。臭名昭著的裹脚习俗（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成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可能始于1100年左右，在朱熹出生前30年。大概那个时候有一些诗指的就是裹脚这件事，在1148年后不久，一位知识分子写道：“女性的裹脚是最近开始的，在以前的任何书籍中均没有提到。”
关于裹脚的最早考古依据是在黄升以及周夫人的墓中发现的，她们分别死于1243年和1274年。她们的脚上都裹着6英尺长的裹脚布，穿着丝绸鞋，鞋头向上翘（见图8-2）。周夫人的骨骼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她那畸形的脚：她的8个小脚趾头扭曲在脚掌下，两个大脚趾头向前伸着，使得这双纤细的脚能够穿进她那又小又尖的鞋子。
12世纪的中国并没有要求女性裹脚，改善女性的走路姿势似乎可以让所有人着迷（至少，让男性着迷）。但是，黄升和周夫人受到的折磨比其他国家的人们受到的折磨要大得多。穿细高跟鞋会让你脚趾起泡，裹脚则会使你坐在轮椅上。这个习俗带来的痛苦是——日复一日，从出生到死亡——难以想象的。就在周夫人被埋葬的那一年，一位学者对裹脚进行了批判：“还不到四五岁的无辜小女孩，却要遭受裹脚带来的无尽痛苦。我不知道裹脚的用处何在。”
图8-2 小脚：黄升墓中的丝绸鞋和袜子。黄升死于1243年，是个年仅17岁的女孩。这是历史上关于裹脚的首个有力证据
确实，裹脚有什么用？但是裹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恐怖。13世纪的裹脚使双脚变得更瘦，而17世纪的裹脚却是使双脚变得更短，而且还要弓，要裹成粽子状，成为所谓的“三寸金莲”。20世纪深受裹脚之害的妇女双脚的照片简直惨不忍睹。
把所有的这些都归罪于朱熹就有点过分了。他的哲学思想并没有使中国的核心文化变得更加保守，相反，文化中的保守主义使他的想法受到欢迎。朱熹的思想只是军事溃败、紧缩以及社会发展下滑的最明显的反映。12世纪世界衰退时，古代与其说是复兴的来源，还不如说是避难的场所。在1274年时，也就是周夫人死的那一年，全球探险的可能动力之一——文艺复兴精神已经极其缺乏了。
那么，1100年之后社会的停滞以及之后的衰退是否解释了为什么是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到达了特诺奇蒂特兰呢？这只是解释了部分原因而已。不过这倒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2～13世纪没有伟大的探险航行。但是到了1405年，当郑和的第一支宝船舰队从南京出发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又一次加速。永乐皇帝多次派郑和下西洋显示了他开放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再一次发展，15世纪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可以替代朱熹思想的理论。
例如，王阳明就曾经非常努力地遵循朱熹的思想。在1490年时，像朱熹建议的那样，王阳明花了一周凝视着竹子的茎。但是这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顿悟，反而使他生病了。就在那时，他产生了一个顿悟：他认识到每个人直觉上都知道事实，而不需要几年的静坐或者学习孔子的言论。只要我们实践了，就能够获得智慧。这个顿悟非常适合发展中的社会。王阳明成为新的文艺复兴人，跻身于时代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行列。王阳明的弟子甚至更加反对朱熹的思想，认为街上都是圣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判断对错，认为变得富有是件好事。他们甚至——恐怖中的恐怖——提倡妇女平等。
结束郑和航海的这个决定，并不是在保守主义衰退的背景下，而是在充满着扩张、创新和挑战的背景下做出的。没有证据显示是死板、保守的思想阻碍了15世纪中国的探险活动，而朝气蓬勃的文艺复兴则推动了欧洲人漂洋过海。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
为什么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不是中国人
我们已经看到了答案：是地理，而不是人，使得中西方走向不同的道路。地理因素使得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
欧洲人最显而易见的地理优势是自然地理：季风、岛屿的位置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面积差距都对他们非常有利。如果有足够时间的话，东亚的探险家最后也一定会穿过太平洋。但是，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维京人或者葡萄牙船员总是会比中国人或者日本人更容易到达新大陆。
当然，在现实中，其他条件很难同等。并且，在15世纪时，经济和政治地理使原本就有自然优势的西欧更具有优势。当时东方的社会发展远高于西方，并且由于马可·波罗这样的人，西方人知道了这一事实。这刺激了西方人下决心要在经济上超过东方人，跻身于地球上最富裕国家的行列。相反，东方人却没有多大的动力前往西方。他们依赖于别人主动走向他们。
阿拉伯人地理位置优越，控制着丝绸之路的西方路段以及印度洋的贸易路线。多个世纪以来，位于东西交通路线两端的欧洲人落后闭塞，靠威尼斯人从阿拉伯人的桌子上收集来的面包屑勉强生存。不过，十字军和蒙古军的征战开始改变了政治地图，令欧洲人更容易进入东方。贪婪战胜了懒惰和恐惧，商人（尤其是威尼斯商人）从红海进入印度洋，或者，就像马可波罗那样，穿过大草原。
当西方欧洲国家开始迅速发展，并且在黑死病之后频繁发动战争时，政治地理推动了经济发展。大西洋沿岸的统治者急于购买更多的大炮，想尽各种办法获得更多的财富（加强税收体制、抢劫犹太人、掠夺邻国等）。他们乐于与任何能够给他们提供新的收入来源的人进行合作，即使是游荡在海湾的那些贪婪、自私的人。
大西洋上的国家与红海以及丝绸之路的距离非常遥远，但是所有的船长都对自己了不起的新型船只有信心，利用礼物、借款以及贸易垄断作为交换，把原先地理上的孤立变成了一个优势。他们找到了从大西洋通向东方的路线。有一些人想要从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避免与威尼斯人和伊斯兰教徒做交易；一些人坚持他们会一直向西行，直到绕地球一周到达东方。（第三种方法是从北极穿过，很显然不太吸引人。）大多数欧洲人更喜欢向南行驶而不是向西行驶，因为他们计算出——正确地计算出——往西去东方的话，要航行非常长的时间。如果在这里要提到一个愚笨之人的话，那么非哥伦布莫属。他错误地估计了距离，并拒绝相信他把数字弄错了，因此他开通了一条通向特诺奇蒂特兰的路。相反，如果要提到伟人的话，那就是明朝皇帝周围的那些大臣们。在计算了成本和收益之后，他们在15世纪30年代停止了郑和不切实际的航行，并且在15世纪70年代“弄丢”了他的航海日志。
有时愚笨一点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愚笨和聪明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因为地理令历史这样发展。当永乐皇帝在1403年掌权的时候，他需要修复中国在南亚的地位。派遣郑和的宝船舰队去卡利卡特和霍尔木兹花费巨大，但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派遣郑和向东航行进入空荡荡的大洋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那儿有多少长生草。15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最后会停止航行到印度洋这个代价高昂的航海活动，这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派船进入太平洋。经济地理使探险活动变得不合理。
但是欧洲的船员为了寻找通向东方财富的路线而穿过大西洋时，为什么没有马上发现美洲，这一点也令人费解。哥伦布和他的船员需要勇气来探索这片未知之地，他们顺着风，但是无法保证会有另一阵风把他们带回家。如果他们退缩了，在欧洲的港口也有很多勇敢的人会再一次尝试。并且即使在1492年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拒绝了哥伦布的第三次建议，欧洲人也不会停止向西航行。哥伦布要么会再找一个支持者，要么就是会出现另一个航海家——卡波托，或者是1500年发现巴西的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发现这片新大陆。
地理使得一切事情的发生不可避免——就像农民取代狩猎采集者或者国家取代村庄一样不可避免，太平洋沿岸大胆的船员会比南中国海同样大胆的船员更早发现美洲。
事情一旦那样发生了，结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欧洲的病菌、武器和制度比美洲当地人强大得多，当地人和国家就这么崩溃了。如果蒙特祖马或者科尔特斯做出另外的决定，征服者可能就会死在特诺奇蒂特兰沾满鲜血的祭坛上，他们的心脏也会在他们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中被挖出，然后敬奉给神灵。但是在他们之后会有更多的征服者，带来更多的天花、大炮以及种植园。当地美洲人不能阻挡欧洲帝国主义者，就像七八个世纪之前欧洲当地的狩猎采集者不能阻挡农民一样。
当欧洲人绕过南非进入印度洋时，地理位置也同样重要，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欧洲人进入的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世界，有古代的帝王、创办已久的商行以及当地致命的疾病。距离和代价——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使得欧洲人入侵东方就像欧洲人入侵美洲一样不引人注目。1498年葡萄牙人第一次绕过非洲进入印度的航行只有四艘船，船长瓦斯科·达·伽马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物，人们对这次航行并不抱什么希望。
达·伽马是一个了不起的船长。他顺着风在公海航行了6000英里，到达了非洲的南端。但是，他不是一个政客。他所做的一切几乎让人对他失去信心。他绑架当地向导，鞭打他们，这在他离开非洲之前就差点酿成了灾难。当被他虐待的向导把他带到印度的时候，他因为把卡利卡特的领导者误认为基督徒，而得罪了这些领导者。他给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礼物，进一步得罪了他们。最后他设法得到了一箱香料和宝石，然后不顾所有人的反对，逆风行驶。近一半的船员死在了印度洋上，而幸存者也因坏血病残疾。
但是，因为亚洲香料的边际利润超过100%，尽管达·伽马犯了这么多的错误，他还是为自己和国王谋取到了大笔财富。在达·伽马之后，几十艘葡萄牙船只也穿过了印度洋，利用他们唯一的优势：火药。在进行交易、欺凌时，葡萄牙人发现没有什么能像枪支这么有效。他们把印度洋沿岸的海湾都当做贸易飞地（或者是强盗的巢穴，看出自谁的口中），还把辣椒运回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