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1月21日到6月2日
吉伦特派是有过辉煌的，它反对罪行，热爱秩序、正义和自由，加快了共和国的进程。它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始终没有找准位置。对于中产阶级的革命，它是反对的。对于下层阶级的政府，它也并不赞成。由于没有合适的用武之地，它的灭亡，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法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国王的死，使更多的反对势力更加仇视革命，各党派的矛盾在这时也变得更加无法调和。对内，共和派要应付反对势力和阶级的挑战，对外，则要应付反法同盟的入侵。领导群众运动的山岳党把丹东看作自己的领袖，并计划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和丹东是这样打算的：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通过演讲等方式，让群众认识到当前国家面临的危机，激发群众的热情，向他们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启发民智，使他们自发地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另一方面，则继续对敌人实行高压政策，严厉打击各种反动行为。他们的打算，虽然打着群众的旗号，但随着国家危机的日益深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群众专制，偏离了合法的自由。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并不愿意意识到这一层面。
相对于野心勃勃的丹东和山岳党，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则是真正的狂热派，他们的目光自然更为长远。在他们看来，丹东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还很不成熟，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葺和改进，以便建成一个长久而稳定的政府。虽然吉伦特派的政策相对而言似乎更为合理，但是在革命的狂热中，他们这种希望不流血而挽救革命的愿望是得不到群众理解的。由于吉伦特派曾经反对人民的过激行为，企图解救路易十六，并提倡温和的革命方式，结果被视为人们的敌人、暴君的共谋者和共和国的叛徒。吉伦特派的温和主张，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还把自己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山岳党抓住1月21日事变这个机会，利用人民对吉伦特派的不满，在国民公会上连续指责吉伦特派，取得了绝对优势。
在国民公会中，中间派一直支持吉伦特派。中间派和左右两派都有共同的诉求。在反对屠杀和捣乱方面，中间派和右派是持相同意见的。在反抗国外势力拥护救国方面，又和左派是一致的。他们也曾平衡各党派之间的关系，防止山岳党和公社一支独大。但是，国民公会中各党派也不是始终针锋相对的，他们之间也曾有过协调。由于一个叫作帕立斯的旧禁卫军杀死了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议员勒佩尔蒂埃·圣法尔若，感到面临相同危险的国民公会议员便在圣法尔若墓前宣誓不计前嫌，同仇敌忾。但这种合作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又像以前一样分裂了。在莫城，共和派想要惩办9月大屠杀事件的几个凶手，山岳党怕共和派会抓住自己的把柄，利用这次事件追查自己过去的行为，便想方设法摆平了此事，使几个凶手逍遥法外。这种纵容犯罪的行为，使群众领袖更加无所忌惮。马拉先是指控他人囤积粮食，接着就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教唆群众抢劫那些人。他利用各种机会场合，比如报章、雅各宾俱乐部，反对吉伦特派的统治。由于吉伦特派获得了政权，并在各郡打击了雅各宾派的活动，所以从国民公会一开始成立，吉伦特派就被雅各宾派称为阴谋家。雅各宾派俱乐部里，每天都有谴责吉伦特派的声音。雅各宾派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和道德，代表了正义，应该消灭吉伦特派的阴谋家，打击富有者的罪恶和煊赫一时的权势。罗伯斯庇尔采取隐蔽的计谋来反对吉伦特派，而马拉却公开支持一切告发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比罗伯斯庇尔大胆多了。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受到了许多山岳党人的指责，但却得到了雅各宾派群众的完全支持。如果他和罗伯斯庇尔的意见不一致时，群众很少会支持罗伯斯庇尔。
2月，《人民之友报》连续宣传抢劫商人的行为，却没有加以任何批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群众，随后一些抢劫事件接连不断。立刻有人在国民公会揭发了马拉，马拉随后受到控诉。但由于普通法庭的权限不足，马拉并没有受到什么审判。不久以后，由于发生了一些影响重大的事件，导致了吉伦特派的垮台。截止到目前，法国的军事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在阿尔贡纳战役中，迪穆里埃顺利占领比利时，取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随后，迪穆里埃来到巴黎，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兵荷兰的事情。当时的荷兰还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1792年10月28日，在迪穆里埃返回军中8天之后，对荷兰的攻击随即开始。迪穆里埃将进攻分为三路，左翼由拉布尔多内将军指挥一万八千人的北路军，从里尔向土尔内推进；右翼约一万六千人，由瓦朗斯将军指挥，从吉维向那慕尔推进；他自己率领比利时方面的四万军队，从瓦朗西安向蒙斯进发。虽然奥军早早地挖好战壕，以逸待劳，但仍吃了败仗。11月7日，法军中路攻克了蒙斯，7天后占领了布鲁塞尔，两周后又占领了列日。右路攻下了那慕尔，左路占领了安特卫普，到12月中旬，在荷兰的进攻已经全面完成。法军将奥军赶到鲁尔河对岸，并建立了冬季营地。实际上，由于马斯河和埃斯考河已在法军的控制之下，法军本来把奥军迫向莱茵河下游。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迪穆里埃开始了对雅各宾派的反对。
9月15日，国民公会决定，在奥地利的占领国宣传民主思想，建立民主的组织，并废除各被占领国的法律。在比利时，雅各宾派派出的人员四处宣讲革命，并建立了一些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都是仿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形式建立的。但是，由于雅各宾派在比利时的横征暴敛，引起了比利时人的反感。占比利时人口55%的佛拉芒人，原本对法国的到来是十分热情的，现在也冷淡了下去。那些原本对法国抱有期望的人，都感到法国的统治过于残酷，后悔将法国军队招来。看到法国在比利时的种种行为，迪穆里埃打算扶持佛拉芒人独立，于是专门回到了巴黎。以前，迪穆里埃从不公开表示自己支持哪个党派，在两党竞争中，都是尽可能地明哲保身。他的手腕十分高明，一般想利用左右两派时，都是分别通过自己的朋友丹东、拉克鲁瓦和让索内，自己很少出面。只有需要向两党施加压力时，他才会以自己的胜利为筹码。不过，当路易十六落难后，他也曾试图制止雅各宾派的活动。由于目的没有达到，内心不满的他就又回到军队，开始第二次战役，希望能以新的胜利为条件，改变革命政府。
反法同盟的进攻
由于法国革命的军事胜利和1月21日事变，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国家也迅速加入到了反法同盟。这时，法国面对的将是整个欧洲列强。随着8月10日事变的发酵，英国政府先是不承认法国驻英国外交使节肖夫兰的身份，而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更是直接强迫肖夫兰离任。英法关系迅速破裂，有鉴于此，国民公会便在1793年2月1日对英王宣战，同时也对荷兰省督宣战。荷兰省是从1780年就完全依附于英国政府的。至此，英国也彻底撕下了和平的面具，成为法国新的敌人。
英国其实早就有了与法国决裂的念头，他们的行动迅速而高效，仅用了六个月时间，便先后分别与汉诺威、俄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签订了七项同盟条约和六项援助条约，对奥地利和普鲁士提供大量的援助。英国一跃成为反法同盟的中心，并希望利用法国革命这个时机巩固自己的优势。英国不但出动了海军，还专门拨付了八千万镑的特别拨款，用以巩固本国贵族政权以及东西印度和海上的霸权。
在当时的欧洲，除了威尼斯、瑞士、瑞典、丹麦、土耳其等少数几个中立国外，西班牙、德意志、巴伐利亚、帕拉蒂纳、那不勒斯，到处都是反对法国革命的声音。法国是四面受敌，而且敌人个个都久经沙场，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在阿尔卑斯山区，四万五千人的奥地利—撒丁军队虎视眈眈；在比利牛斯山区，五万西班牙军大兵压境；在莱茵河下游和比利时，七万奥地利和德意志军队蓄势待发，这里面还有三万八千名英国—巴达维亚军队前来增援；在马斯河和摩泽尔河之间，三万三千四百人的奥军气势汹汹；在莱茵河中游和上游，十一万二千六百人的普、奥、德意志军队更是磨刀霍霍。
强敌压境，国民公会不得不慎重对待，内外兼修。先是在国内发布征集令，建立了一支三十万人的队伍保家卫国。为了支持革命，山岳党建议成立一个九人特别法庭，这个法庭不设陪审委员会，而且所有判决一审终结，不允许上诉。这是一种专横、可怕的制度，与自由民主的思想相去甚远，所以受到了吉伦特派的竭力反对。但是，如果反对由法庭来惩办共和国的敌人，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对共和国的敌人的袒护。吉伦特派眼见这个法庭必将成立，便放弃了绝对的抵抗，采取了一些其他的补救措施尽量削弱法庭的势力，比如设置陪审员、调离思想激进的人等。
反法联军的主力终于开始进攻了。从安特卫普和鲁尔蒙特直到于南格的辽阔的边境，反法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奥军在科布尔亲王的指挥下，进攻鲁尔河及马斯河一带的法军，进入比利时；普军则占领了美因兹以后，继续向前入侵。这两支军队都不是孤军作战，他们的背后，是大量反法联军的策应和支援。
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自私的迪穆里埃无视国民的利益和舆论的呼声，竟然准备恢复王权，以便达成自己的野心和企图。布耶在旧君主制度时，拉法耶特在君主立宪制时，也曾有过这种行为，尽管当时他们的有利条件更多，但谁也没有成功。如今，在没有更多的外力支持的条件下，迪穆里埃却希望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使没有任何党派支持的王权复辟，使被推翻的宪法能够重立。这对迪穆里埃来讲，绝对不是最佳的选择，他应该继续保持中立，这样才能有立足之地。但被热情和胜利冲昏头脑的迪穆里埃，希望先在法国境外建立一个党，之后利用巴达维亚共和派的力量进入荷兰，再夺取雅各宾派控制下的比利时，将荷兰和比利时合并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掌握政治保护权。他不再保持中立，同两个党派都决裂了，准备向巴黎进军，封闭群众团体，解散国民公会，恢复1791年的宪法，为法国拥立一位新的国王。
就当时的历史形势来讲，由于反法联军的猛烈进攻和法国革命思潮的影响，这样的计划是毫无可行性的。但迪穆里埃已经利令智昏，他错误地认为这很容易。他率领两万人攻入荷兰，放弃了他本应防守的从美因兹到鲁尔河之间的战线。他计划闪电般地进入荷兰联省的中央，在奈梅根与已占领马斯特里赫特的米兰达将军会师。就在迪穆里埃集中优势兵力远征荷兰，攻下了布雷达和格特里敦堡，准备渡过比斯博希湖占领多尔德雷赫特的时候，负责监视奥军的米兰达右翼军队在马斯河下游遭到了奥军的偷袭。米兰达不得不放弃即将攻下的马斯特里赫特。奥军在越过鲁尔河，并于亚琛击败米亚辛斯基后，紧接着又渡过马斯河，在列日与退至提耳蒙和卢万之间的法军展开激战，并取得了胜利。执政会议命令迪穆里埃迅速放弃荷兰，赶去指挥比利时方面的军队。迪穆里埃不得不正视现实，放弃了他的计划。
得知前方战事失利，雅各宾派的表现变得更加强硬。他们认为，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有人背叛，上次那么被动的战役还能取得辉煌的胜利，这次反而失败了，这一定是有着党派阴谋的。吉伦特派、部长和将军们遭到了雅各宾派的强烈谴责，他们被指责为串通一气，要将法国拱手交给敌人。除了猜忌的因素外，再加上争权夺势，希望独占统治权的雅各宾派已经动了将他们除掉的念头了。吉伦特派被当作下手的第一个目标。雅各宾派由于还不善于利用人民的选举权达到目的，便想利用召开国民公会的时机，趁机将他们干掉。罪恶的日子定在了3月10日。由于国事危机，国民公会本来是处于长期举行会议的状态。雅各宾派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利埃俱乐部议定：分成两队，分别向国民公会和部长们那里进发，然后一举拿下。但是他们还是失算了。由于消息不慎走漏了出去，吉伦特派当晚并没有去国民公会，各区也对这种阴谋表示反对。他们甚至还遭到了陆军部长贝农维尔带领的一营布勒斯特结盟军的拦截。由于天公也不作美，阴雨不断，他们只得四散回家。
第二天，这件事就被韦尼奥揭发了。他要求执政会议彻查这起事件，并将暴动委员会的成员投入监狱。他呼吁，如今起义和暴动的界限已经被人为地混淆了，在当权者的误导下，公民甚至分不清是与非，匪徒的挑衅被误认为是示威，抢劫被误认为是维护公安的措施。这种歪理邪说影响越来越大。人民本应拥有自由，却被限制要与当权者一样，要向当权者屈服，要和当权者合作，去杀戮当权者的政敌。谁要是不这样做，当权者将会利用人民来惩罚他。如果任由这种行为发展下去，那么就像希腊神话中农神萨图恩吃掉自己的儿子一样，人民也会被革命一个个吞食掉，等待大家的，最终将是专制暴政和种种灾难。韦尼奥的呼吁引起了国民公会的共鸣，但国民公会并没有落实他提出的措施。
旺代暴乱
由于上次的阴谋没有得逞，雅各宾派一度偃旗息鼓，停止活动。不过，随后发生的旺代暴乱，又燃起了他们的希望。旺代这个地方交通闭塞，与外界联系很少。这里很少有城镇，大多是一些零星的村落，是贵族和神父最后的栖身之所。他们在这里保持了旧制度的教义和社会，神父们积极向农民灌输的那一套就是农民的信条。农民们淳朴强悍，愚昧落后，甘于遵守旧的社会秩序，也根本分不清自身利益和贵族利益的界限。由于还没有新思想的传入，加上缺乏中产阶级的领导，这里的人民对于革命不但一无所知，而且毫不理解。在贵族和僧侣的煽动下，这种意识形态和法国大多数地方是截然相反的，迟早会发生一场冲突。
执行征集三十万军队的命令成为了这场暴动的导火索。其实在此之前， 这里1792年已经发生过大规模暴动，不过由于策划者鲁阿里侯爵的被捕而半道夭折了。但一切暴动的条件都已具备了，征兵的命令成了这次暴动的信号。马车夫卡特利诺、海军军官夏雷特、猎场看守人斯托夫莱等几个身份迥异的人，带领被征者袭击了宪兵，随后，暴动就蔓延到整个旺代。英国在背后偷偷支持这场暴动，向暴动者提供金钱和武器。部队和国民自卫军被派去平乱，马尔塞将军、果维利埃将军、基迪诺将军、利果尼埃将军等先后吃了败仗。夏蒂荣、布列絮尔、维埃等地被旺代军占领了。
为方便行动，旺代军对建立了编制的地区分配进行了部署。他们成立了各有一万人至一万两千人的三个兵团，部署在三个军区，拥护卡特利诺为统帅。第一军区号称“安茹军”，负责据守卢瓦尔河两岸，指挥官是邦尚；第二军区号称“大军”，负责据守中部，指挥官是德尔贝；第三军区称为“沼泽军”，负责据守下旺代，指挥官是夏雷特。
迪穆里埃的叛变
迪穆里埃回到比利时的军队以后，打算集中兵力抵抗奥地利将军科布尔亲王，但由于将士们士气低落，粮饷和弹药也相对匮乏，加上他的作战计划不够稳妥，他很快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只得带领军队撤出比利时。这下迪穆里埃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前有奥军的持续攻击，后有雅各宾派的谴责讨伐，情急之下，他迈出了罪恶的一步，打算继续他以前的计划，恢复君主政体。他偷偷和奥军达成协议，以让出部分重要阵地为条件，使奥军留在边境，自己则率军向巴黎进发。由于年轻的夏尔特公爵在这场战争中名声显赫，迪穆里埃打算拥护他为国王。而奥军的科布尔亲王则提出，如果能够行动成功的话，拥护路易十六的儿子为法国的国王显然更为妥当。这样的行为貌似应该低调一些的，但有可能是为了试探自己的部下，也有可能是为了恐吓对手，还有可能是性格轻率的原因，迪穆里埃并没有选择偷偷摸摸的方式，他的企图很快被雅各宾派得知。为了进一步探清底细，雅各宾俱乐部派出了由普罗利、佩雷拉和迪比松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迪穆里埃那里进行调查。代表团得到了迪穆里埃亲自接见，并出乎意料地亲耳听到了迪穆里埃复述了他的企图。迪穆里埃认为，国民公会是由暴虐者组成，自己绝对不能让它为所欲为。要用自己手中的铁尺，阻止国民公会利用革命法庭杀人。共和制可以说是海市蜃楼，只有恢复1791年宪法，重新立一个国王，才能拯救法国。迪比松告诉他，法国人已经不能听到路易或者国王这样的字眼，这些词只会令法国人感到厌恶。迪穆里埃回答道，国王的名字无论是叫作路易、雅克或者菲利普，都并不重要，关键是自己的军队和部下，他们要求有一个国王。迪比松警告他，他的行为可能会对丹普尔监狱的犯人们不利，但迪穆里埃似乎已经打定主意，根本听不进去。
迪穆里埃很快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尽管那个计划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的行为，使那些既爱国又拥护他的部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否把一些重要阵地让给奥军，迪穆里埃一个人说了可不算，他既得考虑属下们的感受，也得考虑他们忠诚的程度。迪穆里埃的第一次尝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由于没能成功占领里尔、孔代和瓦朗西安，迪穆里埃开始采用守势，行动也犹豫起来。
国民公会却与迪穆里埃恰恰相反。他们目标明确，行动迅速、果敢、坚决而又特别准确，很快就掌控了局势。这正是迪穆里埃的弱点，也是他本身胆怯和部众动摇的原因。发觉迪穆里埃的阴谋后，国民公会立即召见迪穆里埃，但却碰了个软钉子，迪穆里埃既没有服从命令，也没有举旗反叛。卡睦、基内特、拉马克、邦卡尔等四名议员和陆军部长贝农维尔作为专员，一起到迪穆里埃的军中来召唤他。国民公会向他们授权，如遇抵抗，可即刻逮捕迪穆里埃。
迪穆里埃接见了他们一行，了解了他们的目的，但他没有随之离开，而是婉转地告诉专员们，部队的情况不容许他离开。他承诺会在局势稳定后回巴黎请罪。专员们劝他服从命令，并举了古罗马时代的将军们的例子。迪穆里埃不以为然，他认为专员们的引用是曲解历史的，因为古罗马法制健全，秩序良好，没有雅各宾派，也没有革命法庭，如今的法国相当于无政府状态，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如果自己回去，就等于羊入虎口。卡睦要求迪穆里埃服从命令到巴黎去，得到了婉拒，于是他宣布撤销迪穆里埃的将军职务，并准备将他强行带走。迪穆里埃认为专员的言行太过分了，便命令德意志籍轻骑兵逮捕专员们，并作为人质交给奥军。事已至此，迪穆里埃想犹豫也不能了，只得硬着头皮走下去。他想率领军队一起叛变，却没想到他的命令无人听从。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士兵们渴望共和胜于爱戴他们的将军，军队中的革命思想日益高涨。革命的滚滚洪流不可阻挡，无论是谁，哪怕像迪穆里埃一样战功赫赫，声名显著，只要公然反抗国民公会，就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迪穆里埃在法国已经无法立足，只得率领夏尔特公爵、图弗诺上校和贝尔希尼的两个骑兵队，连夜投奔了奥地利军营。而他的部队，则被交由皮埃尔指挥。
得知专员被捕的消息以后，国民公会一片哗然，在立即宣布长期复会的同时，也宣布迪穆里埃为卖国贼。迪穆里埃被全国通缉，谁要是能擒获他，将得到重赏。国民公会还紧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奥尔良公爵和所有波旁王族的人也被驱逐出境。吉伦特派人也十分苦恼，因为他们也被认为是迪穆里埃的同伙，尽管他们也不认同他的叛变。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吉伦特派的政敌变得日益壮大，处处占着上风。雅各宾派的人先是制止了对9月大屠杀的谴责，保留了公社的霸权，处死了路易十六，而且没有为2月的抢劫活动和3月10日的谋杀活动承担一点点责任，接着他们又成立了革命法庭，战胜了迪穆里埃，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吉伦特派被攻击得只剩下国民公会这最后一块阵地了。
4月10日至6月2日，雅各宾派发动了对国民公会的攻击。在国民公会和民间团体中，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分别指名控诉布里索、加代、韦尼奥、佩蒂翁、让索内。各郡也都接到马拉以雅各宾派主席身份发出的宣言，准备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反对卖国贼和那些不忠诚的议员。国民公会中的右派和平原派逐渐联合，仅将马拉送到了革命法庭。各俱乐部、群众和公社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市长帕什随后以三十五个区和市议会的名义要求驱逐吉伦特派的主要成员，这也是他们报复行为的第一步。布瓦耶－丰弗雷德提出不但要惩治首恶，还要诛清同伙，那些吉伦特派伙伴也被驱逐，得到了右派和平原派的大力支持。这是对国民公会的第一次外来攻击，为消灭吉伦特派打下了群众基础。
十二人委员会的成立与撤销
在雅各宾派成员的陪同下，马拉去到了革命法庭，结果被宣判无罪。经过这次事件，雅各宾派逐渐在国民公会占据了主动，经常有无套裤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常客在会议厅的甬道或者大会的旁听席出现。右派的发言，经常会被俱乐部的成员和罗伯斯庇尔派的平民妇女打断，会议的讨论也不得不中止，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国民公会外，人们也利用一切机会搞垮吉伦特派。由于3月10日的叛乱分子没有得到惩罚，由于无政府的混乱，由于巴黎的当权者贪图金钱权势，国家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中。当前，只要及时行动起来，拯救一切还来得及。加代提议废除巴黎的权力机关，由各区区长在二十四小时内接替巴黎市府，迅速召集国民公会的候补代表在布尔日开会，各郡也要按照这项命令迅速实施。
山岳党面对加代的提议，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加代的提议可能会同时带来多方面的后果，一是粉碎革命政府的统治和谋叛者的计划，二是引起各党派更加严重的骚乱，内战可能扩大，三是导致国民公会被解散。如果这些都成为现实的话，将会使法国陷入内忧外患中不可自拔。国民公会的温和派对这样的后果非常忧虑，由于既不愿意看到压制公社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愿意看到压制人民带来的反革命势力猖獗，所以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温和派巴雷尔的领导下，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成立了。巴雷尔是个心地正直、性情温和的人，对加代提出的措施，他是反对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成立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保证国民代表的安全，市政机关的行动都由特别委员会负责审查，凡谋害国民代表的阴谋策划者，都由这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方案被通过了，但并没有改变国民公会将被公社打败的结局。由于十二人委员会的调查，部分公社成员感到了恐慌。公社的副检察官、政治小册子《杜歇老爹》的作者埃贝尔等几人预定在5月22日起事，被委员会发觉，几个阴谋分子随后也被逮捕。最初感到愕然的公社随即准备反击，而这种反击，已经由以前的搞阴谋变成公开暴动了。在山岳党的鼓动下，市议会召集了首都的活动分子，并且造谣说国民公会将遭到十二人委员会的清洗，而革命法庭也将被反革命法庭代替。
骚动于5月26日爆发，仅仅一天后，就变得迅猛无比。公社抓住机会，展开了进攻。公社人员和各区代表团纷纷来到国民公会，提出了释放埃贝尔和撤销十二人特别委员会的要求。有人甚至提议让革命法庭严惩十二人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一大群人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会议厅。大会主席伊斯纳尔见状，严肃地告诉大家，暴动事件自从3月10日以来一直没有断过，如果今天这样的暴动危害到国民代表机关，那么，暴动者将会得到全国的惩罚，巴黎也可能毁灭。他的一席话，不但没有劝退大家，更是激起了大家的愤慨。丹东回敬道，谁无耻地压迫我们，我们就反抗。现在，山岳党和企图拯救暴君的懦夫，再也不存在妥协的可能了。
这时，会议厅一片骚乱，反对右派的吼声从旁听席上传来，门外是不断向议会涌入的代表团，国民公会已经处在庞大人群的包围中了。好在由拉费指挥的马伊区和布特·德·木兰区的义勇军还在维持最后的秩序，构起了保护国民公会的最后一道屏障。各代表团和山岳党的攻击，遭到了吉伦特派的极力抵抗。他们本打算利用在国民公会内外受到的威胁、包围等各种侵权行为，引起国民公会的注意和愤怒。但是，内政部长加拉打乱了他们的既定计划。
加拉是持中立姿态的一个人。他乐于调和各界的矛盾，处事公正，他的行为很少明显偏袒某一派，这次他受邀来报告巴黎情况。看到请来的是加拉，山岳党更加有恃无恐，先是由埃罗·德·塞舍尔接替伊斯纳尔担任了议长一职，紧接着埃罗·德·塞舍尔便接受了请愿者的请求，这与他的上一任截然不同。埃罗·德·塞舍尔认为，群众的要求是正当而且合理的，如今他们要求释放一位市政官，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就应该秉持正义，给人民一个公平合理的交代。由于天色已晚，有些右派人士已经不抱希望，便离开了会场。在一片嘈杂声中，请愿者冲破护栏，在代表席上和山岳党人混在一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和释放囚犯的命令被通过了。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二时半，但旁观席和人民还是对这项命令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吉伦特派的做法其实是有些不自量力的，以它的实力，还远远算不上是真正最有力量的党派，根本不应该挑起这次争论，而且当晚的结果，绝对不会仅仅是通过撤销十二人委员会那么简单。势不两立的两个党派，不可能做到和平相处，而是一定要决出胜负来。第二天，右派议员们便以昨天受到骚乱和压力为名，宣布撤回头天晚上的命令，恢复了十二人委员会。丹东告诫他们，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暴虐执政，干涉公民的自由和民主的话，人们将以对待敌人的态度一样对待这个委员会。丹东希望能保持两派互相制约的局面，所以既不愿意看到山岳党胜利，也不愿意看到吉伦特派胜利。对于5月31日事变的到来，他曾发出警告。不过他毕竟处于党派之中，在关键时刻，党派的利益他还是不得不顾虑的。
听到恢复十二人委员会的消息后，本已略转平静的骚乱又如熊熊烈火一样发展起来， 怒骂声、告急声、号召起义声又在各区和群众团体的讲坛上响起。出狱后的埃贝尔回到公社后，迅速赶往雅各宾俱乐部，准备向十二人委员会复仇。于是，一场按照8月10日起义的方式的行动迅速展开，领导者是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肖梅特、帕什等人。5月30日，起义爆发，主力是选区委员会委员、各俱乐部代表、各区代表。他们撤销了市议会，任命昂里奥为武装部队总司令。5月31日清晨，他们紧急集合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国民公会进发。国民公会紧急召见内政部长、郡行政官和巴黎市长商议对策。这时，远处响起了炮声，令国民公会慌作一团。康邦请求代表们保持镇静，并团结一致。杜里奥则提出将十二人委员会马上撤销的建议。塔利安则主张利用法律的武器惩办那些阴谋分子。韦尼奥号召全体代表誓死坚守岗位，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丹东冲到讲坛，强烈建议取消十二人委员会。他认为，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是最明智不过的选择了。但是如果一旦掺杂了个人的私利，可能就看不透里面的道理。只有将委员会撤销，才能使巴黎的暴动有利于共和国。十二人委员会的发起人巴雷尔和救国委员会也建议撤销，加上外面猛烈的进攻，十二人委员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山岳党人以为撤销这个委员会后革命就会止步。这时各代表团赶来了，他们提出了撤销惩办十二人委员会以及吉伦特派的首领的主张。起义者包围了国民公会的办公地点杜伊勒里宫，有这一点撑腰，山岳党人便号召人民拿出实际行动。罗伯斯庇尔控诉国民公会的代表企图拯救暴君、残害爱国人士，希望国民公会按照起义者的意愿行动，而不是救国委员会建议的方法。但由于救国委员会提议撤销十二人委员会的主张和起义者不谋而合，得到了起义者的支持，救国委员会占了上风。国民公会通过法案，决定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制定了18至25周岁男子应随时应征服役的规定，并责令救国委员会负责调查起义者反映的阴谋。群众在意愿得到满足后逐渐散去。
吉伦特派的彻底垮台
暴动一旦开始，便很难停下来，并逐渐由精神上的暴动演变为以人为对象的暴动，代表们成了暴动的针对者。暴动的领导权，已经由丹东和山岳党转移到罗伯斯庇尔、马拉和公社手里了。雅各宾派有人提议起义不能半道而废，昂里奥主动要求掌握武装力量。暴动委员会随之成立，这在国民公会几乎是公开的事情。公社发出号召争取公民的支持。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夜的忙碌后，群众听到警钟便紧急集合起来。早上八时，昂里奥率领八万名群众向国民公会进发，他们的目的，是逮捕代表中的阴谋分子。不到两个小时，便将国民公会包围起来。
会议刚开始，朗热内勇敢地登上讲台，他毫不在意山岳党和旁听席上的反对，指责公社和乱党们利用群众，四处发动暴动，那些要实施暴政的人已经控制了巴黎。他要求撤销巴黎的所有革命权力机关和它们最近三天作出的规定，并建议可以逮捕那些准备成立新机关的人。起义者们表示，这不过是人民的自救罢了。右派要求把讨论起义者的请愿作为下一个议程，遭到了起义者的反对，会场的形势立刻严峻起来，一场冲突即将爆发。救国委员会担心局势失控，便想继续采取折中的办法，一方面满足起义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牺牲被撤职的代表。有的议员表示赞成，但也有朗热内、巴巴卢等代表表示反对，他们将誓死坚守岗位。对于这个办法，山岳党中的谋叛者们也并不赞成。这时，由于山岳党代表拉克鲁瓦进入会场受阻，代表们感觉受到侮辱，他们在巴雷尔的提议下，集体去见群众。起义的领导者昂里奥要求交出二十四名罪犯，否则就会开炮。代表们发现已被团团包围，无路可退，便不再讨论是否逮捕被指定撤职代表的问题了。这时，马拉成为了大会的真正统治者，他对代表的名单进行了大幅调整，添上瓦拉泽，去掉了迪索、兰特纳斯、迪科等人，在出席代表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决定了这个名单。被指名撤职的著名人物如下：外交部长勒布伦、财政部长克拉维埃和十二人委员会的成员均被撤职。吉伦特派人让索内、加代、布里索、戈尔萨、佩蒂翁、韦尼奥、萨尔、巴巴卢、尚邦、比佐、比罗朵、李敦、拉博·拉苏斯、朗热内、格朗热纳夫、勒阿底、勒萨日、卢韦、瓦拉泽等被宣布逮捕。国民公会将上述人员拘禁在他们各自的私宅里，吉伦特派垮台了。
吉伦特派是有过辉煌的，它反对罪行，热爱秩序、正义和自由，加快了共和国的进程。它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始终没有找准位置。对于中产阶级的革命，它是反对的。对于下层阶级的政府，它也并不赞成。由于没有合适的用武之地，它的灭亡，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在一阵阵的革命浪潮中，这个党派不得不四处辗转，先是从雅各宾派俱乐部到公社，再后来是从内阁到军队，最后转移到国民公会这个最后的据点，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进行着最后的抗争。它时而面临敌人的阴谋，时而遭到敌人的镇压，人们见证了它的起起伏伏，甚至预见了它的灭亡。当发生阴谋活动的时候，吉伦特派成立了十二人委员会。这个貌似对吉伦特派有利的事件，却成了敌人攻击它的借口。谁也没有料到，敌人会通过撤销十二人委员会，顺势地剥夺了吉伦特派的权力，将其逼到了绝境。认为国民公会会恢复权势的救国委员会，温和派也没料到结果会完全相反。本以为即将通过5月31日起义拿到统治权的公社更没有料到大权会落到罗伯斯庇尔等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