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嘉禄口述
时 间：2002年10月27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某居民区定宜庄家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关嘉禄先生是满学专家，退休前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自1968年从中央民族大学的满语专业毕业分配到沈阳，一去就是30余年。关先生也是我的同行与学长，我与他相熟已有20年。就我来说，在自己的同行中专门挑选关先生来做口述，首先当然因为他是北京人，而且是北京旗人。其次，则因为我对他在京剧方面的擅长与痴迷印象颇深，而且早就想一探究竟。因为京剧在老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早已超出了“业余生活”这一范围。
虽说我与关先生多年的交往主要基于共同的学术领域“满学”，但这篇口述却基本上与“满学”无关，除了京剧之外，他谈话中涉及的老北京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十分生动而且情趣盎然。
本书此次出版，距我对他的上次访谈，已经过了整整13年，在他的建议下，我将他与夫人杨曼丽女士因京剧而“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往事也补入书中，其他内容则基本未做改动。
关嘉禄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满文文献(定宜庄摄于2002年)
1.解放前的家庭与生活
定：你们祖上的事您知道得有多远？咱们讲您从老人嘴里听到的，不讲从书里看到的，好吗？
关嘉禄(以下简称关)：我是1943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生人。父亲生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去世是1979年10月16日，活了90岁。我父亲生前也没少跟我谈关于咱们满族、关于旗人的一些生活，特别是他的经历。据我所知，我父亲就他一个，没听说他有兄弟姐妹。他的满语名字叫希朗阿，这满语什么意思呢？sirambi不是继续的意思么，sirangga变成形容词了，就是后继有人、香火不断的意思，这是我父亲亲口跟我说的，而且我父亲说咱们属于正黄旗，北京的旗人。他的汉文名字叫关鹤鸣，很雅的。
我父亲应该说是贫苦的旗人出身，我父亲跟我说就是从小父母双亡，流落街头。我爷爷去世很早，我奶奶也相继去世，这应该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我爷爷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父亲也没跟我说过，奶奶的情况我也一无所知。我父亲后来就在他叔叔家，在他那儿生活。我父亲的叔叔叫关松廉，我应该也叫爷爷了，我们都叫他“祖儿”。他在北河沿椅子胡同有一所宅院，现在都拆了，原来那地方都有河，我小时候到他们家去的时候，河两边还有跑马的呢。祖儿在消防队做事，脾气特暴，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是我父亲的婶儿对我父亲不好，虽然是叔叔辈儿的，老觉得是外头的，老是虐待他，所以我父亲流落街头，卖糖果、卖烟卷儿为生。后来又到河北沧州给一家地方做一些杂工，在沧州这一段他曾跟着地主一块儿到过东北，做生意，那时候已经有火车了，坐在货车上，还没有棚子，冬天从沈阳到北京给冻得什么似的。生活也非常困难，做了几年还不行，又回到北京。
后来我父亲经过人介绍，到北京市消防队，当消防队队员。注111那时候清朝还没有灭亡呢，消防队员训练非常严格，梳着大辫子，天天在前门城楼子上，垛口那儿，拿大顶，叫耗顶，那稍微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那功夫相当深了。在消防队的时候，光绪驾崩，接着慈禧驾崩，我父亲都送过葬。注112也从消防队调人哪，他就沿途扈从吧。光绪的墓不是在西陵么，慈禧的墓在东陵，他都去过，沿途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车马是络绎不绝啊。沿途村庄的老百姓给他们准备的有的是木桶，有的是旧的铁桶，大桶，喝那水，水上面都有一层麸子，渴呀，马也喝那水，人也喝那水。清朝杀燕子李三的时候，在菜市口刑场，我父亲也是亲眼看过的，犯人哪，后头这是招子，坐在排子车上，要酒，要肉，沿途的店铺也是犯人要什么给什么。这都是清末民初的事了。
在消防队干了一阵，清朝灭亡之后，我父亲就在阜成门外的营房住。在哪儿呢，阜成门外马尾沟，后来市委党校利玛窦墓的南边一点，那地儿叫营房，现在你去还有叫营房的呢。营房附近有一个厅点，相当于现在的小卖部，卖个烟哪，酒啊，取灯啊，油盐酱醋什么的。
1940年前后的全家福(左起：三姐关淑芬、大嫂关桂兰、母亲章润洁、四哥关嘉祥、父亲关鹤鸣、大哥关嘉培、二哥关嘉勉。时关嘉禄尚未出生)(关嘉禄提供)
当时家里很穷，我父亲娶了一个女人，寿命不长，就去世了，后来经过我叔爷介绍，又娶了现在我这母亲。
定：他原来那个也是旗人么？没有留下孩子？
关：也是旗人，没有留下孩子，结婚以后很短时间就去世了。我母亲叫章润洁，我母亲的娘家应该说是汉军旗人，她哥哥叫章润琪。后来我母亲跟我说过，他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富人家庭，封建专制对我母亲和她哥哥也很不公平，后来他们就跑出来了，经过人介绍跟我父亲结合了。住到营房的这一段，就是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有我大哥二哥。那时候家里比较贫困了，点着个小油灯什么的。据我父亲说我哥哥脚底下穿那鞋，破了之后都是我母亲给缝上，缝上之后再拿墨给染上颜色，要不寒碜哪。
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中间夭折了好几个，有的是掉了，她就说是掉了。有的是生下来之后得病死的，当时医疗条件差呀，一得病就死了，一得病就死了。后来长成人的是哥儿四个，关嘉培，大哥；关嘉勉，二哥；关嘉祥，四哥。关嘉祥一般我们都叫他四哥，因为在二哥和四哥之间有个三哥，叫小全，死了。然后就是我，关嘉禄。
定：都是您母亲一个人生的？
关：对，我母亲一个人。母亲生我时是48岁，我是我们家老疙瘩。我大哥今年7月17号去世的，84岁，我今年是59岁，他比我大25岁。二哥是1921年生人，也比我大22岁，四哥是1933年生人，比我大10岁。我后边就没有再生了。
后来我父亲托人找工作呀，就在大陆银行，注113当一个工友，守卫也好，勤杂也好。我父亲有工作能力，身体也棒，因为在消防队的时候，他练过功啊，大陆银行的经理也器重他，从工友又到警卫。大陆银行就是现在的中国银行，就是天安门这边这个白楼，带钟表的那个。我们家就也搬得离大陆银行很近，就搬到前府胡同，原来老北京有个前府胡同，在西皮市儿附近，天安门往南，马路的西边，叫西皮市儿，马路的东边就是邮电大楼了。当时天安门有个叫花券儿，什么叫花券儿呢？两个墙，两个墙里边叫花券儿。前府胡同就靠近正阳门这边箭楼了，当时那儿都有门，狮子门、关帝庙什么的，我们家在哪儿呢，就在从天安门往南这段红墙，红墙以西的西南角，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附近。我就出生在前府胡同56号。
定：您父亲和大哥都读过书么？
关：我父亲没有读过书，但是父亲非常好学，他爱看书，平常就让别人教他字，现在我保留一个他的工作证，他的签名，关是繁体字的关，工工整整啊，写得太漂亮了。我大哥和二哥都上过小学，当时我大哥也十几岁了，就托人给我大哥介绍到上海银行，在西交民巷靠近东口那个地儿，当一名普通的勤杂，就是小工人，见习生似的。后来我大哥逐渐地由于干得好，就提升为职员了，我大哥那算盘哪，打得相当溜啊。我二哥跟我大哥相差几岁，后来让他上哪儿了呢，日本不是占领北京了么，在日本的华北株式会社当个勤杂工，后来当个书记员，就是抄抄写写。这时候家境就比较好了。
我大哥生前跟我讲过，当时我父亲在大陆银行，我大哥在上海银行。1937年，他们亲眼看到国民党宋哲元的军队开着车，从北京城里头到南苑，当天晚上沿途经过前门大街到那边去，各个铺子送缎子的，送酒的，大碗大碗酒喝，祝他们能够一战告捷吧。结果没想到半夜从楼子上往下看，南苑那边一片大火啊，最后半夜兵败，第二天日本就进城了。
我父亲在消防队认识了一个消防队里的朋友，也姓关，这朋友就是我大嫂、二嫂的父亲，然后我们就算世家了，消防队不都是旗人，可是那亲家是旗人。当时大栅栏里有个同乐电影院，着火，我们这亲家救火，把脑袋给摔坏了，就得病了，这亲家还送给我父亲一把宝剑，一直保留着。这两个姑娘一个叫关桂兰，一个叫关桂卿，就和我父亲的两个儿子，就是我大哥、我二哥，老人做主，他们就结合了。日本时期，日本兵喝醉了酒到前府胡同滋事，敲我们家门，敲了半天，当时我大嫂、二嫂都比较年轻，他们找花姑娘的干活，当时我们家有一个这么粗的枣木的顶门的那个，把门插上之后整个就是顶上，说什么也不开，最后没开。那时候我父亲亲眼看见日本人拿刺刀挑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我四哥去世得早，1989年11月18日，他年轻时候得肺病，后来是心肺衰竭，去世才56岁。二哥是1991年，70岁，得的骨癌去世。大哥是今年，2002年。现在就剩我一个了。大哥生的是五男二女，二哥生的是三男三女，四哥是二女一男，到我这儿是一儿一女。我母亲是1895年生人，1971年10月6日去世，76岁，她去世那年我父亲是82岁，他们差6岁。
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幅照片，是1939年我大哥结婚时候照的，我大哥大嫂，我妈，我父亲，还有我四哥，还有我二哥，还一个叔叔辈他们的后代，小六儿他们。我父亲穿的上衣像马褂似的，我母亲一身跟旗袍似的，都经过改进，我大哥也穿的马褂。那照片特别好。
2.对京剧如醉如痴
关：我父亲因为长年生活在北京，从小就特别地爱听戏，这是咱们旗人的一个传统，不但爱听戏，自己还买个胡琴，拉一拉胡琴。在他的感染下，我们全家，从我大哥、二哥、四哥到我，我们全都爱好戏。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我父亲穿着戏装，扮刘备，右边是我二哥扮周瑜，左边是我大哥扮赵云。闲暇时间我哥哥他们都爱票戏。解放前家境比较好的那一段，他们经常上前门外头广和楼、中和戏院，在那个地方看戏。就我小时候有记忆的，带着我去听戏的就好几次。从流派来看，老生里边，我们家人比较喜欢余派和马派，当然我父亲他们开始都喜欢谭派，最早就是听谭先生的。实际上马派和余派都是从谭派演变来的，而且我父亲最爱看的是杨小楼的戏。
定：他看过？
关：看过呀，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都看过呀。
定：那时候他那么穷，他还有钱看戏？
关：那时候票价也不是很贵呀，自己攒钱到戏园子看戏呀。那时候北京哪儿有电视，收音机啊，就是话匣子。然后家里买了留声机，买了不少唱片，京剧老唱片啊，像马连良的，谭富英、谭鑫培、余叔岩的，都有。这么一大厚撂，这些唱片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家境比较困难，全卖了。像北京过去谭鑫培老先生、余叔岩这些个，都非常熟悉。
1940年前后父子合演《黄鹤楼》剧照(左起：关嘉禄大哥饰赵云、父亲饰刘备、二哥饰周瑜)(关嘉禄提供)
定：您父亲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也拉一伙人上你们家唱戏？
关：没有。我父亲唱老生的。开始是自学，后来有师傅给指点指点。我父亲认识一些熟人哪，特别是梨园界的，就请教吧，像我们家开始都是自学自拉，后来到一定的水平之后，觉得还得提高。我父亲去世前90岁的时候，虽然气力不佳了，一听拉胡琴还是特兴奋。他主要唱《二进宫》《搜孤救孤》《辕门斩子》《四郎探母》，比较熟的戏基本上都能唱。我父亲的叔伯兄弟，就是我父亲的叔叔那支儿，叫关荣濮，在北京市邮电局工作，也拉得一手好胡琴。就是说咱们满族啊，怎么就不谋而合，都是对京剧如醉如痴，而且都比较钻研，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挺有意思。你像我四哥，从小也特别爱戏，我父亲每年春节到厂甸什么的，为满足我四哥的要求，就给他买戏服，买黄天霸的衣裳，刀。我四哥从小在家里就拿着刀跑圆场什么的。我四哥嗓子也好，胡琴拉得也好。我父亲胡琴虽然会拉，但是拉得不精。
我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我父亲拉胡琴的时候就教我，我也好奇也爱听啊。他不会12345671(指简谱)，就是工尺调，开始拉的就是二黄三眼，尺工尺上四尺工上工工，四尺四尺四尺，实际上就是6321 6532 3365 656-565。从小我就学这个，我父亲看我还有点意思，就买了一把三块钱的胡琴，就算比较好的胡琴了，买不起啊，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慢慢越拉越熟越拉越熟，我就给他们伴奏了。有时候我父亲拉，我唱，经常唱的就是《二进宫》：“千岁爷，进寒宫”这段，慢慢我拉，我老拉，越拉，我就越溜(北京土语熟练之意)啊，小时候聪明，又爱听又爱拉。
我们家还特别爱听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小时候我父亲就领我到劝业场，前门附近，现在叫新新服装店，劝业场一上台阶儿路西喽，二楼，专门有个唱大鼓的地儿，女的都穿的旗袍，“当了一郎当……”
定：你这当当当当是什么大鼓？
关：在我记忆里我听的基本都是西河大鼓，单弦，京韵大鼓，我父亲带我听的。这些曲艺与京剧有不解之缘，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一般爱听京戏的人基本也爱听大鼓。在老北京是比较时尚的。
解放以后我二哥、四哥都在小学工作，小学教师，东城、西城都干过。当时东城组织一个业余京剧团，教师京剧团，我二哥、四哥都是团里边演员，他们都演过戏，登过台。我四哥唱过《四郎探母》，我二哥也唱过，我二哥还唱过《奇冤报》，就是《乌盆记》，《乌盆记》是其中一折。
我们小时候，因为要建人民大会堂，整个西皮市都要拆迁，注114我们家就搬到司法胡同后身，平孚里7号，就在西交民巷一直再往西走，对着和平门，就在前门棋盘街到和平门，整个这个中间，也是银行的宿舍。在那儿旁边是当时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礼堂，那时候业余京剧团老在那儿演戏，我们全家，我带着我那侄子们就经常上那儿看戏。我小时候看马连良他们，裘盛戎、张君秋、谭富英他们的戏，也是用家里给我的零花钱。我初中是最痴迷京剧的时候，那时候马连良演戏，当时的票价标出来，一个人演是四毛至一块，三个人或两个人合演可能就高一些，将近两块来钱，我就买最低的票价，后排吧，我就到前排，看没人我就坐下。而且戏瘾到什么地步，冬天戏牌子出来了，我就带个薄被，穿上棉袄，到广和楼蹲一宿，第二天一早八点钟买票。我记得看李少春的《响马传》，在广和楼，我就排了一宿。那时候可真是。
我和我大哥的孩子一直生活在一起，我记得小时候我拉胡琴他们唱，戏瘾特大，特别好。1958年的时候，我大哥的三儿子关鸿基，这是从男的排行，就考入北京戏校。这实际上是我出的点子，我说考戏校吧，戏校还可以管吃管住。这么他一考还考上了。鸿基的弟弟关鸿钧，是1959年考入戏校。关鸿基开始学老生，后来就学武生。关鸿钧小时候唱老生唱得相当好，因为嗓子倒仓，就也改学武生了。
定：您哥哥特别愿意让他们俩学戏么？
关：也不是很情愿的。可是当时我大嫂是家庭妇女，就靠我大哥这工资，我父亲在大陆银行退休金也不多，40来块钱，工资不够啊。当时家里也比较困难，咱们出去一个是一个，减轻家里负担。
我这两个侄子到北京戏校之后，跟内行人接触更多了，我们就是请教啊，一块玩啊。在1967年、1968年之前，几乎每星期天，我们家都是非常热闹，我的大哥、二哥、四哥都过来，我侄子他们一些同学也经常来，包括一些著名的演员，都到我们家来过，像马连良的小徒弟张克让，《沙家浜》沙奶奶的主演万一英，还有鸿基的爱人、我的侄媳妇王玉珍，现在是北京京剧院院长。我都给他们伴奏。你拉我唱，你唱我拉，不但唱，而且拉。就是清茶一杯，从早晨唱到12点，一唱就是一上午。中午就是炸酱面，打卤面，就吃这个，家庭气氛特别的融洽。到春节了，给我父亲母亲他们拜年来，这一上午你看吧，整个平孚里的街坊什么的都过来听戏，非常热闹。
后来王玉珍哪，鸿基他们，都成角儿了。鸿基是大武生，长靠武生。鸿钧是短打武生，翻跟斗翻得特别好。鸿钧在戏校毕业之后分到北京，在《沙家浜》剧组，后来在《杜鹃山》剧组，《沙家浜》最后一个跳城墙的就是他。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联合上演《闯王旗》，李和曾的闯王，袁世海的郝摇旗，郝摇旗的马童就是关鸿钧。鸿基是1988年2月27日去世的，癌症，41岁。鸿钧是1984年认识了一个美国女子，后来结了婚，他现在还在美国，是百老汇一个演出公司的副导演。
3.解放后的家庭和生活
(1)父亲和大哥
关：解放以后我父亲还一直在大陆银行，因为他是工友出身，“三反”“五反”批判不法资本家，我父亲也是个工会积极分子。后来没多久我父亲就退休了，50年代初退休的。退休之后做街道工作，当时我们家从前府胡同搬到西皮市乙16号，不是买的，是租的。以前住前府胡同也是租的，比较小，就只有西屋，还有北屋，不算四合院，到西皮市就比较大了，比以前大有改善了。父亲、母亲、我、大哥、二哥、四哥，都住到一个小四合院里头。我父亲母亲住到东屋，我大哥大嫂还有孩子们住在西屋，我二哥二嫂他们住在北屋的厢房，还是够挤的。我四哥后来就住校了。
50年代初我父亲在街道工作，街道工作非常出色，当选为西单区人大代表，那时候不叫西城区。当了一段代表之后基本上就赋闲在家，帮助我大哥、二哥料理家务。
我从小基本上是吃窝头咸菜喝红豇豆粥长大的。50年代后期，特别是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时期，家里子女多，挣得也少。我父亲和部队联系，把部队里头那些个脏的棉衣棉裤，拿到家里头，和我大嫂一块儿洗刷。那时候夏天，我们平孚里就一个自来水管子，从那地儿拿桶把水打回家来，大太阳底下拿大刷子刷，靠那个挣点钱。我大嫂就因为劳累过度，得乳腺癌了。
当时管家的应该说是我大哥，他挣得多。我父亲管我大哥叫大爷，有事就说跟大爷说，我大哥挺说了算的。大嫂、二嫂操持家务，我母亲是协助她们。我大哥后来从银行下放到街道，后来到天津盐场，认识一个女子，当时我大嫂刚去世不久，家里孩子都反对，生给掰开了，这女的后来就走了，我大哥后来就一个人，跟我父亲跟我母亲始终在一块儿。1958年左右西皮市拆迁，我们就分家了。我父母跟大哥过，搬到司法胡同后身，平孚里，搬到这儿。我二哥搬到甘雨胡同，我爸爸有时也住到二哥家里帮忙。我爸爸不厉害，但是我爸爸急脾气。他性格刚烈，乐于助人，大陆银行的工友都觉得我父亲仗义。我父亲说“宁失江山，不失约会”，做人要屈己从人，什么事不要太咬尖儿，要谦让。热心肠子。
(2)母亲
关：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读过书。我对母亲印象是一个非常慈祥的、特别吃苦耐劳的、非常善良的一个妇女。
定：人都说满族的婆婆特别厉害？
关：不，我母亲可不厉害，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我母亲当年住到营房的时候，就是我大哥、二哥还比较小的时候，西方天主教的教会啊，在阜成门附近设的有粥厂。我们家里穷，就每天到那儿打粥去，喝粥。从那儿开始我母亲就信教了，主要是舍粥的缘故。后来我大哥、二哥、四哥陆续也都进堂，信天主教，解放初之后我们家搬到前门附近，就老上东交民巷的一个教堂。注115当时宣武门的是南堂，东交民巷的是东堂，西直门那儿是北堂，府右街附近也有个教堂。我们家进堂基本上就上东交民巷。我母亲很虔诚，做礼拜啊，做弥撒啊，在长辈影响下我们也接受这些教育，我大哥、二哥、四哥也到天主教堂，参加个乐队演唱、合唱什么的，唱《圣经》啊。我嫂子她们基本也信教。我七八岁的时候，也跟她们进堂，后来加入少先队了，就不信教了。注116我父亲反而不信教，也不进堂。我母亲脾气那么好，就跟这有关系。
鸿基他们很小的时候，包括我大嫂去世之后，我母亲就承担起全部家务，不单得照顾我上中学，上大学，还得照顾我大嫂这些小孩，我们都是我母亲带大的。我最怀念母亲，我父亲脾气比较暴，有时闹得不愉快，我上大学他还呲儿我呢，但我母亲总是护着我。母亲最疼的就是我，也疼我四哥。那时候家里孩子多，我母亲买个苹果，把苹果藏到柳条包里，拿出来让我上外头自己吃去。我母亲也打过我，我父亲打过我没打过我我记不清楚了，就我母亲打我嘴巴子我一直记得。包括我四哥的婚姻问题，我四嫂比我四哥大几岁，但他们俩相爱，我大哥就不同意，我母亲就护着我四哥，当时也受了不少气，后来还是成了。我们哥儿几个都跟母亲感情特深。
北京东交民巷教堂注117
我1968年离开家，注118父亲刚强，倒没说什么，我母亲坐在屋子里小板凳上，我说妈我走了，您注意身体，扭头我就走了。当时也是，心里头……谁愿意离开北京啊，我母亲从板凳上起来，一直追到门口。
1971年母亲去世，我正在沈阳，得到电报之后，当天晚上就买火车票，火车上人多呀，没地方坐，我在车上站了一宿。母亲当时去世，一只眼睛始终不闭，后来到太平间取出来之后，我把母亲的眼睛一合，马上就闭上了，她想我们呢。
我母亲直到去世，连黑白电视都没看成。
(3)生活和娱乐
关：我父亲不爱玩，就爱唱戏。一个爱唱戏，一个爱吃。到过年吃饺子，我父亲得包专门的馅儿，干菜馅儿，菠菜弄干了的，里边不搁肉，搁点油渣儿。我父亲特别爱吃炸食，炸饺子啊，什么都吃炸的。还爱吃肉，吃点什么米粉肉啊，特别是酱牛肉。那阵儿家里生活不是很富裕，就拿绿色的瓶子，上边窄，下边宽的那种，到前门脸儿月盛斋买两瓶子牛肉汤，那比较便宜，几毛钱就是一大瓶子啊，回来下面条吃，嘿，真香！现在没有了。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那时候我已经到沈阳了，每次回来，他总让我上街，我小名叫喜儿,“喜儿啊，给我买点烧饼夹肉”“早上给我买点薄脆”。我父亲爱喝点二锅头，买点花生米，买点排叉，买点肚，芝麻酱糖火烧，就爱吃这个。
我们家总的来讲爱吃面食，包饺子，疙瘩汤，炒疙瘩，打卤面，炸酱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家最爱吃炸酱面，夏天一般吃芝麻酱面。嘿，我妈烙那葱花饼，倍儿香！那些面食，包括金裹银儿，吃过没有？白面和棒子面？
定：我们叫金银卷。
关：到冬天芥末堆儿，豆酱。还有芝麻烧饼，豆汁。每年过节都得炸年糕，早晨必须得喝茶。北京那时候没有蜂窝煤，都是煤球炉子，都是我父亲亲自搪的，叫搪炉子，然后街上煤铺买的煤面子，和上水之后，铺到地上，切成一块一块的，四方块，铲，家里有那大筛子，自己摇，我嫂子她们摇。然后家里就烧那个煤球。那时候早晨喝水为了快呀，拿锡皮做的那小筒儿，一个把儿，叫汆子，插到煤球炉里，水一开，就沏茶，天天儿必须得喝茶。早点一般是外头吃点豆腐脑儿啊，烧饼啊。但是一般地来讲我们家早晨很少吃东西，不吃什么主食，就是喝茶，花茶的茶末子，北京张一元的。
定：那叫高末儿。
关：对，就喝那个。
定：那能经饱吗？
关：习惯了，就不饿。我小时候上学，早上也得吃点，烤白薯，然后前一天晚上家里剩的烙饼，有时候是葱花饼，有时候是发面饼，有馒头就带一个馒头两个馒头。
我们家里在称呼上都跟汉人不一样。你像我们晚辈称呼长辈，奶奶叫太太，我父亲叔叔那辈儿的，叫姑爸爸。我侄子他们称呼我四哥叫小爸爸，爸爸儿化，称呼我是小爹爹，这是比较明显的咱们旗人的称谓，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小时候冬天穿棉袄，我妈给我做了棉袄之后，脚底下都用绑腿，买那黑带子，那么宽，绑上。我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之前，10岁、11岁左右，都一直穿那个棉窝，穿那大褂，还穿着缅裆棉裤呢，后来我就嫌难看了。
定：您母亲唱戏吗？
关：我母亲不唱戏，我母亲爱听戏，有时也哼哼几句，她爱打麻将，我母亲的麻将打得相当好，北京打法，你会打吗？
定：不会。
关：老北京的八张，一缺，门儿清，断腰，平胡，砍单，清一色，一条龙，大满贯。
定：不是北京打法还有什么打法，沈阳打法？
关：有，各地都有各地打法。因为我母亲爱打麻将，我父亲在解放前花三块钱给我母亲买了一副麻将牌，是骨头的，骨头嵌在竹子里，这副麻将牌现在还在。我们家我大哥、二哥、四哥，包括我，包括我侄子辈的，都会打麻将。到沈阳偶尔过年家里玩个沈阳打法。打麻将也是一个传统。
我母亲特别喜欢养鸽子，喜欢养鸡。我们家搬到西皮市乙16号以后，一个四合院嘛，家里就养了几十只鸽子。一到“五一”“十一”，天安门不是放鸽子么，它刚一放起来，我把我们家的鸽子就给轰上天了，这鸽子不就随群了么，它在天上转呢，我在这底下一叫食，“得儿得儿”，那鸽子就跟我们那群一块儿呀，“哗”一下就落下来了，再往给鸽子搭的窝赶，一个铁笼子似的，有个门，往里一赶，“咔”一抓，先给翅膀缝上线，省得再飞呀，特别有意思。
定：你们家养多少只鸽子呀？
关：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只。
定：多少只是你们自己的，多少只是裹来的？
关：裹来的也就是十来只。那时候主要是我母亲和我大侄子关鸿昌他们俩养鸽子，我也跟他们一块儿。
定：您嫂子唱戏么？
关：不唱，女的基本不唱。我大嫂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二嫂比我大嫂长得更清秀一些，更聪明一些，做手工刺绣特别好，她也不会唱，但都喜欢。我四嫂是做银行工作的，也不会唱。关鸿基考上戏校的第二年，1959年7月9日，我大嫂癌症去世。关鸿基上边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叫关书颖，1986年癌症去世，44岁。我大嫂、我大嫂的母亲，我大嫂的一些妹妹、姐姐，在台湾的，包括我大嫂的亲妹妹，嫁给我二哥的，我二嫂，都是癌症，遗传基因。
(4)我自己
关：我小学在哪儿呢？在哈德门，崇文门门脸儿，原来叫德新小学，现在改成南城根小学了。中学我一直在26中，就是原来的汇文中学，崇文门附近。我是初中三年，学习成绩优秀，然后保送高中。高中三年，就是一门化学4分，其他都是5分。就差这一门，金质奖章获得者就保送大学了，那时候脑子好使。
报考大学的时候，招生简章上有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专业，我一想这个专业比较冷门，我也是满族，就报这个。
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以后，学满文，回家之后我说爸，您会满语吗？他说我会点儿，我说您怎么会啊，他说我是从清朝那边过来的呀。光绪十五年(1889年)生人您想。我说您说说，走怎么说？“yabu”，哎，yabumbi的命令式就是yabu。起立，“ili”，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我跟他一对，都是对的，嗬，我说可以呀。他已经70多岁了，这些他还都会说。
定：看来这满语您还有家传了。
关：这说明在清末的时候他们还说一点满语，不是一点没有。他属于下层贫苦旗人，他还会说呢。
我父亲非常支持我上学，我学满语他高兴。他一个月才开41块钱，每月给我拿出8块钱来。我真喜欢这个专业，我从一上学就喜欢，所以虽然我爱玩，但我对学习挺上心的。当时思想也比较单纯，觉得学不好对不起党的培养。
毕业分到沈阳以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史部门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不让我搞专业了，就把我分配到中学，我当了十年中学老师。到沈阳之前我自己拿木头钉了一个小木箱，把我学的讲义、笔记什么的全都弄好带到沈阳，也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我总觉得我这专业不能白学，将来肯定有用。到学校他们让我教语文、数学、历史什么的我全都不干，为什么呢，一教上那个，再当个班主任，工作太多。我爱好体育呀，我在大学就是院排球队队长，学生会体育部部长，当时又缺体育老师，我说我干这个，一锻炼身体，二我有时间，晚上看看书，看看笔记。毕业这十年虽然耽误了我没搞专业，但因为一开始我就特别热爱这个专业，平常我还看一看，所以1978年归队之后很快就上来了。
定：可是您对京戏的兴趣始终比对满语还更浓是吧？
关：对。从小爱好呀。
[2015年6月7日，关嘉禄先生再次翻阅了这篇口述之后，从沈阳来电话，提出一些修改建议，并做了如下补充]
(5)我夫人
关：我夫人叫杨曼丽，1944年10月9日出生的，比我小一岁。她是汉族。就是因为京剧这个纽带，千里姻缘一线牵，把我们牵到了一起，说起来非常有意思。
1965年8月我到广西参加“四清”，当时分配到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工作队。当年11月份，广西京剧团也到林溪镇，叫“跟班四清”一个月，一边参加工作队的工作，同时为乡亲们演出。杨曼丽当时是京剧团的演员，她从镇下边的平地棉村调到镇里，我当时就在镇上，还是我帮她背着行李，安顿到镇上的邮电所的，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有好多接触的机会，我们在一起就谈京剧，特别投机。
分别之后不久，1966年“文革”就爆发了，我还到广西南宁去看过她。后来我从广西回到学校，还是鸿雁传书不断。1968年她从广西到北京外调，就住到我家了，我们正式谈恋爱，1969年我到南宁，与她结了婚。我是北京人，爱好京剧，又能拉琴，和他们剧团的人关系都处得特别好。
婚后我们就开始两地生活了。她从广西京剧团又到百色的五七干校，我一直在沈阳。她是1972年才调到沈阳的。当时调转非常困难，可是我遇到贵人了。那时候有个和我在中学一起当老师的，她爱人在辽宁省委组织部当军代表，是通过他，把我夫人调来沈阳的。那时候我们两地分居三年了。我记得她来的时候是10月份，赶到北京时正在下雨，冻得够呛。
那时候她来的地方还叫沈阳市样板戏学习班，粉碎“四人帮”后改成了沈阳市京剧院。那时候要进这个学习班，还要先经过考试，她唱的是《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经过考试就被录取了。我夫人十二三岁就考入广西戏曲学校，由广西京剧团代培，她主要唱梅派青衣，《宇宙锋》《玉堂春》，还有《二进宫》，唱红了广西。
你看我们又是满汉，又是南北，千里姻缘一线牵，这线就是京剧，也算是在文化上有认同吧，我怎么会找一个唱京剧的汉人，这真的挺有意思。我们一辈子挺恩爱的，那真的是相濡以沫。现在两个孩子对京剧也是情有独钟。现在她也退休了，我们在家里有时还吊吊嗓子。
关嘉禄与妻子杨曼丽1988年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与侄媳王玉珍
(中，穆桂英扮演者)演出之后在舞台上合影(关嘉禄提供)
我除了研究清史满学，由于对京剧热烈挚爱，对京剧艺术也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讨，写了一些评论，还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活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你从我2012年出版的文集中就可以看出来，我这里就不再说了。
[访谈者按]关嘉禄先生的文集名为《清史满学暨京剧艺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其中收了他有关京剧艺术研究的几篇论文，如《清代京剧的文化特征》(《清史论丛》2001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满族与京剧述论》(《满学研究》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潜心程门的迟小秋》(《中国京剧》杂志2000年第2期)、《借得东风鼓征帆》(《中国京剧》2001年6月出版)等等。在该文集的序言中，徐彻教授为关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总结了八大贡献，其中第六条，就是对京剧艺术的褒扬与推崇。他说：“关嘉禄先生是京剧的高级票友，能拉会唱，对京剧艺术十分喜爱，亦十分懂行。关嘉禄先生以票友的身份，逐渐成长为一位京剧艺术理论家。有论文，亦有著作。”他说关先生不仅发表了多篇京剧评论和报道文章，并且撰写了专著《梨园春花·地方戏曲与京剧》(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曾获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京剧票界活动家”荣誉证书。说关先生“除了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京剧艺术理论家之外，还是一位被京剧名家认同的京剧艺术鉴赏家”。
特此补记。
关嘉禄1990年前后与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袁世海先生的合影(关嘉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