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嘉佑口述
时 间：2015年10月18日(第一次)
2015年11月24日(第二次)
地 点：北京林业大学教工宿舍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与印嘉佑先生的相识很有意思。他们夫妇逛书店时无意中发现我那本《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便买了下来。在阅读的过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出于当编辑的‘职业病’，看书时总拿个笔‘边看边画’”，遂将书中错误与问题一一订正并写了出来，此后，他颇费一番周折才找到我，并把他为我的书所作订正的手写稿寄来。我为这位年近八十老人的热心、认真和执着感动，决定到他家当面致谢，而在交谈中发现他的祖、父以及他本人的经历，作为北京八旗后裔的又一个个案，也非常值得记录，于是形成了第一次的访谈。在这次访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父亲的一生，还有就是北京林学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迁往云南的遭遇。“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的高等学校有50余所，“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30余所外迁、解散或消失，损失难以计数，却是一个迄今未引起关注的问题。
当我把第一次访谈的稿子交印先生过目之后，他又给我来了一信，说是由于第一次时不知道我想谈什么，所以没有精神准备，好多应该谈的事还没有谈透，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我便再次拜访，补充了一些第一次未谈及的内容，其中关于他童年时期居住的甘雨胡同所住居民的情况，由他一户一户叙述起来，尤为有趣。甘雨胡同地处京城最繁华地带，清亡之后这里居民构成的变化，正是京城变迁的一个缩影，窥一斑而知全豹，也是以往很少为人所采用的方式。
除了对我书中的问题一一指正之外，印先生还赠送给我大量他多年收集的关于北京的材料，包括他自己在北京林业大学离退休处的刊物《流金岁月》中发表的文章，他说：“这些材料，也许会使您能更了解一下比您年长几岁的人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这话真好，因为老北京人的日子，尤其是比我年长的那些老北京人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恰恰是我这部口述要记录、要表达的主题。
印嘉佑先生与女儿2011年的合影
又及，刘曾复是我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访谈中着力最多，占据篇幅也最长的一位被访者，注5在与印先生的谈话中，竟然无意中谈到了刘曾复先生在林业大学的表哥，这使我对刘先生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亲友的认识，又增进了一步。也是我为印先生所做这份口述的一个额外的收获。
印嘉佑(以下简称印)：昨天您来电话(说要来)以后，我把我收罗的好多报纸，挑了点可能对你有用的，你看看。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翻阅印先生的报纸)：您订了好多份报纸啊。
印：我对门那家的亲戚在搞发行，送我一份《北京青年报》；学校离退休处一人送一份《北京日报》； 我老上收发室帮忙去，人家报纸多了就给我，杂七杂八的什么都给我，给我我就收着。我一大堆报纸都没整理。
定：您真有心啊。咱们这样，咱们从头来好吗？
印：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定：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是听您聊聊天儿。我发现您记性特好，记性特好就好办。咱们从你们家开始说起好不好？就是从您祖上，您知道的那辈的事儿。
印嘉佑的妻子(以下简称印妻)：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记性好。多少年前的事情都是，所以我们家的家谱都得问他，我们印家这么多人，别人谁都不行。
1.我祖父
印：我知道到北京的头一辈儿。我小时候在我一个叔伯大爷家，看到过我们家的黄包袱。
定：什么东西？
印：黄包袱，就是家谱，是用一块黄布包着的东西，有一个板儿，供到墙上。注6
定：您记不记得那板是搁在东墙啊还是西墙啊？
印：那我不知道了，他住的屋是什么屋我现在也没印象。我们家坟地在沙板庄，就是广渠门外头，过去不是叫沙窝门嘛，沙窝门外头的沙板庄，现在公共汽车还有一站叫沙板庄站。注7我们家坟地在这儿，我在我叔伯二大爷家看到过一张我们家坟地的图，我还画了一个，但是“文革”抄家时都给弄没了。我看那个图上写的我们第一代(的名字)是萨克达，萨克达翻译成汉语好像不太好注8，是黑呀或是老呀还是什么呀，因为我也不懂满语。从图上看，萨克达下面有一个萨宾保，一个三音保，但这哪个是第二代哪个是第三代我现在记不清了，第四代呢叫印增，是我的曾祖，他们这辈是印字辈。到我祖父这辈是德字辈，因为改成民国以后呢，我祖父说正好我曾祖的名字有这个印字儿，百家姓里头也有个印(“印宿白怀”)，所以我祖父就说，咱们家就姓印吧。我祖父那辈是德字辈，我父亲这辈是常字辈，我这辈就是嘉字辈了。
定：您看到的这份家谱，到您爷爷这儿才过了4代，那就是说家谱不是清朝一入关时候的家谱了，就比较晚了是吧？
印：是到北京以后。
定：那之前他们是在哪儿呢？
印：那就不知道了。我的曾祖，开玩笑就说是八三四一部队注9的，是御林军。我祖父叫印德山，现在我就搞 不清我祖父啊，就吃两份钱粮，除了满族人的人头钱粮以外，因为他会骑马，会射箭，还有个预备役的钱粮。
定：还有这事儿？
印：但是我祖父呢，一辈子没干什么，他念了二十年书。我祖父除汉文外，还精通蒙文和满文。
定：二十年？
印：这是我听我父亲说的。
定：念什么念那么多年？
印：那就搞不清了。他满文、蒙文都精通。我们家最早不是有一套红木家具吗，那椅子、桌子的底儿上，都用粉笔写上满文。小时候我说这是干什么呢，我爷爷说这是我订了要买我怕人家给我换，我就在那上头用粉笔写上满文字了，所以一说满文什么样我就翻椅子朝底下看。
定：那他怎么学的呢？
印：这我就搞不清楚了，我祖父死的时候我才4岁。现在唯一给我印象的就是我上我爷爷那屋去，我爷爷给我一苹果，我把苹果扔了，我说：“我不吃！” 给我爷爷气坏了。因为我一直是不喜欢吃水果的。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我爷爷死后的三周年我有印象，就在金鱼胡同福寿堂注10那儿办的。那时候叫三年脱孝。
定：就是说您的曾祖在前清的时候当过御林军，但也没留下什么东西，也没什么故事了，到您祖父呢就是在家待着，那时候还是前清的时候，应该就是吃钱粮的时候。
印：他吃钱粮，另外他教家馆。听我父亲说，我祖父教育我父亲就一句话，叫作“官大有险，树大招风”，所以他认识的同学都是当官的，但是他从来不介入政治。他就是教家馆。后来我第二个奶奶做绒绢纸花，他就自己摆摊，他去卖去。
定：他管卖？
印：管卖，就在花市摆摊。
定：那时候你们家住在哪儿？
印：我就知道我祖父那会儿住在小市口，崇文门外，花市的南边。花市大街不是有西口吗，然后东口那边有小市口，我们家在小市口内国强胡同。我的第二个奶奶家里是做绒绢纸花的，一家子都做绒绢纸花。后来我父亲学徒完了以后，有了业务以后，我祖父就在家养老。
我的祖父行六，他有两个弟弟，七弟不知名字，据说他当时在邮传学校学发电报，毕业以后就派到上海。他毕业就结婚，结婚就走了，走了就再也没有音信回来。我就听我母亲说，说是那时候家里门口一过轿车，我祖父就得上门口看看是不是兄弟回来了。我叔叔解放前曾经到上海去寻访过，没找到。八弟与我祖父是同父异母，所以跟我父亲的岁数差不多，他叫印德峰，我们叫他老爷爷。还有一个我们小时候管她叫九姑太太，就是我祖父的妹妹，满族人不是都叫姑太太嘛，解放以后就再也没联系。
后来生我父亲的这个奶奶，她家是沙窝门外边纳鞋底子的。沙窝门这边好多都是纳鞋底子的，城里城外，好多了。因为我一个叔伯哥哥的一个同学，就在广渠门外住，他们家也是纳鞋底儿的。我一个中学同学，他们家说也是纳鞋底儿的。那周围好多纳鞋底儿的人。
定：纳鞋底儿卖是吧？
印：对。我这个奶奶家就在沙板庄，因为有我们家坟地的关系，所以跟我们家有交往，在那边成的亲。生我二叔的这个奶奶姓什么不知道，没见过，我也没听说过。
定：那三奶奶是哪儿的知道吗？
印：那是北京的，我就知道她叫王文重，因为解放前每年阴历十月初一要烧“十月一送寒衣”的包袱，上面都要写名字，所以我还有印象。
我小时候我祖父跟他的叔伯兄弟还有过联系，后来就都不清楚了，叫什么也不知道。
2.我父亲
印：我父亲叫印常荣，我二叔叫常庆，三叔叫常禄。我父亲的字是华亭。二叔的字是子余。余字应该用繁体的那个餘。我三叔叫祝三(字)。他们这三兄弟年岁差很多，我算了算，我父亲是1903年生的，我二叔是1911年生的，差8岁，我三叔1925年生的，我三叔比我大11岁。是什么呢，就是三个母亲，都是一个走了续一个，一个走了续一个，我父亲8岁的时候我太太走了，然后我二叔8岁的时候第二个太太走了，我这第三个奶奶生我三叔的时候我母亲已经进门儿了，我母亲把我三叔抱大的。
定：等于说她自己没孩子给人家抱孩子。
印：所以我母亲说老嫂比母，她跟我三叔的关系就是这关系。
我母亲姓姬，一个老姓，好像不是满族。她家是在北池子，她在那儿住。隆福寺街通到东四西大街的一个小胡同叫豆腐巷吧，胡同口有一个茶叶店叫“张一元”，胡同里公共厕所旁边有一个修表的，那是我的姨夫。我的两个舅舅是在东安市场的十字街口那儿卖糖葫芦的。当时那老东安市场您有印象吗？
定：当然有印象了，小的时候最爱吃那儿的糖葫芦。
印：老东安市场的北门往南和西门往东之间不是有一个交叉的十字路口么，当时叫十字街，那十字路口有四个摊，其中有两个摊是我的两个舅舅。所以我吃糖葫芦不用买。后来都没有联系了。
定：那时候卖糖葫芦赚不到什么钱吧？
印：那时候还小，不清楚。我家里头生活整个儿是富裕的，但是对我们不是那么放开的，管得比较严。
定：您父亲那时候满族的习惯还多吗？
印：有这习惯。比如我小时候我母亲要出去，就得上我奶奶的屋里头请安去：“我要出去了”，回来以后要到老太太那儿报到。反正管我奶奶叫太太，但是还没有管妈叫奶奶，没有管父亲叫阿玛。我母亲好像不是满族。
定：大脚小脚？
印：大脚，改造脚。后来放脚了。
(1)父亲的服装生意
印：我父亲念小学就念到四年级，他没有承祖业，没有做绒绢纸花也没有纳底子，他对这些活计不感兴趣，他就是对于服装特感兴趣，他就去学服装手艺去了，他就接受这个。他的师傅是在东单三条里边有一个官场胡同，叫周记服装店，就是做手工的。这个人是个宁波人，所以我父亲会说江浙一带的话，而且学会了做南方的菜，那时候学徒不是都得端尿盆抱孩子做饭嘛，我父亲三年零一节出师的时候19岁，他特别勤奋，他说学裁活怎么学，就是人家都睡觉了他拿旧报纸练。在裁缝里面拿剪子必须得有一定的技术，一般就是裁缝出师以后若干年才有资格拿剪子，他没出师在师傅家就拿剪子了，19岁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剪子了。有的人做一辈子裁缝没拿过剪子，就是不会裁剪，只会做不会裁。
我父亲主要是做女服。一般的裁缝分四类：皮衣服，呢子，绸子的，布的。他四种行当都能拿得起来，就是呢子的绸子的皮子的布的他都能干。皮子的是最复杂的，裘皮大衣啊，你外头看着那么漂亮，实际里面不是整块的，都是一小块一小块，一点点拼上来的。你得按那纹，就是它那毛纹，拼那个花，你不能东一块西一块这么弄，都得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再缭啊，这个一般人不会。
定：皮子的可不是不好做嘛，每个动物的毛长得长短顺溜都不一样。
印：对对，好多人都以为拿个整个的皮子就能做，不是那么回事儿。羊皮那是无所谓了。
定：羊皮也一样。我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嘛，我们用羊皮做袍子的时候也得来回地对，也挺难的呢。
您父亲手艺那么好主要是因为他聪明，然后他又勤奋是吧？
印：勤奋。我们后来从崇文门外小市口国强胡同迁到了东四的猪市大街，就在东四西边，贵人关(今桂花胡同)隆福寺那儿。我父亲说那时候北京杀猪都在猪市大街一带，他说：“我在那儿住了一年多我就没听过猪叫。”
定：为什么呢？
印：就是说干得很晚才能睡觉。人家杀猪的时间他都在睡觉，他就辛苦到那种程度。小时候我睡觉了他才回来，我上学去的时候他还没起来，所以经常是……
印嘉佑的父亲用旧料子为孙子缝制的小大衣
定：您父亲在小市口的时候，裁缝铺就已经开在城里了是吧？
印：对。究竟是不是我祖父也跟着到了城里住在猪市大街了，我不知道，先是搬到灯草胡同，也是东四南边路东，礼士胡同旁边吧。我的出生证还写的出生在灯草胡同。
我父亲学的这个手艺，后来我二叔也学的这个手艺，我一个表叔，就是我太太的娘家侄子，还有我九姑太太的儿子也是学裁缝的，都是学的这个手艺。他们这几个人一块儿干，就在炒面胡同，知道吧？东四南边路东。在那儿开始搞了一个作坊似的，就是没有门面，到处揽活儿。我二叔手艺不太好，但是我二叔自学会说英语，他就上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去揽活儿，揽了活儿以后，我父亲他们几个人在那儿裁，完了找几个徒弟几个人一块儿做，就这样发展的。我听怹说，怹那个资金是怎么积累的呢？就是东堂子胡同有一个陇海铁路的督办，他家要做一件水獭大衣，用40条水獭，当时大概是一百大洋一条水獭。人家不放心，怕你偷皮子，就得让他上他们家去做，就这样做了一个月，就这手工钱，挣了一千块大洋。就用这点资金，然后加上他们几个人干的攒的钱，民国二十年(1931年)就开了一个服装店，叫北京华茂女子服装商店，在东四南大街156号，电话是5局1455。
定：这都记着。
印：那时候北京的电话是五位数，前边是局项，后边是4位数。西2南3北4东5，西城是2局，南城是3局，北城是4局，东城是5局。另外崇文门外叫南分局，7局。看解放前的《369画报》《立言画刊》《147画报》啊，都有他们这个商店的广告。注11
定：那生意一直还挺好的？什么人穿这衣服？反正皮衣只有有钱人才能穿吧？
印：解放前生意好。反正我看到过白杨去做衣服。看见袁世海带着他太太去做衣服，还见过荀慧生偕夫人苏……(过去解放前报刊称荀夫人为苏半截，不知何意)来过。都是开着汽车停在门口。
定：他的皮子是从哪儿进货啊？
印：一般是从武汉，湖北山区有野生动物，都是到武汉去。
定：不是从北方黑龙江什么的进皮子？
印：那时候叫汉口嘛，到汉口去进货，人家那货主都得招待，给你安排客房，管食宿，都这样。我们家没人抽大烟，但是我们家有一套烟具，我还看到过他们烧烟。当时什么过生日啊，借机会交往啊，来了客人可以躺床上抽烟。
反正我听说嘛，日本人统治北京的时候，很艰难，那些汉奸找理由敲诈你，比如你要到上海去进原料买货，去买料子，呢子、绸子，用木箱子给运回来，一个是在车站给你扣了，你得花钱去赎，一个是拿刺刀给你捅了，这一匹呢子上都有一个窟窿，就完了。所以我们家有些箱子里面有一层铁皮，就为了防止他捅。这个箱子有好处，住平房有耗子嘛，所以有铁皮的箱子一直在我们家装粮食，还带着去云南，注12回来做家具把它拆掉了。日本人的时候让特务汉奸们敲诈，整个资本损失了二分之一吧。
后来日本快投降的时候我那表叔带着几个人分出去了，又搞了一个霓裳服装店，在八面槽外西堂子胡同西口，解放以后就没有联系了。我这表叔就住在弓弦胡同里边的黄米胡同。现在美术馆后街那地方，我看见还有黄米胡同一块牌子呢。弓弦胡同没了，弓弦胡同就是现在美术馆这地方，拆了。
定：弓弦胡同原来挺有名的一条胡同，有好多大家。
印：好多大宅子。刚解放的时候北京市的政府机关好多都在那里头。我那个表叔是我的第三个奶奶的内侄，实际上是我父亲第一个老婆的弟弟，按照这个关系我应该管他叫舅舅。我父亲的第一个老婆结婚一年，死于月子病，连大人带小孩都走了，实际上我父亲这门婚事是我第三个奶奶给做的媒，就是他们娘家侄女嘛，等于是姑做婆吧。她一年以后就死了。
定：满族人挺讲究姑做婆的。
印：我二叔后来到天津去了，在天津又开了一个华茂女子服装店，在天津大沽路。另外他有一个朋友叫赵华堂，是一个山东人，做皮货生意的，又在南池子北口路西那儿开了一家叫“华东”的服装店，华东女子服装店。我就记得那时候是1947年、1948年，我父亲跟我母亲说上花儿市去买家具，就是买吃饭用的瓷器，碗、筷子什么的，完了以后雇了三轮车，就给拉到南池子口这儿。那时候我不懂，我还说人家的买卖，我父亲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实际上这家华东服装店主要是我父亲投资的。解放以后南池子这个地方营业不行，就搬到王府井路东，叫泰来服装店，取“否极泰来”之意。
我父亲他这三兄弟是三个妈妈生的，但是他能维护着一辈子这三个人不分家，这个不容易。你看就是北京围城的时候，注13那天怹让我陪他去，我那时候12岁嘛，雇一辆排子车，买了一排子车粮食，干什么呢？给他的职工和在天津的商店里边的职工家里在北京的人，每家送两个月的粮食。他考虑的就是怕围城以后断粮。
定：那时候粮食可了不得，一天一涨啊。
印：是。就是他带我到天桥去，买了一排子车粮食，拉回来。我记得当时特有意思的就是，那时候都是大杆秤，两个人抬着过秤，有一袋是198斤，我说算200斤吧，200斤好算账，卖粮食的说：“这小孩真厚道”，呵呵呵。
定：就是到那个时候他还能照顾到那些人。
印：嗯。刚解放的时候，东单广场那儿，围城时候不是搞了个飞机场吗，飞机场撤了以后天安门前头有好多摆摊的，都迁到了东单，他也在那儿，弄了一间简易房，卖什么呢？就把那粗呢子弄个绸子边儿，当毯子卖。咱们家现在还有一块呢，我一直带着。
解放前华茂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多个人，这六十多人按现在的话说好多是临时工，做衣服忙的时候招一些，有的是长工，就是固定的，前店后厂。解放以后没什么买卖，很少有人做呢子衣服了，生意相当不好。我父亲说没什么活儿了，就解散吧，就卖了房子，一个人给了点钱。缝纫机原来有几十架，在我们家住的东房那儿摆了一屋子，今天这个徒弟搬走一架，明天那个徒弟搬走一架。
定：走的时候还搬缝纫机？
印妻：那时候生意已经不好了。
印：反正都没什么活儿了，人家得自找门路啊，就拿走了嘛。他们就找了一个织袜子的师傅，想织袜子，结果也没搞起来。
织袜子也没出路，后来迁到王府井大街路东。不是来了些苏联专家嘛，在南苑机场，每礼拜天用大轿车把他们送到东华门那儿，在王府井采购，好多苏联人就买这皮大衣。这苏联人也有办法，当时允许他们带出国去的就是一件，不能够多带，咱们过去出国时候带东西回来不是也是有限制的嘛，他就要求你一个皮大衣再做一个皮里，这不就是两件么。后来我三叔他们就想办法到旅顺去，那时候苏联不是还占着旅顺么，他们到旅顺去弄了个地儿给苏联人做皮大衣。注14我三叔还有我父亲的一个徒弟去，这个徒弟现在八十多岁了，前几天还给我来电话，他还健在，详细情况可以问问他。那时候到旅顺用什么证明啊？刚一解放的时候没有身份证啊，也没有工作证，私营店哪儿有工作证啊？就是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注15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证，就可以当通行证用。
(2)从“五反”到“文化大革命”
印：解放后，1950年，1951年，我父亲表现比较积极吧，当时叫作王府井的街代表。
定：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呀？
印：啊？因为他在服装行业里面论手艺他是第一把手。手艺特别好。他进过中南海给邓颖超量尺寸，试衣服。他一个是手艺好，另外一个他也快。我就记得刚解放不久吧，1953年还是五几年，北京市工商联的主任还不是乐松生，是傅华亭注16，你知道这个人吧？他是哪个行业的我搞不清楚了，傅华亭死的那天夜里，我那时候还小，十四五岁吧，就听敲我们家门，说傅华亭去世了，让我父亲给做寿衣去。结果这一夜就给他赶了一套中山装。穿了这衣裳才入了殓的。
我父亲是北京市的人民代表，还有区政协委员。他是北京市服装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后来公私合营以后把服装和鞋帽并到一块儿，叫服装鞋帽同业公会，成立服装鞋帽公司，没地方，就把我们家的北房三间让出来了。
印妻：从解放开始，他就带着服装业的人，跟着共产党走，在公私合营上做了一点贡献，在东城区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又是人民代表，又是政协委员。这些老人要说起他来，都知道。印常荣，又叫印华亭。注17
定：可是我平常看一些资料，说给中央首长做服装的，都是从上海专门调过来的啊？
印：对呀，上海这几个服装店，蓝天什么的迁来之前，成立了前门妇女服装店，在前门大栅栏一进口那个地方，那是他搞起来的。成立的时候邓颖超去了，然后我父亲亲自到上海请了一批上海师傅。上海过来都是跟他这个公司，都是他们领导的。注18
定：是您父亲去请的？他懂？
印：公私合营以后他是北京市的服装公司的经理啊。
定：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特别好才迁过来的吗？
印：有一个从上海请来的老师傅叫朱炳良，一字不识，到北京没地方住，就在我们家里头给他一间房，据说伊丽莎白结婚时的婚纱是他做的。此人后来被选为前门区人大代表。手艺好极了。
我父亲还干过那么一件事情，就是公私合营以后旧衣服，怎么说呢，说俗了就是过去的长袍马褂吧，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改成现在人能穿的衣服，搞了这么一个展览，他带头搞的。
定：还搞这么一个展览？这展览好玩嘿！哪年呀？
印：就是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过去的长袍马褂改成能穿的，短袖汗衫吧。我还穿过呢，那个东西。
定：这个展览倒是挺实用的哈，我记得家家那时候都是把过去存的衣服拿出来改。我小时候穿的净是家里旧的衣服改的。那您父亲公私合营以后的职务是什么？
印：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后来并到百货批发公司，他是百货批发公司的副经理管仓库。定为行政16级。就在东四十条那儿，那个什么仓啊，唱昆曲的对面？
定：南新仓。
印妻：后来他就拿工资了。
定：那他的技术怎么办啊？
印：那就没了，以后他还能骑车上班，1962年以后他得了心脏病，就在家养病，一直到1963年还是1964年就退休了。
定：那他的手艺多可惜啊。
印：那……
定：公私合营之后你们家这些店就入股了是吧？
印：公私合营之后开始不是给几年定息吗，到1962年不就给停了吗。后来困难时期又给增加了几年，完了以后“文革”时候又都给没收了。当时安排我三叔在王府井这个店里头当副经理，有一个职工，就是我父亲一个徒弟王连生当经理，不久就搬到原来《人民日报》社附近那地方，改名了，不叫华茂了，叫新颖。现在还有，王府井新颖。那就是原来我父亲的华茂。我三叔那副经理也没当几天，就去西山清水河畔修公路，后来就把他调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对面凤凰厅那儿，改成王府井的一个职工食堂，当管理员。我三叔就在那儿一直干到1979年脑出血病故，终年54岁。
印妻：他爸爸到死总说一句，从解放以后我就一直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让做什么，共产党让做什么，我都做。他为了捐款，把一处房子都给卖了。
定：抗美援朝的时候吧？
印妻：对呀，就是捐款呀。一直跟着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都领头做。整个服装业公会的头头啊，他一动员大家都响应，他威望挺高的。
印：“五反”的时候查了半天，查不出违法的。查不出违法的也总得处理啊，他有一个解放前认识的朋友，解放以后在“和大”，世界和平委员会，那时候有这么一个组织，在那儿当会计，世界和平大会开会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出去要做衣服，那个人给介绍的，在这儿做衣服，以这个名义，就罚了他五千万块钱，是旧币，就是现在的五千块。
定：这算什么罪名啊？
印：他给介绍的，你介绍了做活你不就赚钱了吗。就找个理由，不能不罚呀。最后定的几个级嘛，五个级，最后给他算了个四级大概是，基本守法户。注19
定：他还不算是最好的？
印：不是最好的。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五反”的一个机构做人家工作的那么一个人。公私合营之前，北京只有很大的买卖像同仁堂什么的才可以，一般的商店没有一定规模还没有资格公私合营。
定：还不是你想公私合营就可以的？
印：我父亲他们就想先通过同业公会搞一个私私合营。把规模搞大了争取公私合营。这个到1957年“反右”的时候也是一个罪状(笑)。
定：这也算罪状？
印：那你们要干什么啊？要搞资本主义啊？扩展资本主义啊？
定：您父亲也挺不容易的，我主要是觉得特别可惜，那么好的手艺。
印妻：说实在的他爸爸跟他不太一样，很讲究，很会保养，就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他想不通，他就不明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抄他的家，他一直不明白。你想16岁就出来学徒。这是靠自己劳动，自己奋斗出来的。
印：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1966年红八月的时候主要是老红卫兵干的事。老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中央首长接见时，谢富治讲过一句话，那时候谢富治不是公安部长吗，谢富治说你们各派出所要把五类分子的情况都给红卫兵。要不学生哪儿知道谁是什么。我们家抄家时她在，我没在。当时我们俩住的屋子没抄，就是抄我父亲，还算不错。我父亲有一块怀表挂在柱子上，这块怀表都给拿走了。
印妻：还有收音机，小的，你忘了？
印：家里头连个钟点都看不成。问题是我们家的那一套红木家具。
印妻：他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抄我们的家。好在他(指印嘉佑)爸爸妈妈在这个街道人缘特别好，所以还算照顾，没有打，也没有骂。只是说你把房子给我腾出来，给你挤到一个小屋，然后呢，让老头去扫街。
印：“文革”以前我母亲是我们街道的妇女委员。觉得寒碜嘛，就晚上扫。
我父亲1969年1月4日去世的。他死的那天，正好就那天晚上我没回家。那些天她(指印妻)又生孩子，我母亲又半身不遂，一月三日那天晚上，礼拜五，我在学校睡一晚上觉，隔一天我再回去，那天早上她给我来电话，说他夜里走了，我就到他们公司去报告，来了两个人，没看这人怎么样，先就在屋里又抄了一遍，搜出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大本子，有这么厚，进口的，外国的，女服的衣服样子，模特穿的那个。还有一个开人代会的文件。第一次抄家没抄走的。他们就问，这国家的文件怎么会在你们家？我说他是人民代表，这是给代表的文件哪，不能有吗？他们说拿走，拿走吧这。衣服样子，这外国字儿的我们得拿走，拿走吧。
定：这么抄家他什么罪名啊？
印：没什么罪名呀。
印妻：资本家呀，就是资本家，没有罪名。
3.我自己
(1)我上的学
印：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十二年才有了我。
定：您是第一个孩子？您不是还有个姐姐吗？
印：就是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十二年没有孩子，我二叔生了头一个孩子，我爷爷做主说这个就过继给你吧，就过继给我父亲了。不是亲姐姐，是过继的。在户口本上她算我姐姐。她比我大4岁。我1936年出生，属鼠的。我儿子也属鼠。
印妻：他爸爸没念多少书，就他们这一辈人，全都让他们上学了。
印：我姐姐是东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的，又在北师大念了两年研究生，毕业后分到曲阜师范学院，因为结婚调到北京，北京那会儿有一个师范专科学校，三年制的，没多久这个学校撤了，她就到少年宫，后来到教材编审处待过，西堂子胡同口那儿，后来又到教育科学研究所吧，厂桥那儿。她由那儿退休的。
印嘉佑(右)与堂兄印嘉祥的童年合影
定：您也是一直上学？
印：我1949年小学毕业。
定：哪个小学？
印：惠我，教会学校，就是王府井那个天主教堂啊，后来叫八面槽小学，又叫王府井小学。最近王府井那儿要搞街道整治，就把这学校整个拆了。它为什么叫惠我？这会儿我才明白，我就看教堂上面有个横批，因为那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横批写着“惠我东方”。所以我才明白我读的那个学校为什么叫“惠我”。
定：我原来知道那边有育英有贝满……
印妻：那是中学。
印：这是天主教的，育英、贝满是耶稣教的。首都剧场旁边有个大鹁鸽市，大鹁鸽市里边有个博士幼稚园，然后女生的有个叫培元小学，就在王府大街那儿，男生的就是育英小学，在灯市口内油房胡同，然后是育英中学，在灯市口，贝满女中，在灯市口同福夹道。它是这么个系统。
定：您上那个学校家里也得给不少钱吧？
印：上小学用不着多少钱。当时只要信教，可以不交学费。我小学毕业考二中没考上嘛，后来就到育英了，育英到升高中的时候就改成市立的，就改成二十五中了。我的中学老师，教我们历史的，是金启孮。您认识吧？
定：不仅认识。
印：我印象很深，他穿一个大长棉袍，拿一个教鞭打这个(棉袍的)下摆，“啪啪啪”，一边溜达着给我们上课。
重建后的圣约瑟堂，俗称东堂，位于今北京王府井大街74号(苏柏玉摄于2016年)
东堂近景，门上有“惠我东方”四字(苏柏玉摄于2016年)
定：怎么样他那课上得？
印：相当好。
定：金启孮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是吧？
印：时间不长。后来成立内蒙古大学他到内蒙古大学去了。
定：他很少讲他当中学老师的那一段。那时候您知道他是皇室吗？
印：不知道。那时候小，很少关心这些事。除了上课，没什么更多的接触。后来我们毕业后听同学说金老师到内蒙古大学去了，到内蒙古大学搞什么也不清楚。内大是1958年成立的。他们那些人过去都很谨慎，我那妹夫好像就是一直没什么正式工作，在西山八大处有一个中学，在那儿当个代课教师。
定：谁呀？
印：就是启源。后来他就靠卖字。
定：您从育英出来就上的北大？
印：我这儿还有个故事。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那时候考大学不是分三类么，理科、文科、农林医，我想学地理。地理一直是按文科招的，寒假时候就把我们五个班分成三个班，就分成一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一个农医班。我就在文科班复习功课，等到报名的时候来一个通知，地理专业从今年开始改成考理科的科目，再加试地理。我说加试地理我不怕，可是考理科的东西我没复习啊，来不及啦，所以填表的时候，因为我中学的时候一直在图书馆帮着人家借书，用现在的话说当志愿者吧，这样有机会进书库，我说报北大图书馆专业吧，第二志愿报的北师大的历史系，其他就没什么啦，哎，等到我表都填完了，教务处给我通知两个事。一个，档案馆那儿招学满文的，你去不去？
定：招满文的时候是1955年？
印：1955年。说要招十个人。完了以后又说北大新成立一个经济地理专业，按文科考，哎哟，我说这个消息太好了，那时候表都交了，我们是填七个志愿，每一个专业有三个学校，可以有21个意向，我说你给我个表我重新填，他说，你不用了，你写个条吧。我就写个条夹到表里头了。就这样偶然的机会考上北大的经济地理专业。我入学以后好几位同学都是这样，把表交上去以后接到这个通知，因为那是那年刚刚成立。
定：那时候让您去报档案馆的满文班，就因为您是满族是吗？
印：对对。我当时答复他，我说我先考大学吧，考不上我再去。
定：后来跟您一块儿去的没有念出来的吧？
印：我没去呀。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没考上大学，他去了，但是他也没待多长就走了。
定：您那时候要是念满文，您现在是大专家了。
印：是呀，那时候没几个懂满文的。可是我没有学语言的细胞。
定：满文好学。
印：好学我也不行。你看我学俄语那时候，老师每堂课都提搂(读dī lou)我，提搂我就结结巴巴的，越结结巴巴，他越提搂我。后来发展到明天要上俄语课，今天我就睡不着觉了。就发展到这种程度。
定：您不喜欢语言这行对吧？
印：对对。
定：那您读北大这个经济地理专业有意思吗？
印：我们这五年没念什么书，净在外面跑了，所以实践的机会比较多。学的自然地理专业基础课的比较多，经济地理专业的主要是到外面搞调查去。
定：也经过“反右”了是吧？
印：啊，1955年“肃反”，中学生不参加“肃反”，但我们学校是教会学校，所以规定我们1955年毕业的要跟老师一块儿参加“肃反”。我们班有一个学生，是信基督教的，散布了一些恐美崇美的言论，为这个就给这个学生整了一顿。因为好多同学是外地的，人家就把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去了，结果给人家打电报，把外地学生都给招回来，参加“肃反”。最后还算不错，开了一个证明，到大学报到的时候说是此人参加过“肃反”，没事儿(笑)。
定：你们那个年代上学的时候也挺紧张的哈？来一场运动来一场运动的。
印：是啊，念大学你看我们真正舒舒服服的就是1956年，那时候贯彻知识分子政策，除了过党团组织生活以外，其他任何会都没有，而且北大请外面人做报告的特别多，业余时间可以听各种报告，很活跃。1957年“反右”以后就不行了。“反右”完了以后“双反”，“反右倾”“拔白旗”，诗画满墙，体育大跃进、卫生大跃进等。
定：您说这个我还有点印象，我在北大长大的。我上小学呢。
印：你是北大附小的？那时候还在哲学楼前头。
定：对。
印：我们一进校，北大地学楼和文史楼之间的那个花坛，就是我们修的。说是迎接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的召开，新同学在那儿修那个花坛。正好对着那个小学嘛。
定：您还记得那个小学？我们上四年级的时候迁到校园外边去了，因为在里头实在太吵，教授在这边上课，孩子在那边叫，什么也听不了。
印：我们好多课都没上，四年级到武汉，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搞南方水运网规划，我们班是十几个人去了，每两个人分到一个省。就是安徽、浙江、江西、上海、江苏、广东、广西，另外还有几个省市，武汉水运学院搞的，我们在那儿搞了一年，这是四年级。五年级还算不错，上了点课，我们基本上自己讲，你到了哪个省就讲哪个省的情况嘛，学地理的，我去了江西，江西就归我讲嘛。
定：您去了江西什么地方？
印：我在江西南昌交通厅里边待着，到过萍乡、铜鼓，去搞湘赣运河的调查。到瑞金是搞闽赣运河的调查，从长汀一直走到瑞金。在长汀那天我记得是在瞿秋白墓那儿，长汀城外头嘛，采了点鲜花，给瞿秋白墓献花，然后一天步行十三个小时走到瑞金， 130里路。背着仪器还要测量，背着小平板，一边走一边测量，整个翻过武夷山嘛。我脚上打了十好几个泡。
(2)随林学院迁到云南
印：我大学毕业分到北京林学院，1969年11月份一声令下，就搬云南了。注20
定：是不是整个林学院都迁走了？
印：整个迁走了。一号命令。我记得军宣队动员报告就说：“暖风吹峡谷震荡，好一派南国风光”，他把《智取威虎山》的词儿给改了。我们学校在云南分成14个连队，分别在14个林业局，给骗到那儿以后，没有公开啊，就说准备把学校解散，还带着两届同学，我们那届同学都主要分配到云南了，被分到12个林业局。后来国务院不同意解散，就集中到丽江，在丽江待了一年多，说那地方没法办学，转到下关。我走到半路车翻了。到的第55天才能站起来，看到玉龙雪山。
印妻：大轿车走到半路翻过来了，要是再一翻就到山涧里了，我们这一车人就bye bye了，就没再翻。
定：没死人吗？
印妻：就他受伤了。
印：车上14个人，唯一没受伤的就是我女儿。她(指印妻)抱着呢。
定：全家都在车上啊？
印妻：我们四个人都在。
印：她和我妈妈，我妈妈半身不遂，孩子刚1岁。
定：您妈妈那样还上了云南哪？
印妻：那没办法，说这边要打仗啊。
印：翻车的时候骨折了，我住在医院里，丽江部队的六十五医院。受伤了可以要求回北京啊，可是那时候不懂，让往里走就往里走吧。
印妻：所以他现在走路有点瘸。
印：丽江现在有个民族乐的表演，表演的地方就是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叫黄山公社白桦大队。我们学校是占了丽江的一个农校，一个师范学校，一个中学。另外住了几个村。
定：那生活习惯能适应吗？
印妻：那绝对不一样。
印：纳西人男女不同房。这个房子是三间，男的住这边，女的住这边，中间住老太太，楼上住老头。他们那儿没有双人床，都是单人床。我们都有双人床啊，有一个纳西族的木匠，看见我们的双人床，那个小伙子结婚，自己做个双人床，族里的人还认为他破坏他们规矩。
定：那他们这么住，你们住哪儿啊？
印妻：他们给我们腾出一个房子来。
印：有的是住房子，有的是住他们楼上。
定：你们一家子就住这一间房？现在去旅游的人哪儿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故事。你们后来又去过吗？
印妻：他们有人去，我没有再去。我想起那地方太伤心了，他把腿也伤了，坐骨也断了。
印：在下关也是住在老百姓家。在丽江是住在纳西族人家，在下关是住在白族老乡家。
印妻：哎哟，那时候的条件，跟现在没法比。
印：在丽江待了一年多然后到下关，下关美极了，下关的风，大理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风花雪月嘛。我们在那儿住了一年多，住在白族老乡家。没有水，我们每天都得上山上的山沟里去挑水去。山沟里有个小泉眼，就像脸盘似的，大家排着队，拿一个茶缸在那儿舀。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我们书记问我你怎么挑水，我说我最多的是拿小茶缸舀了720下，淘满了两桶水。我的腿都蹲得麻了，站起来要挑这两桶水的时候有一个小石头一绊，两桶水就都倒到山沟里头了。我只好又在那儿重新排队。几个钟头都不回去，她去山上找我，就那么困难。到现在我们这水桶还有呢。
印妻：还留着呢，没有自来水。
印：在那儿待了一年多，到1973年要招工农兵学员了，办学了，就搬到昆明郊区，昆明郊区有个温泉，温泉里边给西哈努克修了一栋别墅，让他跟那儿住，结果他没去，宾努在那儿住过。温泉的楸木园，是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在云南修建的战备所址，我们就在楸木园那儿开始招生，那儿有点房子。
我们一个礼拜到温泉镇赶一次集，还看见宾努在螳螂川那儿坐着晃头。
定：林业大学为什么非要苦苦地搬到那儿去？
印妻：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话呀，农林院校怎么在城里办呢？我们在云南折腾了五次，搬了五次家，边走边扔，好多老东西都弄没了。
印：要不管我们叫搬迁学院呢。在丽江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背着背篓，女同志背着背篓，男同志把背篓捆到自行车车座上。当地老百姓说：“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过去一问是林学院的。”
1979年我们从云南回来，半导体所在这儿占着，环化所也在这儿占着，人家开玩笑说八国联军嘛，半导体所，环化所，现在叫生态研究中心。还有北京市农科院的蔬菜所、作物所，还有一个华北地震大队。
印妻：还有北大、清华，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都占过这儿的房子。
印：半导体所从城里中国大学旧址那地方，就是12路无轨电车终点站，皇城根儿那儿迁到这地方，这地方原来是我们学校的树木园，有600个树种，全国采集来的，全给砍了。人工湖这个地方，半导体所已经盖起楼来了，没有办法了。原来我们学校的苗圃，都在这个院里头的，这个苗圃给了北大，西山林场给了清华。最可惜的就是60年代我们学校有一位王林先生，引种的新疆薄皮核桃一攥就碎的，那一片核桃林全完了。
那个老先生除了引种核桃以外，还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1959年十年大庆，人民大会堂盖好了，天安门广场从外面移来的树，叶子全是黄的，马上到国庆了，叶子就不绿，谁看了也解决不了，我们这个土专家，就像屠呦呦这样的，没有学位没留过学，他一看，他说是移栽的时候马粪搁得太多了，他建议你挖沟，灌水，没有一个礼拜，树全绿了。为这个，我们这位王林老先生参加了北京市的群英会。
定：后来呢？
印：“文革”的时候就病逝了。他儿子是我校水保学院的王斌瑞教授，死在山西吉县了，他是你们校友，101中学的。因为刚解放时王林是林业部的一个处长，当时国家机关干部的子弟都可以上101中学啊。他101毕业以后就到我们学校了，他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喷一种药剂，可以让地下水蒸发得少，就是在山西的干旱地区可以保存水分，树能长起来。后来国家林业局的一个副局长要去现场，他那时候已经“挂靴”了，退休了，说林业局领导要去，他就上那儿去等着，结果他到了吉县以后，局长说有事不去了，林业局送他回县城时，车在路上出车祸了，就死在那儿了。就说这领导一去就得陪着……
4.身边的人和事
(1)日本投降和北平围城
印：1949年的时候我13岁，日本投降的时候我9岁，1945年的10月10日，9岁。我参加了太和殿的日本投降仪式，我前几天还给我们学校的《流金岁月》写了一篇东西，我们离退休处出了一本《流金岁月》，每年出一本。
定：写的是您参加太和殿的受降仪式？您还记得什么？
印：那就记不得什么了，就是挺热闹的。主要就写的是这些个，还有日本统治的时候我们胡同那日本小孩怎么劫我们，打我们，那时候我们都是成群结队地去上学去。小学里边有个日本教官，教日语。我还写了一段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吃混合面儿，那时候我们写字的笔记本全都是豆纸，就是解放前那种卫生纸，写毛笔字根本拉不开笔。
日本占领北京时期，在小学开设国术课，学生都持木头棍棒
到学校练习，图为印嘉佑与堂兄读小学时所摄
定：我记得三年灾害的时候我们用的也都是那样的纸。
印：比那还次。我还写了每月的8号、9号防空日，得穿黑衣服打裹腿上学。
定：您父亲还带您去参加了日本投降仪式？那时候是愿意去就去？还是指定谁去？
印：我父亲的徒弟领着我进去的，不是我父亲去的，是我父亲徒弟去的时候带着我去的，我最近看《北京日报》写的，当时是要求一个商户可以派一个人。但是《北京日报》写的说是有20万人，后来我问了我们学校一个老先生，说太和殿前头根本装不下20万人。原来我知道的就是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受降。投降的是日本的华北占领军根本博中将，带着七个人，在这儿献指挥刀，然后签字。
定：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事，是做口述访谈后才慢慢知道的，咱们这边都不提这事。您还有印象？
印：有印象。太和殿这儿一进去以后一人还发了一个画册，主要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军队的一些照片，我印象深的能够记得的是一些修滇缅公路的照片，这个画册我一直保存到“文革”被抄家的时候(笑)。
定：北平围城的时候也挺紧张的吧？您还有印象吗？
印：有印象。傅作义从新保安撤到中南海的“华北剿匪司令部”，北平市所有院子里，每一家都得腾出一间两间房，安排他们那些随军家属住。那时候我奶奶在演乐胡同住，她那儿也安排了一个。
定：我听说他们那时候军纪特别好，都住外头，有这事吗？
印：住外头那我没看到过。反正每家都得腾出一间房来。我们家住了一个姓辛的，他那个老伴是个小脚老太太。他儿子是给领导当勤务兵的。就这个人每天晚上下班回来都得到我父亲那儿跟我父亲聊会儿天。我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新保安国民党的35军，《毛选》四卷里面都有嘛，就是全部给围了嘛，那天他一进门就跟我父亲说：“新保安丢喽！”就这个人，解放以后通知他开会，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听说他是军统，是安排在傅作义军队里面的军统。他这老伴和他的儿子在我们那儿住，住着住着不是北京解放了吗，他是河北哪儿的人哪，他大儿子来了，他大儿子是八路军，住了不久这老太太跟他儿子到天津去了。
定：我还有件事不太明白，说围城是解放军把城围了，傅作义的军队还在城里，还是说军队把城围了，城里都是老百姓？
印：有军队呀。
定：是傅作义的军队？
印：啊，说围城啊，35军不是从张家口过来么，走到新保安不是就给堵住了嘛。围城的时候，我们家坟地沙板庄那儿有我父亲的4个舅舅，这4个舅舅有3个全都进城了，住在我们在礼士胡同的一所房子里，因为那时候北京郊区傅作义的军队都拆房啊，他们就跑城里来。
定：他们拆房干吗？
印：就是怕你搞巷战哪，这守城的时候方便哪，有房不是挡着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朝阳门，从护城河那儿开始，往东岳庙那边拆，一直拆到一元堂药店，拆到那儿正好北平解放了就不拆了。就是整个从朝阳门出去，两边的马路上房子都拆了。北京郊区都拆啊，拆好多房。注21
围城那事我又想起一段，就是何思源当时是北京市长，下台了，他主张和谈，结果国民党特务就给他家搁了个炸弹。他家住在今锡拉胡同，跟我们的甘雨胡同斜对着。
定：锡拉胡同不就在百货大楼北边吗？
印：对，对着西堂子胡同。那个炸弹炸的时候，夜里头都把我们炸醒了。最近我看《档案》里边说给他搁炸弹的是段云鹏。过去在监狱里和燕子李三在一块儿，跟燕子李三学的飞檐走壁，这个人解放前后从台湾到大陆来回跑了好几趟，最后50年代把他抓住枪毙了。何思源家房顶上的炸弹就是他放的。
定：他为什么要放？谁支使他放的？
印：就是军统把他收买了。电视《档案》节目说他是从烧酒胡同(今韶酒胡同)那边上去的，是在锡拉胡同的路北，当时把何思源炸伤了，把何鲁丽的妹妹炸死了。
定：您是听见炸弹声了？
印：听见了，夜里把我们都吵醒了，那炸弹很响的。
定：那你们知道是何思源家的炸弹吗？
印：报纸上都登了。
(2)甘雨胡同33号
印：我是1936年7月2日生的，我们家搬到甘雨胡同那天是1937年7月7日。我们家的房子从老房契看最早是大祥子的房子。大祥子说是慈禧的干儿子，摔跤的。甲33号就是他的马圈。我这是听说，确切不确切不知道。有16间房子，四合院。我奶奶说就是搬的那天听到打炮声，就是七七事变嘛。
印嘉佑童年时在甘雨胡同的住家院中
说个笑话吧，1968年她(指印妻)生我女儿的时候，晚上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又游行，又座谈，完了以后已经十点了，我得回家洗尿布去呀，一出校门口走到六道口，遇到一个查岗的，正好那天我还带着工作证，他说今天晚上北京市都在查，你得把工作证，冬天嘛，搁到外边兜里，人家查的时候好往外抽。我从这儿走到王府井，就查了二十多次。最后一次到了八面槽天主教堂甘雨胡同西口那儿，那小脚游击队，就不让我进：“你住哪儿？”我说：“我住在老门牌33号，新门牌12号。”“没见过你。”我说：“没见过？我七七事变那天就搬这儿来了。”(众笑)“就没见过你，谁证明？你院里有谁？”我说院里，我父亲住北屋，我住东屋，前些天把我们都轰出来了，我们现在住在北房和东房之间原来厨房那儿，把我们挤到那儿了。说那北房是谁？我说是咱们街道李主任在那儿住。
印妻：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印：这才让我走。
定：那时候我就不明白，毛主席指示为什么老是夜里发啊，白天发多好。
印：老是《新闻联播》发，一发就得游行，就得讨论。
甘雨胡同在解放前是这样，(门牌号是)由东口路北到西口，然后从西口沿路南这样转回来。解放以后就是这边(北边)是单号，那边(南边)是双号。(参见图示)
印嘉佑在访谈中随手所画的甘雨胡同图
定：噢，新门牌是单双号。您那天说你们家旁边还住了几个挺有意思的人物是吧？
印：按老门牌：解放以前东边这是1号，4号前院里是一个古玩铺，古玩铺的后院是叶家老大叶文甫注22在那儿住。富连成后来的掌班的吧，叶盛兰的哥哥。
定：富连成还有人在这儿住，不是都住南城？
印：叶先生“文革”前是我们街道的居委会主任，就是“文革”以前。“文革”以后就把他轰走了，轰到干面胡同住去了，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母亲也是居委会的，我母亲是居委会的妇女委员，所以他们一直都有联系。在我们家我还见过这个叶文甫。他叫叶龙章。
定：字是龙章？
印：嗯，什么打扮？戴一个软塌的帽头，白袖口得挽上来，真是过去那种打扮。他念的炮兵学校，不知道为什么他去当兵去了，据说是东北军的一个炮兵的什么军官，他父亲死了以后就把他找回来了，就离开部队在富连成掌班了。叶老二叫叶荫章，是鼓老儿，打鼓的。有一本书叫《梨园一叶》注23，就是写他们家的。老三是叶盛章，武丑，据说是从龙潭湖里把他捞出来的，他自尽了嘛。有人说捞出来以后脑袋上有一个钉眼么。注24
定：那不就等于让人给害死的？
印：这事一直说不清楚。老四叫叶盛兰嘛，叶盛兰儿子叫叶少兰。
定：唱小生的吧？
印：啊。叶老大的夫人马禄德是医务工作者，“文革”后被迁往干面胡同。其子叶金森，武丑演员。子媳孙萍，是人民大学戏曲研究所所长。
6号是个庙，叫元极观，解放后已无道士，成了大杂院。大殿里是街道工厂，糊纸盒的。解放前东四南大街有一个家伙铺，遇婚丧事出租桌椅、吃饭瓷器及婚事的轿子、丧事的棺照，解放后就迁入此庙。后停业，(老板)在胡同里的废品收购站工作。其子叫殷培田，是刘宝瑞的徒弟，在新疆说相声。嗓音近似刘宝瑞那种鸭声调。
我们家是老门牌33号，我们斜对面是老门牌14号，就是沈崇注25在那儿住。报纸上说沈崇的祖父是沈葆祯，福建人。
定：咱不说报上的，就说当时您知道的。
印：我当时很小啊，连什么叫强奸我都不懂，问大人什么叫强奸啊，是不是亲嘴啊？不懂。沈崇当时是北大预科的学生，她到平安电影院看电影，两个美国兵从平安电影院出来把她弄到东单广场。事情闹得很大，后来好多传说，说她到五台山当尼姑了。
定：您见过她吗？
印：没有。她好像到北京不久，福建人嘛。到北京住在她亲戚家，那地方原来是日本的一个眼科医院，叫石桥眼科医院。1945年之后日本人走了中国人居住。沈崇那时候在北大念预科嘛。
定：那时候的北大是沙滩的北大吧？
印：沙滩。她住的是14号。16号是过去一个“法文报馆”，日本投降以后就一个日本人住在那儿。因为那时候凡是外侨住的地方门口都有一个木头牌子，上头写着汉字名字，叫山口隆一，日侨山口隆一。
定：这个山口隆一好像有点印象，是……
印：就是“炮打天安门”的那个。
定：那时候我挺小的不太知道，好像是枪毙了吧？
印：枪毙了，他和李安东，意大利人，两个人同时枪毙的。大概是1951年，枪毙的时候还专门从东交民巷转了一圈儿，让外国人看看，然后弄到天桥枪毙的。他们弄了一个迫击炮，弄到前门邮政总局的楼上去了嘛。到最后把他们抓住了，大概是9月30号抓的，准备10月1号炮打天安门嘛。注26
定：是真的哈？
印：真的真的。
定：他是受日本人、美国人还是国民党的支使？
印：……不知道。我就说这人真有能耐，把迫击炮一块一块弄到邮政总局的楼顶上，然后再组装起来，就是一进前门那儿，那时候前门不是还有城墙嘛，就是现在历史博物馆那地方。山口隆一住到16号，然后李安东是17号。
定：他们俩住的还挨着哪？
印：不是，中间隔了一个。
定：都在一个胡同？
印：都在一个胡同里。这是16号，然后17号是一个开木厂的姓穆的人，他自己盖的房子，就是那种中西合璧的，特别漂亮。那门口两棵大槐树，我们小时候都说“上大树那儿玩去”。这是16号，这是17号，这儿还有一个17号。
定：噢，他盖了三套房子都叫17号？
印：都叫17号。就是甲17号、乙17号。李安东住的这个就是一个细条儿，然后到后边，这个17号在这儿，所以李安东住的房子从胡同里边比较隐蔽，住在这个房子后边。
定：17号房子的后边？
印：不是。这是17号，这边是北，我们家是这儿，33号。
定：你们跟他们是对过儿？
印：嗯。这是14号，15号，16号是比较大的一个院儿，把山口隆一抓走以后那个地方就是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宿舍、排演场。我过去常见邹德华注27、卢肃等各演员出入此宅。我就说李安东住的是这个17号，这儿还一个17号，都是小楼。解放以后都是外国人住。13号、14号之间有个大门，前门是椿树胡同(今柏树胡同)，过去是镶白旗蒙古都统署。后为巴西府，就是巴西驻华使馆。
定：那当时有蒙古人在这儿住吗？
印：小时候我不知道。我小时候经常上这院儿里玩去，院里有好多山石啊，假山什么的，挺好的一个院儿，有亭台楼阁、假山花园。后来呢，解放以后是抚顺煤矿驻京办事处。13号院里住着好多做饭的拉车的洗衣服的，都是为巴西府服务的。我就看着李安东啊，都是13号这个拉洋车的拉他出去。
定：后来就是巴西驻中国的使馆在那儿？
印：对。但是哪个年代的搞不清楚。我上学就在西口嘛，每天都从这儿经过。那时候外国人住的门口都挂一个牌子。山口隆一、李安东门口都有牌子，写的汉字。
22号原来是个汽车修理厂，20世纪60年代，附近拆了几个院子，盖了一个大楼，是百货大楼的宿舍。(胡同有两边，南边一排，北边一排。以下从胡同北面一排转到南面一排来)
定：南边这一排呢，除了你们家还有什么人住着？
印：啊。以上是路北的各户，以下是路南的几户。28号，解放以后王人美在这儿住。
定：就是那个演员吧？
印：我女儿在八面槽小学念书的时候，王人美还到他们学校去给做报告，捐献什么的。她爱人是美术学院的一个教授，叶浅予。王人美半身不遂，出来都是她那老伴拿轮椅推着她。注2829号是宗教人士王明道，教堂在史家胡同。此人在1955年肃反时曾被捕。注29当时我母亲做街道工作，他被逮捕时我母亲被叫去做旁证，他还与他家人亲吻，这些街道老太太们哪里见过这种行为？笑又不敢笑……我在60年代听一次形势报告讲到，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来京访问，要见王明道，当时他拒不见面，搞得政府非常被动。
30号这地方有一个养老院，是专门养老太太的，没有男的。
定：养什么样的老太太？
印：所有在那儿住的人都穿的一样的衣服，夏天都是竹布大褂，冬天都是长袍，晚上都到外边活动，就是溜达溜达那样活动。
定：您说的这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印：解放前。解放后就变成民政局的宿舍，听说民政局的局长马玉槐就在这儿住。后来马玉槐调到宁夏工作，在林业部副部长的任上离休。这个养老院就解散了吧。注30此院有一口井，1948年底北平围城时，自来水厂停业，全胡同就靠此院内的井水过活。
31号这儿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门口挂的牌子是一个“四海株式会社”。
32号原来是个日本的咖啡馆。1945年后成了一个“兵站”。记得1948年时，整天有汽车运来大锅饼，存几天又拉走，当时不知为何。现在明白了，当时是为淮海战场救济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
我家住在33号。
34号是一个新星服装店，做西装手艺活。解放后成了红十字会宿舍。张钧英就住此院内，她是“我们热爱和平”招贴画里那个女孩，也就是给毛主席献花、后来拍电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后来和瞿弦和成了一家。
35号是一个私人开业的牙医，解放后加入公立医院工作。
36号这儿是一个姓谢的，这个人是个买办，解放以后这房子没收了，就南斯拉夫使馆的家属在这儿住，因为门口也有牌子。这儿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门口挂的牌子是一个“株式会社”。
定：你们这胡同可真够藏龙卧虎的。
印：呵呵。
今日甘雨胡同一角(定宜庄摄于2016年)
(3)甘雨胡同周边
印：出甘雨胡同西口就是八面槽，东边原来叫米市大街，后来就是东四南大街。原来从金鱼胡同到灯市口这段叫八面槽，从灯市口到美术馆这段叫王府大街。现在是王府井、八面槽、王府大街都串起来了，全叫王府井了。但是八面槽这边还不是步行街。西堂子胡同西口路北，靠西边的那几个院是左宗棠的故居。
定：金鱼胡同那家您知道吗？
印：那家知道啊，我父亲跟张寿崇很熟啊。东城刚一解放时叫东单区，他是东单区的副区长，开始是民政科，后来是民政局，“文革”以后他是东城区的政协副主席。注31
定：对，还是北京市民委的副主任。
印：记得那时候我只要是上吉祥去看戏，总看见他弟弟，他弟弟好像在西堂子胡同住。金鱼胡同从东口一直到校尉营那一块，路北全是他们家的。和平宾馆是他们家的花园，谭鑫培就是在那家花园唱了一出戏，死的嘛。注32那家花园就是抗美援朝时他献出来了，献出来以后在那儿修和平宾馆，据说施工的时候还挖出一坛子金银财宝，这是传说的。注33那时候修和平宾馆非常有意思，开始叫作半机械化，把砖砌成半个桌子大的这么一堆，然后拿老吊车往上吊，据说一个礼拜就可以修一层楼，那时候北京都宣传这个。就是要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注34
定：这是哪年了？
印：1953年吧。因为1952年是“五反”嘛。1950年是抗美援朝，搞捐献。1952年为了迎接这个会，修的这个和平宾馆。原来国庆节放焰火在我们家院里头都能看得见，和平宾馆一修了就挡住看不见了。刚一解放的时候东城区区政府就在他们家，后来他们都搬走了以后，金鱼胡同一号就是东城区的武装部。
定：现在金鱼胡同基本上见不着了。
印：基本上没了。
定：金鱼胡同他们家占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都住的什么人啊？贤良寺注35是不是在那边？
印：贤良寺在校尉营里头啊，刚解放的时候好多领导的追悼会都在那儿。这边是东，这边是米市大街，贤良寺就在这儿，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样，这是校尉营，这是中央美院，这就是东安市场了嘛。这是协和(医院)，这是帅府胡同，就是全聚德在这儿，这是王府井儿。这地方原来有一个正骨大夫，然后这地方有一个做西装的，听我父亲说，好多大使馆的人都上他那儿做，说他做的裤子，那裤线哪，一般的裤子要是坐到那儿时间长了以后，那裤线就显不出来了，他熨一条裤子能熨半天儿，然后你那裤子无论怎么坐，它都保持着原来的。
定：不是您父亲就做衣服吗？
印：他那是做男服的。
定：您父亲是做女服。
印：那家占了金鱼胡同路北的半条胡同嘛，路南就是红星电影院，这地方就是青年会，靠西边这有一个福寿堂，是一个大的饭馆，好多办婚丧喜事的都在这儿，解放以后变成了总政文工团的宿舍。它的旁边就是四联注36，后来又迁到王府井。这边有一个叫鼎新，也是一个理发馆，比四联老多了，我小时候就有。鼎新旁边是一个卖猪肉(的)。福寿堂旁边有一个天义顺注37，卖酱菜的。天义顺的堆房就在甘雨胡同西口。
1952年我国发行的“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纪念邮票
红星电影院后边，那儿有一个小院，说是森隆饭店的经理，姓张的在那儿住。现在都拆了，连红星电影院和青年会那俩楼都拆了。青年会现在搬到圣经会去了。原来煤渣胡同口那儿是圣经会。注38我念中学的时候老上青年会去听科技讲座去，我记得讲地质的基本知识，前两天我翻我那笔记本还有呢。那时候青年会可以看报纸，各种各样的报纸。注39
您知道灯市口那个乐家大楼吧？原来史家胡同对面有个楼，是北京人艺的排演场，那是同仁堂乐家的楼，乐家大楼嘛。
定：哟，这我还真不知道。你们住的地方多好多方便啊。
印：是啊。我那时候放学没事就到东安市场转悠去，好多旧书摊，淘了好多书。去云南前我到中国书店去处理这些书，收书的人说哎呀，这都是绝版书，你处理多可惜啊。
定：还有绝版书哪？
印：老商务印书馆的东西。我们班有一个苏联留学生，他非想要商务印书馆出的《东北经济小丛书》，一套几十本，我就在那儿给他淘着了，正好有一套整的。一个东安市场，一个隆福寺街，隆福寺街原来也有好多旧书店，现在就剩一个了。
北京解放前胡同的好多柏油路，都是只修一半，就是有一个名人在那儿住着，从那个胡同口到他们家门口，是柏油路，再往那边，就没有啦。好多胡同都是这样。
定：你们胡同是这样吗？
印：我们胡同没有柏油路。另外，1950年、1951年的时候北京学苏联，叫作土路喷油。你这修柏油路不是得压石子儿么，压完了以后才能铺么，咱们学苏联叫土路铺油。
定：怎么说呢？
印：就是原来的路都是土的嘛，上面就铺一层柏油。苏联那气候啊，可以，我们这气候就不行。结果我到隆福寺去，夏天啊，穿胶鞋，粘到那儿动不了啦，(路面的油)化啦！
定：苏联因为没有那么热。
印：对呀。那时候学苏联都那么教条。刚解放的时候学苏联的无痛分娩法，说是生小孩的时候可以不疼，后来没有了，就证明它是不灵吧。“文化大革命”时候搞那个针刺疗法，不是也没有了嘛。
我再给您说一段华声广播电台。华声广播电台在椿树胡同，就是甘雨胡同和灯市口之间。现在叫柏树胡同，它在路北一个小楼。解放前有一个华声有一个民生，民生就在王府大街，解放以后就没了，华声呢解放以后还有，是个私营电台， 1952年“五反”的时候，这个台长跳楼死了。注40他的老婆叫朱蔷，就是后来北京京剧院唱老旦的那个，朱蔷呢这个男的死了以后就下海唱戏了，她原来是票友。
(印嘉佑先生后来来信补充)：
甘雨胡同东口外即东四南大街，对面是干面胡同。梅葆玖住路南80号小楼。
甘雨胡同东口外右边路西依次是：
① 明华楼猪肉铺
② 桂福斋糕点铺
③ 应元泰西服店(解放后改成一个小酒馆，一间门脸)
④ 不记得字号的一个干果铺
⑤ 公共厕所
⑥ 西堂子胡同把口：时昌车行。我们去修自行车，那老板总说：你们看，这辆车是梅葆玖的(有加快轴、摩电灯、手铃、电喇叭、计程器……)
甘雨胡同东口外左边路西是协通体育用品商店。
印嘉佑来信中附带的东四南大街周边示意图
(4)汪振儒与刘曾复
印：您这本书访问的人，当时70多岁，现在要是活着都得90岁以上了。
定：好多人都不在了，有几个啊，我觉得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个叫刘曾复的，京剧界管他叫京剧界的国宝，知道的事太多了。
印：刘曾复的表哥在我们这儿。
定：您知道？对对对，他有一个表哥是林业大学的教授。
印：叫汪振儒。101岁去世的。
定：真的啊？他这个表哥是不是就是段祺瑞开枪的时候被打了一枪的那个？
印：打了一枪。汪振儒的父亲是溥仪的老师。
定：他父亲叫汪鸾翔。
印：这我记不得了。他是当时教育部里边搞动植物教材的编审。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教授叫朱江户。朱江户先生名叫朱刚夫，他出生在日本江户。朱江户的祖父是朱益藩，也是溥仪的老师。后来当了北京大学前身那叫什么学堂啊……
定：京师大学堂。
印：京师大学堂的督办，当了九个月。《我的前半生》书里溥仪在天津张园有一个照片，合影，朱益藩就在溥仪旁边。瘦瘦的，留长胡子。他的孙子在我们这儿，也去世了。若在世也九十多了。
定：那个汪振儒先生，就是刘曾复的表哥，我给刘曾复做口述的时候他还特别提到过他这个表兄，说当年他考清华，就是汪先生给补习的。因为他当时整天踢球，不好好念书，考不上大学，他姨夫就说得得，让你这表哥给你补课吧。后来考上了，您说他能不感谢他吗，就这关系，他们俩。
印：这是汪振儒写的(拿出《中国植物学史》)。
定：《中国植物学史》。汪家一共是三个孩子，是三兄弟。他哥哥是专门搞曲的。
印：那我不知道。汪先生的外语特别好，他会四五种外语。我们学报给他送去，哪怕哪儿掉个字母他都给我打个电话。
定：老北京的东西有意思就在谁和谁都有联系。(看汪振儒介绍)噢，林业口第一个博士生导师。
印：汪振儒是广西人。20世纪40年代，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时，还给这位同乡发过请柬，我见过。汪振儒先生的老伴姓纪，是纪晓岚的后人。
印妻：我们学校的二级教授。
印：“文革”前的二级教授，院士才有资格当一级教授。他这是林业部当时压了，当时解放前当过院长的，在大学的学院当院长的，都是评一级教授。当时林学院归林业部管，整个我们学校的职务级别就都压了一级，所以给他评了个二级。我退休以后又开始评级，有一次我们学院小报上写汪振儒是二级教授，汪先生就发了一通火，说我那二级教授是什么时候的二级教授，能跟现在比吗？
1979年我们在广州开造林绿化净化大气的科研协作会，把汪先生请去主持会议，我给他准备了一篇讲话稿。那时候我还跟汪先生不太熟，他通过他们植物生理教研组的同志跟我说，说是老印给我写的东西能改不能改，我马上主动找他，说可以改啊有什么不能改的。因为写前我还没跟他接触过。我们从广州开完会到肇庆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去，那天爬山，他穿一条短裤，他在前头我在后头，我说：“哟，汪先生你这腿怎么一粗一细啊？”他就捋开了给我看，说我这是一个枪眼，“三·一八”留的纪念。
汪先生1983年当选农工党中央委员，1988年又当选咨监委员，就像咱们顾问委员会似的。他说农工党在我校就这么三个人，有俩去世了，就剩他一个了，他动员我参加，我说我考虑考虑再说。我说这会开得怎样？“谁不说共产党好啊，花20多万块钱开这么一会”，“20多万块钱是共产党给的，你能不说共产党好吗。”老先生实在极了。他特别好跳舞。
定：唱戏吗？
印：他是喜欢，因为有一回我上他家去，他说：“哎，那刘先生写的《京剧新序》你看看。”我说我买了一本了。
定：他也跟您提到过刘先生？
印：他过百岁生日的时候刘曾复还过来了，在六道口拐弯的那个饭馆，郭林家常菜，在郭林给他过生日，99岁过的，100岁生日，刘曾复还来了。
定：您见过？
印：我没见过，那天宴会我没去。我知道这事。他过100岁的时候我还给他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我们离退休处的《流金岁月》，我是以离退休处的名义给他写的。这《流金岁月》每年出一本。
定：实在是非常有意思。
印：汪振儒跟他老伴特有意思。有一回汪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上他那儿去，有点什么事儿，一进门看有两袋奶都在地上扔着，怎么回事儿？老两口吵架呢，他老伴说：“印先生你跟汪先生说话啊，我到那儿等着。”然后我跟汪先生说，说了好长时间了，老太太在屋里说：“印先生你说完了没有？我们还没吵完架呢！”还要接着吵呢！我说：“哎呀，老两口干什么呀，求同存异吧。”(众笑)
他退休以后好多事都找我。他现在的房子住的是他儿子，他儿子“文革”时候得了精神病，经常站在阳台上骂。二儿子在林科院工作，三儿子在我们学校毕业的，到美国去了。
5.关于满族
印：国庆十周年的时候民族宫刚建好，有一个民族工作十年成就展览，展览会上有怹(指父亲)一个位置吧，好像就在最上层楼梯往里边走的拐弯的地方，有怹一张照片，就是满族人印华亭经营的服装商店。
定：特别提出满族人来？
印：因为民族宫里边搞的嘛，民族十年成就展览嘛。旁边就是程砚秋，程砚秋入党我也是在那个展览会上才知道。是总理和贺龙介绍他入党，满族的。
定：你们家一直没有像其他人家似的不敢报满族了？
印：没有。
定：民国以后好多人都隐瞒成分不敢报(满族)，大部分都改成汉人了，你们家为什么一直就没改，也挺有意思。
印：为什么没改？我们那时候考大学，少数民族的话，可以优先照顾录取，不是加分，就是平等成绩可以优先录取。你八十我也八十，你是满族我不是满族，可以优先录取你，有这么一个好处。
定：那时候有明确规定吗？
印：明确规定。
定：可是那时候这个经过您了解吗？
印：……不了解，好像没有受到什么歧视啊，而且还受到照顾。
定：您后来一直是报满族？
印：一直是满族。
定：您一直也意识到您是满族？
印：对。
定：您记不记得那时候满族的著名人物除了您父亲和程砚秋之外还有谁？
印：那时候老舍是满族啊。说起这满族啊，是90年代吧，我们学校统战部找我，说要编一本满族科技工作者的辞典，我把我们学校副高职称以上的几个满族的都给搜集了都给写了，通过我们统战部给送去了，买书的钱都交了，最后人家书出版的时候把我们学校这几个人全给漏掉了。钱倒是给退回来了。
定：有这么一本书吗？我怎么不知道啊，那里面都有谁您还记得吗？
印：原来我们学院有个院士，姓关的，关君尉，90岁去世的。还有一个叫关玉秀，那个人是满族，他的父亲是艺文学校的校长，就是现在二十八中。我们还有一位叫金承藻的，搞建筑的，我跟他没接触过，他的祖上据说是看坟的，究竟是哪个王爷后代搞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把他整得够呛，他家有几十所房子，他在学校集体宿舍里有间房，睡一个席梦思床，学生把席梦思给割了挖出俩金豆来，藏到那里面。你看这人生活是什么呢，５０年代、６０年代他就骑摩托，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要骑摩托到五道口吃饭馆的饭。“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学校职工食堂还有小灶，我就看他拿着一个小的金龙碗，黄色的那个龙碗，上小灶那儿买炒菜，跟师傅说：“您给我少来点，多了吃不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张大字报就把小灶给封了，小灶就没有了。
我们这儿现在还有几个(满族的)。有一个是我们财务科的，退休了，80多了。还有跟我同岁的一个教授，还有一个讲师，比我小几岁的。他(指编辞典的人)当时要求有副高职称以上的。
定：你们家出身不算太不好吧？
印：为了考大学我还积极要求入团嘛，临填表以前我入了团了。我是1955年6月入团的。后来一直没入党，虽然学校对我还不错，我是我们学校头一个非党的中层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