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04年2月17日
地 点：北京市劲松西口某小区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李南
[访谈者按]李滨女士是我的“发小儿”李南为我联系的，她是李滨的外甥女。李南的母亲名黎频，是李德伦的大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她最早为人所知的角色是在脍炙人口的话剧《龙须沟》里扮演王大妈，后来最为人知的角色是《万家灯火》里的老大娘，还有为1986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刘姥姥配音。别的也许还有，也许更著名，可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这个访谈，我原来瞄准的就是黎频，但她不幸已于2003年逝世，李南便为我联系了黎频的九妹李滨女士。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先生对我说过，他与李德伦兄妹20世纪40年代一起在上海时，都称黎频为“德伦妹”，她一度比李德伦更活跃、更有名，以至于不相识的人们都将李德伦称为“德伦妹的哥哥”。据此以推，我这里采访的两位，就是“德伦妹”的妹妹了。
李滨近照(李滨提供)
李滨女士本人也是演员，20世纪90年代曾在《甲方乙方》《我的父亲母亲》等片子中担任角色，迄今仍活跃在舞台与银幕上。但她与我谈得最多的并不是她的演员生涯，而是第一，她幼年在宣南生活时的家庭氛围，按照她的概括，那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典型家庭”，这种“半封建半殖民”的典型特点不仅是她家，其实也是民国时期北京城部分上层社会生活的典型写照。第二，是她兄姐离家参加革命的经过，以及对她产生的影响。这其中最激情洋溢的段落，是讲述20世纪4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1949年解放军的入城。这是北京城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即使是写最寻常的百姓生活，也不可不记的。
本篇口述可以与《李德伦传》互相参照补充之处很多，因为李滨在北京经历的许多事情，都发生在李德伦离家之后了。
定：我和李南是从小儿的朋友，我俩也同岁。我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正在做一个关于老北京的项目……
李南(以下简称南)：她姓定，是满族。
定：我们也是后来到的北京……
李滨(以下简称滨)：满族当然是(后来到的了)，原来在关外嘛。
定：我记得当年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李德伦先生给我们做过报告，他个头儿特大是吧，跟您好像完全不一样……
滨：仨爹俩妈的(意即不是一个爹妈生的)是吧？
定：……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滨：一个是大秤砣一个是牙签儿(大笑)，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定：你们家原来是回族？
滨：是呀，现在也是。
1.回民家庭
滨：我们不是老北京，我们都是移民。
定：那你们是什么时候，从哪儿移来的啊？
滨：起码两代了吧，不知再上面有没有。胖舅(这里是以李南的口气说的，指李德伦)的书里说是金陵，那就是南京嘛，我们祖上好像是金陵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到的河北，我爷爷时候就在河北，丰润。我父亲他们兄弟三个，老大老二老三，我父亲是老三。我大伯父叫李际春，二伯父叫什么名不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是李宏春。注221
我们家是“半封建半殖民”的一个典型的家庭，“半封建”更多一些，“半殖民”的时间不长。我大伯父是奉系军阀，他一直在沈阳，我们曾经有一段也吃过他的挂落儿(受牵连之义)。知道李香兰吧？
定：知道。解放前的歌星。
滨：不是解放前，是日本那时候，后来她成日本的议员了，政界的。她为什么姓李呢，就是我大伯父收她做干女儿。她姓山口，爱唱歌，家里不同意，就弄的留声机，唱片呀，搁到厕所就听啊，学着唱，我大伯父就觉得这小孩成，就给她取名叫李香兰。注222
那时候还没生我呢，我1929年出生。在那以前张作霖就不灵了，他(大伯父)什么事到天津跑反，什么便衣队，注223完了后来又回去了，一直到1947年，辽沈战役比较紧张，他那边不成啊，赶快坐飞机跑到北京来，带着他小老婆，让我骂跑了。
我从小对他就没好印象，因为他好几个姨太太。他那时候早就没落了，但是他有钱哪，没钱他弄那么些姨太太。有个大伯母，我们管她叫赵太太，没有孩子，然后她就走了，走了以后听说他在沈阳又找了一个唱大鼓的，比他小一半，这么一个，他那时候七十多了，脏吧唧唧的。他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上叩齿，有这一套什么养生办法，所以他活得岁数挺大的。那时候我找地下党，就特别看不起国民党那腐败呀，我就成心挤对他，就想把他挤对走。有一次我母亲不在家，话赶话的，我就跟他吵起来了，我就整个一个造反，他说我是王八蛋，我说我要是王八蛋，你是我爸的哥，你什么玩意儿？你什么东西啊？你老王八。那时候国民党有个稽查处，我说你再嚷嚷我到稽查处检举你去，我说你他妈日本汉奸，军阀，你折腾什么你。可能这个他也害怕了，走了。临走的时候我们买的那个肥皂，两块连着的，都晾在窗台上，还有些劈柴也在窗台上，他还卷了我们几条肥皂走。
定：他那么个大官僚还至于卷你们家肥皂？
滨：不是东西，整个一个老王八蛋。后来1950年“镇反”的时候给毙了。
定：奉系倒了以后他做什么？
滨：那我哪儿知道哇。我知道这点东西已经不错了。
定：您二伯呢？
滨：不知道，属于一个土豪劣绅吧。屁事没做，就守着家里那点儿地，抽白面儿，扎吗啡，什么都干。后来是病死的呀，还是怎么着。除了这点土地好像还干点什么别的吧，要不怎么禁得住又抽大烟又打吗啡呀，而且媳妇也不能只有一个。他的儿子就是我四哥，反正就是抽白面儿，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听说当地解放以后是土改还是怎么着让人给活埋了，就在我们老家丰润县。注224这我都是听说。这四哥长得还挺漂亮的，我见过他。还一个七哥，也是他(指二伯)的儿子，常上北京来，我印象特别深，长乎脸儿，一脸的疙瘩。到北京来就盯胖舅的梢，胖舅住南屋，有《世界文库》什么的，他就翻里头有什么东西，胖舅说来一狗。那时候他们不是都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注225么，后来北京这儿不成了，走了嘛，上上海了。当然不完全是他这一个因素。七哥怎么死的不知道，活该，爱死不死。我们跟他们家也没太多关系，根本不通信。他们就是有时上北京来，见一下，几年才来那么一次，然后都是听我母亲那儿说，或者老家来人东一耳朵西一耳朵。
所以我们家要是把叔伯的都搁在一个棋盘上啊，那是“黄河为界，两国交兵”。
亡清纪念物：清亡时父亲割辫的留影和照片背后的说明(二幅，李滨提供)
2.父母与兄姐
定(看滨父剪辫的照片)：这个毓祥注226是谁呀？
滨：我父亲呀。
定：他那头发，就前头这儿，怎么还有一点？
滨：是呀，长出来的。他刮得勤就不至于呀。也许那时候正人心惶惶的。
我父亲老早就出来了，不知在哪儿上的学，他不可能在丰润县上学，丰润那儿有什么呀。好像二十一二岁就在平津一带，他学政法的。北洋政府时候，他是一个官员，北洋政府不是时间很短吗，完了他就没什么事儿，因为他认得好多军还是政府政客警察这类的，认识的人比较多，所以他后来一直赋闲，一直赋闲但是他也不缺钱也不缺车，开车的、老妈子、听差、厨子，厨子是老家的一个远亲，这么一大摊子。
定：那他为什么会不缺钱呢？
滨：他就等于一个地方势力，就算是名流，认识好多地面上的人，一说就是北京名流李育庠。你要在这地方办实业，那时候不叫企业，什么开银行的、开报馆的、开绸缎庄的，什么珠宝商、古玩等等，包括唱戏，都得拜这些地方势力，有什么事一疏通，他地面上能站得住。可能这个有关系，他“创造社会价值”吧(众笑)。有人供着他，给他支票。大中银行的，在西交民巷把口，一签，大中银行注227。我估计啊他也有些积蓄，估计还有存款，有点家底儿吧。还有些字画，包括我母亲的首饰，后来我们家可能就卖这些个，我们家就没什么字画了。我们老家没有地，地无寸土，房无片瓦，也没开买卖，就是这么着。我父亲也不置产业。
定：连房子都不置？
滨：没有，就租房。
定：这挺奇怪，因为好像回民不这样过日子啊。
滨：可能跟我父亲在政界有关系吧？你要真是在牛街胡同里头卖牛肉羊肉那么起来的，或者弄一菜行那么起来的，或者再弄点房产倒来倒去，那就不一样了，那他也不可能供他儿女，一定要学业多高，男的顶多就继承父业，女的就在家做活然后找婆家就完了。只要学历这么一高，您的家业就保不住了，就踹门颠儿(颠儿，北京话，走了之意)了。基本都是这样，他接触了民主主义思想，不能囿于这种生活了。
我父亲过的日子挺潇洒的。抽大烟。他禁毒，然后他自己抽上大烟了。
定：他每天就是抽烟？那抽烟也得花钱啊。还养一大帮孩子。
滨：他有支票啊，在安福胡同注228的时候就拿着支票。在安福胡同的时候基本上上午就不起床，中午起来吃点饭，完了抽大烟，再睡一会儿觉，下午到四五点钟，或者五六点钟就出去啦，有饭局，完了就听戏，半夜再回来，就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我父亲有洁癖，好家伙那个，我母亲就侍候他，所有的茶碗茶碟儿，且涮且洗哪。他抽大烟的那一套烟灯擦得锃亮，漂亮极了，那是工艺品。不是像现在(电视里演的)，那根本就不对，脏乎乎的，在大棚子里一靠，那是拉排子车的抽大烟。我父亲那景泰蓝的小烟盒，弄一点烟哪，折腾半天才抽上这一口，一边烧一边聊天儿，且玩呢。我母亲给他熬大烟，挺复杂的呢那工序，烟土这么一大块，熬生膏以后就像咖啡，黏的。我就爱闻那个生膏子味儿，特别的好闻，香极了。注229
我父亲还捧角儿，好多戏子，还有梨园界的等等，好多，都是名流。他还逛妓院，但是他从没带回家来，就有一个带回来过，就是那个施老六，八大胡同施家胡同的，那一看就有派，平常出来都素面朝天，基本不施粉黛，那眼睛……就算干女儿似的。这个施老六，她给她鸨妈家挣了好多财礼，(她鸨妈)有一女儿，她挣的钱都供那女儿上学，给她气得够呛。她后来嫁给一个律师，在天津，“文化大革命”也遭了罪了。
定：你们家去清真寺吗？
滨：不去。顶多就把把斋。我母亲把把斋。我父亲又抽烟又喝酒的，一天喝一瓶多，白干。最后就死于酒精中毒。死的时候50多岁，是1946年11月份，下着小雨，在家里，就是他起夜，他觉得有点头晕，就坐到凳子那儿，就过去了。挺干净的，一点没有留汤了浸湿的。估计就是脑溢血，可是他也没瘫。没有落炕上的过程。反正那时候就总吃药。我下学回来拿了方子就抓药，抓药回来做作业。
定：您父亲后来是按回民的葬礼还是？
滨：对，葬在复兴门外五棵松，那边有回民的墓。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迁到东郊，给了一个单儿(证明或收据之意)，也找不着了。
我母亲姓铁，沈阳的回民。她是中等师范，现在来说可能是初中，然后好像16岁结婚，那时16岁就是15，虚岁。我外祖父我有印象，老头儿的指甲盖那么长，胡子长着呢。他们从哈尔滨到北京以后在我们家住过，后来在绒线胡同买的房子，离我们家不远，然后搬到安立胡同，就是首都电影院后身西侧的一个胡同。
定：您外祖父是做什么的？
滨：不知道，听说是驴贩子，做生意，也不是特别富有的。注230
定：母亲家哥儿几个呀？
滨：大姨二姨三姨，我母亲行四，然后是一舅舅，那舅舅可能最小。都在(东北)那边。大姨我见过，三姨好像也见过，大表哥来过北京，上国高，在这儿住过一段儿。
定：您母亲怎么和您父亲结婚的？
滨：可能是说媒吧。我母亲跟我父亲差7岁。她活到八十九，差一年90周岁。
李德伦不是说嘛，他的音乐启蒙老师就是我母亲，我母亲有个风琴。我母亲就这点好，你不是什么(指其父抽大烟逛妓院)吗，我就在家里玩牌。一日三餐都料理完了，一日三餐都亲临哪，有时候还亲自炒菜。这一大家子。都弄完了，晚上没事了就玩牌。
[萧成：我母亲这一打麻将啊，还不敢让我父亲听见，这麻将洗的时候不能这么哗啦哗啦洗，得推着，还得告诉：“别出声别出声。”有人跟她打。我小时候都学会打麻将了。我没跟她一块儿打，但是我在她旁边看着我都看会了。]
定：你妈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滨：反正挺开通的。
南：挺强的。
滨：你想这个家里上上下下她都得应付，在交道口那儿，1952、1953年的时候就是居委会主任，那不拿钱，绝对不拿钱，还往外掏。“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她受冲击不亚于李德伦。
我母亲怀了20胎，有一个是双棒儿(即双胞胎)，就是21胎，21除以7，我们的成活率是30%。我在7个里头是老五，大排行里头我是行九，她妈(指李南之母黎频)行五，比我大9岁。山西那个姐姐(黎颖)比我大15岁，李德伦比我大一轮。
我母亲没有奶，没有奶就很容易怀孕。好比说年初生一个吧，年底就又能生一个。一月份生一个，等到10月、11月就又能生一个。我们家就这方面，生殖力特强，妇科没什么病。我母亲怀孩子吧，还总是女孩儿，重男轻女啊，那时候也不能上医院刮去，怀了孕就吃药打，蹦，这个那个瞎折腾，流产了好几个，有的很短时间就夭折了。
我们家三六九等。老大，我大姐姐那没的说，第一个孩子，是比较拿事的。我大姐功课又好，一直师大附中的，然后又北大，她上大学的时候还一边准备功课，一边拍我睡觉，我母亲不管，我母亲弄一帮各种太太在家打牌。李德伦是第一个男孩子，不得了啊，大少爷。还有她妈妈(指黎频)，生下来圆咕隆咚挺可爱的，她就是奶妈喂大的，李德伦也是，我大姐也是。她那个奶妈一直在我们家待着，时间比较长，老王妈，外号叫秃老王。老太太的头发后来都没了，就那么几根头发，后头还弄个小夹棍，这儿都光头皮，跟南瓜似的。奶妈完了以后还有看妈。有做杂活的老妈子，洗洗涮涮的，收拾屋子的，各屋子都有干活儿的。还有厨子。在安福胡同的时候还有一个本家的，李德霖，他做饭，一日三餐大小都包了。
我的六姐，注231比她(李南)妈妈小两岁，在家里也不受待见，就让她上平民小学，不花学费的，也在新华街那边。我三岁的时候又一妹妹(李津)，又一女孩，也不待见她，就给她搁老家去了。
后来我那大姐就走了，给她钱，大洋，让她办年货去，拿着钱就颠儿了嘛。
南：上解放区了，逃婚。
滨：我上门口看，哎哟就哭啊，我哭了好几天，找我姐姐。那回折腾得够呛。
定：您大姐为什么逃婚呢？
滨：订婚了，订婚还搭席棚了，那是一个教员，回民，得找回民哪。我大姐就一条件，说得大学毕业结婚，他们那边同意了，然后他们那边催婚，我大姐不干了。这是一个因素，再一个就是“一二·九”抗日运动，这两个因素搁一块儿。寒假的时候，就办年货嘛，她就从张家口那边出去，绥远，热河的东边，顺着长城这么走。我舅舅那时候来了，他跑绥远去找了一通，她刚跟交通前脚走，后来才知道是前后脚儿。她后来一直在山西、太行山一带。“牺盟会”注232。没上延安。她走以后就改名了，免得牵扯家里头。好家伙家里就开始闹，先开始不好意思，觉得有失体面，这家的大小姐跑了，后来就登寻人启事。她这一走，老头老太太挺伤心，乱了一通。老太太等于少一帮手啊，里头外头都能什么，功课也好。注233
“一二·九”的时候我哥哥他们都参加了，在那之前就弄那些个唱片，什么“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就是这个，我就是听他们唱会的。领导他们的好像是张承先，注234那时候可能是大学的学生吧。我哥哥让人给抓起来了，公安局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三爷，管我父亲叫三爷，您那公子在我们这儿呢，先关两天。我们家就给他送包子去。然后我父亲给他软禁在家。我父亲管子女就知道软禁，软禁值个屁。
定：您哥哥后来就参加共产党了是吧？
滨：对，他后来是地下党。到上海嘛。她(李南)妈妈后来不是也上上海了吗，李德伦那时候在上海，跟黄宗江啊，石挥啊他们，她就去了，去了就在莫斯科电台做播音员，有时候弄个文艺节目什么的，原来是替别人，替着替着就成正式的了，也拍个电影什么的。她绝对是什么都不过脑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设计的衣裳总是跟别人不一样，标新立异。
[萧成：闺女大了，得找婆家了，那个刘媒婆整天就往这儿跑，黎频也觉得在家里待不住了，就到上海去了。公开走的，就说到那儿看哥哥去了，结果去了就不回来了。李德伦后来(从上海)去延安，黎频没去延安。]
后来我那个不得烟儿抽的姐姐(指六姐萧成)也走了，上解放区，太行山那一带。他们几个都是底下疏通我母亲，他们走都是留封信给我母亲，然后颠儿了，就是老太太知道这些事。就是我大姐走谁都不知道。
定：你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子女怎么后来都革命去了？挺有意思。
滨：这个很简单哪，家里如果说你女孩儿，就供你上小学，男孩儿顶多到初中，高中都不一定让你上，你家里要是有买卖就继承这个祖业，就不一样了。
定：你妈就能舍得这些孩子都往那地方去？
滨：我母亲那真邪了门儿了。
定：你们家这种回民在北京是不是挺特殊的？
滨：……不知道，因为周围也没那么多回民青年。
3.童年生活
滨：我是什么呢？我是捡来的，应该起名叫李捡。有一次我父亲跟几个朋友回来要钱，说要买什么彩券去，家里就几十块钱，我母亲还不愿意给他，结果买了中一头彩。这么着到了东北，在哈尔滨在那儿生的我嘛，要不我也不会在那儿生，又一女孩儿，又家道中落，中一头彩，我父亲给我起一字曰东举。他们都没有号，我父亲给我起个号。
定：就是觉得您带了好运。
滨：啊，他们都没有字，李德伦都没有。
南：可是他们也有别的名字啊。
滨：嗨，那叫经名，他们都记得他们的经名。《李德伦传》里有，都写着呢。注235我把我经名忘了，说了多少次总记不得，我不知道我的经名。
定：头彩不少钱吧？
滨：可能吧，还和人分了，不是一人独吞的。1929年，我母亲怀着我就上东北去了，想在那儿找事。我父亲(在长春)一直没找着事，到秋天我舅舅调到哈尔滨，我们全家又都跟着到哈尔滨。当时我舅舅是中东铁路的俄文翻译，等于是高级白领。注236我舅母那个打扮，就像二三十年代初你看那苏联的电影，头发烫着，出去坐马车呀，家里的保姆都是俄国的。他们家有6个孩子，3个表哥，两个表姐，一个表妹，我那表哥表姐表妹呀，尤其那个表妹，根本就不会说汉语，吃饭不会拿筷子，整个一个“酸黄瓜”。然后我舅母做果酱做得特棒，拿大玻璃瓶子。到七八十年代还托人从哈尔滨秋林注237给我带马林果酱。我们家从小就吃牛肉片炒洋葱啊，肉丝炒胡萝卜啊，就是在哈尔滨跟我舅舅有关系。一般人家不吃洋葱跟胡萝卜，嫌那味儿不好，其实这东西最好了。我舅舅是三几年才从那边来北京的。
我是在那边生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跟扫帚疙瘩似的，细脖大脑壳，在那儿又按俄罗斯的生活方式，4个小时喂一次奶，哇哇哭也不给吃，就灌水。我是11月份生的，出完百天儿就回来了。
我小时候身体不是比较弱么，到北京以后总生病，有点风吹草动准出毛病。1936年我7岁，上小学了，天安门的东边，南长街的西边，艺文学校，后来是28中，在那儿上小学。好像上了一年不到，我身体不成，一查肺弱，休学休了3年。
[萧成：小时候她(指李滨)在艺文小学上学。艺文小学在哪儿呀？在中山公园那边。家里有个包月车，天天儿给她拉去，到时候给她接回来。她是比较享受的。就因为她特别精，特别灵。我在家的时候她是个病秧子，也娇气，动不动就不上学了，不上学就在家待着。在家待着没东西玩了，就爱给人洗头发，我就是被她洗的那个，干洗！就拿手揉搓。
定：您就让她洗？
萧成：不让？不让行吗？那是个宝贝儿啊。还成天在安福胡同那院里头跑圆场，“托托托托托托……”我就看着可笑，什么玩意儿，跑得又不像，也不嫌累得慌。她精力特旺盛。]
这3年就在家，就参加了协和医院的儿童保健会，每个月检查一次身体，然后就吃鱼肝油，各种各样的，滴的，水剂的，丸的，总给我换。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不爱吃鱼，有一点腥味我就受不了。
定：那时候小孩保健还不错啊？
滨：不是小孩保健，你看什么家呀。那时候我买衣服就上中原公司，王府井有个中原公司，天津也有，那时候都是分号啊，连锁，就相当于现在赛特、燕莎那种档次。注238还到中原公司给我定做皮鞋，带帘儿的，这么一襻带，翻过来，大一点儿，穿着踢里突噜的。我脚出毛病就是那时候的皮鞋穿的，小孩脚老长啊，穿不坏呀这鞋，出门坐洋车，脚形都不好看。一买玩具，小女孩就爱买娃娃呀，拿现在说就是芭比娃娃那种，挺大的，装得挺漂亮的。还买各种小瓷人，各种小炊具，不锈钢的小炉子，小平底锅。
一到年节，包括我生日，好多人都拍马屁，给九小姐送礼盒，衣裳料或者是礼券，几百块钱或多少钱。
我那几个姐姐绣花、做活都会，我就跟她们学，倒针啊，锁啊，可是我不如她们。我们家还有一个老牌的缝纫机，机器绣，我们家那时候好多床单啊，窗帘啊，台布、小茶几什么的，都是她们做的，各种镂空的、十字花呀。还有拿缎子绣，绣枕头套，一会儿弄点这个，一会儿弄点那个，墙上一返潮了暴墙皮，就拿颜色画，画卡通什么的，墙上涂的不都是粉莲纸吗，粉莲纸啊，高丽纸啊，就往上画。都是属于洋的。
因为我父亲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学司法的，他就跟我姥爷较劲，非叫女孩儿上学。那个时候还请过家馆，教书法啊，包括四书五经这类东西。黎频她们还正经学过素描，画几何体啊，石膏像、水彩，到北海写生啊什么，她俩画得还可以。
定：这就是说您父亲还挺重视对你们的教育的。
滨：对，重视这个。那时候我们好像是报纸挺多，订了几份报不知道，可能都是送的，什么《晨报》了，《小实报》了，《立言画刊》，美国《Life》，就是生活画报，美国《Star》，明星杂志，原来美国好莱坞的那些电影明星我都叫得上名儿，都记得清楚，她妈妈(指黎频)和我哥哥(李德伦)就更甭说了。从小他们就带我看电影，《木偶奇遇记》《青鸟》《白雪公主》……电影院都在东城，新新大戏院是哪年开始的，就是现在的首都电影院，注239多少年了，晚上就是京戏，后来没什么唱京戏的了就放电影，来回来去地放，你要在里边待一天都成，只要不嫌臭。还有长安大戏院，现在时代广场那一带。西城就一中央电影院，就是现在的音乐厅。我说的这都是1940年以后的事儿。
定：那时候看电影不是特贵吗？
滨：那不知道。反正电影院人不是太多。你想一般的那个他上不起学，他也不可能上电影院。我父亲还带我到白宫舞厅去看过跳舞，白宫舞厅就是后来的平安电影院吧，东单头条。东长安街路北。现在那儿整个都成东方广场了。
定：您父亲也跳舞吗？
滨：他不跳，然后我们坐着汽车去，跟那儿看。那时候还上北京饭店听音乐会，那是后来了，我哥哥那个上海的同学在那儿开音乐会，我们给推销票去，坐二百人呢，上座儿不少。
定：那就是说您哥哥喜欢音乐跟您父亲有关系？
滨：不是不是，就看接受的是什么教育。我那个舅舅从哈尔滨来，就带一台胜利牌留声机，就搁到南屋，好多唱片哪，比较通俗的交响乐，或者“今夜无人入睡”，闹失眠的那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父亲就是你给我好好念书。李德伦在西河沿的时候就迷恋上拉提琴，老头儿不让。老头儿前脚一出，他拿出琴来就噔噔噔练。我小时候家里给我也买过小提琴，小孩儿的，这么大，就教我基本功，绷弦，(我拉得)这个难听。后来我的小提琴让我弟弟给拆了，玩着玩着给拆了。
南：你们这种老北京还不是那种土北京。
滨：不是。
定：那您父亲也爱看戏吗？
滨：哎呀，那不是爱看的问题，那是他的命。固定的包厢位子。角儿呀，马连良、梅兰芳、杨小楼、程砚秋的都看。后来就捧李少春注240。李少春是我们干哥哥，认我父亲干爹的。他本来是上海的，他父亲是小达子嘛。然后到北京来，想拜余叔岩为师。余叔岩跟我父亲是好朋友，所以我父亲怎么认识那么多梨园行的呢。余叔岩可能让同行给害了，嗓子坏了，他特别记恨这梨园行。余叔岩有两个女儿，正好跟我姐姐同学，都是师大南附中的，都在那一带住嘛。他那两个女儿尤其大女儿有时吊吊嗓子，唱得还挺是味儿的，但是他就不让，在家唱唱还行，票戏都不成，都让学医了，上的北大医学院。(其他)女孩子下海一般他也不让，拜他为师也不干。李少春来了以后辗转托人说情，找的我父亲，我父亲面子挺大的，说见见吧，一见就特投缘。那时候李少春多大呀，有没有20岁呀，反正是二十上下。余叔岩有个儿子，3岁就死了，就从台阶不高，摔下去就死了，就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一看李少春年龄就跟他儿子活着一样，特投缘就收了。所以李少春就拜我父亲为干爹。从小我就叫他猴哥嘛。我们家是捧李少春的，包括张二爷(张璧)，都是捧李少春的。
[萧成：李少春不是我父亲的干儿子嘛，李少春就主要在新新大戏院演戏。我们(跟李少春)特熟，过生日了，(李少春)进门就磕头：“爹，我长小尾巴了。”这我们才知道过生日就叫长小尾巴。每年都长，要长若干次。我有的时候去(看戏)，我就是看猴戏，热闹啊，看别的出来进去的，一唱半天，咿咿呀呀的不知什么东西。]
我们住西河沿的时候，旁边就挨着筱翠花，知道吗？
定：翠花胡同？
滨：不是，(提高声音)刀马旦唱旦角的呀，男旦哪。他姓于，于连泉，每天也是抽大烟，一觉醒来吃完午饭，到4点多钟就开始吊嗓子，他那边一吊嗓子，这边大伙儿都抬脚，跟踩鸡脖子似的。他跟马连良那《乌龙院》相当棒啊，有名的啊，那《坐楼杀惜》灯光一变化瘆得慌着呢。他踩寸子，就是一个小脚三寸金莲，这么斜签着，这脚就斜着踏着这儿，托着，裤子一长就罩住了。
定：于连泉是踩跷的。
滨：不是跷，是寸子，跟跷还不一样。注241你怎么非跟我犟！筱翠花(于连泉)出来有包月车，洋车，那洋车锃亮，把边儿上还有一喇叭，拴着红绸子，特漂亮。那洋车哪儿像现在电影里头，阔太太坐着个破洋车，车夫破衣拉撒，别逗了，那是暗娼坐的。所以现在演那时候的节目我都不看，我又没钱，砸不起那电视。筱翠花一出来长袍马褂，领子里边汗褟白的，戴一顶帽子，背儿头锃亮，男旦，拿一个男人用的大的绸子手绢儿，出来就跷着腿坐着。
定：他也是回族吗？
滨：不是不是。没什么来往。
定：马连良不是回族吗？
滨：是啊，马连良管我父亲叫三叔，我管他叫马二哥，散了戏有时候上他们家吃夜宵去。
定：您跟着您父亲去看戏？
滨：就看戏。前门外同乐啊，三庆啊，中和啊，都看过，但主要是新新大戏院和长安大戏院。那时候我看戏就特别多，都带着我呀，看完了晚上饭局，不是中餐就是西餐。他们上学，所以晚上有饭局就带我出去，带我去的比较多。反正我们全家都去过，就我那姐姐(六姐)，就她没去过。
我父亲出去吃饭基本上都是别人请。也有自己付账的时候，都是签一字，到年底，腊月二十三。西来顺比东来顺好，注242那会儿我们住安福胡同的时候离得很近，不光是涮羊肉，鲍鱼，鱼翅，每次席上准有，不是清蒸鱼翅就是红烧鱼翅，那时候没有鱼翅捞饭。我特爱吃那个，挺有胃口的。后来我才知道，好家伙一斤鱼翅几百块钱，那一大碗整个的。涮羊肉一般都在家里吃，在家里支上(火锅)。还有是支上撑子烤肉。还有鸡素烧，日本的，其实就是牛肉，按现在说就是煲，那小炉子，陶瓷的，底下生着炭什么的，搁上一点香油，然后牛肉片，蘸调料，再搁上点小豆腐片，特好吃！烤肉也出去吃，但吃得比较少，都是席。
定：你们那时候只吃回民馆子吧？
滨：对，绝对是回民馆子。
定：请你们的不一定是回民吧？
滨：对，可是因为有我父亲啊，就必须得去回民馆子。西城那边(回民馆子)挺多的。但是就去西来顺，别处不去。鸿宾楼是天津的，解放以后才到北京来。北京就是西来顺，东来顺。为什么老头不爱上东来顺呢？东来顺在东安市场里边，那时候外边没有门，后来才在朝北边开个门。你必须得进东安市场，绕绕绕完了到他们那儿，一进去各种摊儿，卖什么吃的，火腿啊，肠啊，乱七八糟，老头看了腻歪。还有店铺，什么书店，绸缎等等等等，所以不大上东来顺。西来顺的伙计一说三爷，一说李德伦，五少爷，都知道。只要一去，三爷来了，都小心侍候着。我父亲一进门就骂，说了这个说那个。我一去，伙计就赶快给我晾凉开水，拿俩碗折来折去。西餐无所谓，现成的冰水呀。
中餐吃西来顺，西餐是东单那儿有一个福生食堂，清真的，哈德门外安家的，特棒那西餐。我父亲后来岁数可能大了，出来吃也只吃那么一点儿，没我吃得多。我那时候挺小就能要俩菜，什么牛扒，完了炸鲑鱼，一个汤。反正今儿要这汤，明儿要那汤，前边还吃小菜呢，面包，真吃不少，完了那点心，冬天吃栗子粉，都是淀粉和糖啊，真能吃。那时候的牛扒这么大，要两个，四个人吃，一人一半正合适。
定：安家是回民？
滨：北京的回民。绝对棒。
定：在哪儿？
滨：东单，现在的星月餐厅，后来就改成了一个银行分理处，路东。四几年我上中学还跑那儿吃饭去，我自己，骑着车跑那儿去，那通心粉，番茄，完了再来一冰激凌，齐了，完了还签一字，到时候结账，让家里掏钱呗，搁今天也得百十来块钱吧。所以现在吃西餐我就觉得都不对，都不对，哎哟，可惜这个福生食堂没传代，所以绝了。
老莫(即莫斯科餐厅)我还是五十年代去过，后来再没去过。新侨饭店哪，“文化大革命”，1971年，我们不是在郊区吗，我儿子在工厂，有个礼拜说去吃顿西餐吧，小桌子就那么点儿，盘子乱七八糟摞在一块儿，整个儿一个立交桥。你没看那服务员都这样(学横眉怒目状)，瞪着你，就差让你报阶级出身了，拿着那刀子叉子“唰”地就一扔，气死我了，再也不吃了。还有一次九十年代初我儿媳妇请，新侨那六楼吃西餐，不成，红菜汤都是下脚料，都沤烂了。后来老太太一块儿聚会什么的，就是上三宝乐，快餐，40多块钱。
定：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好好做。
滨：前两年突然发现报上登了，说天津起士林到华隆街来了，我想看看到底怎么样，因为起小儿我吃过呀。结果我一看不对，这应该一个菜一个菜地上，怎么一下就都上来了。那值班经理还说，那是宴会，一般吃就是这样都上来。我说合着我那时候天天吃饭就都是宴会？过去我跟我父亲去，就是一般吃，喝点酒什么的，小菜就有二三十种，各式各样的，哪儿像现在就是沙拉。然后你要什么汤，汤就来了，完了再要两个菜，比如一个炸鲑鱼，一个牛扒。然后上甜点。冬天是果冻，栗子粉，夏天是冰激凌。那天我要了一个炸鲑鱼，一吃哎哟哪儿是炸鲑鱼啊，真不成，不对。起士林的栗子粉基本还成，但它那上面的奶油搁得太多了，鲜奶油，不能那么多，恨不能都喝汤了。
没办法，没办法，太糙。你看这小服务员，弄一小丫头片子，胡噜脑袋就是一个，就上班了。他给你体检就不错，根本不经过培训，就上了，什么都不懂。你像以前那售货员，《女店员》那话剧注243你看过没有？练包包，怎么包核桃，你出不了师你站不了柜台。张秉贵注244那手人家从小就训练出来的，“咔嚓”准是一斤，那个糖它轻重不一样啊。现在心思都不在这儿，挣这点钱太容易了。所以就读书无用，就不学知识。哪怕一个专业钻进去都不弄，我反正哪儿都能挣钱。慢慢儿混，然后学点坑蒙拐骗再造点假，就都能生存。太容易了挣俩小钱儿。
那回拍戏张艺谋问我，那时候北京什么样，就觉得北京挺土的，这跟他接触的好多人跟他灌输的有关系。有的人可能过去家里就住小杂院的那种，那时候没什么大杂院，都是小杂院儿。你看我现在一说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时候可口可乐、舞厅、夜总会都有。
定：您觉得您年轻的时候北京就不土是吗？
滨：北京分四城，东城洋，西城富，北城讲究传统，南城大众，到天桥一带则“土”。现在有人不知道，就说北京过去多么多么土。注245就知道上海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受欧美影响。天津是一港口，也有些租界地，商埠，等等等等。就知道北京守着皇城，要不就是龙须沟，再不就是做小手工家庭作业的，不是！那时候我们就住在前门外商业区，然后就到了长安街那边，西城。东城是高等华人哪，好多洋行，西城好像是生意人比较多，北城是满族的后裔呀，遗老遗少比较多。南城就是商人哪，小买卖，包括牛街那一带都是小买卖，再到天桥，龙须沟那一带，就是难民营了。一般就是这么个分布。所以《龙须沟》有句台词儿：“您那东交民巷、紫禁城干净，得有尊家的份儿呀”，就是说你能去吗？拉车的根本就不能上里去……原来一说咱们中国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有道理么现在还？
定：当然有道理。
滨：我觉得北京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半封建半殖民在北京体现得最明显。上海可能半殖民更明显。
4.参加学生运动
定：你们家来北京最开始的房子在哪儿？
滨：没有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李德伦小时候在鹞儿胡同，珠市口那边，前门外。还住过香炉营头条。我有印象就是在安福胡同，和平门西河沿，和平门外路西边一个胡同，那段路北一个门，二进院子。这我就有记忆了，我弟弟就是在西河沿生的，1936年生的他，那时候我7岁。我可能也在鹞儿胡同住过，但是那时候不知道。
李家住过的和平门外西河沿，也是东光裕、西光裕镖局所在的胡同
(定宜庄摄于2006年)
西河沿那院儿比较小，也是两进院子吧。西河沿出口不就是新华街吗，出去就是师大附中，那儿叫南附中，南北的南。后来解放以后就是附小了。到那边是电话局，我们家有电话呢还，三局，3515电话，三五一十五。那电话就是挂到那儿，上头两个铃，我还记得呢。反正三十年代我们生活也还可以，人上人了算是。
那会儿我们家净闹贼，要说闹贼更他妈热闹，闹过两次大贼。反正拿什么泡迷魂药，把门房、开车的司机、听差的都熏过去了，外头倒锁上，完了把电话给割了，把自行车、南屋搁的米面什么都拿走。还有一回贼上了房顶跑了。
定：后来逮住没有？
滨：不知道，没问。到1940年，我们家里“咔嚓”就不成了。
定：这咔嚓就不成了的原因是什么呀？
滨：国民党那个时候看不上他(指父亲)，他也说不上话吧，反正各种的原因。注246后来就从安福胡同搬到牛街去了。到我父亲去世以后，租房也租不起了，各方面都不灵了，再加上那些搞银行的效益也不怎么样了，等等。所以就借住一个房子，在南横街，虎坊桥一直往南，宣外，知道吧？那是谁的房子？是李玉升，所谓回族的亲戚，他管我父亲叫三叔，我管他叫李二哥嘛。可能我父亲跟他父辈有交往，他后来一直是天津警察局局长吧，所以都有关系。那是临解放前，是1946年末还是1947年初，就是借，不是租，借住。西屋三间，两明一暗。
那个南横街城隍庙街，现在我都找不着了。周围都是小平房，矮房，还有窝棚，窝棚里住个老头儿，我们在高坡上，土坡挺高，然后砌的台阶，上来又是台阶。那个房子盖的，四合院，两进院子，前边有垂花门，有影壁，进来就是北房东房西房，南房就隔着一个垂花门，可称二道门，磨砖对缝，而且上边窗户不是纸的，卷帘的那种，是里边可以开开的，有纱窗，这种玻璃的窗户，就比较新式了。我们住西屋的三间房，房子不是太大，但是比较漂亮，进深不大，有的小得一进来就没两步，放个屁能给崩出去。地面是花瓷砖。南屋没那么讲究，但是窗户上层也是玻璃，里边有开关，拉开，夏天开开，有纱窗挡蚊蝇。
那时候就比较困难，真挺困难的，东西也卖得叮当都没有了。家里经常吃贴饼子，自己贴饼子，辣椒油、辣椒，稀里糊涂弄点咸菜，然后白薯。我也爱吃这个，而且辣椒含维生素百分之一百六十呢。所以我就奇怪我也不怎么吃菜，一直都挺好的，就跟吃辣椒有关系。我上成都和湖南都难不住，能吃。
我小时候不是休了三年学嘛，别人都四年级了，我一年级没上完，然后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人家五年级，差三年。在安福胡同住的时候离天安门比较近，后来从安福胡同搬到牛街，远了，我就转学，转学我就跳了一班(年级)，这样跟我原来同学差两年，我到初一的时候跟我年龄一样的人家初三。那会儿的私立学校比市立学校重点学校还差一截儿，我功课倍儿棒，平均分都在95以上，全校有那么十几个人享受优等生待遇，学杂费全免不说，一个学期能分半袋面，半袋呢还是三分之一袋，忘了，那时候一袋面40多斤，3人分能分上十多斤呢，提回家不得了哇。而且我利用晚上时间教家馆教了两个月，地主家的小少爷功课不好，挣点钱那样。你现在的孩子弄这事么？什么忧国忧民啊，碍你什么事儿啊！
那时候我也不死读书，我现在还受益挺多的。那会儿锻炼你的推理啊，逻辑啊，这个能力是有的。然后还有美术课，我们班有三四个画得比较好，劳作，剪裁，西式裁法，做制服裤子，衬衫，挺是样儿的。那时候我们都挺轻松的，没挡了吃没挡了玩儿，又上哪儿滑冰去了又上哪儿看电影去了，新新大戏院，我们一个同学他父亲是那儿的经理，不花钱，进去就看。回家还拿着药方子给我父亲抓药，完了钱不够还拿着过去人家送的衣服料子到华兴绸缎庄去卖，拿到钱赶快就到黑市去换银圆，我这都干过。
定：怎么换银圆？
滨：西单那儿满街都是换银圆的，看别人吹着听。还真没换过假的。换了银圆心里踏实。要是钱呢，比如说我今天卖了十万，第二天也许剩了两千了，你再第三天哪，几块钱了。换了银圆，然后就抓药。倒不用天天儿抓药，抓那么一次够喝几天的。就那样，有一次老师临时请假，下午没课，我和同学们骑着车愣从西单骑到香山，那时候的马路都不平，出城关厢的路面上石头子儿与土合成的，颠颠颠颠，暴土扬沙，到那儿也没用门票钱，就坐到山坡上，买个大柿子吃，一人吃一个柿子然后骑车颠颠颠颠又回来。我骑二八的女车外带还破了，颠上又颠，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又看病了又开一方子，我拿着药方“蹭”又去抓药。抓药回来做作业。一点不累。
后来我才知道，敢情现在几何、代数、三角都是一个老师，那不把那一个老师累死啊？我们那会儿几何单是几何，代数单是代数，三角单是三角。而且现在又讲跟升学率挂钩，死往学生这儿压，学生也五脊六兽，考完了试屁他都不记得。
四几年的时候李德伦跟黎频让我去上海，学英语学钢琴去，让谁带着去啊？李少春正好到上海演出，跑码头，这不是放心嘛。我母亲不干，说上海是一大染缸，不让我去，就没去。我要是那会儿去，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后来肯定在南方，混好了也许就出国了，很难说了就。
从我有意识记得的，小日本时候不说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还欢迎国军哪，特热情，学校组织到西单路边儿上，那时候卡车的槽帮都比较矮，看国军怎么一个个坐在车上呆若木鸡，整个就像木头刻的人似的，傻乎乎，脸红红的，黑黑的，就傻子似的。
定：他们干吗那样啊？
滨：我估计是溃败得够呛。苏联出兵东北，小日本不灵了，投降。农村这儿八路军给他们折腾得也够呛。国军有的仗打得是不错，有的确实是跑跑跑，由西南那边调兵过来，很可能还有沿路临时抓的壮丁，有的恐怕也不一定上过前线。哎哟，过了几个月盟军(指美军)来了，又欢迎盟军。这盟军倒真活泛，活泛大发了。又嚼着口香糖，又扔帽子。不出半年就感觉，这盟军怎么这样啊，绝对就像电影里的，喝可口可乐，哐，一扔瓶子。骑车从旁边过，叭，就拨拉你小辫，就那样。有个别同学上歌厅，就成吉普女郎了。
四六年那时候就说国民党是刮民党，印象就特坏，特糟糕，有好多艺术界的就画一些漫画，讽刺通货膨胀什么的，青年特别愤怒，也是觉得高中毕业了考不上大学嘛，大学毕业就失业嘛，特别的腐败啊。那时候大学毕业顶多是洋行里的白领，自己开买卖很少，女孩儿就嫁人，找一个有钱的能养活你的，没有什么独立人格，男孩儿就看怎么说了。
定：前途特茫然。
滨：真是。一看当时国民党又那么软弱，整个就让人戏耍，就觉得简直昏天黑地，就去找地下党，学运一直就没断。从1945年以后，1946、1947年学运就是高潮，再加上东北学生。东北是1945年解放的，从沈阳那边过来的学生，1946年还是1947年的7月5号，暑假时候从东北进关，七月份在沈阳也脱棉衣了，那些学生还穿着棉衣裳徒步走着进关到北京来抗议，有名的“七五事件”注247嘛。
定：日本鬼子都垮了他们怎么还跑啊？
滨：日本倒台国民党不成啊，根本就民不聊生，学生也没有出路。完了1946年沈崇事件注248又是一个高潮，知道吧？现在还有几个人说这个事儿？那时候在北京震动相当大，甭说大学了，中学都轰动起来了，尤其我们女子中学，好家伙天天儿哭啊，愤怒啊，那已经是1946年的圣诞夜吧，然后转过来就1947年了嘛，物价涨得哎哟一天8个跟头，你上午挣来多少钱，就得赶快，到中午能买两斤，到下午就只能买半斤粮食，到晚上半斤恨不能都买不来了，绝对那样。哗哗哗哗成天就这么印那钞票，都是新票子，哪儿有现在这么烂的票子，通货膨胀，根本你没有东西。
那是到1948年了，学生运动就是从这以后，特别地热火朝天。中学生呢，一般不是直接上第一线，因为像我们这学校就四百学生，大门一插，女孩儿也翻不过墙去，所以都是学生被打了被抓了什么，我们去策应，声援哪，捐钱捐物什么的。就有一次是“六二”，“六二”要游行，让中学生参加，后来临时取消了，说是国民党逮人，伤亡太大，城工部为避免过重伤亡决定取消那次全市罢课示威活动。
对了，我还干过这事：(北京)那么长时间让日本占领，也算是难民区、沦陷区呀， 1945年以后就是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经常就有些救济物资来，运到中国一包一包的东西，给过美国的面粉，叫利朗粉，真有劲儿，擀不开，一擀“突儿”缩了，一擀“突儿”又缩了，哎，大伙儿给分了。然后还有破烂衣裳，破玻璃(丝)袜子，口红，高跟鞋，有稍微好一点儿的，能穿的，毛衣，拿现在来说都属于那种该烧的洋垃圾，大家拒绝接受，扔一操场。我就带头干这个，还办壁报，写些什么歪诗啊，整些小品，拐着弯儿地骂国民党。那时候的老师相当穷啊，就画一个“空前绝后”，就是鞋前头破了，“顶天立地”，就是到冬天没帽子戴，光着头，就弄这些东西。我还在学校饭堂的菜里发现了苍蝇，就鼓动同学一块儿罢吃，让学校给个说法，就干这些事。
那时候三大战役，从新华门到历史博物馆、南池子这边儿吧，(墙上)都是拿臭漆写的USA GOGO，就是滚蛋。长安街新华门斜对面有一个叫参议会，那个小洋楼三层，曾为建设总署，1945年以后改为参议会，就是“七五”东北学生把会标都砍了去，拿臭漆写上“土豪劣绅会”，七扭八歪，一直到解放以后多长时间都咔哧不下去。警察还给学生当人梯，巡警也捞不上饭吃呀，那时候的巡警最惨了，不像现在警察这么阔。
那时候在昌平那边有个特刑厅，特种刑事厅，为镇压学运而设，专门抓人，关在那儿。形势很严峻哪，天天儿都提心吊胆，我哥哥姐姐都在解放区，我害怕呀，我怕暴露，还不满门抄斩了，所以我老跟某一圈子的同学在一块儿，这帮同学不一定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的，看电影，唱流行歌曲，地下党的同学一直观察我，很长时间难于判断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弄不清李滨的面目。
后来我大伯父来了。你想想，我母亲带着我们三个人，在里屋一张床，他来以后就在外屋，一双人床，跟他那小媳妇，那小媳妇还有一个哥哥，舅爷，也在那儿住，你想怎么弄？大伯子和弟妹，我母亲都不方便哪。我们家里也没地儿住，我就住校，住校时间就特别多了，就有同学发展我入民主青年联盟，还有民主促进会，到那年寒假就让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到解放区去。那个同学比我高两班，实际我们同岁。这是1948年，还没到春节呢，就寒假时候。然后拿了介绍信，就一张白纸，走的是东边这条线，到天津燕郊，然后到河北蓟县，这都是大山区了，那是阜平吧，一个军分区，是一个拉锯战的地方，去了十天招一身虱子回来。
一路相当惊险。好家伙，穿着棉裤、棉袍，没经过干校的训练，行李不会捆，俩女孩子，上了火车，说到那儿下车以后就有人接应，到辛集，等了半天就没人，擦黑了，哎哟，急得不得了，后来就看到一个大车，问到辛集怎么走，拉我们吧，不拉，过了好几辆都不拉，后来有一个拉了，到路基边上，说你们下去吧，就不给我们送到村子那儿。那路基好高啊，下去，我们行李也松了，叽里咕噜的，到了村口，说是到村口就是八路，其实一看绝对就是还乡团的，歪戴着帽子，斜瞪眼儿，嘴里叼个小烟卷儿，太阳穴上贴着菜叶，就那样，这是拉锯的地方嘛，好家伙变天了，还乡团回来了，哎哟吓得我们，你说要往回跑，两个女孩子本来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怎么跑？就把行李打开，查我们东西，怀疑我们是妇救会的。我行李里就是被子褥子，洋衣裳，布拉吉(连衣裙)，挺好看的，还有口红什么的，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伪装，从城里探亲来了，才放我们走，多悬哪。然后辗转到了解放区，又把我们俩分头审，分头聊，谈心，在地道住了两天。后来就让我回来了。那个同学在学校暴露了，必须得在那儿了，不能回来。我功课比较好，在学校也没暴露，意思是你要给解放区减轻负担。
定：您说您跑这一趟干吗？
滨：就为找党，找自由。骑着驴，驮着行李。然后小战士送我们。《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人民公敌蒋介石》，还有些漫画，我都搁到裤腰这儿，这么一系，带这些东西回来的。
定：回来您还接着上学？
滨：嗯。回来三月，正好开学，接着在学校读书，经过这段考验哪，回来就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然后还有读书会。所以一说我是1948年3月参加革命的。后来就是黎光对我单线领导，发展我(入民主青年联盟)的那个同学就说你哪天哪天上太庙，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有个北大的同学，叫黎光，男生，他跟你谈话。他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粉碎“四人帮”后还到我们剧院来当过一段书记。解放前太庙都是情人幽会的地方，都是大树，古树，黎光给我做思想工作嘛，就跟我谈东北战役，谈三大战役的局势，总之一句话就是能够不离开北京的就别离开北京，不一定非到解放区去，他说你现在在学校群众基础也挺好的，你何必去增加解放区的负担呢，去一个就得多一份小米。我想是啊，我那时候也挺能吃的(大笑)。黎光就跟我讲要里应外合，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参加护校活动。得，忍着吧。
然后到暑假，没戏啦。1948年那时候我十九嘛，应该升高二了，学分在那儿摆着哪，成绩98、99，可是操行给我来一丙，将及格，往下一拉，90分都不到了。95分以上才能免费啊，地下组织就让我转学。因为学校发现我有背景，可是他没法说，只能这么处置你，我跟功课不好瞎闹的同学不一样，我有号召力啊，功课又好，又特活跃，什么事都有你的，所以就给我来这么一下，变相退学。
然后有人介绍我上惠中，惠中是教会学校，也是私立的，没有钱哪，我上不起，那我还上哪儿上学呀。后来看报上登的广告，河北医学院护士班。护士班包吃包住，免费，等于职业学校，这多好啊，省银子啊，顶多弄一盘缠上河北保定就完了。考那儿去吧。护士班这点好，它不是先考试，是先体检，一胸透，浸润性肺结核，得，踏实了，先回家吧，家里也认识些大夫，就让我静躺，实际我也没躺。悲观了一阵子，肺结核，痨病啊。
定：您后来就没再读书？
滨：对。这样我就在家里，主要是地下组织有什么事儿，传个信儿什么的。那时候都有读书会，读《铁流》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高尔基的书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啊，胡绳的，那些普及的。1947年到1948年那时候有一个杂志叫《太平洋》，特别左，看着特解气。我参加组织以后别人就告诉我，别买那个啊，那是中正书局办的，是诱饵，骗学生上钩的，完了特务再跟踪你。所以不敢买那个。
那时候我有个同学特招摇，背个美军的小挎包，比咱们那军用挎包还小巧一点，骑个车，上北大红楼去，清华多远哪，篝火晚会啦，民主广场啦，没不折腾的。最后暴露了，她是外地学生，1948年没地儿去，还在我家住了几天，后由地下组织送到正定去了。记得我们也到坟地，洋式的那种坟地开秘密会，还上街募捐助学，实际是营救那些被关起来的同学，这都是地下党组织的。北京围城的时候我就是拿传单，骑车到北平艺专，就是协和医院对面，传单都是花花绿绿纸油印的，然后到北大工学院，北大四院，在宣武门这边，找人接上头。有一次从西单骑车回去，有个人跟我后边向南骑，我快骑他也快骑，我慢骑他也慢骑，我一看不像流氓，我赶快就钻胡同了，马上就天黑了，小胡同，斜巴拉叉的，我都钻晕乎了，总算打那边出去了，真够玄的。那绝对是有问题的。而且我包里边也不是没带东西，逮着了不得了。
定：你们这样的家庭，您是阔家小姐，也不愁没饭吃啊，怎么好像越有钱的家庭里边孩子越……
滨：(提高声音)越反叛，越闹得厉害。不能说就非得穷则思变，你要是真正小市民那个不闹，他没接触那么些或者他不考虑那么些的问题，外面的世界对他没有完全打开，就是胡同里的啊，亲戚之间啊，这种事特别多，所以一般来说这种人觉醒意识比较少。他就考虑个人出路，除非事到临头了，给你抓壮丁了，你没辙了跑了或者怎么样了。知道吧？你接受民主思想，你吃得挺饱你背叛自己阶级。你是不是吃饱饭撑的呀？是有忧患意识，好多都是那时候那么走出来参加革命的。此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现在找谁？找九路？找谁去呀？没法弄了。现在的孩子忧患意识没有了。
5.1949年前后
滨：然后围城，北京城快成一粪堆了，粪都运不出去，那时候都是茅坑啊，有几个家有抽水马桶的？都是淘粪的粪车。垃圾运不出去，因为城都堵了，城墙不是都没拆么，所有的垃圾都快堆得跟城墙高了。人都疯啦，说今天来了一堆咸菜，雪里蕻啊，还有什么，在那儿堆着，就抢，抢不着你就没的吃，我哪儿抢得过呀。早晨有时候买烤白薯，特爱吃白薯，我倒没让人抢过，我的同学买个油饼正吃，“咔”，就让人抢了。然后城外隐隐约约就听“嗵嗵”放炮，“嗵嗵”放炮，然后夜里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地过人，过部队，过车。长安街上都是槐树啊，柳树啊，东单那广场区，体育场那一溜儿，东单这边所有的树都砍了，美军来了那儿都是兵营啊，“沈崇事件”就是在那儿发生的事儿。都是飞机，飞机起飞。你想那才多点地方，它的跑道才多长，不砍树不成啊。国民党的官太太都是在那儿坐飞机往外跑，这个要带姨太太走，那个又给踹下来，呜里哇啦地叫唤，真是这样，特别狼狈(大笑)。当然一般从这儿起飞的都得是有点身份的。还有南苑机场，西郊都有，那是正经机场。1948年的春夏就这样。
定：够乱的，够紧张的。
滨：哎，那时候凶杀的绑票的特别多。那时候就是没现在这么先进，要不然弄个汽车炸弹什么的，伤亡就更大了，不得了。
定：都是什么人搞的凶杀案？还是国民党杀共产党啊？
滨：不是不是，什么人都有。有的是宅门的，他们互相之间的，或者有些人就是穷急了。那些凶杀案在东城这边多，报纸净登，什么东单新开路一号凶杀案啦。
定：您说的宅门是指什么？是那些王府么？
滨：不是不是，王府都没落了，都是新贵们哪。
定：你们家算不算新贵？
滨：还新贵？我们就差没到街上抢咸菜去了。
定：所以那时候解放军进城你们特高兴是吧？
滨：对！解放军进城我告诉你，1948年12月解放军已经围城了，毛泽东已经在香山双清别墅了。像我哥哥他们文工团十一二月就已经在清华，注249好多文工团都在清华那边，整天儿演出，开音乐会，洋鼓洋号交响乐，给清华那帮人都镇了，当时清华一些教授、讲师每周四晚在工字厅开Party，搞唱片音乐欣赏，78转粗纹唱片，还印讲义，这帮人见身穿二尺半的“土八路”演奏，都说嗬，解放区还有交响乐哪！
1月份的时候解放军已经来了，就和平解放了，就是先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然后在西单这一带唱，穷折腾。2月才弄了一个入城式。1月哪儿能弄什么入城式啊，国民党的特务、散兵游勇什么挺复杂的。那时候青年团都不公开，怕出事。李德伦他们身上都有手枪，后来到50年代才让他们交的。不过北京好像没有太大的事，不像哈尔滨那时候，它那不是解放早么？搞暗杀什么的，再加上林子里下来的土匪，东北有胡子不是突然的，是有传统的，占山为王啊那好家伙。你看“文化大革命”也是他们，动不动就打人就抽人就踢人，特别野蛮，跟北京不一样。
2月2日重新弄一入城式，弄一个解放军入城式嘛。注250
定：解放军进城是什么神气啊？
滨：绝对不是那么呆若木鸡，也不是特别活泛，好家伙，那绝对是特别亲切，真的。我那时候又气不忿这个社会，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完了一解放，哎哟这一解放特棒，特高兴，高兴得不得了，特别的解气，这一解气这心里头都舒展了，绝对舒畅，吃什么都成，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特别开心。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从心底唱出来的啊。当然从解放区过来的这些人，整风三年抢救运动什么的，他们里头也疙疙瘩瘩，互相都伤一些东西。
2月2日入城式，我们都在学校集合什么的呀，三个学校，男校在辟才胡同，我们在西四那儿集合，就跑到前门牌楼那儿欢迎解放军。一回来人说有你一个电话，我一回电话，是我一个朋友，说告诉你啊，你哥哥回来啦，在哪儿哪儿呢，北池子。我一听哟，我特别高兴，你想我跑到五牌楼注251欢迎解放军，然后没骑车走着从五牌楼回来，到学校就下午了，听说这个我赶快又骑着车奔北池子。他们从清华进城了，接收北池子这儿的特务机关，就在那儿住呢。
北京解放时的欢庆锣鼓(陈志农剪纸作品)注252
1949年的时候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候党也不公开，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就转团了，我是筹备组的么，我想我得办转团手续，黎光在西城工委，我就到西城找他，就转啦，就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完了就南下工作团，我就报名参加了，注253在朝阳大学集训，海运仓那片，上大课，铺的是稻草，天天早上5点钟起来军训这一套，成立一个剧团，演出队，排《血泪仇》，让我刻蜡版，然后还有一个多月要出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母亲不干，说你肺病，跟着部队一块儿过长江，蹚水，身体不成啊。就把我留下了。我不干，我就特别气，就有情绪了。注254
那时候李德伦他们进城演《赤叶河》，一个歌剧。注255就在新新，就是首都电影院。我过去京剧看过不少，话剧看过不少，但是歌剧真没看过，我一看歌剧就特迷恋，哪场都去，我总看戏去呀，他们都认识我啦，他们都从延安刚来，一看李德伦的妹妹，嗬，穿一小大衣，皮鞋。我就跑到那时候的团部(文工团)，找到管这事的人，他说好，你来吧，我说还有同学，他说都来吧。我就上了华北人民文工团。我要是南下的话，后来可能不是在湖南就是在广州了，广州战士话剧团。
华北文工团是李伯钊，注256就是杨尚昆夫人做团长嘛，是老红军，最早在江西瑞金，后来在杨家岭，都是在中央那儿，后来保卫延安的时候撤，从晋冀鲁豫撤回来，这么过来的。李德伦要我搞美术，说你画画儿行，你参加美工队吧，可是我看过他们的展览，什么古元的，彦涵的，木版木刻，还有土了吧唧的什么年画，那时候不懂，看着就鼠昧，注257死活不干。我说我要学提琴，李德伦说你肺不好，不能学提琴，这正好压迫肺。我要是到美工队，后来就是去美术学院了，我要到美术学院呢，只要不瞎，有手就都能干活，瘸都不怕，坐轮椅都能画。画画是个体的，不受限制，演员是综合的，是群体的，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你哪儿都受限制啊。那时若搞美术，成不了画家，也能成一名教授吧，你看这又是一个不同的机遇。
我就学歌舞，他们不让学，说我有肺病，哎哟那不干，非学。开始哪儿会啊，人家都是从延安来的，(手)都磨泡了，愣不管那套。我们文工团的，一解放就上街，打腰鼓，扭秧歌，乐队的不参加，就是我们演员。哟我们的秧歌特棒，延安的腰鼓，大方，我们女的是蓝的粗布裤子，红袄，蓝的带云头边的围裙，蓝印花布头巾，男的是紫花布裤褂，粗布的，这儿系一个白腰带，也是土布的，上边白羊肚手巾那么一兜，真漂亮，特别招眼，特好看，现在都是很时尚啊。他们二团的在我们对面，出来小绸子小缎子儿，特小气，一看就是现在那些桥底下(扭秧歌)的。我们的腰鼓那叫大方(站起来表演)：咔咔咔咔，特棒，特好看，真好看，每个人伸开有两平方米那么大规模，他们都小里小气，我们那特大方。
定：您现在都觉得特好看？
滨：嗯，现在都觉得好看。1998年正月我到延安拍电视剧，正月十五他们出秧歌，一看都绸子缎子的，完了！不好看了。失去原生态的乡土气，失去审美价值了。
我在南下工作团的时候吃的菜都是从东北大麻袋运来的，大豆角子、茄子，都晾干了，弄一盆，蹲着吃。吃窝头贴饼子，高粱米，我从小就不爱吃高粱米，一见高粱米准哭，那也忍了，也吃。不让我下去(南下)啦，在(文工团)这儿也是，高粱米啊，比南下工作团好一点，可以上桌子吃饭了，一到过年过节，猪肉炖粉条子，特带劲儿。然后体检一查，肺没事，好了。后来我一琢磨，这就是体育疗法，那会儿不都讲体育疗法么，要是还像我原来那样静卧养病吧，准完。
定：那您后来怎么又学起话剧来了？
滨：也不是学，就是参加文工团以后。1949年11月份张家口就闹鼠疫，相当严重，我们就上街宣传防鼠疫。画的图，然后讲，在胡同的空场地方，没什么楼，敞开了风往嗓子里灌，也没个话筒，扯着嗓子喊，一下子嗓子就坏了，出不来声儿了。不行我就分到话剧队了，就没在歌剧。我要是在歌剧队，现在不是中国歌剧院就是中央歌剧院。这又是一次机遇。不过失去这机会倒没什么，到歌剧院也没什么发展，真的没什么发展，我成不了歌剧演员，最后可能做行政。
1950年的时候吧，1950年1月1号就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李伯钊这点特好，把从美国回来的，香港回来的都收罗来，她哪儿的人都要，绝对是一个什么。而且人艺1950年就有三产，原来做小提琴，后来是小提琴研究所，即现在的乐器工厂。
1950年初搞《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啊”，主要是歌剧，歌舞，然后我们就都下去体验生活，又到新华印刷厂搞一个独幕剧，话剧，体验生活一个月。哎哟那时候“五一”都过了，六月份了，我冷得穿棉袄，发高烧。7月份回来排戏，演出，我演主角啊，回来休息两天我到医院去查查怎么回事，还是骑车去的，到那儿就给我扣下了，不让回家了。黑热病。那是热带病，原来得从加尔各答进药，1950年已经有国产药了。
那儿原来叫德国医院，现在叫北京医院了。(给我看病的)一个日本大夫，还有一个德国大夫。隔一天一注射，一针一百斤小米，一天两块钱伙食，那时候的两块钱，一个月60块钱，是什么概念呢？五几年时候最低生活补助一个月是8块钱，1950年恐怕都不到8块，可能6块钱，60块钱是它的10倍呀。好比现在低保一个月300块钱，十倍就是三千，一个月！我的天哪。就指定你这个病需要吃这个，帮助你吸收，治疗都讲究这个，营养师跟大夫要配合一块儿。不像现在病人家属又不懂，瞎订，明明不能吃还要吃，吃出娄子来，不管。那伙食真好，开始的时候根本就吃不下，一天5顿还有水果，那水果绝对都是好水果，饭拿来都特热。我就是好得快呀，绝对一级护理，不让下地，拖鞋都不给。正是夏天，那时候没空调啊，一会儿给你洗头，一会儿给你擦身，弄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现在护士会这套么？被子都叠不好。那时候高士其注258就是帕金森，也在这儿住院，毛岸英也在这儿割阑尾。什么人都有，还有毛泽东的侄女毛远志，患精神病——幻觉。对老百姓也都那样儿，我是一个小萝卜头，也和他们一样，都是根据病情安排病房和膳食标准的，一视同仁。
定：您在医院住了多少天？
滨：一个月。7月份出院的。我后来就一直做青年工作。注259
独角戏不好唱，得有旗鼓相当的唱对台戏，你就得努劲儿了，你就得想办法，光靠装模作样不成了，你得玩点儿真的。没有对手，一个单口相声说说就累了。后来我就琢磨，蒋介石那时候我们天天早上唱国歌，三民主义，后来添了党员十二条守则，就背，这个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国民党，到这份儿上就完了。所以我现在特恨这个。
真的。现在你跟年轻人说，他们好像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历史社会就是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