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1997年11月13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祁淑洪家
访谈者：定宜庄、印红标
在我做的所有访谈中，这是第一篇，也是我持续不断地为北京人所做的将近20年访谈的开端。正因为祁女士的讲述如此生动，如此精彩，才给了我日后投入这项工作的兴趣和信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我日后的访谈方向，提供了某种启示。
[访谈者按](1997年)祁女士现在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她却是我访谈的几十名老人中，最有旗人味儿的北京旗人后代。她自述只上过几年学，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将她的口述与老舍先生以及其他京味作家的作品相参照，细品其中的异同，是饶有趣味的。
祁女士口述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她的母亲。在访谈中，她谈到其母因受儿子(即祁女士的大哥)株连，于“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1966年7月)即被遣送山西，此后如何没有再讲。据祁女士的女儿和女婿所说，祁女士的母亲终因不堪此种差辱而自尽，这是祁女士因伤心而不愿提及的一段往事。但此事却非常鲜明地凸显了祁女士母亲那种自尊、刚烈的个性，恰与祁女士所述她平日的言谈作风相合，故征得其女儿和女婿的同意，补注于此。我在寻找满族老人作为访谈对象的过程中，听到过不止一例像老舍先生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例。“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此话平时说来多为贬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却是这个民族特有的高贵和自尊，这在那些普通妇女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再不能与她们促膝谈心，洵为憾事，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她们的敬意与追悼。
祁女士读了这篇整理稿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发表议论说：“满族人的末落(应为“没落”)状况，我的子女谁也说不清了。满族人的末落与其他民族不同，满族人名存实亡。”特附于此篇访谈之前。
[访谈者按](2011年)本书此次出版之前，我曾与祁女士的女婿印红标教授有过联系，得知老人现在仍然身体康健，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感谢印红标教授全家的大力协助，得到祁淑洪老人的母亲定氏的珍贵照片，在此对印教授全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定氏老人是这篇口述所讲述的主角，也是本书中最令我喜爱和尊重的满族老人之一，更何况她还是我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个与我同姓的满族人(回族中姓定的人我遇到过不少)，这应该是天上掉下来的缘分了。
此篇访谈曾将祁老人的名字记错，尽管印教授认为他的岳母对名字的汉字似乎并不在意，他说：“不知道是因为读书不多还是旗人的汉化名字都有类似问题”，但我认为也是我的疏忽所致，在此向祁老人表示歉意。此次出版，根据户口普查时片警写在户口卡上的名字改正过来，特此说明。
还须特别提到的是，祁女士虽然读书不多，她所述内容显然是从她生活经历而不是从书本中得来，但所述很多内容，不仅在文献中可以找到印证，有时甚至准确到丝丝入扣，对此我在注释中已经一一说明。这也是在多年之后我再整理此文时仍感惊讶和感叹的一点。
祁淑洪(以下简称祁)：您是让我说我母亲、我们家里的事是吧？我姓祁，属狗的，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生人，75周岁了，就是在北京出生的。原来我们在东城北池子住，属正黄旗。我妈说旗人都是东北过来的，根儿都是东北的，来了就跑马占地注3，我也不懂得这句话。我为什么没报满族也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还说这老旗人没多大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