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那些分布在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多个日耳曼部落不仅共享同一个家园，而且使用着同样的语言、通行着同样的礼法。然而，这片构成那个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从中世纪到法国大革命再到拿破仑时代，从来就没得到过清楚的定义。到了1648年，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这些日耳曼部落的触角延伸至瑞士和荷兰。在建立民族国家前，许多异族统治者，例如统治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国王、据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个领地的丹麦国王，都曾占有德意志土地，并在此行使大权，统治这里讲德语的人民。早在现代欧洲出现众多民族国家前，英国、法国、西班牙和瑞典这些现代民族国家早已由一个强大的王朝，例如都铎王朝、波旁王朝，一统为民族国家，而处于欧洲中部的广大德语地区并未来得及演化成一个民族国家。
与其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个“国家”，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由地方诸侯组成的松散联邦：一些王国、教会领地、自由市和众多只听命于遥远的维也纳皇帝的小诸侯。这更像一个各自为政的集合，远非一个中央集权的集团。其中各王国、自由市、主教辖区和骑士领地的权力相加往往超越皇帝的权力。
17世纪的德意志法学家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将这个帝国比喻为一个怪物：它不符合传统政治学上的任意一条定义，既非罗马，亦不神圣，何谈帝国。但是，帝国的传统却是维系宗教与文化的黏合剂，帝国这种分崩离析的形制也符合德意志一众诸侯和异国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对抗在维也纳的皇帝，法国国王与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舍得割让富裕省份来与他国结盟。德意志各诸侯不会如此，因为他们更在意自己的特权。这个古老帝国在和平时期无力发起有效进攻，却能在遭受侵略时众志成城地进行坚强防守。它能维系内部“忠诚”这一传统契约，能发行钱币，也能在欧洲权力争斗的夹缝中建设一个权力均衡的体系。
对多数德意志人来说，他们记忆的历史就是一幕幕灾祸，因为德意志这片土地常常充当和平时的棋子、战争时的战场。追溯历史，荷兰人经历过“黄金年代”，法国人经历过“大世纪”，而德国人从未经历过那样辉煌的时代。“三十年战争”无法言表的惨象一直都是德意志人难以抚慰的伤痛，这在文化和生活中多有体现；诸如“瑞典饮料”这样的名词——常常指代战争期间一种逼人招供的酷刑。当和平终于在1648年降临时，德意志土地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丧生——他们或死于饥饿，或死于瘟疫，或沦为亦兵亦匪者的劫掠对象。整个德意志陷入一片荒芜：村庄焚为废墟，城市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市民的尊严沦丧殆尽，需要几代人才能挽回。被恐惧笼罩的德意志弥漫着极度的忧伤。从这场浩劫中，霍布斯（Hobbes）提出了威权国家的概念，来自吕贝克的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Dietrich Buxtehude）、来自汉堡的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George Philip Telemann）和来自莱比锡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作品发出灵魂的绝唱。1700年后的西班牙王位之争又给德意志带来更多创伤，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海德堡城堡被撤退的法军炸毁。到18世纪中叶，德意志又被卷入战争。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互为争夺印度、加勒比和加拿大等殖民地而挑起海陆战争，1740—1748年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给德意志人留下的都是惨痛记忆：燃烧的屋舍、一钱不值的铜板、饥饿、倒闭与失业，青壮年被充军而横尸于莱茵河与奥德河畔的战场。
德意志俗语有云，岁月坟头的荒草能将一切往事掩埋。然而，历史的伤痕未及愈合，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又接踵而至，带给德意志更多痛楚。自1793年以来，法国人的铁蹄踏遍西欧，德意志版图被重新划分。1804年，当维也纳的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撤下皇冠时，神圣罗马帝国便不复存在，而这顶帝号的头饰经过百年也退化为一块简单的贵金属，不再具有权力的魔力。就在同年，法国的“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自我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他的“法兰西帝国”不仅包括众多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荷兰人，还包括那些顺从且感激拿破仑的莱茵联邦盟友——他们大部分是德意志的诸侯。
1806年，奉行中立的普鲁士听从错误的建议，结束短暂中立，凭借残存的一点勇气再向拿破仑开战，仍惨败于耶拿。不过，战败的普鲁士虽然只剩半壁江山，却能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鼓舞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赢得新的力量。改革派官僚如冯·施泰因（von Stein）男爵、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之兄］、哈登贝格（Hardenberg）公爵都坚称，这个国家在物质方面失去的一切，必须从知识和道德方面赢回来。与此同时，一些开明将领，比如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所领导的军队改革派，详细研究了法国的军事成就，着重参考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改革法军的基本原则，创建了一支以爱国主义、军功制和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近代普鲁士军队。犹太人获得解放，其民族融合也开始缓慢、痛苦地开展。
按照启蒙主义理念——人人皆有权追求未曾拥有过的幸福，延续几个世纪的城市行会垄断被破除。封建农奴制被废止，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是成为能够拥有土地的自由农。容克贵族地主仍然试图维持他们的体面，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被那些平民出身的城市企业家超越——只有他们才更懂得如何在人口急速膨胀的年代里获取财富。
德国流亡记者、著名战后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指出，德意志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吸取了两大重要教训：“历史永远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整个欧洲出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芽，这种民族主义适时地充当了重新构建社会、给予普罗大众发言权的角色。此刻，民主与近代民族国家同时诞生，首先在北美，其次在法国和德国。
在俾斯麦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前的百年间，德意志地区通行着两大政治组织准则：其中一个起源自历史传统，以诸侯自立、城市自由、公国自治为基础；另一个发端于启蒙运动，以追求平等及随之而来的对更美好生活、更富裕未来、更充分自我发展的伟大理想为基础。
后一个准则无疑对孤独的、年轻的、渴望改变的德意志人更具有吸引力——即使不能改变世界，他们也肯定要改变德意志。法国大革命和为反抗拿破仑压迫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推动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兴起。
拿破仑军队被一举击溃后，维也纳会议划定了欧洲中部版图的基本格局：名义上保留了普鲁士，却切断其与西部省份的交通；确定法国为欧洲五强之一，以塑造新的均势体系；缔结了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以防范欧洲中部出现领土和政治变动。这个随后被称为“梅特涅体系”的欧洲格局，以奥地利帝国强权首相、贵族梅特涅（Metternich）命名，以图缔造一个维持君主专制现状的堡垒。
“德意志兰，德意志兰，高于一切！”一些政治诗歌长期被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所“误读”，就像这首出自热血青年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之手的革命诗，他的本意是谴责“梅特涅体系”的压迫。年轻的霍夫曼意在表达纯粹的德意志理想主义：德意志成为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四处弥漫着雷司令葡萄酒的芳香，遍地是歌声和美丽的德意志妇女，因此理应在那个由38个自治政权松散组织在一起的德意志邦联中占领导地位——那是维也纳会议所设计的邦联制度，旨在割裂德意志疆域、维持欧洲大陆均势。这是一首积极向前的革命歌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却采用了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致奥地利皇帝的颂歌的旋律，也与德国现在残存的专制政体格格不入。
随着军事上的失利，拿破仑在经济上针对英国建立的大陆封锁体系宣告瓦解，新兴的普鲁士工业不得不面临优势英国工业品的残酷竞争。在政治上，普鲁士政府努力维持旧政体，继续沿着“开明专制”的道路走下去；而在经济上，柏林当局却开启了市场经济的闸门，因为他们需要得到英国的友善、资本和技术。德意志人口急速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倡导就业，否则普鲁士统治者也难逃如法国旧政体覆亡一样的命运。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公国达成了基于共同市场、低税率、针对外国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关税同盟。而六年之后，德意志关税同盟随之诞生，涵盖了除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等几个汉萨同盟城市外的整个北德意志地区。普鲁士的自由派官员几乎都是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任教柯尼斯堡大学时的弟子——他们赢得了三重胜利：他们推动了普鲁士君主专制走上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期待着政治自由主义在未来的实现；他们成功终结了奥地利对德意志地区的领导，并认为南德意志诸邦加入关税同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还在经济上促成德意志与英国结成联盟。
然而，这幅祥和景象很快就在19世纪40年代遭受残酷考验。那时欧洲普遍的农业歉收导致面包价格飞涨，同时破坏性的工业危机爆发。这便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口中的革命“关键时刻”，激励他与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同于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大规模失业、失控的利率和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破产，导致骚乱此起彼伏。巴黎街头出现的公开暴动迫使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落荒而逃。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迅速通过电报传遍欧洲，鼓舞了1848年和1849年席卷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的革命。在革命狂飙的年份里，欧洲中部的各大君主专制国现在皆摇摇欲坠。
俾斯麦大展宏图的时刻到了，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算得上是一个运筹帷幄的豪杰。他的散文可媲美德国文豪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托马斯·曼；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讲尽管嗓音高亢，却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后世解密的外交电文反映出他具有对危局进行全面把握、对行动进行准确指导的能力。他既有抱负又时而迷茫，既精力充沛又时而沮丧。他尽可能降低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却发现担任文职高官生活的卑微与无趣。罢官回到家族破败的宅邸后，他曾推心置腹地对表弟说：“我要以自己的方式作曲，否则我宁愿罢演。”他继续说道，他的抱负让他“更愿意发号施令而非服从命令”。他提到爱国主义是如何造就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的，但是造就他的却是别的东西：“抱负、命令欲、渴望被尊重与敬佩。”
俾斯麦深知，要想从政之路轻松些，他必须成为恺撒或克伦威尔那样的强权人物。1847年，他顶替一名已故议员奔赴普鲁士联合邦议会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为修建贯通柏林至东部各省的铁路贷款计划投票——这条铁路更多地着眼于战略考量，而不单纯出于商业利益。多数议员赞成修筑该条铁路，并支持贷款计划，但前提是政府需要兑现长期悬而未决的颁布民主宪法的许诺。在这场议会之争里，俾斯麦崭露头角，证明自己是旧政体的虔诚拥趸。“我是一名容克贵族”，这位拥有土地的地主曾多次如是说，并且想要保住上帝赋予的这一贵族等级。法国大革命使他的容克贵族等级光环不再，所以他坚决抵制革命。一年后柏林街头涌现人民起义，士兵向人民举起屠刀，当对此动了恻隐之心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下令撤军时，俾斯麦便试图说服军队将领们发动政变推翻国王。然而，无人支持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因此，这段经历促使他之后成为保守党和报纸的共同创办人，这些都表明他已经深谙大众政治的规则。此外，他还获得狡诈的骂名：“他从来只在武力用尽时登场”，国王威廉四世如此评价这个不守规矩的臣子。
1848年对俾斯麦来说是个分界点，这一年他了解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结束之时，属于他的时代也即将来临。普鲁士政府开始对推进德意志民族统一进程犹豫不决，在经历短暂的革命月后，终于决心要联合诸邦成立北德意志邦联。然而，此刻俄奥军队已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柏林政府认为应保持克制，不致事态扩大。议会却已炸开锅：自由派急欲扩大战争，而保守派却主张议和，维持与奥地利的关系。
俾斯麦的竭尽所能挽救了他的君王政府，他对“民族主义幌子”嗤之以鼻，坚持普鲁士这样的大国，除非攸关自身利益，否则不可贸然为其他问题开战。他的一番言论深得人心，没过多久，他便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最高代表，而该议会仍在奥地利的领导之下。正是在这里的任职经历使这位普鲁士的顽固派转变为拥护“现实政治”（Realpolitik ）的人士——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俾斯麦深晓两大重要现实：奥地利已处于风烛残年，现在该轮到普鲁士积极引领现世这波汹涌的民族主义狂热了，否则这股狂热将被1848年革命的发动者——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所利用，他们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却并未消失。
农业大丰收、政府将金银储备注入国家银行、国库充盈、政治波动与外国干涉——俄国派军队进入匈牙利，英国海军则在波罗的海地区炫耀军事实力——这一切都让人们淡忘了之前革命的喧嚣。德意志旧封建统治者虽然躲过了革命的灾难，但也元气大伤。他们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制宪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图拉拢资产阶级。不过，首要的补救措施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政府强势推进德意志地区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进程，允许私人银行家参照法国不动产信贷银行的模式建立股份制联合银行，而这一改革成为德国公司持续腾飞的核心推动力。大量隐性资金进入市场；众多希望在德意志经济腾飞中大捞一笔的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现在突然发达。整个北美和澳大利亚淘金潮也刺激了消费需求。因此，北德意志的经济在19世纪60年代的年增长率一直处于8%—10%之间。
俾斯麦以贪婪的眼神注视拿破仑三世从冒险家到1848年问鼎总统再到1852年荣任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的发迹过程，从中学到不少权谋之术。保守主义者若能用“糖面包加鞭子”的手腕换来百姓的驯服，那么就可以充当左右未来政治的力量，也可以赢得百姓的支持。这是一剂普鲁士封建君主制未敢尝试的药方，不过，等到1862年国王威廉一世与自由派激进分子占据的议会就军事改革和宪法权利起冲突的时候，引入保守主义的时机便成熟了。此时国王已经打算将王位让给迎娶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思想倾向英国自由主义的王太子。军队将领们不停地发出一封封电报，急于召回被贬职出任普鲁士驻法大使的俾斯麦。俾斯麦收到后却佯装不知。相反，他忙着劝说夫人乔安娜不要来使馆，说这座建在里尔街俯瞰塞纳河的楼房对她来说太寒酸了，他没做好她来的准备。实情却是，他当时正与俄国驻比利时大使夫人——凯瑟琳·奥尔洛夫（Katharina Orloff）发展婚外恋。不过，爱情最终不敌抱负，俾斯麦还是去了波茨坦“无忧宫”，向国王陈述了自己的几点想法。他保证既不会发动政变，也不会勾结奥地利人，更不会向议会让步。俾斯麦临危受命担任首相后，并没有彻底执行自己的许诺。他撇开议会，强行非法通过了预算，发动了对奥战争，解散了德意志邦联，甚至还伪造过一份同议会自由派达成谅解的文书。
在柏林威廉大街首相府度过几晚后，俾斯麦便向普鲁士议会预算委员会打响了自己宏伟战略的第一枪。“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或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的。”自由派听完目瞪口呆，不过他们也希望民族统一，如有必要，是可以在军事上一决胜负的。俾斯麦明白，现在是他推行自己的战略的绝好机会，因为随后推行的一切，如果没有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将变得一无是处。
1864年，普鲁士针对丹麦的“六周战争”爆发，丹麦国王不理智地强行将归属他的两个德裔公国——位于北海、波罗的海和汉堡之间的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并入丹麦，这是对普奥联盟的军事挑衅。棘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在德意志和丹麦境内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通过1848年短促战争和16年后的1864年战争，这一问题得到解决。1864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Viscount Palmerston）曾不屑一顾地讥讽道，只有三人能懂得什么是所谓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一位是已经逝世的女王丈夫，另一位是已经疯癫的德国学者，最后一位是已经忘记这件事的我。”
战胜丹麦军队算不上什么，仅仅是俾斯麦更宏大的外交和军事动作的开始。尽管事实上俾斯麦保证过要维护普奥和睦，但作为1866年普奥战争的胜利者，他显然并没有恪守承诺。在继续打压国内自由派的同时，他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选举形式召开“全德议会”的请愿运动。显然奥地利人不能接受这个会议，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幅员辽阔，有多个民族，如果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直接选举，则意味着这个仅仅由皇帝、天主教会、贵族和讲德语的官僚所维持的虚弱的帝国体系将会步入崩溃。到1866年春，俾斯麦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向奥地利施压，逼迫奥地利在三个月内作答。他还特别授意普鲁士银行家退出欧洲资本市场。战争接踵而至，奥地利随即与汉诺威王国、黑森侯国以及全部南德意志各邦外加法兰克福自由市结成联盟。回顾历史，这场战争形式上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两强对决，而双方最终在克尼格雷茨进行了最后一次交战。当普王和他的将军们计划势如破竹般地强攻维也纳时，俾斯麦却制止了这种鲁莽。因为他料定未来需要和奥地利结盟，他并不希望毁掉一个能维系欧洲旧封建君主制的重要支柱来换一场意义不大的胜利。然而，他却坚持将黑森和汉诺威两个邦从欧洲地图上抹去，使其变成普鲁士的两个省。法兰克福和拿骚也遭受同等厄运。
尽管没有正式名分，德意志在1866年实际上已经具备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实体。普鲁士议会最终接受了俾斯麦的越权，俾斯麦则大度地恳请自由派原谅自己僭越宪法的冒失。德意志北部被统一在北德意志邦联旗下，拥有统一的宪法，接受普鲁士国王的领导。而德意志南部——巴伐利亚、巴登、黑森、符腾堡则通过德意志关税联盟团结在一起，用立法议会取代单纯的外交联合。军事上的联盟让南德意志军队与普鲁士军队得以旗鼓相当、平起平坐。正如俾斯麦所料，军事上的联盟进一步促进了普鲁士军队的壮大，而这支强大的军队随即在抵抗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普法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可以称得上速战速决，至少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拿破仑三世率领的法国军队被成功击败是这样的，虽然在第二阶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当局组织过殊死防御，但其仍以失败告终。战争伊始，普军元帅冯·毛奇（von Moltke）设计的杰出作战战略——动用铁路调兵，使得法军被围困在色当长达几周，最终迫使法皇率部投降。与此同时，巴伐利亚与其他诸邦军队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一线并肩作战，唤起德意志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俾斯麦这种只有通过战争或革命或二者并施才能实现德意志统一的设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不过前提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在俾斯麦和他的柏林政府的领导下，德意志诸邦才能统一为一个国家。
总的来说，1848年爆发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冲击了欧洲陈旧的国家和社会秩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带来的冲击力仍然影响着德意志各邦，迫使他们一方面做出改革，而另一方面又面临新的威胁。俾斯麦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意在一举驱除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残存的魂魄。它虽然裹着旧制度的外衣，但仍然算得上是一场革命。俾斯麦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遏制了德意志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萌芽。就其影响而言，俾斯麦的所作所为还改变了欧洲固有的格局。彼时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注意到这种改变，在1871年便忠告他的女王政府，要警惕他指出的“德意志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