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游，谭不听，再四强之，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故及于难。
丁宝桢做山东巡抚时，大太监安德海以给太后置办龙衣为名，出京沿运河南下，丁命人将其捉拿押解到济南，亲自审讯。安德海破口大骂，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奉太后之命南下，你们抓我是自寻死路。丁宝桢当即反驳：太监出宫违反祖制，我作为封疆大臣也没有接到朝廷的圣旨，你这一定是欺诈无疑。于是决定先斩后奏，连夜将安德海正法。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曾国藩由衷称赞：“稚璜（丁宝桢字），豪杰之士矣。”李鸿章说：“稚璜成名矣！”
谭嗣同还在牢房墙壁上题诗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他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康有为多次上清帝书，曾专折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请预定开国会期。及至变法六月，代折请定立宪开国会，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之意。据称当时廷议不以为然，而光绪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
寇连材以太监之身哭谏慈禧，在家写《上太后书》，书与太后，慈禧大怒，声色俱厉地问寇是否受人指使，寇以复述明其无人指使，慈禧搬出家规威胁说：“本朝成例，‘内监言国事者斩’，你知道不知道？”寇说：“家规早已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国家的大好河山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而今我参加变法维新，就是以身许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慈禧即命内务府把寇连材关押起来，半月后移交刑部处斩。临刑时，寇神色不变，从容就义，年仅二十八岁。光绪听到噩耗，痛哭流涕，几日不思饮食。京西百花山寇公祠即民间祭祀寇连材而立。
光绪虽久知道韬晦，而英锐之气往往不能自抑。王士珍之补副都统也，光绪对他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袁世凯之留京议订宪法时，光绪冷语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对。
刘铭传年十八，土豪假团练虐其父。土豪离开，铭传自书塾归，怒对诸兄说：“丈夫当自立，安能耐此辱哉？”于是徒手追豪，请决战，豪于马上回头狂笑曰：“孺子！敢当我哉？我把刀给你，你能杀我，就是一条好汉！”铭传手举豪刀斩杀之，乘其马，举其头，登高大呼曰：“某豪虐乡里，吾斩之，能从吾者当保吾里。”众人大喜，归者数百人，遂筑堡寨为其长。
张之洞对康有为宣扬孔子改制学说不以为然，委梁鼎芬面康转达，并许以负担康的费用。康有为冷言以对：“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以一两江总督供养而易之？”张康由此生隙。
唐才常、谭嗣同二人曾自命一个是“横人”，一个是“纵人”。均以变法维新纵横天下为志，谭既前赴临难，唐誓为“后继”。然唐才常组织自立会起义准备不足，很快流产，事泄后，唐在汉口被张之洞捕获，旋即被杀。审讯时，唐说：“我们的举动，张之洞以为是造反，实际我们是讨贼。讨的哪一个？就是那拉氏，她非但是我们中国的罪人，并且是清朝列祖列宗的罪人。戊戌年造许多罪恶还不够，现在指使义和团，杀人放火，盲目排外，攻击使馆，危害国家，难道张之洞还不明白吗？”据说，满堂的胥吏鸦雀无声，好像都被麻醉了。
吴樾为安徽桐城人，性格豪爽，读书通大意，好谈时事，出乡访天下士，其乡前辈吴挚甫有重名，为莲池书院院长，他欣赏吴樾，就帮助吴求学。而吴樾志不在此，学习无成就，只是作文有桐城风味，为同时少年所不及。当赵声游历到保阳时，与吴于酒楼相遇，谈话极为投机。赵论革命大势，擘分两部，一暴动，一狙击。吴樾慨然说，兵革之事，请君任之，君为其难，吾为其易，吾志已经决，愿君自重。赵声说，你不找个副手吗？吴答说：秦舞阳之前例在，人多转心棼，不如一个人做事专注。声壮其语，一拊手而计定。
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回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
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时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为不让自己与日本国土再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陈璧君有俄国十二月党人之风。她与汪精卫并不认识，当汪精卫决行去刺摄政王时，陈璧君作为革命党人鼓励汪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就这样，她跟汪精卫睡了一晚。
张静江初遇落魄的孙中山，表示愿为革命捐资，他把名片给孙：“这上面有我在巴黎的地址，我必当尽其所能。孙先生需要多少，我就付多少！”两人约定，孙需要经费时，即给张发去“ABCDE”五个英文字母中任何一个字母的电文。这些字母分别代表1、2、3、4、5万法郎。1907年，孙中山为起义四处筹款无着时，突然想起此事，跟黄兴说，黄不信，最后病急乱投医，叫胡汉民按地址向巴黎发了一个只有“C”字母的电报。同盟会人听说后，或说孙幼稚可笑，或笑孙滑稽荒唐，或跟孙打赌：“就凭一个C，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不到二十天，一纸三万法郎的汇票，从巴黎汇到东京同盟会总部，令孙黄大喜过望。
1908年，清廷钦差、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巡视南洋，马来亚华侨陈文襄当面斥骂杨：“满奴来何为？岂吸四万万内地国民之脂膏犹不足，而必及此别乡井离骨肉，艰难困苦之华侨耶？若云抚慰，内地国民，日加残害，何有华侨？华侨回国，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陈后来在广州参加革命牺牲。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至少要一千元。”“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一千二百元，你们就拿一千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哪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言者为之语塞。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审问者说：“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大笑说：“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在供词中自称“专为排满而来”，斥责清廷以立宪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恩铭抢救无效死亡，徐被处极刑，临刑时视死如归。清廷对其剖腹剜心，祭奠恩铭，肝为恩铭卫队分食。
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前给妻子遗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1912年1月，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出以后，亲贵良弼、铁良、毓朗等人极力反对，他们成立宗社党，要求维持君主立宪。担任军谘使的良弼，自请督师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彭家珍对人说：“有此军事知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何堪设想乎！”他表示要挺身而出，以暗杀良弼为己任。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论功行赏。柳亚子则说陈范：“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功绩，多次要求政府发还清廷没收陈的财产，并对陈有所抚恤。陈说：“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章士钊说他，《苏报》案后，“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
一战时，不少人愿振兴民族工业。范旭东等人办碱厂，劝陈调甫担起制碱的技术责任，共同奋斗。陈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范旭东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干出来。”陈大为感动，即相约共同为碱业奋斗。他们到厂外散步，看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形如小山，数之不尽。范对陈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
康有为在海外亡命的时候，其女康同璧曾只身到印度探问父亲。其时中国女子很少出门，休说到外国去。故康同璧自豪于此，写诗说：“若论女子西来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建国后，毛泽东接见康同璧，就吟此诗向康致意。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在日本如亡命客过日，袁世凯派蒋自立到东京去刺杀并收买他们。覃振召集人商议对策，多主张行刺，但问何人愿去，却又无人答话，座中有人指林修梅说，他是军人应该可以去干。林推说无手枪，荆嗣佑说他有手枪，可以借给林用。林说还要一个人同去，替他巡风。座中无人答应，忽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惊动了会众。原来是新到的留学生吴雪梅，不过十八九岁，吴神气地说：“我是笑你们这些饭桶，连一个姓蒋的都无人敢去杀他，还想打倒袁世凯吗！”覃振奇其言：“看来你倒是一个好汉，有勇气敢去行刺吗？”吴答说：“怎么不敢，只可惜我不是你们的党员。”大众欢呼：“如此我们今天就欢迎你入党。”登时要他填了入党誓约并置酒欢迎。晚餐过后，吴头都不回地去把蒋自立刺杀了。
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的要求遭到拒绝，“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国人的无比愤怒，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军阀抓住了工会主席林祥谦，逼令他下令复工，林拒绝。当刽子手砍断林的左臂，再度威逼时，林祥谦说：“头可断，工不可复！”
鲁迅说，中国出产“猛人”。邵飘萍对当时的各地“猛人”多有评论，他点评了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等等。他不但力数张作霖的罪状，而且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使得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正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介石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调到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惨遭损失而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他和参谋长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戡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做法！”
瞿秋白刚被捕时没有暴露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当时上海的鲁迅等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木然无应。敌人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瞿秋白就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瞿秋白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瞿死意已决：“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自忠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在，增援反扑，务要消灭张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自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战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九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冒犯蒋介石，蒋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遇罗克有诗，赠友人：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稼先回国后“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忍不住请示周恩来，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江小燕获悉傅雷夫妇弃世的消息后，瞒过父母，冒险去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工作人员被她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她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信，报告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她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傅聪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陌不相识的无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