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才的战国公子：信陵君
邯郸之战的失利，是秦国兼并天下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它不但使得秦国丧失了前几年辛辛苦苦占领的众多领土，还间接造成了白起死于非命和范雎的黯然退场。数年之内，秦国没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山东各国特别是三晋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这一场战争的明星，无疑是魏国的信陵君和赵国的平原君。除此之外，秦国的王龁虽为败将，但是表现可圈可点。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楚国的景阳，从《荀子》《淮南子》和《汉书》的记载中，后人不难得知，景阳经此一战，在当时威震诸侯。赵孝成王曾经亲自向景阳请教兵法，而景阳以孙武、吴起等人的军事思想应对，令赵孝成王折服。至于《史记》和《战国策》为什么都没有过多描述景阳的功绩，笔者以为，是因为笼罩在信陵君、平原君头上的光环太耀眼了，以至于景阳相对失色，只能屈为配角。
有意思的是，在信陵君和平原君之间，也有一种谁更有才有德的议论。前面介绍过，信陵君长于军事，而平原君长于外交，因此在才能方面很难进行比较，那就只能比“德”了。但是“德”很不好比，尤其是对于两个同等重要的人物来说，如果没有量化的指标，是很难区分高下的。
还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养士。
“士”这种人很不好养，他们不像阿猫阿狗，有得吃有得喝就行了，他们更看重主人的品德。一个人品德越高尚，就越能吸引士人来投奔；而当这个人的品行出现污点的时候，即使已经依附于他的士人，都会决然离去。平原君当年因为看不起一个瘸子而失去了一半的门客，便是极好的例证。
现在问题变得简单了，当信陵君和平原君同在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虽然不会互相较劲，但是士人们心里都有一杆秤，而且会用两只脚投票来选择自己的主人——谁的品德更优秀，一目了然。
《史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信陵君刚到赵国的时候，听说有位才德过人而洁身不仕的毛先生混迹于赌场，还有一位薛先生流连于酒馆，便想结交他们，请他们到府上来做客。没想到这两个家伙不识抬举，故意躲着不见。信陵君也不生气，故意把头发搞得乱蓬蓬的，几天没刮胡子，换上平民的衣服，跑到那些声色场所去接近他们。
这两个人也没见过信陵君本人，只知道新来的这个家伙很豪爽，挥金如土，饮酒如牛，掷骰子、玩女人样样精通，而且只要一说话，就知道不是普通人。这样胡天胡地过了些日子，毛先生和薛先生对信陵君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可是当平原君听说这件事，便对自己的妻子说：“原来我听说你弟弟天下无双，现在才知道他喜欢跟一些下三烂的人厮混，真是荒唐！”
平原君夫人见到信陵君，把这些话告诉了他。这女人的本意是劝信陵君检点自己的行为，注意社会影响，不要太放浪形骸，给魏国丢脸。信陵君听了，马上向姐姐告辞，说：“原来我听说平原君是个贤人，所以才宁可背叛魏王也要来救援赵国。我不是为着别人来的，就是为姐姐和姐夫来的。可是现在看来，人们说平原君广交天下朋友，只不过徒有虚名，并非真正想得到人才。我早在大梁的时候，就听过毛、薛两位先生的大名，到了赵国之后唯恐见不到他们，所以才主动去他们容身的场所去接近他们。可是平原君居然认为这是荒唐，我不想再跟他打交道了。”
信陵君说完，命令门客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平原君夫人赶紧跑回家向丈夫汇报。平原君一听就急了，赶紧摘了帽子登门谢罪，好说歹说，终于把信陵君留了下来。
平原君门下的宾客听说这件事之后，差不多有一半人去投奔了信陵君。而普天之下的英雄豪杰投奔信陵君的也越来越多，以至于信陵君的门客很快大大地超过了平原君。
公孙龙：白马非马
《史记》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邯郸之战后，虞卿想在赵孝成王面前为平原君请封，理由很简单，信陵君是平原君请来的，如果没有平原君，赵国肯定就灭亡了。
平原君当然不会反对这一提议。
就在这件事情要上朝讨论的前一天晚上，有人匆匆忙忙从外地赶回邯郸，将平原君从睡梦中拉了起来。
这个人名叫公孙龙，是平原君很敬重的一名门客。
公孙龙是赵国人，他与惠施齐名，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游说诸侯，四海为家，后来投奔到平原君门下才安定下来。
据说公孙龙云游天下的时候，有一次骑着一匹白马经过秦国的一座关卡。按照当时的规定，骑马过关是要交税的，相当于今天高速公路的通行费。
公孙龙不愿意交这个钱，便对守关的官吏说：“我骑的是白马，不是马，所以不用交钱。”
官吏说：“你看清楚了，只要是马，都要交钱。”
公孙龙说：“我看清楚了，可我骑的是白马，不是马。”
官吏的脑子一下子拐不过弯来了：“难道白马不是马？”
公孙龙说：“当然不是，白马是白马，马是马，分明是两码事嘛！”说着就大摇大摆地过去了，只留下那个官吏还在抓耳挠腮，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他说的是啥意思。
这位官吏不知道，公孙龙抛给了他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命题，叫作“白马非马”。
后来，在平原君家里举行的辩论会上，公孙龙是这样论证“白马非马”的。
“马”是称呼形体的，“白”是称呼颜色的，“白马”则是颜色和形体都称呼了，所以“白马”不是“马”。
他的辩论对手名叫孔穿，也是平原君的门客。
孔穿说：“既然你骑了白马，就不可以说是没骑马，对不对？不可说没骑马，那就是骑了马，对不对？因此，骑了白马就是骑了马，对不对？”
公孙龙说：“不是这样的。你假如要一匹马，我给你牵黄马、黑马过来都可以；可是你要一匹白马，我再给你牵来黄马、黑马就不对了。如果白马是马，那上述两种需求就没区别了——你要一匹白马，我也可以给你牵来黄马、黑马，对不对？”
孔穿一下子愣了，但他的反应也很快，说：“按照你的说法，只要有颜色的马就不是马。可这个世界上没有无颜色的马。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马，是吗？”
公孙龙笑了：“马本来就是有颜色的嘛！所以才有白马。如果马没有颜色，那就只有马罢了，还到哪里去找白马呢？所以说，白马非马，就是因为那个白的缘故。所谓白马，是白和马的结合，或者说是马和白的结合，当然不是马。”
辩论到这里，孔穿已经穿孔，晕过去了。
公孙龙究竟在玩什么游戏？如果实在听不懂的话，让我们用西方逻辑学的术语解释一下。
首先，他说明了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
其次，他又说明了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白马的外延就只是白颜色的马，二者的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三，马这个概念，是关于一切马的本质属性，与颜色无关，仅仅是“马之所以为马”的概括，所以白马非马。
综上所述，白马和马的内涵、外延都不同，完全是两个概念，你还敢说白马是马吗？
公孙龙还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叫作“离坚白”。简单地说，那里放着一块白色的石头，人眼睛看到的是白色，手摸到的是坚硬的感觉。眼睛只能感觉到白而不能感觉到坚，手只能感觉到坚而不能感觉到白。所以，石头的坚和白这两种属性是分离的。而各自分离，是天下万物的共同性质，独立自存才是事物正常的状态。
“白马非马”也罢，“离坚白”也罢，公孙龙实际上已经接触了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名实之辩，或者通俗一点说，就是关于存在与语言逻辑的学问。
正是这位公孙龙，在听到虞卿要为平原君请封之后，日夜兼程赶回邯郸，对平原君说：“我听说虞卿因为信陵君救了邯郸这事为您请封，有这回事吗？”
平原君打着哈欠说：“有。”
公孙龙说：“这绝对不行！请恕我直言，当初赵王让你做相国，不是因为您的才智在赵国独一无二；把东武城封给您做领地，也不是因为您立下了什么汗马功劳。归根结底，那不过是因为您是主父的儿子，赵王的近亲。”
平原君红着脸说：“是这样的，可那又怎么样？”
公孙龙说：“可是，当您接受相印的时候，并没有推辞说自己无能；接受封地的时候，也没有说自己无功。那就说明，您心里很清楚，您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待遇，不过是因为自己是王亲。现在您因为请来了信陵君就请求封赏，就是既要凭着王亲的身份要待遇，又要像普通人一样去和大王计算功劳，您心里过意得去吗？”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假如你是凭借着官二代、官三代的身份走上领导岗位的，就不要显摆什么政绩，给自己家里干活还讲什么价钱啊！
平原君默然不语。
公孙龙接着说：“如果是虞卿主动提出来要这么做，您更要考虑清楚。他为什么无缘无故要给您献殷勤啊？还不是想左右逢源？这事成了，您得感谢他；不成，您也会念着他的好处。以您的智慧，不会上他的当吧？”
平原君这才醒悟，拒绝了虞卿的建议。
公元前251年，平原君死于邯郸。战国四公子中，平原君赵胜按年龄排于第二，后人对他的差评也排于第二，仅次于春申君黄歇。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乱世中的一位翩翩公子，然而不识大体，“利令智昏”。
所谓利令智昏，指的是他极力主张接收上党，导致秦国进攻长平，造成四十余万赵军死亡的重大悲剧。
墨子：兼爱与非攻
邯郸之战让东方各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也让天下诸侯认识到，秦国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强大，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制止秦国的扩张不是难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诸侯们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建立合纵抗秦联盟，反而是各自图谋兼并土地，谋取眼前利益。“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习惯，古已有之。
公元前255年，楚国攻鲁，占领曲阜，将鲁国社稷迁于莒县，两年后又迁于钜阳。此后又过了四年，末代鲁侯鲁顷公被楚考烈王废为庶人，鲁国从此灭亡。
魏国不仅攻取了秦国的陶地，还乘机进攻卫国，夺取了卫国的大部分领土。
燕国见赵国连年战争，且“壮者皆死于长平”，企图兼并赵国，于公元前25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六十万攻赵。赵国以廉颇为将，大破燕军于鄗邑，杀燕相栗腹；又使乐乘大败燕军于代，并乘势攻燕，一度包围燕国的首都蓟城。
燕国在攻赵的同时，还派遣部队进攻齐国。楚国在消灭鲁国之后，也继续北进，进攻齐国的南阳地区（泰山西南，汶水以北）。魏国则在灭卫之后继续东进，攻取了齐国的平陆（今山东省汶上）。
最搞笑的是雒邑城里的周天子。邯郸之战后，汾城战事吃紧，周赧王派使者入秦，表示愿意为秦国打探东方诸国动静，帮助秦国向三晋发动反攻。秦昭王对此深表欣慰，于公元前256年派兵入侵韩国，斩首四万；接着入侵赵国，斩首九万；再顺势入侵西周，迫使周朝将三十六座城镇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国。同年，周赧王去世，西周灭亡，从此连有名无实的周天子也没有了。
在这个战乱纷纷、无处安放灵魂的年代，有一群人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态度，力图用自己微薄的力量给天下带来和平，他们被世人称为“墨者”。
墨者的祖师爷，是生活在战国前期的宋国人墨翟，人称墨子，他创立的学派就叫墨家。
关于墨翟的身世，史上有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墨翟的祖上是周朝的武士，专门负责训练军队，类似于“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随着周朝的衰落，这些身怀绝技的武士丧失了地位，流散各地，谁雇佣他们就为谁服务，相当于欧洲封建时代的雇佣军或者日本战国时期的浪人，而在《史记》中则将他们归于“游侠”。游侠不是流民，更不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有很强的职业操守。
另一种说法，墨翟的先祖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公子目夷。目夷又名墨夷须，其后人遂以墨为氏。到了战国时期，墨氏已经衰落，沦落为平民。
还有一种说法，墨翟是奴隶出身。奴隶是没有姓氏的，所以墨翟并非姓墨，而是因为受过墨刑（脸上刺字，如同牲口打烙印），便被称为墨翟了。
最为新奇的说法是，墨不是姓氏，翟也不是名，“墨翟”其实是“蛮夷”的谐音，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蛮夷，是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来的阿三。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是组织最为严密的一家。它对成员的要求是朴素、坚忍、忠诚、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命令，而且具备一定的军事素质。墨者的首领称为“巨子”，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从这种情况看，第一种说法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墨翟自然是这个组织的第一任巨子。
公元前445年，那还是楚惠王的年代，楚国向东扩张势力，企图进攻宋国，为此请了当时的名匠鲁班制造攻城器械。墨翟得知后，走了十天十夜来到郢都求见鲁班。
鲁班当然也听过墨翟的大名，很谨慎地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见我，请问有什么指教呢？”
墨翟说：“北方有人欺负我，我想请您帮我杀掉他。”
鲁班很不高兴，板着脸不回答。
墨翟又说：“事成之后，我自有重酬。”
鲁班忍无可忍，说：“我是讲道义的人，决不能无故杀人。”
墨翟赶紧站起来，拜了两拜说：“我听说您造了很多攻城的工具，要拿去进攻宋国。可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的是土地，缺少的是民众，牺牲自己缺少的民众而争夺自己并不缺少的土地，这算是哪门子道理哦？”
鲁班这才知道他来的真正目的，说：“您说得对，可是攻宋的大事已经定下来，不是我能够阻止得了的。”
墨翟便要求鲁班介绍他去见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我们老家有个人，抛弃自己的豪华马车去偷邻居的破车，扔掉自己的丝绸衣服去偷邻居的粗布衣裳，倒掉自己碗里的白米肥肉去偷邻居的粗粮野菜，您说这人是怎么回事呢？”
楚惠王说：“偷惯了呗！”
墨翟说：“楚国地方五千里，河湖众多，物产丰富，人民富足；宋国面积不到楚国的十分之一，连个野鸡兔子都很难看到。可现在您却派兵去攻打宋国，难道您也偷惯了吗？”
楚惠王脸涨得通红，老半天才说：“就算你说得有道理，我也不会停止攻宋。大军都准备出发了，哪能说停就停？”
墨翟说：“那就让我们演习一下这场战争吧。”说着用腰带摆成一座城池，让鲁班用他的攻城器械模型发动进攻。
鲁班开始是用投石，墨翟立马指出它的弱点以及如何应对，击退了进攻。接着鲁班又出动了冲车、云梯、巨弩等八种武器，都被墨翟一一击破，而且墨翟的防御手段还没用完。
于是鲁班说道：“我知道怎么打败你，只是我不愿意说出来。”
墨翟回答：“我知道你的意思，只是你不说，我也不说。”
楚惠王听得一头雾水，一定要墨翟把谜底揭开。墨翟说：“鲁班是想杀掉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多人，早已拿着我设计制作的防御器械，在商丘城头等着大王的军队。他们不但精通攻守之道，而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算杀了我，你们也不可能攻下宋国。”
楚惠王听了，嚷了起来：“好啦好啦，寡人不要攻宋了！”
由此可见，墨者是具备很强的战斗力的军事团体。但是他们不以此为追求荣华富贵的手段，反而甘于清贫，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而且他们受雇于人，严格限于帮助防御的一方，不参与任何进攻性的军事活动。
换句话说，他们的理想是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这也许是天下百姓对春秋战国延绵数百年的战乱发出的共同呼吁吧。
墨翟的政治主张，浓缩起来只有四个字：兼爱，非攻。
兼爱本来是墨者组织内部提倡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后来扩展到“天下”这个范围，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
非攻则是兼爱的必然要求。墨翟曾经这样说道：“仁人志士，应该致力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今之世，天下之害谁最大？不外乎大国进攻小国，大家欺凌小家，强者欺负弱者，狡诈之徒欺骗愚昧之人。兼爱天下，必须放弃使用武力来征服别人，这就是“非攻”。
从某种意义上讲，墨翟的兼爱，与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相通的，都是主张用一种仁爱之心对待这个世界。然而，墨家和儒家在历史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个学术派别。墨翟本人认为，儒家有四害。
第一，儒家不相信鬼神。儒家显然是过于早熟，头顶上从来没有一把高于人世权威的利剑，因此也无所畏惧，做事没有底线。
第二，儒家坚持厚葬，父母死后还要守孝三年，啥事都不干，把人民的财富和时间都浪费了。
第三，儒家爱好音乐，同样是浪费。
第四，儒家不信鬼神，却相信命运，造成人们的懒惰，不肯与命运抗争。
这样的批评，见仁见智。用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话说，墨翟对儒家的批评，体现了儒墨社会背景的不同。儒家饱读诗书，通过学习和思考，放弃了对天帝鬼神的信仰。而墨家居于社会下层，对于鬼神的怀疑，总是要来得晚一些的。
《墨子》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墨翟得了病，有一个名叫“跌鼻”的人知道了，幸灾乐祸地说：“哎哟，您不是说鬼神赏善罚恶吗？如今您得了病，难道是因为您不善良，或者说鬼神不明是非？”墨翟回答：“我是得了病，但跟鬼神没关系。人得病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因为寒暑不适，有的是因为过于辛劳，得罪鬼神只是其中一种。这就好比你的房子有一百扇门，只关好了其中一扇，就想让盗贼无从进入？”
如此说来，鬼神不是不管事，只是不能全部都管。用西方逻辑学的话语，鬼神的惩罚，是一个人得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墨翟死后，巨子由孟胜接任。孟胜和楚国的阳城君是至交，带领弟子一百八十人为阳城君守城。吴起之乱中，阳城君参与伏击吴起，涉嫌侮辱王尸，因此被追究责任。阳城君畏罪逃亡，楚国派兵接收阳城。孟胜坚守自己对阳城君的诺言，明知阳城乃弹丸之地，不可抗拒楚国大军，仍然拼死抵抗。孟胜和弟子最终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人奉命逃出来，将象征巨子身份的令牌传给齐国的田襄，然后这两个人又返回了阳城为孟胜殉葬。
这一件事使得墨者名声大震，大小诸侯都以结交墨者为荣，希望墨者能够成为自己的支持者。而关于墨者的活动记载，却越来越少。只知道有一任巨子名叫腹，在秦惠王年间居住在秦国。腹的儿子杀人，按律当斩。秦惠王考虑到腹年事已高，又只有一个儿子，就想赦免他，但是腹坚决不同意，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这就是墨者的纪律，也是天下的大义，不能违反。”于是大义灭亲，把儿子给杀了。
到了战国晚期，受到名家思想的影响，墨家开始关注所谓的名实之辨，发展了知识论和逻辑学的理论，以对抗公孙龙式的诡辩，捍卫常识。
有人用“杀盗，杀人也”来向墨家挑战，意思是你们主张兼爱非攻，就不能杀人，可你们又主张杀盗，杀盗就是杀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此，墨者回答：“白马是马，骑白马是骑马。黑马是马，骑黑马也是骑马。奴婢是人，爱奴婢是爱人。奴仆是人，爱奴仆也是爱人。可是，奴婢的双亲是人，奴婢侍奉他的双亲，不能等同于‘侍奉人’；奴婢的妹妹是美人，奴婢爱其妹妹，不能等同于‘爱美人’。车是木头做的，坐车不等于坐木头。同样道理，盗贼是人，‘盗贼多’却不等于‘人多’；没有盗贼，也不等于没有人。讨厌盗贼多，并不是讨厌人多；希望天下无贼，也不是希望天下无人，这就是世人公认的常识。搞清楚了这个道理，就不难明白，盗贼是人，但爱盗贼不是爱人，不爱盗贼并不意味着不爱人，杀盗贼也不是杀人，这难道不对吗？”
毫无疑问，墨家看到了日常语言在逻辑上的似是而非，通过一步一步的论证，剔除掉了语言的歧义，让正确的思想从诡辩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这样写道：人们都说马有四蹄，意思很明确，就是一匹马有四个蹄子。可是名家之徒抓住语言的空子，说“那两匹马也是马，是不是也只有四个蹄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确实没什么意义。墨家对名家的抨击，那是相当的有力。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位思想更为犀利的人物很快出现，将墨家和名家的这些名实之辩统统归于谬论。
荀子：人性本恶
这位牛人名叫荀况，世称荀子。
荀况是赵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00年前后，自幼学习儒术，五十多岁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
当时是齐襄王当政，历史悠久的稷下学宫，在经历过齐闵王时代的低谷之后，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学宫中的著名人物，有善于谈天说地的邹衍、文采斐然的邹奭、油嘴滑舌的淳于髡，时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齐襄王还恢复了齐宣王时期制订的政策，给予学者们一定的官爵待遇，让他们养尊处优，好潜心研究学问。
荀况到来之前，稷下学宫中年纪最大的学者名叫田骈，以讲授黄老之术而闻名。
所谓黄老之术，是道家学问的一个分支，尊黄帝和老子为先祖，将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兼采儒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家学问，主张通过法治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众所周知，道家原本是出世的，老子和庄子都不问世事，也不愿意出来做官。《战国策》记载，田骈亦以不屑于仕而自居，于是有人找到他说：“先生品德高尚，不愿意做官，我十分佩服，想到您门下当个仆人。”田骈很高兴，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人说：“我是听邻居的女儿说的。她自小发誓不嫁人，现在快三十岁了，确实没有出嫁，可是已经生了七个孩子。先生不愿意做官，可是待遇很高，家里的奴仆就有一百多人，我也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由此不难看出，在稷下学宫当老师，日子过得还真是蛮惬意。荀况来到稷下学宫的时候，田骈已经去世，荀况作为学宫中年龄最大的学者，很快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赢得了学子们的尊重，先后三次担任祭酒（学宫的祭祀官，非德高望重者不能担任）。
和当时大部分思想家一样，荀况也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名实之辩的思考。荀况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孔丘的正名学说，也就是本书前面多次说到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谓正名，是要使得名与实相符，即君父要符合君父的规范，臣子要遵循臣子的准则。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但是到了荀况手里，便将正名作为语言逻辑学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用来对付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了。
荀况这样说道：“‘名’是用来指称‘实’的，上明贵贱，下辨同异。”意思是，名的作用对上是伦理的，对下是逻辑的。他认为，世间万物数不胜数，不能一一列举，所以统称为“物”，这就是“大共名”。大共名之下，还有小共名，如果要列举一部分事物，那就要用到“别名”，比如鸟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别名。大别名之下还有小别名，小别名下还有更小的别名，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荀况还认识到，一切名都是人造的，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而不是用别的名，其实并无道理可讲。比如说，狗这种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那也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一个名已经约定俗成地用于某一种事物，那就很难更改了，所以狗是狗，猫是猫，不能混淆。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荀况对名家和墨家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公孙龙之流的“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是用名称来扰乱事物，只要追本溯源，验证一下人们对名称的共同约定，把白马和马这两种别名的概念厘清，就没有什么好迷惑的了。至于杀盗贼并不是杀人，不过是用名称来扰乱名称，那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种名称的原因，然后观察一下在现实生活中，哪一种道理行得通，问题也就解决了。
荀况还借题发挥说，之所以出现这些混乱，是由于当今天下没有“圣王”，人心无所维系。如果有了圣王，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思想，引导人们走向正道，那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这自然是在贩卖他的儒家学说，但是不可否认，这也代表了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人们对于结束战乱的渴望。
先秦儒家的三位重量级人物，前面已经介绍过两位，即孔丘和孟轲，荀况是第三位。
有意思的是，虽然同为儒家，荀况的思想几乎和孟轲针锋相对——孟轲最有名的观点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充分发挥，就会形成仁、义、礼、智四端；而荀况则持“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必须依靠智慧和后天的学习，才能使人向善。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为什么还要宣扬道德呢？循着本性生活难道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
荀况从两方面解答。首先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更好，必须合作互助，形成社会组织。有了社会组织，必须要有行为准则，也就是所谓的“礼”。
荀况认识到，人是有欲望的。如果甲之所欲和乙之所欲不是同一物——比如说，有人喜欢征服别人，有人喜欢被征服——那就没有问题，可以和谐相处。或者说，人人所欲都不是稀缺之物，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呼吸，不用争夺，那也没有问题。又或者说人们可以孤立生活，互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很多。可是世界并非如此，人们必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不用每天争斗，那就必须对自己的欲望进行约束。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约束。有了外在的礼，才会有内在的道德，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释人为什么要向善。
荀况还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非功利的角度来论证善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能够直立行走而且无毛，而是因为“有辨”。禽兽虽然有父子却没有父子之情，畜牲虽然有雄雌却没有男女之别，就是因为无辨。
换句话说，动物有父子，有雄雌，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则是社会关系，是文明的体现。
后世有人这样认为，孟轲的性善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左翼；荀况的性恶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右翼。这种说法当然有些牵强，却形象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荀况对于孟轲，是极其看不起的。
他曾经这样写道：“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了解他们的纲领，一副志大才高、见多识广的样子，照搬古代的旧闻编造出新的学说，非常邪僻而不合礼法，晦涩而无法言说，闭塞而难以理解，却毫不脸红地说，‘这才是古代圣人的言论啊！’——这就是孟轲之流倡导的学问，世间那些愚昧的儒生跟着起哄，浑然不知他们的错误。”
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分歧不言而喻，在实践上又会产生何种区别？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简单地说，性善论往往导致人治，因为它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个人特别是领导者的品德上；性恶论一般导致法治，因为它认为人性一定要受到约束才有可能向善转变，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和谐，关键是人人守法，而不是期望出现什么包青天、康熙大帝这样的贤臣圣帝。
不难看出，荀况的学术主张，实际上已经滑向了法家。那个年代，实行法治最彻底的国家就是秦国。从《荀子》的记载中可以得知，荀况去过秦国，而且会见过秦昭王和范雎，就秦国的内政外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荀况认为，秦国已经十分强大了，地理位置优越，百姓驯良，风俗简朴，下层官吏办事勤恳，上层官僚奉公守法，这都是由于推行了法治。但是秦国还有前进的余地。荀况理想中的政治是“王道”，其次是“霸道”。按照霸道的标准来说，秦国已经登峰造极，无可挑剔，但是离王道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劝秦国的当权者，武力的威力是有限的，使用武力一定要有节制，要回过头来重视文德，只有文治武功相结合，才能达到王道的理想境界。
在这里，荀况和孟轲的分歧又体现出来了。
孟轲也讲王道与霸道，他认为王道和霸道是完全对立的。荀况则认为，王道和霸道是一类东西，只不过王道比霸道更高一点、更彻底一点而已。
这种分歧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齐桓公的评价上。
孟轲对于齐桓公是很轻视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仲尼的门人不提齐桓、晋文之事。为什么？因为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推行霸道，崇尚武力，和孔丘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
荀况则认为，齐桓公有天下大节。齐桓公任用管仲，大胆改革时弊，增强国家实力，提升军队素质，然后尊王攘夷，称霸难道不应该吗？
那么，从霸道到王道，需要如何完善呢？荀况指出，就是要“修礼”，包括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齐头并进，达到“服人之心”的目的。可以这样说，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在荀况的思想里，以力服人是必要的手段，以德服人则是更高的追求。
荀况在齐国生活了很多年，后来由于有人在齐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便离开齐国去了楚国。春申君对荀况很佩服，让他做了兰陵（今山东兰陵）县令，从此荀况便在兰陵定居下来，在那里开馆授徒，传播自己的学问。
荀况的弟子中，最有名的两位是李斯和韩非，这也是战国末期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关于他们的故事，本书很快会讲到。另外还有几位虽然不如李、韩二人出名，但也不是寻常之辈。
其中有一位张苍，师从荀况学习《左传》，秦国统一天下后，曾经担任秦朝御史，后来跟随刘邦打天下，汉文帝时期官至丞相。张苍的学生贾谊，是汉初著名文学家。
还有一位浮丘伯，是战国与秦汉之交有名的教育家，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刘交，是刘邦的弟弟，在楚汉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汉朝建立后被封为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