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幽默家 H·阿兰·史密斯曾经说过，在英语语言让人讨厌的词中，最可怕的是“呃噢”。想像一下，外科大夫看着你的 X 光片，紧锁着眉头说一声“呃噢”，你会是什么感觉？我想说的是，本章的题目“好……现在”也像“呃噢”一样可怕，甚至更可怕，因为说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们不会紧锁眉头，而是带着一种弱智者般的笑容。这个表达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评价它的话，是为我们的语法增添了一种词类，一种无法连接任何东西的连词，相反，它把一切都分割开来。它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公众话语支离破碎的一种象征。
“好……现在”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这个表达方式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更不要说是引人入胜的球赛比分或预告自然灾害的天气预报了。通过说“好……现在”，新闻播音员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大约 45 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说 90 分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新闻或广告。
“好……现在”这种世界观不是电视首创的，它是电报和摄影术媾和的产物，但却是通过电视才得到充分的滋养并逐渐成熟的。在电视上，几乎每半个小时就是一档独立的节目，在内容、背景和情绪上都同前后的节目毫无关系。也许是因为电视节目的价码是根据分秒计算的，也许是因为电视使用的是图像而不是文字，也许是因为为了让观众可以随时开始或结束观看，电视上的节目几乎每八分钟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单元。看电视的时候，观众很少需要把上一时间段的思想或情绪带到下一个时间段。
当然，在电视的“今日新闻”中，我们可以看见“好……现在”这个话语模式以它最大胆也最让人尴尬的方式出现。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
假设一下，如果你有机会为某个电视台制作一档电视新闻节目并要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你会怎样着手呢？首先，你要选择演播人员，每个人都必须有一张“可爱”、“可靠”的脸。从那些应聘的人交来的特大光面照片中，你可以淘汰掉那些相貌不适合每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人。这意味着不漂亮的女人或 50 岁以上的女人、秃顶的男人、所有的胖子和那些鼻子太长、两只眼睛靠得太紧的人都要被排除在外。换句话说，你要做的是要集合一群会说话的时髦发型。至少，你不会选择那些在杂志封面上不受欢迎的脸。
克里斯廷·克拉夫特就有这样一张符合要求的脸，所以她应聘了堪萨斯市 KMBC 电视台的联合主持人职位。后来她以性别歧视的罪名把该电视台告上了法庭，据她的律师说，该电视台的管理层“喜欢克里斯廷的相貌”。她是 1981 年 1 月被聘用的，同年 8 月由于调查显示她的相貌“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而被解聘。“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和新闻又有什么关系？不论是对于电视新闻还是任何其他电视节目，“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观众不喜欢看节目中的表演者。这句话还意味着观众不信任表演者，该表演者缺少可信度。如果是舞台表演，我们就更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演员的表演让观众觉得他不像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但是新闻节目中缺少可信度又意味着什么呢？联合主持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又是凭什么东西来判断表演不够逼真呢？观众会不会认为播音员在撒谎，或报道的事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或他隐瞒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想到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想到报道的真实性要取决于新闻播音员的被接受程度，不禁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古代有一种风俗，带来坏消息的人要被驱逐或杀死。难道电视新闻节目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又恢复了这样的传统吗？如果我们不喜欢播报新闻的人，是否也要驱逐他呢？难道电视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可以是非不分吗？
如果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值得认识论者注意了。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限于真理如何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得到体现。如果在电视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实而成为检验讲述是否可信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不必关心事实真相，而只要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达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例如，我怀疑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蒙羞，不是因为他撒谎，而是因为他在电视上表现得像个撒谎者。如果这是真的，没有人心里会觉得踏实，连最痛恨尼克松的人恐怕也不会例外，因为这也意味着其他的可能性：有的人看上去像在撒谎，事实上说的却是实话；或者更糟糕的是，有的人看上去像在说实话，其实却是在撒谎。
作为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你必须意识到这些问题，你必须按照大卫·梅里克和其他成功制片人的标准慎重选择演播人员。和他们一样，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节目的娱乐价值上。例如，你要为节目选择一个音乐主题。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始、结束或中间都要插入一段音乐。我发现很少有美国人会觉得这样的做法奇怪，这足以证明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音乐和新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播放音乐？我想，这可能是和在戏剧和电影中使用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个主题。如果没有音乐——就像有时电视节目中会插播新闻字幕一样——观众会猜想一定是什么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例如死人之类的，但只要有音乐在，观众就知道没什么了不得。事实上，报道的事件和事实的关系充其量就像剧情和戏剧的关系一样。
其他的几个特点也验证了新闻节目是一种为了娱乐观众而上演的表演，例如每条新闻占用的时间平均为 45 秒。虽然简短并不总是意味着缺乏重要性，对于新闻来说却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要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报道一个具有相当严肃性的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必定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作为一个电视制片人，你要通过图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被带进警察局的杀人嫌犯，受骗上当的顾客怒气冲冲的脸，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滚下来的桶(里面据说有一个人)，从直升机上下来踏上白宫草坪的总统——这些都是足够精彩的画面，完全符合娱乐节目的要求。当然，这些画面并不一定要说明新闻的要点，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些画面。镜头本身就是理由，这是每个电视制片人都明白的道理。
同样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播音员在为电视节目配上开场白或收场白的时候，不要停下来露出痛苦的表情或全身发抖，否则就无法达到一种高度的不真实感。确实，很多播音员似乎并不明白他们所说内容的意义，他们播报地震、大屠杀和其他灾难新闻的时候往往保持一种固定不变的、得体的热情。如果播音员流露出任何恐惧或忧虑，观众一定会寝食不安。在“好……现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其实是播音员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播音员在扮演其角色时要表现出说得过去的严肃性，但同时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义。在电视观众这方面，就像看戏的观众不会因为舞台上的角色说有个杀人犯在附近居民区流窜就慌忙打电话回家一样，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真。
观众还知道，不管有的新闻看上去有多严重(例如，在我写作本文的这天，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宣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战争无法避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系列广告就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让它显得稀松平常。这是新闻节目结构的一个关键，它有力地反驳了电视新闻是一种严肃的公众话语形式的言论。如果我写到这里停下来，告诉你我过一会儿再继续我的讨论，然后开始以联合航空公司或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名义写几句话，你会怎么看待我，怎么看待我的这本书？你肯定会认为我不尊重你，不尊重这本书。如果我把上述的假设在每一章中重复几次，你一定会认为这整本书根本不值得一看。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觉得电视节目不值得一看呢？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我们希望书和其他一些媒介(如电影)应保持口气上的一致以及内容上的连贯，而对电视节目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对电视新闻。我们已经习惯了电视的不连贯性，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有关核战争无法避免的新闻之后说“巨无霸广告后我们再见”而厥倒。我们几乎无法想像这样的情况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怎样的危害，尤其是对那些过于依赖电视了解这个世界的年轻观众。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们比任何其他观众群体都更愿意相信，所有关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词的，都不必当真或做出理智的反应。
我必须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对于那些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词的人，我可以引用罗伯特·麦克尼尔对于电视新闻的描述来证明我的观点，他是《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的执行编辑兼联合主持人。他说，好的电视新闻要“一切以简短为宜，不要让观众有精神紧张之感，反之，要以富于变化和新奇的动作不断刺激观众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多停留几秒”。[1]他还说，制作新闻节目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
让罗伯特·麦克尼尔来证明电视新闻节目类似杂耍，是再合适不过了。《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试图把印刷术的话语因素带入电视，并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个节目舍弃了视觉刺激，由对事件的详细报道和深度访谈构成(也只有 5 到 10 分钟)。该节目每次只报道少数几个事件，强调背景资料和完整性。但麦克尼尔因为拒绝娱乐业的模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照电视节目的标准，他的观众少得可怜，节目只能在几个公立电视台播放，麦克尼尔和莱勒两人的工资总和估计也不过是丹·拉瑟或汤姆·布罗考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是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片人，那么，你根本无法忽视电视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为最大的观众群奋斗，也许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结果你还是可能制作出像麦克尼尔所描述的那种节目。而且，你可能会比麦克尼尔描述的走得更远，你会想尽办法把你的新闻播音员捧成名人，你会在报纸和电视上为节目大做广告，你会制作“简明新闻”来吸引观众，你会让天气预报播音员成为喜剧性调味剂，你还会让体育播音员故意用上粗鲁的语言(以此得到喝啤酒的普通人的认可)。简单地说，你会像娱乐业中的任何一个制片人一样包装整个节目。
这样的电视节目使得美国人成为西方世界得到最多娱乐却得到最少信息的人。我可以大胆地这样说，尽管很多人都吹嘘电视作为世界的窗口已经使美国人成为消息最灵通的人，当然这要取决于“消息灵通”的定义。对于那些向我们透露 70%的美国公民不知道国务卿或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谁的民意测验，我不想多费笔墨，但我们可以拿“伊朗人质危机”作为例子。我想近年来没有哪个事件比它更受电视关注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假定，美国人对于这个不愉快事件应该有足够的了解。那么现在，我问你：如果我说在100 个美国人中找不到一个人知道伊朗人说什么语言，或知道“阿亚托拉”[2]的意思，或了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或能说出他们政治历史的概要，或知道“沙”[3]是何人来自何方，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故弄玄虚？
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事件确实都有一些看法，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在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这些看法往往特别有用。但这些看法和 18 或 19 世纪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称它们为“情绪”可能更合适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星期这些看法都会改变的缘故，这一点从民意测验的结果中不难看出。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假信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克格勃的特工们所说的“假情报”，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我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从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被迷惑的。1983 年 2 月 15 日《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
里根误述无人关注
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里根总统的助手们过去常常因为总统先生对于其政策及时事做出错误甚至误导的评述而感到惊恐万分。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了。其实，总统先生还是照旧发表值得争议的观点，但报界对此不再像过去那样穷追不舍。据白宫官员分析，报纸减少报道反映了公众兴趣的减退。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新闻报道，还不如说是关于新闻的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篇文章想要传递的不是罗纳德·里根的魅力。它告诉了我们新闻是怎样被定义的，我相信，不论是自由论者还是早些时候的独裁者看到这篇文章都会感到震惊。沃尔特·李普曼在 1920 年写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尽管他对恢复 18 和 19 世纪的那种公众话语持悲观态度，但他和在他之前的托马斯·杰弗逊都同意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报界训练有素并可以充当测谎仪，那么公众对于总统的误述一定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如果有了测谎的方法，公众就不可能对谎言的结果无动于衷。
但他的假设不适用我们上述的例子。报道白宫动态的记者们很愿意也能够发现谎言，他们的报道足以让公众了解真相并激起义愤，但现在的问题很明显是公众拒绝表示兴趣。对于那些有关白宫谎言的新闻报道，公众会用维多利亚女王著名的一句话作答：“我们不觉得好笑。”但是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和女王的意思并不一样，这里的意思是“不好笑的东西不值得他们关注”。也许，如果总统的谎言能够用图片展示出来并伴以音乐，公众就可能惊讶地瞪大眼睛。如果他对政府政策的错误解释被拍成一部像《惊天大阴谋》那样的电影，如果电影里再出现几个洗钱的恶棍，观众的兴趣就一定会大增。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尼克松总统在自己的谎言被“水门事件”听证会上的磁带彻底揭穿之前，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但我们这里没有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东西，里根总统只是说了不完全属实的东西，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
但这里我们还是应该指出其中的微妙之处。总统的很多“误述”都是自相矛盾的——在同一语境中，两种不同的解释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同一语境”是个关键词，囚为只有通过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出一个表述是否自相矛盾。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会儿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橘子，一会儿又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苹果。如果一句话是在选择墙纸图案时说的，另一句话是在选择做甜点的水果时说的，我们就会说这两种意见是相反的，它们不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这两句话是在同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说的，那么它们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不可能同时成立。简单地说，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我和我的年轻学生们关于他们写作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帮助你更清楚地理解我的观点。我说：“你看，在这一段里你这样说，在那一段里你又说了相反的话，到底应该是什么？”他们很有礼貌，而且也想迎合我的意思，但他们被我提出的问题弄糊涂了，而我紧接着也被他们的回答弄糊涂了。他们说：“我知道，但一个是在那里，一个是在这里。”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认为“这里”和“那里”，“此时”和“彼时”，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都应该是彼此相连、前后贯通的，都属于同一思想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印刷术话语的方式，印刷术是我“来自”的世界，他们都这么说。而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世界：电视中“好……现茌”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没有连贯性的。存这样一个被割裂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通过识别自相矛盾来检验正误，因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没有了自相矛盾，公众怎么可能对总统这会儿说什么、那会儿说什么感兴趣呢？任何新闻都只是旧新闻的改写，没有什么有趣的或好笑的。唯一有趣的是记者们面对公众的漠然所表现出来的迷惑不解。这整个事情极富讽刺意义，那些把世界分解开来的人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想把它拼合回去，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乎。
面对这样的局面，像乔治·奥威尔这样思想敏锐的人可能也会不知所措了。这根本不是“奥威尔式”的情况。新闻界没有成为总统的掌中之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没有变成《真理报》，美联社没有变成塔斯社，而且这里也没有“新话”。[4]谎言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对这样的情况不会感到吃惊，他早就预见了它的到来。他相信，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这一点，而奥威尔则没有。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虽然赫胥黎没有明确指出电视在这当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会很赞成罗伯特·麦克尼尔的话：电视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解忧丸”。[5]控制人们的不是“老大哥”，而是电视上的“好迪都迪”。[6]
我并不是说公众信息失去重要性都是电视之过。我的意思是，电视是我们了解公众信息的样板。和早些时候的印刷机一样，电视已经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电视也引诱其他媒介这样做，于是整个信息环境都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
例如，美国非常成功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就是完全按照电视的模式定型的。它在大街上被摆在类似电视机的东西上出售，它刊登的故事出奇地短，它的版面设计大量使用照片、图表和其他图像，有的还是彩色的。它上面的天气预报图简直称得上是一种视觉享受；它的体育版上无聊的数据多得可以让电脑发疯。结果，创刊于 1982 年 9 月的《今日美国》已经一跃而成为美国第三大日报(这是发行审计局截止到 1984 年 7 月公布的结果)，远远超过了《每日新闻》和《华尔街日报》。偏好传统的记者们批评它肤浅夸张，但该报的编辑们对印刷术时代的标准继续不管不顾。该报的总编约翰·奎恩说：“我们并不想得大奖，何况他们也不会为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这是他们为电视认识论产生的共鸣而献上的礼赞：在电视时代，段落已经成为报纸上新闻的基本单位。而且，奎恩先生也不必为不能得奖过于烦恼，随着其他报纸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给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的日子估计也不会太远了。
我们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些新出现的成功杂志，如《人物》和《美国》，不仅仅是电视型印刷媒介的典范，而且它们对于电视也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电视告诉杂志“新闻是一种娱乐”，杂志转而告诉电视“只有娱乐才是新闻”。有些电视节目，如《今夜娱乐》，把关于艺人和名人的信息转换成“严肃”的文化内容，这就使新闻的娱乐性更完整了：新闻的形式和内容都成了娱乐。
在赫胥黎笔下充满现代技术麻醉剂的世界中，广播算得上是媒介中的另类。广播本身的特点使它非常适合传播理性而复杂的语言。但是，除了注意到广播已经完全被音乐俘虏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让人心寒的事实：广播给予我们的语言日渐显得原始凌乱，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引起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无所不在的摇滚音乐代替了语言而成为广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现在流行的、观众来电点播节目中，观众的语言不过是一种类人的咕哝声。这样的节目没有内容，但也许还有一点考古意义，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7]之间的对话大概是什么样的。而且，在电视的影响下，广播新闻的语言也越来越脱离语境，变得断断续续，所以人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途径被有效地截断了。在纽约市，WINS 广播电台请求听众：“给我们 22 分钟，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他们说这句话时是诚恳的，听众们也不会把这个口号看作是痴人说梦。
于是，我们将快速地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被称为“欢乐问答”的信息环境。这个被称为“欢乐问答”的游戏使琐碎的事实作为娱乐的源泉，我们的新闻也一样。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但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 22 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
[1] 麦克尼尔，《电视是否缩短了我们的注意广度》，《纽约大学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第 2 页。
[2] 阿亚托拉(Ayatollah)，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
[3] 沙(Shah)：伊朗国王的称号。
[4] “新话”(Newspeak)：指以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为特点的宣传语言，源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
[5] 原文为“soma”，是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的《美丽新世界》中人们为了解除烦忧服用的一种药丸。
[6] 原文为“Howdy Doody”，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最受儿童欢迎的电视节目。
[7]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古人类化石，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