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3月～1501年10月
达伽马回国仅仅六个月后，一支比先前庞大得多的船队准备就绪，即将从贝伦[1]海岸起航：十三艘船、一千二百人，以及佛罗伦萨与热那亚银行家注入的资本。船队跃跃欲试，准备去捕捉东印度的机遇。曼努埃尔一世有时优柔寡断，容易受人影响，有时一意孤行，但1500年时回荡着弥赛亚的预兆，欧洲的目光投向了里斯本。这支新船队，在总司令——贵族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的领导下，是对达伽马前番成绩的快速乘胜追击，旨在赢得物质的优势，以及凭借一场十字军圣战，赢得天主教世界的仰慕。
卡布拉尔的远征标志着葡萄牙人的活动从侦察转为商贸，又转为征服。在16世纪的最初五年里，曼努埃尔一世将派出许多支船队，规模越来越大，一共八十一艘船（有的船只参加了不止一次远航），意图在争夺印度洋永久性立足点的生死斗争中确保胜利。这是全国的极大努力，动员了全部可动用的人力、造船、物资供给，以及抢在西班牙人做出反应之前把握和利用机遇的战略眼光。在此过程中，葡萄牙人让欧洲和东印度的各民族都大吃一惊。
卡布拉尔得以将达伽马远航获取的全部知识付诸实践。出发的时间不再由宫廷占星家计算的良辰吉日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季风的规律。路线是按照1497年远航采纳的向西的绕圈，然后利用领航员和船长们的经验，如曾与达伽马一同远航的佩罗·埃斯科巴尔、尼古拉·科艾略，以及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本人。卡布拉尔的船队带了一些说马拉雅拉姆语且已经学会葡萄牙语的印度人。他们的目的是砍掉说阿拉伯语的中间商。改宗犹太人加斯帕尔·达伽马也在船上，他懂得马拉巴尔海岸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另一名改宗犹太人约翰先生（曼努埃尔一世的御医）以天文学家的身份随同船队出海，任务是研究南半球的星相，以为将来的航海提供便利。葡萄牙人过去在卡利卡特只能拿得出让人尴尬的不值钱的礼物，出了大丑。卡布拉尔这次携带了贵重礼物，希望能吸引扎莫林。葡萄牙人似乎仍然坚持相信扎莫林是一位基督徒国王，尽管是不太正统的基督徒。于是，根据教皇的旨意，一个方济各会修士代表团也伴随此次远航，去纠正扎莫林的错误，以便“印度人……能更全面地接受我们的信仰的指导，能够接受我们的教义，得到相关的教诲，正确地侍奉上帝，救赎他们的灵魂”。[2]
商业方面的使命同样重要。船队带上了在卡利卡特开设贸易站所需的人员、文书资源和商品。他们吸取了上一次远航的教训，精心准备了有可能吸引马拉巴尔印度人的商品，包括珊瑚、黄铜、朱红色染料、水银、精制和粗制布匹、天鹅绒、五颜六色的绸缎与锦缎，以及金币。一位经验极其丰富、会说阿拉伯语的商人艾雷斯·科雷亚负责领导商业活动，有一群文书人员支持他，帮助记录资料和记账。这些识文断字的下属人员，如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他写下了第一部描述巴西的著作），记述了关于随后一年里葡萄牙人事迹的一些最扣人心弦，有时也催人泪下的故事。
卡布拉尔本人并非海员，而是一位外交官。他接到了一套精心准备的指令，其中一部分是达伽马设计的，旨在平息达伽马在卡利卡特闹出的风波，以便与“基督徒”扎莫林建立安宁且利润丰厚的关系。卡布拉尔掌握的信息比他的前任丰富得多，可以随时参考这份许多页的指令文书，其中规定了在遇到形形色色情况时的各种选择。它还指示他对有可能制造麻烦的敌人要实施强制性的、专横的行动。
1500年3月9日，船队从贝伦出发，按照惯例举行了隆重庆典。人们举行了悔罪弥撒，对王旗（上有五个圆圈，象征着基督身上的伤）祝圣。这一次，曼努埃尔一世驾临现场，将王旗交给卡布拉尔。然后，修士们引领着游行队伍，“国王陪他们走到海滩。里斯本全城人都聚集在海滩上，为自己的丈夫或儿子送行”。[3]他们看向在赖斯特罗外海停泊的克拉克帆船，那里的小艇解开了缆绳，大船的船帆展开。曼努埃尔一世乘船陪同远航船队来到塔霍河口。在那里，远航船只感受到大海的冲击，调头转向南方。
他们利用达伽马的经验，选择了更直接的路线。天气晴朗，他们穿过佛得角群岛时没有停留。海况良好，却突然有一艘船失踪，这令人费解，也是个不祥的征兆。他们奉命按照前一次远航的做法，向西绕一个大圈：“背后有风吹来之后，他们转向南方。如果一定要改变航向，就改为西南方。遇到微风之后，他们应当绕一个圆圈，直到好望角出现在正东方。”[4]他们的圆圈一定比上次更大，因为在4月21日时，他们看到西方“首先出现一座高山，直插云霄，呈圆形，它的南面是较低的土地和平原，有很大的树林”。[5]
这次登陆出乎意料，也很安宁。当地居民赤裸身子，与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遇到的部落迥然不同：“这些人皮肤暗黑，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不知羞耻。他们的头发很长，还会把胡须拔掉。他们的眼皮和眉毛上画着黑白蓝红的图案。他们的下唇被穿刺过。”[6]葡萄牙人注意到“当地女人也全身赤裸，没有羞耻感。她们身材很美，头发很长”。葡萄牙人第一次看到了吊床——“像织布机一样搭起来的床”。[7]当地人似乎很温顺。他们在葡萄牙风笛音乐伴奏下翩翩起舞，模仿葡萄牙人在热带海滩举行的弥撒的动作，并且很容易受惊，“就像在吃食的麻雀一样”。[8]对传教者来说，当地人似乎是大有希望的目标。
他们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真十字架之地”。这里有丰富的淡水和水果，以及奇异的动物。他们吃了海牛肉，“它大得像桶，脑袋像猪，眼睛小，没有牙齿，耳朵有人的胳膊那么长”。[9]他们看到了一些五彩缤纷的鹦鹉，“有的像母鸡一样大；还有其他非常美丽的鸟儿”。[10]一艘船被派回葡萄牙，去报告曼努埃尔一世，发现了这片新土地。这艘船还带回了天文学家约翰先生的一封信，内有他对南半球星辰的观察结果，并坦率地描述了用新式天文观测器材和纬度表观测的困难：“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在海上测量任何一颗星的高度，因为我花费了很大力气，但不管船是多么稳，误差还是有四五度，所以除非在陆地上，没有办法做得到。”[11]文书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也送回一封信给曼努埃尔一世，记述了他对这个新世界的所有奇观及居住在此的图皮南巴人的细致观察，文笔十分优美。这就是巴西历史的开端，卡米尼亚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一点的。5月2日，九天的贸易和物资补给之后，他们将两名犯人留在岸上，又起航了。“这两人开始哭泣，但当地人安慰他们，表达对他们的同情。”[12]
一幅著名的葡萄牙世界地图（坎迪诺平面球形图）复制品的局部，约1501年被人从葡萄牙偷偷带走。其细部第一次展现了巴西海岸，以及“大如母鸡”的鹦鹉
卡布拉尔船队为了远远绕过好望角，比达伽马向南走得更远。5月12日，他们观察到一颗彗星“拖着特别长的尾巴，飞往阿拉伯半岛的方向”，[13]一周之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十二天之后，灾难降临了。24日，他们进入了南大西洋的高压带。风稳稳地从背后吹来，但他们迎头撞上了一阵狂风。这场狂风的猛烈程度与方向都让他们措手不及：“它来得太突然，我们根本没有料想到，帆已经被从桅杆刮落了。”一瞬间，“四艘船倾覆沉没，船上人员全部丧生，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援救他们”。[14]被大海吞噬的人包括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他葬身波涛的地点就是十二年前他第一个绕过的好望角外海。船队残部分散成三群，被风暴驱赶着漂流了二十天，一直没有升帆。
船队只剩下遍体鳞伤的七艘船，终于于6月20日在莫桑比克重新集合。第八艘船由迪奥戈·迪亚士（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的兄弟）指挥，第一次看到了马达加斯加岛，但没有找到船队主力，最终蹒跚返回了里斯本。卡布拉尔船队在东非海岸受到的待遇比达伽马好不了多少。莫桑比克的苏丹现在对葡萄牙大炮很是害怕，至少表现得比较顺从一些。葡萄牙人得以在此补充淡水，并找到了领航员，前往海岸最重要的贸易城市基尔瓦。那里的苏丹虽然欢迎了他们，但并无热情。与卡利卡特的穆斯林一样，他也不需要外国闯入者来侵犯他的商业领地。葡萄牙人完全绕过了蒙巴萨。直到抵达马林迪，他们才受到欢迎。水手们又一次患上“口腔疾病”，“吃了橘子就能治得好”。[15]他们还雇用了一名领航员，准备渡海前往印度。
抵达安贾迪普群岛（卡利卡特以北400英里处）之后，卡布拉尔所接受指示的要旨才显得明晰起来。这些岛屿是前往卡利卡特的船只常去获取补给和淡水的中转站。瓦斯科·达伽马曾在此检修船只并补充给养。卡布拉尔如法炮制。他也知道，从红海来的阿拉伯船只（葡萄牙人称之为麦加船只）也会经过安贾迪普群岛。卡布拉尔的任务是竭尽全力与扎莫林建立友好关系，但在扎莫林的领土之外，卡布拉尔还奉命破坏阿拉伯航运：
如果你在海上遇到上述的麦加穆斯林的船只，必须尽可能地将其俘获，扣押其商品、财产和船上的穆斯林，以增进你的收益。攻击他们，尽可能损害他们，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是我们的不共戴天之敌。[16]
卡布拉尔奉命将这些命令也告知扎莫林。葡萄牙人此时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火炮具有很大的优势。他们将在远距离炮击阿拉伯船只，而不是近距离交战。需要活捉领航员和船长，因为这些人是有价值的；关于如何处置普通乘客的命令则比较含糊。在最坏的情况下，“你应将所有穆斯林乘客转移到缴获的状态最差的一艘船上，让他们全都上船，然后击沉或烧毁其他所有缴获的船只”。[17]对于这些指示，可以有很宽泛的解读。它实际上是两极化的：一方面要与“基督徒”扎莫林建立友好的贸易关系，并热烈欢迎卡利卡特港内的穆斯林商人（“为其提供饮食与其他各方面的良好待遇”[18]）；另一方面又要在驶离扎莫林的海岸之后，对他的穆斯林臣民开展侵略性的全面战争。这些指示为葡萄牙人此后在印度洋的行动确立了基调，并触发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事件。卡布拉尔在安贾迪普群岛守株待兔十五天，等待袭击阿拉伯船只，然而没有一艘船露面。后来他驶向卡利卡特，或许遵照吹毛求疵的指示下锚停泊：“各船队形紧密，井然有序，以旗帜装饰，尽可能美化。”[19]
达伽马离去之后，老扎莫林已经驾崩；如今是他的侄儿统治王国，但葡萄牙人与新国王的关系并不比之前轻松。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教会了葡萄牙语的那些马拉巴尔人没有办法承担译员的任务，因为他们全都出身低种姓，不可以出现在御前。葡萄牙人和上一次一样，首先咄咄逼人地抓捕人质。卡布拉尔受到严格指令，在采取抓人质的预防措施之前，不得登陆。焦躁的谈判和僵持了好几天之后，才安排好了总司令的登陆。卡布拉尔严格执行自己接到的命令，而扎莫林因为高种姓印度教徒在海上被扣押的情况而烦恼，因为根据印度教的禁忌，高种姓印度教徒在海上不可以吃喝，也不可以睡觉。有些人质企图游泳逃走，被关押在甲板之下；扎莫林也囚禁了卡布拉尔的一些部下，作为报复。
卡布拉尔接到并执行的所有指示都带有针对印度人的专横跋扈的语调。葡萄牙人相信，他们是得到教皇的批准而来的，是奉行上帝的意志来控制印度贸易的。卡布拉尔在觐见厅向扎莫林呈上贵重精美礼物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同为基督徒国王的扎莫林的友善之意，尽管尽是些虚伪的溢美之词，但他还提出了强硬的要求。他要求扎莫林为达伽马当初留下的货物提供补偿，为葡萄牙人提供优惠的关税待遇、价格低廉的香料、安全的贸易站，并对葡萄牙人豁免当地的一项普遍规矩，即商人死后，其商品变为当地统治者的财产。卡布拉尔希望扎莫林明白，葡萄牙人必须对离开了扎莫林国土的穆斯林开展圣战，“因为我们继承了圣战事业”。[20]他还要求扎莫林驱逐在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因为这是他身为基督徒国王的义务”。[21]作为回报，扎莫林将得到“目前为止他从穆斯林那里获得的全部利润，以及比那多得多的收益”。另外，方济各会修士将纠正他在信仰教义方面的不幸谬误，“以正确地侍奉上帝，救赎他们的灵魂”。[22]葡萄牙人仍然完全没有理解印度洋世界文化与宗教的现实。
接下来的两个半月内，双方笨拙地谈判、僵持，卡布拉尔佯装要拂袖而去（达伽马也曾运用这个策略），最后终于达成了商贸协定。扎莫林同意建立一个贸易站，由艾雷斯·科雷亚领导。双方都心怀猜忌，葡萄牙人无法直接用马拉雅拉姆语沟通一直是个严重问题。科雷亚只懂阿拉伯语，所以他们与扎莫林的所有沟通都必须借助穆斯林中间人。科雷亚信任这些穆斯林为他翻译，但穆斯林敌视葡萄牙人在卡利卡特的存在，所以科雷亚这么做可能是个错误。
葡萄牙人虚张声势地炫耀自己的武力，可能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扎莫林希望从更南方的科钦港口的一位商人那里获得一头珍贵的战象。他提议买下战象，遭到了耻笑。一艘船载着战象和其他货物经过了卡利卡特海岸，于是扎莫林要求葡萄牙人帮忙去俘虏该船。卡布拉尔只派遣了一艘卡拉维尔帆船“圣彼得”号，由佩罗·德·阿泰德指挥。起初扎莫林对这么微薄的力量表示鄙夷，因为船上只有七十人，但卡布拉尔为这艘卡拉维尔帆船装备了一门大型射石炮。印度人的三角帆船武装精良，载有三百人，但阿泰德沿着海岸紧追不放。三角帆船上的穆斯林看到这艘小小的卡拉维尔帆船在自己雄伟的大船旁追击，不禁捧腹大笑。然而，卡拉维尔帆船开始射出致命的炮火，严重击伤三角帆船的船体，打死船上许多人。这艘船最终投降，被带回卡利卡特，好几头战象被交给扎莫林，还为此举行了隆重庆典。有一头大象在交战中死亡，葡萄牙水手们把它吃掉了。葡萄牙人的这次武力展示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也让扎莫林开始畏惧他们，因为葡萄牙人有能力强迫他人。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在缓慢地往自己船上装载香料。在卡利卡特待了三个月之后，只有两艘船被装满。阿拉伯商人显然在以某种方式阻挠他们的工作，而阿拉伯商人自己的船则满载香料秘密地离开了。卡布拉尔发出抱怨，扎莫林被夹在两股互相竞争的力量之间，为了安抚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于是允许前者扣押任何偷偷离开的穆斯林船只。又一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卡布拉尔就动用武力去扣押穆斯林商船。
他起初可能还有点犹豫，不敢做出这种挑衅的举动，但被科雷亚催促和说服了。而科雷亚是被穆斯林权贵狡诈地说服的，这些穆斯林权贵的秘密动机是在城内挑起事端。果然，他们得逞了。原本就紧张的气氛在葡萄牙人没收穆斯林商船货物的时候引爆了冲突。扎莫林的立场如何，外人无法判断。城市街道上开始聚集一群暴民，冲向葡萄牙贸易站。一位佚名的目击者记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城里有大约七十个船上的人（即葡萄牙人），手执利剑和盾牌，企图抵抗暴民的攻击。这些暴民“数不胜数，拿着长矛、剑、盾和弓箭”。葡萄牙人被打退到房屋内，房屋周围有“高度相当于骑在马背上的人”的围墙。他们成功地强行封闭了大门，并从墙上用弩弓射击暴民，他们有七八张弩弓，杀死了不少人。他们还从屋顶上升起一面旗帜，以此为信号，向船队求救。
此时卡布拉尔身患重病，不能亲自到场，而是派遣配有回旋炮的长艇，企图驱散群众，但无济于事。穆斯林群众开始摧毁被包围的建筑的外墙，“一个小时之内把外墙全部拆除了”。[23]守军被困在建筑里面，只能从窗户里向外射击。贸易站靠近海边，所以科雷亚认为继续死守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杀出重围，奔向岸边，希望长艇能赶来援救。他们冲出了房屋，大多数人逃到了海边。但让他们沮丧的是，长艇没有过来救他们，因为海况很差，长艇的水手不敢在惊涛骇浪中靠岸。武装暴民逼近过来。科雷亚被砍倒在地，“死者还有五十多人”，包括巴西的第一位编年史家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和好几位方济各会修士，他们是“印度的第一批基督徒殉道者”。二十人走入海水，包括那位不知名的叙述者，“全都身负重伤”，“几乎溺死”，被拉上长艇，以及科雷亚的十一岁儿子安东尼奥。
卡布拉尔因为患病而虚弱无力，希望扎莫林立即为没有保护他的定居点而道歉。他等了一天，但扎莫林并没有道歉的意思。扎莫林显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卡布拉尔认为扎莫林的沉默是因为心怀歹意，他也相信扎莫林正在备战。二十四小时后，卡布拉尔开始报复。他命令俘获港内的十艘阿拉伯船只，屠杀船上的所有人。岸上的市民目睹这惨状，不禁毛骨悚然。
就这样，我们屠杀了五六百人，抓获躲藏在船舱内的二三十人，缴获舱内的商品；就这样，我们掳掠了这些船只，抢走了船上的货物。其中一艘船载着三头大象，我们把它们都杀掉吃肉，然后烧毁了全部九艘空船。[24]
卡布拉尔还不肯罢休。夜幕降临之后，他把自己的船只带到靠近海岸的地方，将火炮准备就绪。拂晓时分，他对卡利卡特进行了猛烈炮击。岸上有一些小型火炮开始还击，但葡萄牙人的炮火如排山倒海般猛烈。整整一天，炮弹雨点般落入城镇，摧毁了许多建筑，包括一些属于国王的房屋，并打死了他的一名显贵人士。扎莫林匆匆逃离城市，卡布拉尔也驾船离开，途中俘获并烧毁了另外两艘船，并沿着海岸线南下100英里，来到科钦城（今天的柯枝）。他得到的命令是，假如与扎莫林的谈判破产，就去拜访科钦。葡萄牙人与卡利卡特关系的最终破裂让双方都蒙受了损失并且怒火中烧。对卡利卡特城的炮击是当地人永远不能原谅的，而贸易站的葡萄牙人遭到屠杀，也是一桩大仇。这是为了印度洋的贸易与信仰而发生的漫长战争的第一炮。
卡布拉尔掌握的关于科钦城的信息可能来自加斯帕尔·达伽马。葡萄牙人知道，这座城市的君主是扎莫林的附庸，热切希望摆脱卡利卡特的桎梏，所以会欢迎新来者并与其结盟。葡萄牙人果然受到了热烈欢迎。双方交换了人质；每天都要交换两名高种姓印度教徒和两名葡萄牙人质，因为前者不能在海上进食或睡觉，所以人质是轮换的。两周后，卡布拉尔的船只装满了香料，他还同意在当地建立一个小的永久性贸易站。葡萄牙人还对马拉巴尔海岸有了更多了解。沿海的其他港口，如坎纳诺尔（今坎努尔）和奎隆都派来了使者，邀请其去做生意，并寻求结盟，共同反对扎莫林。也是在科钦，葡萄牙人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印度基督徒。从附近的克兰加努尔（今科东格阿尔卢尔）来了两名神父，约瑟和马太。他们来到葡萄牙船上，为这次会面欣喜若狂。这对葡萄牙人来说是一大宽慰，但他们也终于幡然醒悟，原来印度并非基督徒主宰的国度。他们开始真正了解到作为异教的印度教的存在与性质。两位神父告诉他们，在印度遵从圣多马教诲的基督徒远远不占多数，而是一个遭到异教徒围攻的少数派，沿海地区的几乎全部贸易都被穆斯林把持着。
在卡利卡特，扎莫林复仇心切。卡布拉尔得到消息，有一支拥有八十艘船的船队即将起航，准备在他返回的路上拦截他。科钦的国王提议派海军掩护他，但卡布拉尔对自己的火炮高度信任，谢绝了。他几乎旋即出海，丢下了在贸易站的人，还把两名印度人质也带走了。这两名可怜的人质在海上既不能吃，也不能喝。过了三天，连哄带骗，“他们才吃饭，带着极大的忧伤和悲痛”。[25]葡萄牙人对当地文化的漠视给他们与科钦的联盟关系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十三年后，科钦国王在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一封投诉信里还回忆了此事，说他对葡萄牙人忠心耿耿，他们却忘恩负义。
卡布拉尔无须动武。他的船只武备强大，而扎莫林的船只害怕葡萄牙大炮，只敢在一段距离之外跟随，天黑之后就跟丢了。在更北方的沿海，坎纳诺尔国王恳求卡布拉尔停船并装载香料。他这么做既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葡萄牙人炮击，也是真心希望与葡萄牙结盟反对卡利卡特。卡布拉尔的船队在此做了短暂停留，然后起航，穿越印度洋。
在漫漫归途中，船队是分成若干小组逐次前进的。在马林迪，他们遇到了一场商业灾难。由于操作鲁莽，一艘满载香料的船损失掉了；“船上的货物损失殆尽，水手们虽然逃得性命，但只剩下身上的衬衫。”[26]为了防止船上的货物被穆斯林拿走，他们放火焚烧船只残骸，但莫桑比克的潜水员还是打捞了一些火炮，后来用这些火炮对付葡萄牙人。
在里斯本，曼努埃尔一世相信，他赠给扎莫林的贵重礼物一定能确保友好地解决问题，因此已经派出了下一批远征队。3月，卡布拉尔的船只在艰难驶向好望角时，一支仅有四艘船的小型商船队在若昂·达·诺瓦指挥下离开了塔霍河。因为航程特别遥远，一支船队起航之后，要过整整两年时间才能返回，并将自己吸取的经验传授给下一支船队，使其能够顺利出发。一切都取决于季风的规律。每一年的船队都盲目地行进，与穿过大西洋返航的前一支船队失之交臂，并根据两年前汲取到的信息继续前进。不过，葡萄牙人已经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以缓解这些问题。诺瓦抵达好望角附近的圣布莱斯湾时，发现一棵树上挂着一只鞋，里面有一封信，告诉了他卡利卡特的真实局势。于是他绕过了卡利卡特，在坎纳诺尔和科钦装载香料，并且凭借葡萄牙火炮的优势，又一次从扎莫林船只的追击之下全身而退。
1501年夏季，卡布拉尔的船队分几批返回了里斯本。回家途中他也开展了一些探险活动，获取了一些新知识。他探索了非洲黄金贸易的重要中心——索法拉港。迪奥戈·迪亚士探索了红海入口。曼努埃尔一世已经在设计那个方向的战略。在红海入口周边的探险非常艰难。葡萄牙人发现那里的环境极度干旱，不适合人类居住，酷热似熔炉。大多数参加此次探险的水手都丢了性命，“于是那艘船回来的时候，只剩六人，并且大多患病，他们除了下雨天在船上收集的雨水之外，没有任何淡水喝”。[27]所有这些信息都让葡萄牙人编纂的地图内容越发丰富起来，他们将这些地图秘密藏好，留待将来使用。
国内的人们热切地期待他们返回里斯本。出发的十三艘船只有七艘返回了，其中五艘满载香料，两艘是空的。其余六艘都已经在海上损失掉了。教堂的钟声响起，朝廷命令全国举行宗教游行。葡萄牙朝廷对卡布拉尔的远航评价不一。有势力很强的一派认为代价太大，距离太遥远。曼努埃尔一世对此次远航做了很多投资，虽然返回的船只带来了不错的利润，但损失了这么多人的生命，确实令人不安。对西方土地（巴西）的发现被认为很有趣，但并不重要。卡布拉尔未能够确保在卡利卡特的活动有一个和平的结局，卡利卡特的葡萄牙贸易站也被摧毁，而且现在更有确凿证据表明，印度海岸的绝大多数人民及其统治者并非基督徒，这更让人感到忧虑。
卡布拉尔远航的代价：六艘船遭遇海难
然而，曼努埃尔一世确保将正面的消息大肆传扬到全欧洲。对此关注最密切的是威尼斯人。这个航海共和国到15世纪末之前几乎已经垄断了欧洲的香料贸易，对它来讲，香料贸易就是生命线。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东端四面受敌的环境中想方设法与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维持关系，确保他们的船只每年能在亚历山大港购买并装运香料。葡萄牙人成功地绕过了这些中间商的消息令威尼斯人瞠目结舌。这威胁到了威尼斯城的生存，因此急需调查。警觉的意大利人阿尔贝托·坎蒂诺对里斯本做了细致观察，他给费拉拉方面写信道，葡萄牙国王“已经告诉威尼斯大使，如果他的事业像大家相信的那样进展不顺利，他就干脆彻底放弃”。[28]威尼斯人或许在希冀和期望葡萄牙国王打退堂鼓。更务实的人则表达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甚至近乎恐惧。葡萄牙远航船队返回里斯本的时候，威尼斯大使“克里特人”就在城里。他报告的细节令人不安。“他们带回了大量香料，价格低得我都不敢说……如果葡萄牙继续这样的远航……葡萄牙国王就可以自称金钱之王，因为所有人都会跑到葡萄牙去购买香料。”[29]曼努埃尔一世请“克里特人”一起来庆祝香料船队的返回，“于是我强作笑颜，遵从礼节”。[30]威尼斯人肯定宁愿吃锯末，也不肯庆祝葡萄牙人的成功。
在威尼斯，日记作者吉罗拉莫·普留利预言道，假如葡萄牙人能从供货源头直接购买香料、绕过伊斯兰国家的中间商，威尼斯的末日就到了。他写道：“这些新事实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烦躁不安，没能够控制住自己。”[31]曼努埃尔一世志得意满地幸灾乐祸。他向“克里特人”提议道：“我应当写信给阁下，告诉您，从此刻起，你们应当派遣船只从葡萄牙购买香料了。”[32]威尼斯与葡萄牙之间的秘密商战就这样打响了。在这场战争中，信息是重中之重。“完全没有办法搞到那次远航的航海图，”威尼斯间谍报告称，“葡萄牙国王宣布，谁要是泄露航海图，格杀勿论。”[33]
不过，卡布拉尔远航船队遭受的严重损失也打击了曼努埃尔一世的公信力。他现在知道了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真实局势——那里的基督徒极少，整个贸易被穆斯林商人把控——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他告诉“克里特人”，“他会禁止马穆鲁克苏丹从印度获取香料”。[34]他要继续推进。
葡萄牙人在卡利卡特蒙受了损失，必须做出回应。在卡布拉尔返回之后，葡萄牙的印度战略发生了变化。事实表明，扎莫林是个异教徒，他唾弃葡萄牙人奉上的贵重礼物，摧毁了卡布拉尔的贸易站，杀害了卡布拉尔的部下。在葡萄牙人看来，扎莫林显然被麦加的穆斯林牢牢掌控。从此，葡萄牙人需要动用武力，去争夺东印度的贸易。同时，富有战斗精神的基督教世界必须复仇。八十年后一部由穆斯林写下的关于葡萄牙人进犯印度洋的著作哀叹地指出，卡布拉尔的远航标志着和平转向战争。从这时起，“十字架的信仰者”[35]开始“侵犯穆斯林的产业，压制他们的商贸”。[36]卡布拉尔拒绝第二次前往印度，于是曼努埃尔一世再次起用瓦斯科·达伽马。
[1] 贝伦就是葡萄牙语的“伯利恒”。它是里斯本的一个教区。
[2]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70.
[3]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1 vols. Lisbon，1860，p.155.
[4]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67.
[5]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7.
[6]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59.
[7]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59.
[8]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22.
[9]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60.
[10]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59.
[11]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39.
[12]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60.
[13]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61.
[14]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61.
[15]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65.
[16]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80.
[17]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84.
[18]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69.
[19]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261.
[20]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80.
[21]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81.
[22]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70.
[23]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84.
[24]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85.
[25]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87.
[26]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89.
[27]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91.
[28] Subrahmanyam，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1997，p.184.
[29]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23.
[30]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32.
[31] Priuli，G. Diarii. Edited by A. Segre. In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vol. 24，part 3. Città di Castello，1921-34，p.157.
[32]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22.
[33]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23.
[34]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trans. W.B.Greenlee，London 1938，p.122.
[35] Zayn al-Dīn ‘Abd al-’Azīz. Tohfut-ul-Mujahideen. Translated by M.J. Rowlandson. London，1883，p.7.
[36] Zayn al-Dīn ‘Abd al-’Azīz. Tohfut-ul-Mujahideen. Translated by M.J. Rowlandson. London，1883，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