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3～1486年南纬13°25′7″，东经12°32′0″
1483年8月，在今天的安哥拉海岸的一处海岬，一群饱经风霜的水手将一根石柱竖立起来。石柱高5.5英尺，顶端有一个铁制十字架，用熔化的铅固定在石柱的一个槽内。圆柱形石柱的顶端被做成立方体，其表面雕刻着一个盾形纹章和一句葡萄牙语铭文：
自创世起第6681年，自我主耶稣基督降生以来第1482年，最高贵、卓越和强大的君主，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派遣他的宫廷绅士迪奥戈·康，发现了这片土地，并竖立这些石柱。[1]
这根石柱标志着迪奥戈·康沿着西非海岸南下之旅的终点。它于1486年1月被竖立在纳米比亚的十字架角，后来在1893年被运往柏林
这座纪念碑，相对于庞大的非洲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痕迹，但标志着欧洲探险家在地中海沿海之外向南前进最远的极限。它既是宣示占有的不谦逊的举措，也是向南传递的接力棒，象征着葡萄牙人一个海岬又一个海岬，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寻找通往印度的海路。它宣示了自己关涉时间、归属和宗教使命的神话。康奉御旨南下的途中，竖立了一连串这样的石碑。它们可能是于一年前在里斯本附近林木青翠的辛特拉山区雕刻的，所以时间有点错误。它们被一艘在海浪中颠簸的卡拉维尔帆船[2]运载了4000海里。它们自有深切的用意，如同即将参加登月探险的飞船带着美国国旗一样。康从这根石柱的所在地向南眺望，海岸似乎在向东弯曲。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非洲的末端。通往印度的道路已经在视野之内了。
如同“阿波罗”号登月探险，这个时刻背后是数十载的努力。在休达战役之后，恩里克王子（他永垂青史，享有“航海家恩里克”的美名）开始出资赞助沿着非洲海岸南下的探险活动，以寻找奴隶、黄金和香料。一年又一年，一个又一个海岬，葡萄牙航海船沿着西非向西南方倾斜的突出部，艰难跋涉，小心翼翼地用铅垂线测量水深，始终对浅滩和礁石（大海越过它们，掀起惊涛骇浪）保持警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渐渐摸清了非洲大陆的形态：毛里塔尼亚的荒芜沙漠，他们所称的几内亚（意思是“黑人的土地”）地区植被繁茂葱茏的热带海岸，以及非洲赤道地区（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奔流大河。在恩里克的领导下，葡萄牙人一边进行探索、袭掠和贸易，一边也调查研究当地民族学情况并绘制地图。他们所发现的每一个海角和海湾都被标记在海图上，用基督教圣徒的名字或当地明显的特征或事件来命名。
这些探险的规模都不大。只有两三艘船，由恩里克宫廷的一名绅士指挥，不过航海和船上的管理工作则由一名经验丰富、通常默默无闻的领航员负责。每艘船都载有一些士兵，他们会在接近未知海岸的时候端着弩弓严阵以待。这些船只，即卡拉维尔帆船，是葡萄牙人对之前旧船型（可能源自阿拉伯世界）的改良。它们配有三角帆，因此可以抢风航行，这在退离几内亚海岸时非常有帮助；而且它们吃水浅，非常适合探索海湾上游。它们尺寸虽小（长不到80英尺，宽20英尺），但非常适合进行探险活动。不过，它们的船舱空间很小，能携带的给养不多，所以长途航海是极大的考验。
恩里克的动机是很复杂的。葡萄牙是个贫穷小国，被排挤在欧洲事务之外，被强大的邻国卡斯蒂利亚包围和压制。在休达，葡萄牙人瞥见了另一个世界。恩里克及其后继者希望获得非洲的黄金资源，掳掠奴隶和香料。马略卡岛的犹太地图师绘制的中世纪地图对他产生了影响。在这些地图上，闪闪发光的河流通往传说中曼萨·穆萨（“万王之王”）的王国，他在14世纪初统治着马里王国，控制着传奇的塞内加尔河的金矿。地图显示，有些河流纵横穿越整个大陆，并且与尼罗河相连。这让人胸中不禁燃起希望，或许可以通过非洲大陆的内部水道穿过非洲内陆。
葡萄牙王室向教皇建议开展这样的航行计划，将其描绘为十字军圣战，与伊斯兰世界的继续斗争。早在邻国卡斯蒂利亚之前许久，葡萄牙人就已成功地将阿拉伯人从自己的领土驱逐出去，并建立了一种早熟的民族认同。但是，他们对圣战的胃口还很大。阿维斯王族以天主教君主的身份，作为基督的战士，在欧洲舞台寻求合法性以及与列强平起平坐。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欧洲人觉得自己越来越受到咄咄逼人的伊斯兰世界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阿维斯王族从教皇那里获得了精神上和财政上的妥协，并且得到授权，以基督的名义占有他们探索的陌生土地。罗马发布的十字军圣战的命令是“入侵、搜索、捕获、战胜和征服所有撒拉森人[3]和形形色色的异教徒，以及基督的其他敌人……并将其永久奴役”。[4]
他们也受到了建功立业的欲望的驱动。恩里克及其兄弟有一半英格兰血统，他们的母亲是兰开斯特的菲利帕，即爱德华三世的孙女。他们的表兄是亨利五世，阿金库尔战役[5]的胜利者。骑士精神的气氛受到他们的盎格鲁-诺曼祖先和中世纪传奇故事的渲染，在葡萄牙宫廷影响极大，给躁动不安的葡萄牙贵族注入了一种干劲十足、富有活力的骄傲而鲁莽的勇气和对荣耀的渴望，再加上十字军圣战的热情。这群贵族，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为“显贵”（fidalgo），字面意思是“大人物的儿子”，遵照一种荣誉法则来生活、战斗和死亡，而且这种法则将伴随葡萄牙人走遍世界。
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绘制于马略卡岛）细部，图中曼萨·穆萨拿着金块，北方是神话中的黄金河、北非海岸与西班牙南部
在非洲计划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积极进取的基督教梦想：绕过伊斯兰世界，因为它阻挡了从欧洲通往耶路撒冷和东方财富的道路。有些地图上描绘了一位威风凛凛、富有帝王威仪的人物，身穿红袍，头戴主教冠，宝座是亮闪闪的黄金。那就是传说中的基督教祭司王约翰。他的神话可以上溯到中世纪早期。欧洲人相信，有一位非常强大的基督教君主，他居住在伊斯兰世界构成的障碍之外远方的某地。西方基督教世界或许可以与他联手，消灭异教徒。这个神话源自旅行者的故事、文学虚构（12世纪有人捏造了一封所谓的来自这位伟大国王的书信）和模糊的知识（即认为欧洲之外存在基督徒）。中亚有聂斯脱利派[6]，东印度有圣多马的追随者[7]，埃塞俄比亚高原有一个古老的基督教王国。传说祭司王约翰统率着庞大的军队，富得流油。据14世纪时的一份史料记载，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强大，也更富裕，拥有不计其数的金银和宝石”。[8]他的宫殿的屋顶和内壁都由金砖砌成，他麾下军队的兵器也是金的。到15世纪时，祭司王约翰的形象被认为就是埃塞俄比亚某些真实的基督教国王。有地图表明，通过穿越非洲中心的河流，就可以抵达他的王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海市蜃楼将会对葡萄牙人的想象力和战略构成极大的吸引力。
地图；旅行者的故事；关于深入非洲心脏的大河的混乱图像；关于黄金的不可思议的传闻；关于强大的基督教统治者的传说，欧洲人或许可以与他们结盟，共同反对伊斯兰世界：这些旋涡般的半真半假的故事、异想天开和错误的地理知识，渗入了葡萄牙人的世界观。就是这些东西，引诱他们沿着非洲海岸不断南下，寻找黄金河或能够带他们到祭司王约翰那里的河流。在满怀探索精神的葡萄牙水手眼中，每一个海湾、每一条河流似乎都充满了希望。但沿海岸南下的推进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惊涛骇浪让登陆充满危险，与当地人的关系也总是高度紧张的。他们在河流入海口遇到过硕大无朋的潟湖、蜿蜒曲折的红树林沼泽地，当然也有浓雾、无风天气以及猛烈的赤道暴雨。热病让水手们损失惨重。在几内亚湾，当地反复无常的风向和从东向西的强劲海流严重阻碍了葡萄牙人的前进步伐，但在很长时间里，向东延伸的海岸线激励着他们继续前进。渐渐地，他们产生了一种信念，即他们正在一点一点接近非洲最南端，通往印度财富的道路或许是海路而非内河。但非洲大陆的面积相当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五十倍，它的形状和规模让他们困扰和迷惑了差不多八十年。
绕过伊斯兰世界对欧洲的遏制的想法，既是经济方面的，也是意识形态上的。为了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民族直接开展商贸，寻找黄金或许还有香料的来源——受到马里国王控制着大量黄金的印象的驱策——是一种莫大的诱惑。与祭司王约翰及其神秘的军队连成一片，从伊斯兰世界背后发起攻击，同样也很有吸引力。恩里克去世后，葡萄牙人的努力松懈了一段时间，直到15世纪70年代恩里克的侄孙若昂王子再度推动航海探险事业。1481年，若昂登基为王[9]之后，非洲计划得到了新的推动力。
若昂二世黑须、长脸，身材挺拔健壮，表情有些忧郁，加之“风度非常严肃和不怒而威，所有人都一下子看到他的人君之风”，[10]他“惯于号令天下，任何人都不能对他发号施令”。[11]他或许是现代早期最有意思的欧洲君主。对葡萄牙人来说，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称号是“完美君王”。他的竞争对手伊莎贝拉（卡斯蒂利亚女王，后来成为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的女王）给了他最终极的嘉许。她简单地将他称为“那个男子汉”[12]。若昂二世专注于“建立伟大功勋的深切欲望”，[13]他着手去做的第一件伟大功业就是探索非洲。在登基后，他启动了长达五年的由国家出资的大规模探索活动，并希望达成两个目标：找到通往东印度的道路，以及找到传说中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他把这些任务托付给了在西非海岸竖立许多石柱的迪奥戈·康。
若昂二世，“完美君王”
然而，到15世纪80年代时，里斯本的码头区在流传其他的理论，称前往东印度或许还有另一条路。里斯本城是探索的前沿，是测试关于世界的各种观念的实验室。在欧洲各地，天文学家、科学家、地图师和商人都指望从葡萄牙获得关于非洲形状的最新信息。犹太数学家、热那亚商人和德意志地图师被吸引到葡萄牙熙熙攘攘的街巷，从塔霍河的入海口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洋，葡萄牙卡拉维尔帆船就从那里返回，运回黑奴、色彩鲜艳的鹦鹉、胡椒和手绘地图。若昂二世对航海的兴趣引发了一个科学委员会的问世，该委员会将利用所有这些知识资源。有一位知识分子是若泽·维齐尔尼奥，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犹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亚伯拉罕·萨库托的弟子；还有德意志人马丁·倍海姆，此人后来发明了地球仪的原型。为了科学探索，这两人都乘坐葡萄牙船只，以便观测太阳。
1483年夏季，康在一点一点地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摸索的同时，热那亚冒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西班牙人称他为克里斯托瓦尔·科隆）来到里斯本宫廷，提出了抵达东印度的一种新方案。若昂二世已经知道他的方案了。十年前，他收到了著名的佛罗伦萨数学家和宇宙学家保罗·托斯卡内利的一封信和一张地图。托斯卡内利提出，“从此地前往印度，即香料国度，有一条海路；这条海路的距离比通过几内亚要短”。[14]他的推断是，因为地球是圆球形的，所以无论往东还是往西航行，都有可能抵达东印度，而向西航行的距离更短。除了此时尚无人知晓的美洲的“无形”障碍之外，托斯卡内利还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对地球的圆周长估算过低。然而，在该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国家争夺世界的竞赛越演越烈，所以这封信和这张地图注定要成为重要的因素。哥伦布知道托斯卡内利的信的内容，或者拥有这封信的一个副本。现在他大胆地求见若昂二世，要求国王给他足够的资源，尝试一下。国王十分开明。他将极度自信的哥伦布的提议转交给他的学者与数学家委员会斟酌，并等待康归来。
康于次年，即1484年4月初返回了里斯本，带回了关于非洲海岸向东延伸的报告。若昂二世仔细地询问了他的探险家，对结果非常满意，赏赐给他一大笔年金，并封他为贵族，允许他使用国王的纹章。康选择的纹章图案是两根石柱，顶端有十字架。对若昂二世来说，东印度已经近在咫尺，显然只要再来一次远航就足够了。
康的报告意味着，哥伦布的希望破碎了。他的谈吐风格和数学计算都被认为是错误的。若昂二世的委员会判断，哥伦布在托斯卡内利的基础上错上加错，严重低估了地球的尺寸：按照他对去往东印度距离的估算，他把地球的尺寸缩小了25%。而他那种自信满怀、不容置疑的傲慢模样也让人难以忍受，再加上他大言不惭地要求赏赐，更是让人不悦。“因为国王看到哥伦布夸夸其谈，并且非常傲慢地吹嘘自己的本领，并且对日本岛（的位置）完全是异想天开，所以对他没有多少信任，”[15]葡萄牙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记载道，“于是他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国王，前往西班牙，在那里兜售他的计划。”哥伦布开始游说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利用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的竞争关系，来鼓吹自己的宏图大略。
与此同时，若昂二世对成功自信满怀。1485年5月或6月，康在马丁·倍海姆的陪伴下，携带着更多石柱再度出航，打算将石柱竖立在非洲的最南端。几个月后，葡萄牙国王向全世界宣布，他的水手已经接近了最终的突破。11月，他的演说家瓦斯科·费尔南德斯·德·卢塞纳起草了国王给新教皇英诺森八世的书信，其中充满了民族主义宣传和圣战的浮夸言辞。他谈到了祭司王约翰以及
阿拉伯海周边那些居住在亚洲的王国和民族，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但它们极有可能虔诚地信奉我们救世主的神圣宗教。如果最渊博的地理学家的阐述是正确的，那么葡萄牙航海家距离这些王国和民族已经只有几天的航程了。我们的人探索了非洲海岸的大部分，在去年接近了普拉苏斯海岬（非洲的最南端），阿拉伯海就从那里开始。从里斯本出发，4500英里的范围内，我们探索了所有河流、海岸和港口，最为一丝不苟地观察了海洋、陆地和星辰。在探索该地区之后，我们将发现数额巨大的财富和无上的荣光，它们属于所有基督徒，尤其属于您，我们的圣父。[16]
卢塞纳随后引用了《诗篇》第72章：“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17]这里的大河指的是约旦河，而在若昂二世越来越膨胀的全球视野中，它完全也可以代表塔霍河。
然而，就在卢塞纳慷慨陈词的同时，国王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数千英里之外，康发现，海岸线向东延伸只是个幻觉，那只不过是一个大海湾，海岸线很快又继续向南延伸，似乎无穷无尽。这年秋季，他在南方160英里处的一个海岬竖立了又一根石柱；海岸的景致逐渐从热带森林变成低矮荒芜的沙丘、稀疏的植被和半荒漠。1486年1月，康的耐力到了极限，此时他抵达了现代纳米比亚的一个地方，他称之为“十字架角”。他在那里竖立了他的最后一根石柱，周围是一大群海豹在黑色礁石上晒太阳。非洲似乎会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康在这个时刻从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要么在归途中丧命，要么返回了里斯本，但若昂二世因为自己公开鼓吹的胜利化为泡影而恼羞成怒，对康大肆羞辱，让他从此默默无闻。
不管康的最终命运如何，他为地图增添了新的1450英里海岸线。葡萄牙人似乎不知疲倦，吃苦耐劳，而且愿意驱使自己奔向已知世界的边缘，乘坐他们那灵敏的卡拉维尔帆船翻越惊涛骇浪，或者探索西非的奔流大川，以寻找那捉摸不定的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以及通向尼罗河的内陆航道。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他们死于船只倾覆、疟疾、毒箭和孤寂，留下了少量痕迹，否则历史会将他们彻底遗忘。
叶拉拉瀑布岩壁上的主要铭文
康奋斗过程的最震撼人心的纪念物，位于刚果河上游的叶拉拉瀑布。乘帆船或划桨船抵达此处的人，必然要从海口逆流而上100英里，途经红树林沼泽和植被茂密的河岸。随着他们的前进，水流也越来越强劲，直到他们抵达一处怪石嶙峋的峡谷，看见声若雷霆的瀑布，巨大的激流就这样从非洲的心脏喷涌而出。他们的船只再也不能前进，于是他们丢下船，攀爬岩石，前进了10英里，希望找到可供通航的上游水道，但接连不断的湍流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在那高高耸立于震耳欲聋的激流之上的岩壁的表面，他们留下了一幅雕刻，这是另一种类型的纪念碑。他们刻下了若昂二世国王的纹章、十字架和几句话：“伟大的君主，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国王的船只抵达此地，水手有迪奥戈·康、佩德罗·阿内斯、佩德罗·达·科斯塔、阿尔瓦罗·皮里斯、佩罗·埃斯科拉·A……”右下角是另一个人刻下的其他姓名：“若昂·德·圣地亚哥、迪奥戈·皮涅罗、贡萨洛·阿尔瓦雷斯，病号有若昂·阿尔瓦雷斯……”[18]另一个地方则只刻下了一个教名：“安塔姆”（“安东尼”之意）。
所有这些铭文都断裂了，刻下这些文字的具体情况也模糊不清，仿佛极地探险家日记的最后一段。铭文显示了船长们的名字——迪奥戈·康和其他刻在十字架旁边的人名——但这些指挥官可能并不曾真正到场。康可能是派人进行了一次探索，以检查刚果河的适航性；第二批名字可能就是真正执行任务的人。两批铭文都不完整，仿佛在同时被打断了。显然有人患病或死亡，可能是因疟疾而死。他们是因为太虚弱而无力继续铭刻了吗？他们是在岩石上雕刻的时候遭到了突然袭击吗？不寻常的是，铭文没有留下日期，也没有当时的史料记载此次探险。直到探险家于1911年发现这些铭文，世人才知晓此事。
葡萄牙人的观念——存在横跨非洲的水道或陆路——受到古代地理学家推测的鼓舞，以及中世纪地图师带有黄金的书页的诱惑，所以生生不息，延续许久。这些信念——西非的大河与尼罗河相连；祭司王约翰的王国就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而他们错误估计了非洲大陆的整个宽度——使得葡萄牙人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坚持不懈而满腹困惑地努力。若昂二世派遣了多个代表团，走陆路去搜寻信息和黄金，建立葡萄牙的威望。葡萄牙人还开展了多次类似刚果河探索的行动。卡拉维尔帆船在塞内加尔河逆流而上500英里，但止步于费卢的激流。一次类似的内河探险在冈比亚的巴拉昆达瀑布受阻，若昂二世派遣工程师去摧毁河床的岩石，但任务太过艰巨，他们未能成功。与此同时，王室的仆人和侍从徒步进入内陆。小群探险家穿越了毛里塔尼亚沙漠，抵达瓦丹[19]和廷巴克图[20]；他们来到齐洛夫人和图库洛尔人的国度；他们来到尼日尔河上游他们称为曼迪·曼萨的曼丁哥人国王那里。有些探险家带回了关于王国和贸易路线的报告，有些人则彻底消失了。
但若昂二世既不畏惧冈比亚和刚果的顽固激流，也不怕依然持续延伸的非洲海岸，更不担心找不到半神话的基督教国王的国度。他那印度计划的规模、一贯性和坚忍不拔，一直令人惊叹。1486年，当他的地理学家委员会在里斯本更加专注地审视歪曲事实的世界地图时，哥伦布则正在游说西班牙君主支持他的西进路线，若昂二世国王只是加强了他的努力。同年，“发现”（descobrimento）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葡萄牙文书写材料中。
[1] http：//www.socgeografialisboa.pt/en/coleccoes/areas-geograficas/portugal/2009/08/05/padrao-de-santo-agostinho.
[2] 卡拉维尔帆船是15世纪时盛行的一种三桅帆船，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普遍用它来进行海上探险。
[3] 这是基督教世界对阿拉伯人的称呼。
[4] The Bull Romanus Pontifex（Nicholas V），8 January 1455，in http：//www.nativeweb.org/pages/legal/indig-romanus-pontifex.html.
[5] 阿金库尔战役发生于1415年10月25日，是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在英王亨利五世的率领下，以步兵弓箭手为主力的英军在法国的阿金库尔击溃了由大批贵族骑士组成的法军，为随后在1419年收复整个诺曼底奠定了基础。这场战役成了英国长弓手最辉煌的胜利，在战争史上影响深远。此役还成为后世大量文艺影视作品的主题，包括莎士比亚的名剧《亨利五世》。
[6] 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早期的一个异端派别，得名自其倡导者聂斯脱利（386～450年，曾任君士坦丁堡牧首），认为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开（后来的正统基督教认为耶稣只有一个性，神性与人性是融合的）。聂斯脱利派在罗马帝国遭到镇压，后传入波斯和东方。聂斯脱利派是唐代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一个基督教派别，汉译名称为景教。
[7] 圣多马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据说在罗马帝国范围之外传福音，于公元52年抵达印度，在那里建立了教会组织。
[8] Russell，Peter.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A Life. New Haven，2000，p.122.
[9] 史称若昂二世。
[10] Fonseca，Luì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2005，p.179.
[11] Fonseca，Luì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2005，p.181.
[12] 原文是El Hombre，字面意思是“那个男人”。也有的说法称，伊莎贝拉女王憎恶若昂二世残暴，所以鄙夷地称他为“那个男人”，而不说他的名字。
[13] Fonseca，Luì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2005，p.181.
[14] letter from Toscanelli to Fernam Martins，canon of Lisbon，25 June 1474，in http：//cartographic-images.net/Cartographic_Images/252_Toscanellis_World_Map.html.
[15] Garcia，José Manuel. D.João Ⅱ vs. Colombo. Vila do Conde，2012，p.67.
[16] Garcia，José Manuel. D.João Ⅱ vs. Colombo. Vila do Conde，2012，p.69.
[17] Psalm 72：8.
[18] Winius，George D.，ed. Portugal，the Pathfinder：Journeys from the Medieval Toward the Modern World，1300-c. 1600. Madison，1995，p.97.
[19] 瓦丹位于今天毛里塔尼亚中部，如今是世界文化遗产地。
[20] 廷巴克图位于今天的马里共和国（西非），12世纪兴起，一度是重要的贸易城市，非常繁华，在其黄金时代有许多伊斯兰学者居住于此，因此成为非洲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