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佛罗伦萨注定要被暴君统治，那绝对找不到比他更优秀、更令人愉快的人选了”
1480年3月洛伦佐回到佛罗伦萨时，受到了比他祖父1434年从流放地返回时更热烈的欢迎。战争期间，推翻他的努力反复上演。里亚里奥家族不断筹划他的毁灭，吉罗拉莫·里亚里奥更是两次试图找人暗杀洛伦佐。现在，尽管支付给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巨额赔偿款引发了一些抱怨，但洛伦佐在佛罗伦萨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而且他还会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的位置更加稳固。
直到此时为止，如米兰大使所说，洛伦佐已经“下定决心以祖父为榜样，用尽一切宪法允许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事实上，他还决心不做任何会刺激佛罗伦萨人敏感神经的事。不过他在那不勒斯逗留了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让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面临危机，这让洛伦佐意识到只有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更稳固的基础，才能让它提升至新的层次。洛伦佐从那不勒斯回来后不到一个月，应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局便成了组建一个新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的绝好理由。最高司法委员会立即批准成立一个七十人委员会，当选委员任期5年。新委员会接管了选举官选举执政团官员的权利，执政团将来则不再享有提起重要法案的权利。委员会还可以从内部成员中选举成立两个政府机构，一个是负责外交政策的八人外交军事事务团（Otto di Pratica），另一个是负责内政和金融的十二行政长官团（Dodici Procuratori）。执政团和百人团的权力都被极大限制了，七十人委员会成为实质上的佛罗伦萨政府。
此时的洛伦佐并不能完全控制这个政府。波利齐亚诺称他是佛罗伦萨的领袖（caput）；其他人则用曾经授予其祖父的“国父”称号来敬称他。不过七十人委员会出于嫉妒往往会死守自己的政治独立，并不总是愿意顺着洛伦佐的心意。他不得不向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外国使节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决定国家的某项政策，因为他“只是一个市民，而不是佛罗伦萨的执政团官员”。他承认自己享有比自己身份多得多的权力，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耐心地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让别人以为他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是对他有好处的，这样既可以避免向朋友兑现昂贵的人情——就像他的祖父被教皇加里斯都三世（Calixtus Ⅲ）要求资助十字军东征一样，又可以反驳反对者阿拉曼诺·迪·菲利波·里努奇尼（Alamanno di Filippo Rinuccini）称他为独裁者的指责。事实上，洛伦佐的影响力是广泛、有说服力的，且通常是决定性的。当洛伦佐告诉某个委员或官员他想要如何处理某件事的时候，他的意见都会被遵照执行；当他提议某人应当被选入某个部门的时候，这个人通常也会按他的意思当选。他可能永远不会接受“共和国领袖”之类的正式头衔，但是在他去世后，一份官方文件中称他为“第一市民”（vir primarius nostrae civitatis），这一点是无人能否认的。他的敌人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给他贴上暴君的标签，但是如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承认的那样，“如果佛罗伦萨注定要被暴君统治，那绝对找不到比洛伦佐更优秀、更令人愉快的人选了”。这个观点在佛罗伦萨城里绝对不乏支持者，特别是那些相对贫困的人们。对他们而言，洛伦佐是不是专制者并不重要。在他的统治下，他们能吃饱饭，能有激动人心的公共节日，而且能享受到——或者说大部分人能享受到——公平正义。兰杜奇就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可怜人受到的不公待遇：
在1480年10月15日这一天，一名隐士（被指控曾试图刺杀洛伦佐）死在了圣玛丽亚诺瓦医院里，他已经被各种酷刑折磨得不成人形。他们说行刑者削掉他的脚底后将他的脚拿到火上烤，直到上面的脂肪都化去了，然后又让他站起来到结晶的粗盐上走，他就是这样被折磨致死的。然而，最终也没有关于他是否有罪的定论，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
虽然洛伦佐在佛罗伦萨的地位稳固了，但美第奇银行的财富却迅速缩水。洛伦佐并不像祖父那样善于经营；他给了分行经理们太多的权限，而且过分依赖于那位趋炎附势、阿谀逢迎的总经理弗朗切斯科·萨塞蒂（Francesco Sassetti）的不明智建议。当被人提醒要提防萨塞蒂的许多政策时，洛伦佐往往会承认自己“并不是很明白这些事情”，然后就把别人的建议抛到脑后了。因为管理失误和在玫瑰战争期间过度贷款给爱德华四世（King Edward Ⅳ），美第奇伦敦分行被迫关门，布吕赫分行随后也崩溃了；然后是米兰分行，当年由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赠送给科西莫的营业场所也被卖给了“摩尔人”洛多维科。里昂、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分行在经营上也都遇到了困难，一方面是因为管理失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佛罗伦萨银行业的崩坏，在随后的12年中，它将彻底走向没落。
帕奇家族阴谋不仅想要推翻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还要摧毁美第奇银行。而整个美第奇银行体系在这次阴谋发生之前其实就已经濒临破产了。正是因为预料到美第奇银行很快会破产，而洛伦佐也会随之身败名裂，雷纳托·德·帕奇才不愿意参与那次阴谋。阴谋虽以失败告终，但是洛伦佐依然面临财务上的窘境。不过，洛伦佐从来不允许道德上的顾虑阻碍他的政治前途和个人野心，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打起了那些不属于他的基金的主意。他先是挪用了指定他为监护人并委托他代管的两个堂弟的基金，总数超过五万五千弗罗林币。到1485年这两个男孩儿成年向他索要欠款时，洛伦佐却无力偿还，只好把自己在卡法焦洛的别墅和穆杰洛的一些地产过户给他们作为补偿，但是堂弟们仍声称这并不足以完全弥补他们的损失。除此之外，洛伦佐还私自动用国库的钱财。在他去世后，他的继承人被判定要归还超过七万五千弗罗林币的债务，都是洛伦佐“未经任何法律和官方许可就私自支取而给公众造成的损失”。
除了财务上的困扰，洛伦佐回到佛罗伦萨后还要为共和国前线持续的不稳定而费神。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热那亚人夺下了萨尔扎纳的堡垒。此后，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也把自己在罗马涅的势力范围扩张至托斯卡纳地区边境；而卡拉布里亚公爵则利用锡耶纳发生暴乱之机建立了对该地区的统治权。最糟糕的是，因为洛伦佐和那不勒斯达成了和平条约，教皇的其他同盟者也就放弃了对教皇的继续支持，这又大大加深了教皇对他的厌恶感。教皇虽然无力自行组织对洛伦佐的宣战，但是他仍然拒绝撤销之前的禁令和驱逐令。
不过随后的局势又朝着对洛伦佐有利的方向发展了，时机之巧使得人们甚至怀疑是不是他本人安排了土耳其人发起攻击的时间：1480年8月，7000人的土耳其军队在奥特朗托海峡（Otranto）登陆，在意大利的靴子形版图的“鞋跟”处建立起了稳固的桥头堡，并威胁要穿过那不勒斯，直逼罗马。长久以来的担心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卡拉布里亚公爵不得不从锡耶纳火速赶回南方，国王费兰特也被迫将那不勒斯军队占领下的一些托斯卡纳地区市镇还给了佛罗伦萨。他们还说服教皇，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面临危机的时刻，意大利内部各国更不应该发生内讧。各方最终商定，佛罗伦萨派遣一个由佛罗伦萨主要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到罗马，为自己城市的错误行为做出模糊的道歉，而教皇方面也答应赐予原谅和宽恕。于是代表团在12月3日这一天来到圣彼得大教堂。为了接见他们，中殿里特意摆放了带华盖的御座。教皇坐在御座上，代表团跪在教皇面前。路易吉·圭恰迪尼（Luigi Guicciardini）作为代表团团长，含含糊糊地说了一段道歉之词，声音甚至盖不过旁观者的议论。同样，教皇也嘟囔了几句听不清楚的斥责之词，并用忏悔杖轻敲了他们的肩膀，表示禁令被正式解除，随后教皇还给他们赐了福。代表团使节们也向教皇承诺提供15艘配有装备的舰船来协助抵抗土耳其军队，然后就回到了佛罗伦萨，并向洛伦佐汇报一切都顺利完成了。几个月后，土耳其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Mahomet the Conqueror）在盖布泽（Gebze）突然去世。他在奥特朗托海峡的军队也被召回土耳其，意大利的和平似乎重新得到了保证。
在洛伦佐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尽一切可能维护着意大利的和平，不仅要全力防止教皇为贪婪的家人谋利而使意大利陷入小规模的冲突，还要打造一个统一、强大的意大利，既能抵挡土耳其人的进攻，又能挫败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对它的各种图谋。这样的政策本来就需要巨大的耐心和最老到的外交手腕，而吉罗拉莫·里亚里奥把他在罗马涅的领地范围扩大到托斯卡纳地区的野心更是让洛伦佐的工作难上加难。这一地区曾两次爆发战争，都是依靠洛伦佐的亲自调停才重归和平。在第二次战争之后，也就是1484年8月，教皇的使节回到罗马向他汇报，说和平条约拒绝了他的外甥对切尔维亚（Cervia）和拉韦纳（Ravenna）各镇的领地要求。这次战争本就因为争夺对这些地方的权力而起，结果竟一无所获。因痛风的折磨而异常暴躁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在听到这一消息时，先是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又狂怒地大叫自己永远不会承认这种耻辱的条约。然而在第二天，教皇就一病不起，几个小时之内就断气了。
西克斯图斯的继任者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是一个随和亲切的人。他骄傲地承认自己有孩子，会为他们谋利，却不像西克斯图斯四世那样把这作为自己政策的核心。洛伦佐的一个代理用“兔子”这个词来指代教皇。不可否认，他那略微斜视的忧郁眼神和谦逊的举止确实有几分像兔子。洛伦佐对他的选举过程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并且有理由相信自己在适当的时候一定可以对新教皇施加一些有利的影响。此时，英诺森的首席顾问还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粗野、好战的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他在罗马教廷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皇英诺森的当选。不过因为大力怂恿教皇国加入与那不勒斯的昂贵却徒劳的战争，枢机主教渐渐失宠了。后来一个叫博科利诺·古佐尼（Boccolino Guzzoni）的海盗自封为奥西莫（Osimo）——安科纳南部教廷国里的一个小镇——的领主。枢机主教作为罗马教皇的使节前往那里，意欲将古佐尼驱逐出去，可是他没能完成任务。洛伦佐不失时机地利用了枢机主教的失败，只花了相当于这次失败征讨费用一小部分的钱就收买了古佐尼。
洛伦佐抓住一切机会让教皇对他日益敬重，并获得了教皇的友情，甚至是钟爱。洛伦佐还费尽心思地打探教皇的品位并投其所好。他会定期向教皇赠送蒿雀，还有一桶桶教皇最喜欢的葡萄酒和上好的佛罗伦萨布料。洛伦佐还会给教皇写一些礼貌又讨喜的书信，有的信上说如果教皇身体抱恙，他也会担心忧虑；还有的信上，他会鼓励说“教皇就应当是敢作敢为”，然后看似无意地加入自己对于恰当的教廷政策的看法。洛伦佐的关心让英诺森非常高兴，对于他的观点教皇也深信不疑，并且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英诺森受洛伦佐的影响之深，用最为不满的费拉拉大使的话形容就是“教皇连睡觉都逃不过伟大的洛伦佐的眼睛”。而在那不勒斯的佛罗伦萨大使也确信如此，并向洛伦佐保证“整个意大利都知道，你对教皇的影响力之大，实际上是佛罗伦萨大使在‘以某种方式’（quodammodo）掌控罗马的政策”。
到了1488年，这种影响力又进一步扩大了。洛伦佐的女儿马达莱娜嫁给了弗兰切斯凯托·奇博（Franceschetto Cibo），他是教皇加入教会之前生的儿子之一。新郎当时已经年近四十，身材魁梧、了无情趣、嗜酒如命，据说一辈子没表达过一个有意义的观点；马达莱娜当时是个天资平平、五官鲜明、肩膀圆润的16岁少女，她对这门亲事自然没多少期待，更不用说视女儿为掌上明珠的母亲了。洛伦佐曾形容马达莱娜是他母亲“头上的眼睛”（occhio del capo）。不过，马达莱娜是个顺从的孩子，她的母亲也是个顺从的妻子，于是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再说，除了无趣、酗酒和好赌成性外，弗兰切斯凯托据说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而洛伦佐更是慷慨大方。虽然他当时正处于又一次财务危机中，不得不向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承认一时很难凑够四千达科特的嫁妆，因为还有很多其他“亏空要补”。不过最终他还是想办法凑够了这笔钱，并且将佛罗伦萨的帕奇宫和蒙图盖的帕奇别墅，还有阿雷佐附近斯帕达勒托（Spedaletto）的一片不错的地产都送给了弗兰切斯凯托。
教皇对此非常满意。洛伦佐对他的控制也更加稳固和严密了。整个欧洲都接受了未来教廷的政策将由佛罗伦萨直接决定这个事实。如科西莫时代一样，美第奇又一次成为意大利实质上的决策人。欧洲的统治者们向他寻求建议；穆斯林君主们给他送来厚礼。洛伦佐一次又一次地调停斡旋，阻止教皇出于自己顽固的反阿拉贡家族的偏见而发动对那不勒斯的攻击，通过保证中小国家的独立来维持亚平宁半岛上微妙的均势，保住了意大利的和平。现在看来，洛伦佐的伟大的外交家的名声绝对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他是个轻率鲁莽、目光短浅的人，会为了眼前利益而冒无谓的风险；意大利之所以没有陷入内战，更多是源于运气而非他的英明治理；而外来势力没有在这一时期入侵也完全是因为这样更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不管怎样，洛伦佐在他有生之年作为国务政治家的至高地位鲜有质疑：他就是“意大利指南针上的指针”。他为从热那亚人手中接手彼得拉桑塔城（Pietrasanta）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还夺回了萨尔扎纳的堡垒，彻底弥补了他在帕奇叛乱中受到的耻辱，这些都极大提升了他在佛罗伦萨的声誉。虽然不情愿，但他还是出现在了彼得拉桑塔和萨尔扎纳的战场上，鼓励士兵们英勇奋战，并指引他们通过被攻破城墙的缺口。
根据希皮奥·阿米拉托（Scipio Ammirato）的描述，在他从萨尔扎纳凯旋之后：
佛罗伦萨共和国凭借洛伦佐的威名，摆脱了一切困扰，意大利的邦国间也鲜有冲突。在外无战事、内无忧乱的环境下，佛罗伦萨可以尽情地享受艺术与和平的美好，吸引更多的文人墨客来这里著书立说，人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繁荣城市、发展农业上。简而言之，佛罗伦萨全心投入对艺术和其他所有美好事物的追求，让人们把这个时代视作幸福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