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上帝奉献多少都不能让我变成他的债主”
科西莫掌权的最初几年，让他赚足美名的事莫过于说服他的朋友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于1439年将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大会（General Concil）改在佛罗伦萨召开。
由于教义上的明显分歧，基督教两大派别已经对立了六个世纪，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士兵在他们威尼斯雇主的煽动下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自此两大教派之间的争论日益激烈，不过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连续几代都在蚕食东罗马帝国的领土，此刻几乎已经逼近君士坦丁堡城门之外。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认为这是与东正教和解的最佳时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翰·帕莱奥洛古斯（John Paleologus）已经以基督的名义向他请求帮助，甚至做好了只要西方基督教世界愿意派士兵和水手拯救东罗马帝国免于即将来临的灾难，他们就愿意从此服从罗马天主教领导的准备。于是教皇决定立即在意大利召开大会商讨此事，不能再有半分耽搁。
然而，教皇心中想的可不只是教派统一这一件事。当时在巴塞尔（Bâle）还有另一个会议正在进行。这一会议是由德国君主召集的，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教皇尚不能接受的教会改革措施和教义学说。教皇想要解散这个会议，可是那些固执的参会团体并不愿意就此作罢，反而宣称他们不但会对教廷财务进行激进改革，还打算与东罗马帝国教会达成协议。教皇根本没有耐心听取那些致力于减少他收入的改革计划，至于与东罗马帝国的和解，他更不允许任何其他人插手。于是，为了防止东罗马帝国与巴塞尔会议之间再有什么来往，教皇直接向东罗马帝国皇帝发出邀请，让他到费拉拉来与自己会面。
1437年底，约翰·帕莱奥洛古斯乘船来到威尼斯，随行的是一个7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包括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他的随从主教们，还有神学家、学者、译员和官员等。1438年1月8日，大会在费拉拉召开。当时天寒地冻，城里人满为患，双方在争取优先地位和举行宗教仪式的问题上又存在诸多争议。天主教的主教们还禁止东正教人员在天主教教堂里按照东正教的方式做弥撒；东正教牧首则对这一禁令表达了强烈不满。教皇此时也焦躁不安，有消息说他的敌人正在邻近的博洛尼亚谋划推翻他。博洛尼亚本来是教廷国，后来宣告独立，现在处于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家族的统治之下。更令教皇担心的是他此时囊中羞涩，不得不把自己在阿西西（Assisi）的中世纪高塔古堡抵押出去以借到巨额款项。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迫停止继续为他的大批希腊客人承担开销。
科西莫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在费拉拉发生的这些麻烦事。本来他就因为教皇选择费拉拉而不是佛罗伦萨作为会议举办地而感到不快。如果一个城市能被选为这么重要的会议的举办地，那么它无论在财政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必将受益匪浅。如果两大教派真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基督教重新统一见证地的城市也必将获得无上的荣耀。更何况，能与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加强联系，也会给佛罗伦萨的银行家、贸易者和商人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而与君主周围的希腊学者交流探讨也一定是一段轻松愉悦的经历。当年年底，费拉拉又暴发了疫情，科西莫的愿望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他派弟弟洛伦佐到费拉拉向教皇保证佛罗伦萨绝对是个健康的城市，而且愿意免费提供食宿，同时还许诺在会议期间每月提供1500弗罗林币的贷款供会议代表使用。教皇立刻接受了洛伦佐的提议并着手安排离开费拉拉。
遗憾的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和他庞大的代表团进入佛罗伦萨城的仪式并不如佛罗伦萨官员们期望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冬日的一场狂风暴雨把成千上万翘首以盼的市民逼回了家中，他们本应该聚集到大街上、房顶上观看壮观的行进队伍。窗台下悬挂的各种旗帜标语都被雨水打湿了；庆祝的喇叭声也被狂风淹没了。为了主持这次盛事而特意让自己当选为首席执政官的科西莫也承认，直到客人们全都安全到达住处之后，他才算松了一口气。
教皇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到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牧首被安排到博尔戈·平蒂（Borgo Pinti）的费兰蒂宫（Palazzo Ferranti）；东罗马帝国皇帝和随从则被安排住到已被流放的佩鲁齐家族的宫殿和房屋中。这些住所还向客人提供葡萄酒、蜡烛、蜜饯、杏仁软糖和其他糖果。小型委员会议就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里进行，而全体人员出席的大会则在圣十字教堂举行。
作为观察员旁听了这些会议的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对译员进行希腊语和拉丁语互译时博学的论述和娴熟的技巧印象深刻。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讨论没有带来任何成果，而且与会双方的耐心也都要被磨尽了。争论焦点是三位一体中第三位格的根源和性质。希腊方面的观点遭到了教皇发言人兼首席顾问安布罗焦·特拉韦尓萨里的强烈质疑。古典经文被搬出来考证，希腊方面的辩词混乱不清，其中一个代表团成员突然发现经文中有一段对本方观点不利的论述，就决定把那段文字划掉，可是情急之下紧张过度反而划掉了另外一段。东罗马皇帝为了缓和因己方的欺诈行为而引发的骚乱，提议派人去君士坦丁堡取来更多其他的权威经文。不过他的提议遭到了罗马枢机主教盛气凌人地反驳：“陛下，一个人去打仗的时候应当带好武器，而不是到了战场上再派人回去取。”
对于佛罗伦萨的市民来说，这场会议无疑是一次盛事。留着胡子的君士坦丁堡男人们衣着艳丽、头饰奇特，再加上跟随着他们的摩尔或蒙古仆人，更别说那些一同到来的奇怪动物，无不让佛罗伦萨人感到新奇有趣。这些场景更为佛罗伦萨的画家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素材，从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Gentile da Fabriano）到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许多人都受到了影响。
最终，在特拉韦尓萨里和耐心、智慧的尼西亚（Nicaea）大主教约翰内斯·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单独商议之后，双方终于在圣灵这一敏感问题上妥协，也打开了解决其他问题的通路，诸如教皇对东罗马帝国教会的部分权威。涉及全基督教和解条款的关键文件最终于1439年7月5日庄严签署；次日在教堂举行的庆祝活动上，这个戏剧性的声明被正式公布：“愿上天喜乐、众生欢欣，为这阻隔东西方教会的高墙已经倒塌，平静与和谐重降人间。”
枢机主教切萨里尼（Cesarini）先用拉丁文宣读了声明，接着大主教贝萨里翁又用希腊文宣读，之后意大利枢机主教与希腊大主教拥抱庆贺，其余高阶神职人员及东罗马帝国皇帝也同他们二人一起在教皇面前下跪致敬。后来为庆祝理智的胜利，他们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传达的信息还被刻在了支撑教堂穹顶的石柱上。
然而，人们庆贺的和谐统一并没能维持多久。代表团一回到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就收到了协议因强烈抗议而不得不被废止的消息。东罗马帝国皇帝还发现，他在意大利获得的声援和协助抵抗土耳其人的承诺都不过是一纸空文。14年之后，苏丹的禁卫军就翻过了君士坦丁堡硝烟弥漫的城墙，而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人头则被征服者嘲讽地悬挂在斑岩石柱的顶端。
对佛罗伦萨而言，正如科西莫预见的那样，会议带来了更乐观的结果。它不但让城市贸易因此获利，更给此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文艺复兴（Rinascimento）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如此之多的希腊学者出现在佛罗伦萨，迅速激发了人们对古典文本、古典历史、古典艺术和哲学的兴趣，尤其促进了对柏拉图的研究。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英雄，长期以来一直被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光辉掩盖。贝萨里翁的住处每天晚上都聚集着许多希腊和意大利学者，他本人也被说服留在意大利，并被封为枢机主教和西旁托（Siponto）的大主教。陪同贝萨里翁一起从君士坦丁堡来到意大利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mistos Plethon）是研究柏拉图的权威，他也同意留在佛罗伦萨，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落叶归根回到祖国。
科西莫也对卜列东关于柏拉图的演讲十分感兴趣，从中受益匪浅，他甚至决定要在佛罗伦萨建立柏拉图研究院，并且把自己有限的私人时间都用来研究柏拉图。卜列东的回国和科西莫的事务缠身一度使这一计划被迫推迟，直到几年之后，科西莫领养了他的一个私人医生的儿子——名叫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年轻医学院学生，这些计划才重被提起。菲奇诺对柏拉图的强烈兴趣不但促使科西莫资助他继续深造，后来还安排他在位于宁静乡村的蒙特维奇欧（Montevecchio）别墅里学习希腊语，并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文。[1]菲奇诺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工作，随着其年龄和学识的增长，科西莫还会邀请他到邻近的卡雷吉别墅里，要么两人，要么与其他朋友——包括听从科西莫的劝说，于1456年来到佛罗伦萨的希腊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畅谈哲学问题直至深夜。柏拉图研究院就在这些积淀上慢慢成长起来，并对以后欧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次会议不仅点燃了科西莫心中建立柏拉图研究院的希望之火，还使得他有机会为自己的藏书室增添不少珍贵的作品。他的藏书室已经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宝贵的藏书室之一。在过去多年中，科西莫的代理人一直按照他的指示在欧洲各地乃至近东地区搜集一切能找到的珍稀手稿，特别是在德国的修道院——因为那儿的修道士们似乎对这些作品的价值一无所知。1437年尼科洛·尼科利去世时，把自己的800多册藏书都送给了科西莫，作为对他长久情谊的回报。科西莫把宗教方面的书籍都送给了圣马可修道院，其余的自己留下。科西莫的藏书室对于所有想要阅读的朋友都是开放的，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开放性藏书室，后来在罗马的梵蒂冈藏书室也承袭了这样的模式。在科西莫及其继承人的不断扩充下，藏书室最终收藏了超过一万册（codices）拉丁及希腊作者创作的书籍，还有数以千计的但丁和彼特拉克（Petrarch）时期的珍贵手稿及佛罗伦萨更早时期的作品。[2]
除了为藏书一掷千金外，科西莫和他的父亲一样，在装饰佛罗伦萨的建筑上也慷慨大方得很。乔瓦尼·迪·比奇从来不是什么爱书之人，事实上，从1418年的一次财产盘点来看，他总共只有三本书：一本拉丁语的《圣玛格丽特的一生》，一本教士乔瓦尼的拉丁语布道词和一本意大利语《福音书》。但是乔瓦尼·迪·比奇一直认定，一座城市的荣耀，以及城市中在乎荣耀的富有市民的个人声誉，都需要通过对公共建筑的资助和修缮来实现。
乔瓦尼参与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是为圣乔瓦尼巴蒂斯塔洗礼堂建造新大门。这个洗礼堂被但丁称为“我尊敬的乔瓦尼堂”（il mio bel Giovanni），在当时已有250多年的历史了。[3]洗礼堂的南门装饰是1330年由安德烈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设计的，描绘该教堂所致敬的圣人乔瓦尼的生活景象。1402年瘟疫暴发，人们决定重修教堂北门作为对上帝的献祭，以祈求1348年那场从那不勒斯向北席卷整个欧洲、千万人丧生的可怕灾难不要重降人间。新大门由青铜制成，并请技艺最精湛的工匠操刀，共有七名当时顶尖的艺术家被邀请提交设计方案参加竞选，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可能也是评委之一。
青铜板的设计主题是以撒的献祭。所有作品提交后，三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这三个人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雅各布·德拉·奎尔查（Jacopo della Quercia）来自锡耶纳，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和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都来自佛罗伦萨。经过漫长的讨论后，吉贝尔蒂和布鲁内莱斯基最终胜出。但是当评委告诉两人希望他们合作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脾气火爆的布鲁内莱斯基无法接受，一气之下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学习建筑了。临走之前他把自己的青铜板留给了科西莫，后来科西莫把它摆到了圣洛伦佐教堂的圣器收藏室中，展示在圣坛之后。
最终建造大门的任务落在了吉贝尔蒂一个人身上。他多才多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具备的素质之一。他本来是学习做金匠的，但同时也是一名画家、建筑家和雕塑家。他设计过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窗户以及马丁五世和欧金尼乌斯四世的三重冕。他为乔瓦尼·德·美第奇设计了一个红玛瑙镶金浮雕，描绘的是阿波罗（Apollo）和玛尔叙阿斯（Marsyas）；还为科西莫设计了一个圣物箱，用来存放三位已不为人知的殉道者的遗骨。接受建造洗礼堂大门的工作时，吉贝尔蒂只有23岁，待他完成所有工作时，已经快73岁了。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不断地修改重做，直到浮雕的成品达到他能实现的最完美程度为止。他对“最大限度地还原自然本来样貌”的极致追求让助手感到疲惫不堪。大门经过了22年的打磨才终于完工。为了庆祝此等大事，执政官们列队从市政厅前往教堂，向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品致敬。[4]要知道，只有为了最庄严神圣的事件，执政团官员才会被允许集体离开市政厅。然而，庆祝仪式刚结束，吉贝尔蒂就马上回到布法利尼街（Via Bufalini）上与圣玛丽亚诺瓦医院（Santa Maria Nuova）[5]相对的铸造厂，着手设计洗礼堂的东门了。抱着建造出无法超越的杰作的决心，又经过了28年的精心雕琢，已经垂垂老矣的吉贝尔蒂才不得不承认他不可能再对作品做出什么改进了。于是描述《旧约》中故事情节的镀金铜板最终于1456年被安装到了洗礼堂的东门上。后来，米开朗琪罗就是被这扇门上的雕刻深深打动，并惊叹它们“配得上作天堂之门”。[6]
乔瓦尼·德·美第奇在吉贝尔蒂的第一扇门完工之前就已经是一位老人了，那时他还和科西莫一同安排了洗礼堂中另一件建筑杰作的建造，也就是为他的朋友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修建纪念碑。[7]乔瓦尼还非常关心育婴堂（Ospedale degli Innocenti）的筹款和修建。育婴堂是丝绸业行会为佛罗伦萨的弃婴们修建的医院。[8]除此之外还有圣洛伦佐教堂的扩建，这个教堂是公元393年由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为神建造的，如今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圣洛伦佐教区的8位代表人物都同意出资在此建造家族小教堂；乔瓦尼更是承诺不但要建造家族教堂，还会承担圣器收藏室的建造费用。圣洛伦佐教堂和育婴堂的工程都被委派给了从罗马学成归来的布鲁内莱斯基。他迫切地想要展示学到的新技法，以此向吉贝尔蒂证明艺术可不只是铸造铜雕版而已。布鲁内莱斯基建造的圣洛伦佐教堂也不愧为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建筑作品之一，它后来成了美第奇家族的家族教堂，美第奇家族成员的墓也大都设在这里。[9]
然而，布鲁内莱斯基最杰出的作品还要数大教堂的巨型穹顶。当时人们几乎认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穹顶跨域的直径达到了138英尺。布鲁内莱斯基通过对万神殿和罗马其他一些建筑的仔细研究，坚称自己可以建造出不需要任何支架支撑的完美结构。泥瓦匠行会指定的委员会认为他的说法不可信，而布鲁内莱斯基则还和以前一样暴躁易怒，不愿向委员会就他的建造计划做出任何说明。他强调整个项目必须由他全权决定，不允许任何没受过专业培训的官老爷干涉他的设计。甚至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布鲁内莱斯基带着一个鸡蛋去参加了委员们毫无建设意义的讨论会，他声称只有自己知道如何让鸡蛋立住。当所有委员都承认他们做不到之后，布鲁内莱斯基把鸡蛋的一头在桌上磕破，于是鸡蛋就立在了桌子上。委员们抗议说：“早知道这样，我们也能让鸡蛋立住。”而布鲁内莱斯基则回答道：“是的，就好比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将怎样建造教堂的穹顶，你们也会说出同样的话。”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中，布鲁内莱斯基表现得更加嚣张狂傲，以至于委员们下令把他赶出会议现场。侍卫们把布鲁内莱斯基带出宫殿，直接扔到广场之上。布鲁内莱斯基仰面倒地。从那以后人们在街上看到他都会指指点点地大喊：“疯子来了。”
后来，无数建筑家为穹顶的建造献计献策，比如用浮岩建造穹顶之类，但是都被否决了。直到1420年，委员会最终做出了让步，这项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到了布鲁内莱斯基肩上。但让他非常恼怒的是，他还是被要求与吉贝尔蒂合作。事实上，吉贝尔蒂在穹顶建设初期给布鲁内莱斯基提供的帮助有多重要，可能是布鲁内莱斯基永远不愿承认，后世也永远无法估量的。
16年后，穹顶建成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杰作，也是工程学上的壮举。1436年3月25日，在圣母领报日庆典当天——依据古怪的佛罗伦萨历法，这天也是新年的第一天——穹顶正式建成，盛大的敬神仪式持续了五个小时之久。[10]人们特别修建了一条架高的木质通道，将教皇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的房间和大教堂门口连接起来，通道上面不但挂满了旗帜和花环，还装上了深红色的顶棚。到了指定的时间，身着白衣的教皇戴着嵌有珠宝的三重冕走出住处，缓慢地走过铺着地毯的木质通道。他的后面跟着7位枢机主教、37位主教和大主教，以及由首席执政官和执政官们带领的城市主要官员们。伴随着唱诗班吟唱的赞美诗，不少围观者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父亲去世以后，科西莫继续为修建、改造和装饰佛罗伦萨及其周边乡村里的教堂、修道院和慈善机构而慷慨解囊，仿佛是要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都留下自己的标记。“我知道这座城市可以有多讽刺”，他有一次对朋友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说，“也许过不了五十年，我的家族就会被驱逐，但是我修建的建筑却能屹立不倒。”作为银行业行会指定的四人委员会成员之一，科西莫也为雇佣吉贝尔蒂制作圣马太雕像出了资。圣马太被视为银行家的保护神，他的雕像要被供奉在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墙外侧的壁龛里，这里全部14个壁龛已分别被各个行会认领。[11]在出资比例上，科西莫比别人出得都多，以与自己的财富相称；但是只比别人略多一点，这是他惯有的谨慎态度，以免引起他人的不满。除了奥尔圣米凯莱教堂，还有圣十字教堂的见习教士宿舍和小教堂[12]，圣母领报大殿（Santissima Annunziata）的唱诗班席位[13]，现已被毁的圣巴尔托罗梅奥（San Bartolommeo）教堂的藏书室，位于菲耶索莱的被称作拉巴迪亚（La Badia）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科西莫在此还有一个专属房间）[14]，以及菲耶索莱的圣吉罗拉莫内蒙蒂教堂（San Girolamo nei Monti）都得到了科西莫的慷慨捐助。而且他丰富的建筑知识甚至让领头的工匠和设计者们都心服口服。此外，为在巴黎的佛罗伦萨学子重建学院、翻新耶路撒冷的圣神教堂（Santo Spirito）及扩建阿西西的方济会修道院，科西莫也都重任在肩。在大教堂穹顶建成一年之后，科西莫无疑又为米开罗佐重建圣马可修道院提供了资金。据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的说法，这项慈善事业是科西莫受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劝诱而接手的。有一次在科西莫良心受到困扰的时候，他向教皇征求意见，最终决定花费四万达克特的巨资重建这座多明我会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的院长名叫安东尼奥·皮耶罗齐（Antonio Pierozzi），因为他实在太瘦小而被戏称为安东尼诺（Antonino）。此人严苛、禁欲且令人生畏，后来在1445年成为佛罗伦萨的大主教，到1523年被追封为圣徒。安东尼诺是科西莫的密友，经常有人看到他俩单独或与别人一起在科西莫宽敞的专属房间内畅谈。每当科西莫感觉需要安静地反思时，他都会一个人来到这里寻找平静。据说他们总是在一起谈论高利贷以及时刻困扰着银行家的如何赎罪的问题。教会的说法是放高利贷者要想获得宽恕，必须在有生之年或去世之时偿还所有经非正当渠道赚取的不义之财。忏悔的银行家去世时在遗嘱中做出让继承者惊恐不已的规定，即对他们资产收取的第一笔费用就是悉数归还全部财产，这种案例广为人知。按理说，仅为慈善事业捐款是不够的；但是现实的教会人士很快改口称，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科西莫无疑也更愿意相信这样的说法。他为慈善一掷千金，他的孙子后来发现科西莫在1434～1471年这三十八年间，“仅建筑、慈善和税款上的开销就达到了惊人的663755弗罗林币”。事实上，科西莫在修建圣马可修道院的时候太过慷慨，以至于修道士们“本着谦虚的心”不得不提出反对。但是科西莫完全没把他们的抱怨当回事，他曾说过：“为上帝奉献多少都不能让我变成他的债主。”重建工程完工之后，科西莫又给修道院捐献了善款，给修道士们购买了法衣、圣杯和配有插图的弥撒书，还把尼科洛·尼科利的大部分藏书赠送给修道院，又雇用了无数的抄写员抄写更多副本以丰富修道院的藏书。[15]
待圣马可修道院完工之后，科西莫决定要为自己修建一座新宫殿。几年前他就已经从巴尔迪宫搬出，住进了他父亲在主教堂广场的房子。尽管他已经对这处家族老宅做了一些改进和扩建，能够满足一家人的生活需要，但是对于他的生意来说，这里显然已经太小了，他急需更多的储藏室和账房。于是，他选定在城里最宽阔的拉尔加街（Via Larga）和圣乔瓦尼诺德利斯科洛皮教堂（San Giovannino degli Scolopi）北墙外的戈里街（Via de Gori）交叉口，修建新房子。[16]他选中的建筑师是才华横溢但脾气暴躁的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此时他为附近的圣洛伦佐教堂修建中殿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可是当看到布鲁内莱斯基的修建计划和木质模型时，科西莫觉得他的设计太过奢华绚丽，于是委婉地否决了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方案。科西莫会像建筑师一样把订制的建筑视为自己的作品，而他订制的所有建筑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低调、内敛、沉静而不刻意的风格，他当然希望自己的住处也能如此。将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搁置一旁，科西莫转而选中了年轻的建筑师米开罗佐·米凯洛齐。这个决定让布鲁内莱斯基怒不可遏，甚至将自己的模型“打了个粉碎”。
米开罗佐生于佛罗伦萨。他的父亲是个裁缝，老家在勃艮第（Burgundy）。米开罗佐在还是多纳泰洛（Donatello）的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优秀的雕塑天赋而小有名气，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洗礼堂中建造的墓碑。米开罗佐的设计没有布鲁内莱斯基那样富丽堂皇，但他简约大方和用色内敛的风格更符合科西莫的品位。科西莫常说嫉妒就像野草，千万不能提供水分和养料供其生长，所以科西莫一直谨慎避免让修建美第奇宫这件事冒犯到批评者们。然而，这座宫殿既要给美第奇家族事业提供办公室和账房，又要满足私人生活之用，所以必定面积可观，科西莫的敌人自然要抓住机会大肆渲染科西莫修建豪宅的用意，谴责这座宫殿就是其贪欲的象征。“他要建造的这座宫殿要宏伟到让罗马圆形竞技场都黯然失色，”有人写道，“用别人的钱盖房，谁都会想盖多豪华就盖多豪华。”事实上，和之后二十年间建造的其他宫殿——比如鲁切拉伊宫和令人敬畏的皮蒂宫（Palazzo Pitti）——相比，美第奇宫绝对称不上富丽堂皇。这座宫殿在十五世纪中期的估价是五千弗罗林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科西莫的后代还是最终购得这座宫殿的里卡尔迪家族（Riccardi）都对这里进行了改造和扩建，让它变得更加宏伟壮观；但是在它建成之初，这座宫殿最显著的特点是新颖独特，而绝非富丽堂皇。虽说把房子修建成碉堡一样四角带高塔、墙上开堞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直到米开罗佐开始修建美第奇宫殿为止，佛罗伦萨才算有了第一座融合了意大利早期哥特风格的精妙和古典品位的沉稳的精美建筑。[17]
宫殿一层外墙使用的是巨大的粗凿石料，为了获得一种粗放、简约（rustica）的效果。米开罗佐认为这种设计能“在意大利艳阳的照耀下获得光和影所带来的美感，表现出坚固和强悍”。起初，宫殿一层面向拉尔加街的一面是类似碉堡的完整墙体，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巨大的拱形通道。但是在用于居住、位于通道之上的楼层，这种严肃的气氛因为加装了成排的拱窗而变得柔和不少，二层两侧还有多利克式圆柱（Doric），三层两侧则是科林斯式圆柱（Corinthian）。整座宫殿之上延伸出一圈常见于古典罗马建筑的飞檐，飞檐的高度达到了8英尺，线条简洁有力、高耸威严。而面向戈里街的一侧则是一条开放式的敞廊。敞廊的拱门上后来又加装了弯曲的有铁栅栏的窗子，这种窗子也是米开罗佐设计的，被称为“跪窗”（Kneeling Windows）。在敞廊的一角还有一盏美丽的铁质壁灯，是由尼科洛·格罗索（Niccolo Grosso）制作的，这位制作者有个外号叫“收押金的人”（il Caparra）。[18]在壁灯之上，有石刻的美第奇家族盾徽，同时还有科西莫的私人纹饰——盾牌上伸出三根孔雀羽毛，分别代表着节制、审慎和坚韧这三种科西莫最看重的美德。
在美第奇宫完全建成之前，米开罗佐就着手设计科西莫在穆杰洛的乡村别墅了。科西莫从来不会对田园生活感到厌倦。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离开佛罗伦萨到特雷比奥或他钟爱的卡雷吉别墅里，住上尽可能长的时间。在这里他可以安静地读书，甚至到花园里修剪一下葡萄藤，打理打理橄榄树，或是栽种桑树、杏树。哪怕只是和在田间劳作的村民闲聊几句，也能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有时他还会从和村民的聊天中学到一些谚语和寓言，回到城里之后再将它们用到自己跟别人的谈话中，给语言增加不少趣味。在卡雷吉，他可以尽情地和朋友畅谈而不必担心被打断；还可以召唤门徒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来做伴。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是个矮小、丑陋，但聪明绝顶的年轻人，就住在蒙特维奇欧的乡村别墅里。两人会一起吃饭、下棋。下棋也是科西莫唯一会参与的游戏。他在一封于1462年写给菲奇诺的书信中说：
我昨天来到了卡雷吉，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放松一下。我想尽快见到你，马尔西利奥。来的时候带上我们最喜欢的柏拉图的作品，我相信你已经如你承诺的那样，将它翻译为拉丁文了。没有什么是比发现通往幸福的道路更让我投入的事业了。所以快点来吧，别忘了带着你的俄耳甫斯七弦琴。
科西莫当然没有废弃卡雷吉的意思，不过他还想再要一个位置更加偏远的乡村别墅。在遇到变故或瘟疫之类的情况时，那里就可以充当避难所，还可以拉近美第奇家庭与穆杰洛地区村民的关系，可谓一举多得。他最终选定了卡法焦洛的一片土地，这里世代都是他家族的财产。经米开罗佐设计，一栋新的乡村别墅在1451年就初具雏形了。[19]
几年之后，米开罗佐又开始为美第奇建造另一座别墅。这次是在菲耶索莱，科西莫的儿子乔瓦尼想要重建一座像城堡一样的别墅，并称之为贝尔坎托（Belcanto）。[20]别墅四周陡峭而多岩石，根本不可能进行耕种。尽管科西莫不赞成儿子的选择，批评他花费巨资只为欣赏窗外的风景，但是乔瓦尼辩称这独特的景色就是菲耶索莱的精髓所在：在夏日的傍晚，可以与家人及朋友们坐在阴凉的阳台上俯瞰整个佛罗伦萨。
不过儿子描述的美景并不合科西莫的口味。如他告诉乔瓦尼的那样，他更偏爱从卡法焦洛的窗口向外望，满眼都是属于他的土地。再说，此时的科西莫年事已高，对新房子已经提不起兴趣。当1463年菲耶索莱的美第奇别墅建成时，科西莫已经74岁了。三十年来掌控整个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压力已经令他身心俱疲。
[1] 菲奇诺所在的别墅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勒方坦那酒店（Le Fontanelle）。
[2] 科西莫的藏书室一开始设在卡雷吉，后来移到了美第奇宫。1494年藏书室被执政团没收的时候，不立即归还所借图书的人会被处以50弗罗林币的罚金。在萨沃纳罗拉的建议下，藏书都被转移到了圣马可修道院。到1508年，藏书室被教皇莱奥十世重新买回并带到了罗马。后来又由克莱门特七世带回佛罗伦萨，并于1532年安置在圣洛伦佐教堂修道院里的一栋建筑中，直至今日。
[3]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圣约翰洗礼堂曾经是一座罗马神殿，大概建于十二世纪。装有皮萨诺设计的南侧青铜大门是由洛伦佐·吉贝尔蒂的儿子维托里奥（Vittorio Ghiberti）建造的。
[4] 洛伦佐·吉贝尔蒂设计的北侧青铜大门上刻画的是基督和四个福音传道者以及四个教堂神父在一起。
[5] 圣玛丽亚诺瓦医院是1286年由福尔科·波尔蒂纳里（Folco Portinari）建造的，他就是但丁笔下的贝亚特丽切（Beatrice）的父亲。
[6] 洛伦佐·吉贝尔蒂的东侧镀金铜门上有艺术家自己的肖像。人们可以看到他光秃秃的脑袋从一个圆孔中探出。
[7] 洗礼堂中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之墓是由多纳泰罗设计的，但铜制雕像是米开罗佐的作品。
[8] 育婴堂正对着圣母领报大殿广场。布鲁内莱斯基在助手弗朗切斯科·德拉·卢纳（Francesco della Luna）的帮助下建造了中间的九个拱门，其他的是在十六、十七世纪修建的。襁褓中的婴儿的圆形浮雕是安德里亚·德拉·博比亚（Andrea della Bobbia）的作品。
[9] 圣洛伦佐的四世纪大殿在十一世纪重建。布鲁内莱斯基的文艺复兴早期代表作——圣洛伦佐教堂——1421年开始动工。其中安葬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老圣器收藏室是在1429年建成的。布鲁内莱斯基于1446年去世时工程还没有彻底完成。他的死引发了佛罗洛萨多个工匠之间的激烈纷争，谁都想接手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思路。他们到科西莫面前表达各种冲突的诉求。依照科西莫的思路，最后由乔瓦尼·迪·多梅尼科（Givovanni di Domenico）和安东尼奥·马内蒂（Antonio Manetti）负责完成了这一工程。
[10] 布鲁内莱斯基一直严密保守的秘密就是为圣母百花大教堂建造两个穹顶，也是全欧洲最大的穹顶，一个穹顶里面再建一个穹顶。每个穹顶都由一个鼓座支撑，同时又捆绑在一起。每块石头都以燕尾榫的方式小心地串联起来，所以整个屋顶几乎是自己支撑起来的。
[11] 吉贝尔蒂在奥尔圣米凯莱教堂的圣马太雕像是1419～1422年完成的，占据了西墙最北边的一个壁龛。铜制的施洗者圣约翰和圣史蒂芬也都是吉贝尔蒂的作品。
[12] 见习教士堂由米开罗佐于1445年左右建造。光滑的陶制祭坛装饰品出自安德烈亚·德拉博比亚的工作室。在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的安排下，1642年伽利略被安葬于此。
[13] 圣母领报大殿的唱诗班席位，也被称为圆形大厅（Rotonda），是由米开罗佐在1445年开始修建的，直到十五世纪七十年代才由阿尔贝蒂建造完成。
[14] 直到1018年，菲耶索莱的巴迪亚修道院就是菲耶索莱的大教堂。1456～1469年一直由美第奇家族出资重建。
[15] 米开罗佐于1437～1444年一直在圣马可为科西莫工作直到他的藏书室修建完成。藏书室走廊尽头的两个房间由科西莫使用，萨沃纳罗拉的房间在西边走廊尽头。
[16] 拉尔加街现在被称为卡武尔街（Via Cavour）。圣乔瓦尼诺德利斯科洛皮教堂在十六、十七世纪分别由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及朱利奥·帕里吉、阿方索·帕里吉兄弟重建。
[17] 美第奇宫是在1444～1460年建造的。德戈里街一面的跪窗后来被单调的方形栏杆取代，这是一种毫无装饰性的设计。窗子两边都可见的铁质横档是用来支撑旗杆、烛台或者拴马用的。窗户下面的石凳不仅供仆人和访客使用，任何路过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小坐休息，算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份微薄的好客之礼。根据乔瓦尼·阿弗拉多（Giovanni Avogrado）不太可靠的证据，宫殿本来有一个艳丽的正面，包含红色、白色和绿色。1527年罗马陷落，美第奇家族被迫逃出佛罗伦萨的时候，这座宫殿也差点被毁掉。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米开朗琪罗提议将宫殿夷为平地，在这里建一个广场并取名为骡子广场，竖立克莱门特七世的肖像，以此暗示教皇作为美第奇家族私生子的身份。宫殿最终得以保留下来，但是由政府托管，直到1550年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时，这座宫殿才又回到美第奇的名下并一直传到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他把宫殿出售给了马尔凯塞·加布里埃莱·里卡尔迪（Marchese Gabrielle Riccardi）。（里卡尔迪扩建了这个宫殿，上层在本来10个窗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个。）1814年宫殿由大公国政府买下，现在被称为美第奇-里卡尔迪宫，并成为一个辖区。
[18] 如果想在宫殿的墙壁上加装这些巨大的带尖的灯，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尼科洛·格罗索的外号“收押金的人”得自他总是坚持要收预付款。
[19] 卡法焦洛更像个堡垒而非别墅。瓦萨里称其“拥有成为一座出众的乡村豪宅的全部必要条件”。这里有漂亮的花园、果林和喷泉，也有高塔和城垛拱，四周还围绕着壕沟和吊桥。后来这里和特雷比奥一起被博尔盖赛王子买下。他推倒了中心的高塔，填平了四周的壕沟。现在这里呈现一幅萧条景象，连花园里也只剩下蒲公英和野鸡。
[20] 美第奇别墅，之前叫贝尔坎托，本来是属于巴尔迪家族的。为乔瓦尼·德·美第奇进行的重建是在1461年完工的。1671年大公科西莫三世将其出售。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嫂子奥福德伯爵夫人（Countess of Orford）进行了翻新。到十九世纪又被英国画家和收藏家威廉·布伦德尔·斯彭斯（William Blundell Spence）买走，并改名为斯彭斯别墅。现在它属于西比尔·卡廷夫人（Lady Sybil Cutting），她的女儿马尔凯萨·艾丽斯·奥里戈（Marchesa Iris Origo）就是在这里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