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三月，喀尔巴阡山上的雪变软时，康拉德命奥匈帝国诸将向士兵重新说明战争的目标。“对这场冲突的看法”，士兵似乎“分歧得离谱”，这一事态必须予以“厘清并统一”。康拉德的新说法如下：奥匈帝国与德国属于“平和的中欧”，但它们的敌人经过数年用心准备，“从最深沉的宁静中”猛扑向这些无助的受害者。巴黎、伦敦、彼得格勒诸“匪”发动了荼毒人民的“冒险战争”；法国人是为了找到新的投资处所；英国人是为了统治世界；俄国人则要以十足虚伪的泛斯拉夫主义为幌子，用“火、剑、西伯利亚”“奴役”更多人，摆出“俄国好似自由国度的样子”。
奥匈帝国军官必须告诉其士兵，他们在打一场新三十年战争，必须保卫中欧，使其不受协约国的蹂躏。不然，后果之可怕只会更甚于十七世纪。十七世纪时，叛变的捷克人受到肯定，结果“在那场冲突后，波希米亚人口只有四分之一存活”。总而言之，奥地利士兵获告知，他们打仗是因为英、法、俄三国阴谋使德国、奥匈帝国沦为“奴隶民族”。三国中逼人最甚者是俄国。俄国是个“丰饶、落后的地方，由军人和官僚统治，贪污横行，广大人民贫穷且无知”。
一名奥匈帝国军官和前来保护他的德国人
一九一五年，德国人已接管奥匈帝国的作战事务。照片中第七军军长约瑟夫大公与德国将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以及两人的参谋，摄于喀尔巴阡山脉。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康拉德解释道，俄国人引发这场战争，以使他们的革命知识分子（列宁、托洛茨基之类的“危险分子”），把目光从俄国内部问题移开，让他们心中燃起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亚细亚、半亚细亚的野蛮民族，人数是我们的四倍之多”——觊觎君士坦丁堡，但也觊觎巴尔干半岛，想以之作为俄国产品的外销市场，并鼓动巴尔干诸国反奥匈帝国“这个爱好和平的多民族帝国”。该走的路显而易见：继续打下去，否则会落得“和巴尔干半岛一样的下场”，也就是遭击败、殖民、陷入“饥饿与不幸”。这份传阅的文件叮嘱奥地利士兵，这就是“你们疲惫不堪时该摆在心里思考的：胜利的必要。你们所有充满活力的青春梦想，肯定还没被这场战争的苦难扑灭”。[1]
但奥地利的帝国梦想已遭扑灭，彻底扑灭。没人相信这些谎言，尤其不信那些编造谎言者。为了解（火炮不足这原因之外）军队战绩这么差的原因，奥匈帝国陆军部一九一五年初期向诸指挥官发了另一份问卷，并将其标为最高机密文件。“民族沙文主义或其他有害的倾向，在我们的军官身上清楚可见？我们的军官讲起士兵的语言流利到足以领导、激励他们？我们得尽量让军官和其所统领的士兵属于同一民族？”至于士兵，“为何在各战线上出现那么多不够坚忍或彻底崩溃的例子？”奥匈帝国团级部队里“煽动族群或煽动反对军方”的因子，是战争开打前就存在于现役士兵中，还是动员时由招来的后备军人所引入？
诸民族齐心组成一快乐帝国的虚幻不稽的说法，在平时可支撑住军队，但在开战后，禁不住战争压力，已彻底瓦解。波蒂奥雷克于一九一二年就示警道，奥匈帝国三分之一的军人在大战时会不愿打仗，此刻的情势正证明他有先见之明。士兵虽然乖乖报到，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穿上军服后无心作战。[2]军队逐渐解体，主要原因是不再有人相信多民族的“奥地利使命”。至少对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奥地利使命”只是把装备不良的奥匈帝国人民铲进德意志人的战争机器里。[3]
德国人迅速且鄙夷地接管奥地利的作战事务。驻西部战线的奥地利联络官于一九一五年中期指出，康拉德已被梅济耶尔、普列斯（Pless）的“德国参谋和司令部”贬为无足轻重的角色（梅济耶尔、普列斯分别是德军西线、东线两战场的总司令部所在地）。[4]此后直至战争结束，每次奥地利人陷入险境，德国人就会前去搭救。他们干预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加利西亚的战事、一九一五年塞尔维亚的战事，一九一六年（重创奥匈军队的布鲁西洛夫攻势后）再度干预布科维纳、加利西亚战事，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克伦斯基攻势（Kerensky Offensive）之后再度干预加利西亚的战事。一九一七年，德奥联军在卡波雷托（Caporetto）拿下大捷，而诚如鲁登道夫所说，打这场仗（又称第十二次伊松佐河战役）既是为打倒意大利人，也为“防止奥匈帝国垮掉”，因为此前十一次伊松佐河战役，已使奥匈帝国战斗力大减。[5]
一九一五年休息的德军
组织、武器、领军作战方面都优于奥军的德军，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里再度大败俄军。照片中为一九一五年五月行军途中休息的德军。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德军这些救援行动，的确有几次令德奥燃起希望，但终究是转瞬即逝的希望。一九一五年五月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Gorlice-Tarnow Offensive），德奥在一个星期里夺回俄军花了半年才夺下的城池。他们击毙、打伤俄军一百四十万，另俘虏了一百万。一支小小炮兵部队所能发挥的威力，令人震撼。德国第十一集团军部署了四百门火炮，其中将近半数是重型壕沟炮，备用炮弹三十万枚。[6]俄军按照对付低战斗力的奥军时所惯有的轻松方式列队展开，赫然发现他们喀尔巴阡山阵地的侧翼出现德军。英国武官在俄军总司令部写道，这是场俄国的卡波雷托战役（“这一严峻考验，大部分军队碰上都会败下阵来”），俄国未因此败亡，完全是因为德军受到其他威胁的大大牵制，因为奥军实在弱得无可救药。[7]
鉴于俄军的中央部位遭撕裂，军队被一拆为二（一在加利西亚，一在波兰），一九一五年春，俄军拔腿急退，有些部队一天后撤七十二公里。[8]但“奥古斯特的火炮”所揭露的俄国种种难题仍在。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在著名的“突破战役”里，带领德军获胜。突破战役开打于俄国炮兵因该国的“炮弹危机”而几乎失去武装之际，因而德军占有天时之利。此役的关键条件，是未彻底改革工业、军事科技程度低的奥地利人怎样也无法拥有的。
尼古拉·哥洛文将军把德国人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里所用的方法，比喻为“某只巨兽”的打法。这只巨兽会要其步兵悄悄潜近俄军壕沟，接着“把它的尾巴——重型火炮，拉向壕沟”，但会保持在低劣的俄国火炮刚好打不到的地方。然后这只巨兽会用“鼓击般的炮火”（又密集又快速，听来像是击鼓不断的炮火），打垮俄国的壕沟。接着德国人（或他们的奥匈帝国援军）会向前急冲占领打得稀巴烂的俄国壕沟。如果俄国预备队反攻，德国炮兵会把他们也了结；幸存的俄军全会被躲在夺来的壕沟或炮弹坑里的德国步兵击毙。“然后这只巨兽会再拉起它的尾巴，其重炮会开始有条不紊地重击俄军下一道防线。”[9]
德国人以昂贵科技替其士兵护身，借此减轻战争的残酷；奥匈帝国人（战前和战时）紧缩开支，把他们的步兵像垃圾一样丢弃。一九一五年有位俄国将军坦承，“德国人不惜消耗金属，我们不惜消耗人命”，这句话用在奥地利人身上同样贴切。一九一五年六月随德国部队快速穿越波兰时，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中尉停下来检视奥匈帝国某次进攻后的残骸：“数百万只苍蝇和一股又浓又湿的气味……森林里布满横七竖八的尸体，全是奥地利人的尸体。脸已全黑，像黑人，已半腐烂，表面覆盖污物和土。几乎每棵树旁都有一具尸体……那是这场战争最血腥的事件之一，而且毫无意义或成果。”[10]诚如凯斯勒笔下逸事所间接表示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乃是德国人的突破性进展，而非奥地利人的突破性进展。这时俄国炮兵团全团一天只有十枚炮弹可用，但奥匈帝国的战斗报告显露的是更为徒劳、代价更大的进攻和有限的战果。[11]
一九一五年十月，终于打败塞尔维亚。马肯森打赢戈尔利采之役，即奉命接掌由马克斯·冯·加尔维茨（Max von Gallwitz）的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和赫尔曼·冯·科费斯的奥地利第三集团军组成的暂编兵团。他们南攻，渡过多瑙河，两个保加利亚集团军则西攻，人力、弹药都已枯竭的塞尔维亚不支倒下。有位哈布斯堡外交官严正宣告，这场战役将“对东线战局有决定性影响”，将打开通往亚洲的补给线，使同盟国取得急需的石油、金属等物资。这位奥地利外交官十月下旬呈文外长布里昂，说“塞尔维亚这一障碍的垮掉，将使我们终于掌控这一至关紧要的战略路线和多瑙河通道”。[12]保加利亚人十月八日拿下尼什，十一月二十四日拿下比托拉（希腊语称莫纳斯提尔）。加尔维茨部顺着摩拉瓦河往南猛进，一路只遇轻微抵抗，将塞尔维亚彻底一分为二。到了十二月中旬，加尔维茨部已一路挺进到马其顿的库马诺沃（Kumanova），距萨洛尼卡只有一百六十公里。埃伦塔尔和弗朗茨·斐迪南只能把拥有萨洛尼卡当作梦想；而今德国人就准备要实现这梦想。拿下萨洛尼卡是德国人更大策略的一部分。根据这策略，要先拿下有“英国的第二个直布罗陀”之称的此地，然后拿下“通往三个世界的门户”苏伊士。这一进攻将由马肯森领军。[13]
德国皇帝会晤新任奥地利皇帝
一九一七年三月的西克斯图斯事件，乃是奥地利躲掉战争的最后机会。德皇（左）风闻此事后，把奥地利新皇帝卡尔一世（右）叫到德军总司令部，逼他回头。卡尔自称“和新生儿一样无知”，温顺地接受德国所有要求。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但德国人只能延长这场战争，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在蒙斯（Mons）、伊普尔消灭英国远征军，赫然发现有二十五个军的基钦纳“新军队”形成于狼藉的尸体之后，五百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扼住德意志民族的咽喉。德国人一九一四年杀死、打伤或俘虏无数俄国人，却在来年面对兵力更大的一支俄军。从一九一六年至战争结束一直统筹德军作战行动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以一句话总结他的战略缺陷。他写道，“确立纯战略性的目标之前，得先思考战术，若不可能在战术上成功，追求战略目标只是徒劳”。此言甚是（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略计划整体来讲失败，因为强攻壕沟的打法无法实现那些计划），但鲁登道夫太自负，相信借由改进其战术，他能克服此战争无法克服的战略难题：一亿两千万人的奥德同盟要如何打败有两亿六千万人口，拥有更多兵力、船舰，国民收入比同盟国高六成的协约国联盟？[14]德国人战术很高明，战略却奇糟，未坦然评估自己、奥地利人与敌人的实力差距。一九一四年七月时若这么做，他们会务实寻求外交解决，而非开战。
奥匈帝国未与行事愈来愈不顾后果的德国保持距离，反倒局促不安地投入德国的怀中。这并非势不可免。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十六岁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终于在申布伦宫去世，卡尔大公（这时已是卡尔一世皇帝）透过任职于比利时陆军的大舅子西克斯图斯亲王，询问与法国、俄国个别媾和的条件。随之展开的西克斯图斯事件（Sixtus Affair），一九一七年三月时达到决定性阶段，且是奥地利躲掉德国主导的战争，救亡图存的最后机会。透过西克斯图斯转达的协约国媾和条件——要求交出阿尔萨斯-洛林，恢复塞尔维亚、比利时的独立地位——奥地利“无兴趣看待”俄国声索君士坦丁堡之事。
鉴于奥匈帝国已遭遇如此多的惨败，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卡尔皇帝收到消息后既惊且喜，表示要大力促成。[15]遗憾的是，他在书面上表示愿大力促成，实际行动却拖泥带水。一年后德国人风闻此事（此前克列蒙梭公布卡尔的信函以分化同盟国阵营），鲁登道夫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将卡尔叫到德军总司令部，逼他回头。卡尔皇帝先是说谎（那些信是“伪造”的），然后归咎于他的外长（外长扬言如果皇帝坚决不同意他会自杀），最后向德国人求饶，宣称他“像新生儿一样无知”。德国人向这位回头浪子提出的条件很严苛：只要战争没停，军事和经济上都要唯柏林是从。
这时时局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概述的美国在欧目标——总结于美国参战十个月后的一九一八年一月他所提出的十四点原则里——只要求重组奥匈帝国，而未要求将其解体。英法仍极乐见出现改革后的奥匈帝国，作为战后防止德国或俄国扩张的屏障。如果卡尔皇帝要抽身，此刻就得抽身；俄国人已被打退出战场，意大利人在卡波雷托之役后也几乎如此。一九一八年开始时他所短暂享有的优势，此后将不再有。德国人正准备以从俄国调来的部队，在西部战线发动一大规模攻势。将军生涯步入尾声的康拉德，即将在愚蠢的皮亚韦战役（Battle of Piave）中再失去三十万官兵，从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把在卡波雷托战役中所赢得的，大部分吐了回去。只让境内百分之七公民享有选举权，不让其斯拉夫裔、罗马尼亚裔人民享有美式“自主发展”待遇的匈牙利，不是那种会在威尔逊重新审视大局后存活的伙伴。[16]
换句话说，机不可失，若背叛同盟国阵营，卡尔皇帝将获得厌战的协约国某种程度的支持，但卡尔未这么做，反倒软弱屈服于德国的压力，让德国接管奥匈帝国境内所有事物（部队、铁路、公路、军火、工厂），甚至誓言此后奥匈帝国将为保住斯特拉斯堡作战到底，一如为保住的里雅斯堡作战到底。[17]威尔逊总统最初愿意与奥地利人合作，此刻则嫌恶转身，不再理会那个“德国政府的附庸”，并在一九一八年九月承认捷克、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从而为肢解奥匈帝国揭开序幕。[18]
这场战争始于倚赖德国武器的奥匈帝国，也结束于这样的奥匈帝国。德国人计划于一九一八年以从俄国抽调来的部队，在西部战线发动大规模春夏攻势。这场攻势失利，德意志、奥地利两帝国随之垮掉。卡尔皇帝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向其人民发表宣言，承诺变革和承诺成立一新的“民族部”，但为时已晚，这时这君主国的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都已宣告独立，卡尔除了流亡国外，几乎无其他路可走。这个君主国登场时威风八面，好不神气（击败土耳其人、拯救基督教世界），下场时让人不胜唏嘘。
史学家常以哈布斯堡君主国直到一九一八年才灭亡一事，证明它的坚忍顽强或正当性，但这说法太牵强，不足采信。这个君主国是个残忍的碎骨机。它在一九一四年以最漫不经心的作风耗掉它征召的最精壮兵员，然后如弗里德里希大公一九一五年所忧心忡忡指出的一样，只能倚赖“营养不良的孩子和年老男子”打仗。[19]法国人利用俄国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所提出的死伤记录，一九一六年估计，由于哈布斯堡军队一九一四年几乎遭全歼和此后每月平均损失十二万兵力，奥匈帝国已“耗掉”它所能取得的大部分男子。[20]据估计还有六十五万奥地利男子未被耗掉，而这些人大概每日提心吊胆，不知在这支军队里还能活多久。“第三度修正男子”（即曾两度被评断为身体或心智上不适打仗而免服兵役的应征入伍男子）的加入，为六十五万奥匈军增添了兵力。但这是支什么样的军队？[21]一九一六年寄到霍夫堡宫门的一封匿名信，真相贯穿在思乡之情中：“陛下，如果你想认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貌，不必派你的陆军部长千里迢迢到前线，只要派他到后备兵站看看即可。在那里，正有得了严重结核病的男人被强征入伍；在那里，正有得了心脏病的五十岁男子被令以整齐步伐集体走来走去，直到不支倒地为止；在那里，自称有病的男子遭下狱十四天。”[22]像这样的男子，在战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将一批批成群死去。光是在东部战线，就有一百万奥地利人丧命，其中半数死于感染和疾病。在一九一四年秋，战争从机动战转为壕沟战时，哈布斯堡军队的情况未好转，只是较易维持军纪而已。但每当奥匈帝国士兵置身开阔地，奉命展开新攻击时，通常打得很糟或逃跑。奥匈军总司令部于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发了一份令人难堪的极机密通条给诸军、师长，想知道俄军“虽然后备士兵和军官的素质劣于我方，但在弹药比我们少的情况下，为何打得比我们出色许多”；二十万奥匈帝国官兵在加利西亚作战期间怎么会“消失得如此快且彻底”；为何“有那么多次进攻，甚至就连敌寡我众的进攻，都被打得七零八落”。
凡是在前线附近待过的人都知道答案：奥地利士兵不在乎胜败，已不愿承受行军、待壕沟的苦。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老百姓。奉命离开壕沟行军至别处时，大批士兵在路旁坐下，等着被俘。弗里德里希大公要求将士兵鉴别分类，“较佳者”送到前线，老弱送到后方部队。这正证明逃避责任的风气在哈布斯堡军队里有多盛行，最有战斗力的人利用关系把自己弄到后方安全的宿营地，这位大公不得不在提出此建议时放话稽查，“以确保此命令严格执行，提升我军战斗力”。[23]
一九一四年时，以团为傲的精神就已渐渐成为明日黄花。团向来是拥有自身历史、讲究仪式排场的部队，但随着团在战火中消融，谁都看得出当兵只是去当炮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布隆（捷克语称布尔诺）上演了一件让军方颜面无光的事。当时，第八团某连上火车，开赴前线。火车加速时，一名全身战斗装的步兵跳出货车厢，落在月台，拔腿逃命；结果被围困在火车站广场一隅，遭宪兵以棍棒打倒在地，三百名路人惊愕看着这一幕。[24]哈布斯堡第三十团，一九一五年四月从格拉茨（Graz）得到补充兵员后，该团波兰人痛殴他们，叫他们“德意志猪”，扯破他们的背包，抢走他们的食物。[25]格拉茨这些波兰恶霸，大概会集体自豪于他们属于一七二五年在伦贝格所创建之团一事，但不会有人自豪于他们的新际遇：编入独立营，独立营会被随机安插进暂编团。暂编团则是为了集拢各残破部队里可用的残兵，将他们送回前线而成立，而到了前线，他们也可能难逃一死。[26]
每个地方的壕沟战都非常残酷。有位战地记者报道了一九一五年在布达佩斯某医院所见到，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冻伤病患和截肢者，“医生得意夸称他们很善于找到良好的健康纤维皮瓣和制作合用的假腿，他们的农民伤员则一下子咧嘴而笑，一下子绷起脸”。[27]另一名记者惊骇地看着混在一块的奥地利人、俄国人尸体，像好多“块生铁”般被倒进敞露的壕沟里。诚如他所说的，这不是“维也纳的女孩向这些青春正盛的健壮年轻男子喝彩时”心里所想的下场，甚至不是奥匈帝国陆军部所想的下场。陆军部原保证会“把官兵六人一个棺木，埋在从远处可容易见到的高地上，以表达祖国对这些英勇军人的虔敬和感激”，结果却是把这些不知姓名的官兵一股脑丢进万人坑里，撒上生石灰。[28]
一九一六年康拉德在其某份保守自大的公报里确立了最高指挥部轻慢的作风：向士兵保证，只要“往地下挖三米，就会安全无虞。这样的壕沟即使遭直接命中，士兵也几乎不会受伤害，只有些许震动和摇晃，但士兵会没事”。[29]当他和弗里德里希大公得为自己寻找挡住一切攻击的安全处所，挽救他们破败的名声时，就一点也没这么自满。整个一九一六年，康拉德与弗里茨尔拼命欲打消深受霍夫堡宫宠信但黯然下台的布鲁德曼将军所提出的要求，即对他们两人在两次伦贝格战役中领导有否失当的调查。一九一六年七月康拉德紧张地抗议道：“总司令部无法响应已遭卸除兵权的将领提出的每个申诉、备忘录、作战报告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康拉德痛恶德国人，此时却坚持要布鲁德曼看看“德国陆军的指导原则：将领遭卸除兵权即永远不会再取得兵权，且永远不会对其遭卸除兵权之事提出抗议”。这一如黑手党成员被抓即封口，绝不泄露组织秘密的原则，肯定合康拉德的意，尽管他战后写了带有偏见的回忆录，整个战后生涯都在做替自己辩解的抗议。他一九一六年对布鲁德曼的背后中伤，将化为二十五页以不空行方式打成的文稿，而那就像是他回忆录的第一份草稿，把自己说成无辜受害者，受害于有勇无谋的下属。他写道：“为了维护纪律，我得促请陛下的军事文书署将这一调查连同布鲁德曼的平反要求一并驳回。”八月，经过一番思考后，博尔弗拉斯将军和皇帝再度退缩，拒绝调查、平反。[30]
康拉德所谓在壕沟里会平安没事的保证，从未平息士兵的疑虑。他们并不安全，全军所有官兵被炮轰得胆战心惊，不想再这样下去。战争步入尾声时，哈布斯堡军队已分为两派：居少数的“冲锋集团”（年轻有冲劲者）和居多数的“防守集团”（军中大部分人）。冲锋集团是仿德国方式打造的冲锋队，吃得好，薪水高，装备好，执行所有进攻；防守集团则在整个战争期间扮演全然被动的角色，挖壕沟，修壕沟，守壕沟。[31]
一九一六年布鲁西洛夫攻势所引发的情景，即使是厌战的奥地利人都感到震惊，且说明了这个君主国的大部分官兵如何不愿打这场战争。卡尔·冯·弗朗泽-巴尔丁将军谈到他“破败的军队”，目击者惊讶地看着奥匈帝国一场大规模（且出乎预料）的反攻，竟演变为集体投降，数千名哈布斯堡士兵丢下步枪，举起双手跑向俄国防线。[32]多达三十五万奥地利人以如此方式向俄国人投降，布鲁西洛夫收复一九一五年失去的所有土地，一路攻回到喀尔巴阡山脉诸山口。布鲁西洛夫攻势打掉了奥地利人仅存的些许进攻能力，迫使他们把军队交给德国人指挥，直至战争结束。[33]
一九一六年，康拉德的总司令部遇到一突如其来的报复性活动，因为每个奥地利军、师都奉命查明问题根源，予以解决。两年前兵败萨巴茨后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彻底失败的特尔斯蒂扬斯基将军，向他的集团军如此讲话：“第四集团军被战斗力并不具压倒性的敌人赶出强固的阵地，被逼退好远，损失众多士兵和物资，且辛苦建造的桥头堡和斯蒂尔河（Styr）阵地也未守住，你们得给我一个解释！”军官奉命调查其部队，查明是谁带头组织集体逃亡，谁同意放弃如此多加农炮和机枪，并奉命“无情”惩罚还留在部队里的所有坏蛋。[34]
但还有什么惩罚，比留在这个军队和这个走入歧途的战争里继续打仗，更为无情？到了一九一七年，哈布斯堡军队已几乎称不上是军队。丧命、受伤或被俘者（共三百五十万），和剩下的现役军人一样多。[35]由于协约国军队不断增加其火炮、炮弹、机枪的数量，每个哈布斯堡士兵都确信自己很快就会从第二类（活人）变为第一类（死人），于是许多人开始撤离。一九一七年开始时，被俄国人俘虏的奥匈帝国士兵高达一百七十万（相对地，被俘的德国人只有此数目的十分之一）。[36]一九一七年六月俄军克伦斯基攻势，在奥匈帝国第三集团军的诸军之间，轻易就扯开一道五十公里宽的缺口，又俘虏数千人。若非俄军本身为失望情绪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所腐化，奥匈帝国很可能已在那年画上句点。[37]
在意大利战线的苏加纳谷（Val Sugana）——阿尔卑斯山中史上有名的狭长谷地，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往来亚得里亚海的要道达数百年——某奥地利团的整个领导阶层（斯洛文尼亚裔上校、四名捷克裔军官、三名捷克裔士兵），在卡尔扎诺（Carzano）投奔意大利壕沟，然后带敌军回来，穿越奥军铁丝网，进入奥军壕沟，把此团整个俘虏。奥匈帝国当局宣称震惊，但这问题自一九一四年起一直未消失而且是日益恶化。[38]集体逃亡变得司空见惯；一九一八年十月某日，匈牙利第六十五团一千四百五十一人逃亡。这时，哈布斯堡君主国已开始把有专门技能的军火工人、男孩、领养老金者送进其战争机器里。在索尔费里诺战役（Battle of Solferino，一八五九年）和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一八六六年）之间那几年出生的老人，一九一六年被征召入伍，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39]
对奥匈帝国来说，这场战争从头至尾都没有道理可言，而一九一七年俄国戏剧性的战败和解体，最为鲜明突显这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夺取政权后，突然退出战争，并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中，把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俄国的垮台照理应使同盟国阵营团结，结果反倒加深该阵营成员间的分歧。德国评论家觉得上了奥匈帝国的当。哈布斯堡王朝在战场上打得一塌糊涂，从头至尾倚赖德国支援，却在俄国垮掉时，试图在俄国割让的波兰、乌克兰大片土地里分一杯羹。哈布斯堡王朝想得到波兰，然后派一大公治理该地，但此事若成真，哈布斯堡君主国里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比例失衡的程度会加剧到危及其生存的程度。有位分析家于一九一七年晚期写道，“奥地利一千万德意志人会淹死在七千万或更多斯拉夫人的大海里”。吃下波兰这块肥肉，奥匈帝国版图会增加一倍，斯拉夫人和天主教徒会更能左右民意的走向，这几乎必然导致奥匈帝国日后与其盟邦德国决裂。这一预言绝非杞人忧天，一九一七年时德国人未把波兰视为该直接吞并的土地，而是视为该先清空其上的波兰居民、再安置以德意志人的一个空间。那一构想因俄国撤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有实现的可能，且将导致德国在下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展开有计划的族群清洗和种族灭绝。[40]
俄国的战败让奥匈帝国得以继续打这场艰苦的大战，但奥地利人从未解决俄国充沛人力所带来的难题，美国作者（暨俄国通）约翰·里德（John Reed），对此有言简而意赅的说明：“落败但变强之军队的吊诡，即撤退的一大群人，其撤离本身为征服者带来他们所非常不乐见的后果。”一九一五年在伦贝格看过看不到尽头的俄国步兵纵队走向野战餐车后，里德写道：“现在，唱着歌的军人如长河般涌进每个街道……这是俄国用之不竭的国力，她血管的有力血液，从她深不见底的人力喷泉随意洒出，浪费掉，毫无节制地用掉。”[41]里德热爱他的俄国人，以浪漫手法描绘他们。事实上俄国人杀自己人，就和奥地利人杀他们一样麻木不仁，而俄国农民不是傻子，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不是毫无抵抗地向奥地利人投降，就是逃亡。他们于一九一四年响应动员，但一年后大批逃亡。
整个大战期间，俄国老百姓惊讶于“在城里、村子里、铁路边、俄国全境四处游荡”（沙皇的农业部长一九一五年语）的军人之多。其中只有少数人有假条（征召入伍兵鲜少有幸得到的特权）。载增援部队赴前线的俄国运兵车，有时抵达目的地时才发现，车上的军人已全部跳车逃走。俄国行军营的逃跑率平均达四分之一。[42]一九一六年时，法国人已把每月死伤率降到一九一四年水平的一半，俄国人的死伤率却未降低，甚至反倒升高。一九一四年时俄国人用光其第一级本土防卫预备队，一九一六年时则耗尽所有第二级预备队。一如奥地利人，他们开始把他们所能找到的男子都征召入伍，一九一六年俄国国会某委员会痛批军方“恣意挥霍”：没有足够的“铅、钢、爆裂物”，俄国将领觉得“用人血打开通往胜利之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人已在思考所有人力物力用尽的问题，二月革命突然爆发时，俄国人正努力欲解决该问题。临时政府决定继续打仗以取得“最后胜利”一事，使该政府失去了深信打这场战争徒劳无益只是送死的人民的支持。死伤惨重到了吃不消的程度：一百三十万人丧命，四百二十万人受伤，两百四十万人被俘，总数将近八百万。[43]十一月时，布尔什维克人以非常宏观的政纲——列宁要结束战争——拉下临时政府。
但俄国熊的垮掉也救不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已分裂为数个得到协约国帮助的“民族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受邀于巴黎和会上表达他们各自的民族独立主张。德国于《凡尔赛条约》中受到人尽皆知的惩罚，奥匈帝国则在《圣日耳曼条约》（the Treaty of St. Germain）、《特里亚农条约》（the Treaty of Trianon）两条约中寿终正寝。这两个条约于一九一九年正式裂解哈布斯堡帝国，创造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个新国家，强化既有国家（例如罗马尼亚）的版图。塞尔维亚吸并维也纳的原南斯拉夫土地，成为名叫南斯拉夫的新国。在其他所有民族都退出后，由哈布斯堡王朝仅存的小块土地，即维也纳至因斯布鲁克之间的德意志人地区，郁闷地组成奥地利共和国，且受条约所束，严禁与北边大上许多的德意志人国家合并。
奥匈帝国垮台的影响甚大。《凡尔赛条约》要德国割土、赔偿且严格限制德国海陆军力，但德国国力受削弱只是表象。事实上，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所创造的新秩序，使德国变强。苏俄已缩回去打内战，陷入孤立，而后来的发展表明，从中欧奥匈帝国割出的“继起诸国”，国力太弱，挡不住德国（或苏俄）的侵犯。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它们与英法结盟。巴黎和伦敦把这些新国家视为制衡东山再起之德国或俄国的潜在力量。这些防御条约意在填补哈布斯堡王朝留下的权力真空，最终却在德国人于一九三八年吸并奥地利和窃取捷克斯洛伐克后，一九三九年尝试侵犯波兰时，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如一九一四年时，西方列强不情不愿地动员开战，以解决来自中东欧的纠纷。
这场人间浩劫的罪魁祸首在西方历史里的形象，从未受到大幅修正。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仍是那个留着络腮胡、居心良善的帝国老爹。这岂是事实？就最高指挥官的角色来说，他是个屠夫。就战略家的角色来说，他是个不自量力之人。就政治家的角色来说，他原本可以利用在位如此之久的契机修正或减轻令奥匈帝国衰弱的诸多难题，结果他毫无作为。传说收到意大利已于一九一五年向奥地利宣战的消息时，这位老皇帝深情微笑，低声道“终于和意大利打起来，这下我可以开心了”，如果此说不假，我们不得不推断此人老时已性情大变，变成凶残之人，与年轻时谦逊的他判若两人。[44]
总的说来，我们得重新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把奥地利人摆进新的历史位置。从根本上来说，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正派的，而是带着光环的懒懒散散的强权，它稀里糊涂地闯入并打完了整个战争。它是个心态极其矛盾的强权，为了保住其自古即拥有对波希米亚、匈牙利之类土地——已不想再和哈布斯堡王朝有瓜葛，正努力脱离自立的土地——的所有权，不惜让整个欧洲陷入战火。奥地利的大战建立在不计后果的赌注上，即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问题可靠战争来解决。实则战争解决不了那些问题。[45]这不是战后才为人所揭示的。一九一四年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前许久，总理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就指出，奥匈帝国境内失意的诸民族与该帝国的军事安全拥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关联：“多民族国度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46]但奥匈帝国还是发动了战争。该帝国最后一位外长奥托卡·切宁（Ottokar Czernin）伯爵，以太不当一回事的口吻论道，“我们在劫难逃；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怎么死，而我们选了最可怕的死法”。[47]前线士兵陷身于这场可怕战争的最可怕的环境里，若听到切宁（胎死腹中的西克斯图斯事件的主导者）这番话，肯定会深表赞同，且遗憾于他无法阻止或结束这场战争。
一九一四年七月，老皇帝最后一次抽出他的剑，却惊骇地看着挥出的剑刃被挡开，反转，刺回他肚子里。哈布斯堡王朝没理由于一九一四年开战，却开了战，要自己人民在准备不周的攻势里送死，然后打起一场使已然衰弱的君主国必然垮掉的消耗战。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里，有太多错误和失算，而奥匈帝国一九一四年的决定堪称是其中最不明智且最应受斥责的。这场大战只是在我们的历史地图上赢得的一块黑色区域，而维也纳，和柏林一样，同是这块区域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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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KA，NFA 1878，AOK，Oct. 15，1915，“Ursachen und Vermeidung grosser Verluste.”
[24] HHSA，Allgemeines Verwaltungsarchiv（AVA），MdI Präs.，Karton 1733，Prot. Nr. 1511，Jan. 20，1915，Kriegsüberwachungsamt to Interior Minister.
[25] HHSA，AVA，MdI Präs.，Karton 1733，Prot. Nr. 8797，Apr. 27，1915，Statthalter Graz to Interior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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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KA，GB 86，4 Armee Etappenkommando，“Allgemeine Direktiven für die Errichtung von Militärfriedhofen im Felde，Juni 1915”；Stanley Washburn，On the Russian Front in World War Ⅰ：Memoirs of an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New York：Robert Speller，1982），59.
[29] KA，NFA 1877，AOK，Feb. 4，1916，GO Conrad.
[30] KA，B/96：3a，AOK to Militärkanzlei Seiner Majestät，July 26，1916；Bolfras to Brudermann，Aug. 21，1916.
[31] Geoffrey Wawro，“Morale in the Austro-Hungarian Army，”in Facing Armageddon，ed. Hugh Cecil and Peter Liddle（London：Leo Cooper，1996），399-410；SHAT，EM A 7N 845，Paris，Oct. 13，1917，“Renseignements sur les‘troupes d’assaut’de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d’après enquête faite au camp de prisonniers de Bagnaria-Arsa.”
[32] Rudolf Jerabek，“Die Brussilowoffensive 1916：Ein Wendepunkt der Koalitionskriegführung der Mittelmächte，” dissertation，Vienna，1982，2：308-9.
[33] 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xv.
[34] KA，NFA 1795，4. Armeekdo，June 26，1916，GenObst Tersztyánszky to 10 KpsKdo.
[35] SHAT，AAT，EMA 7N 846，2ème Bureau，May 14，1917，“Armée Autrichienne.”
[36] Golovine，Russian Army，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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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KA，GB 1，k.u.k. 10 Armee Korps-Kdo，Oct. 8，1917，“Gefecht bei Carzano-Verrat am 18. Sept. 1917”；Liddell Hart，Real War，128.
[39] SHAT，AAT，EMA 7N 846，2ème Bureau，Oct. 13，1918，“Recrutement.”
[40] Dresden，Sächsiches Kriegsarchiv，Zeitgeschichtliche Sammlung 127，“Zwei politische Aufsätze，1917.”
[41] John Reed，Eastern Europe at War（London：Pluto，1994[1916]），92.
[42] Golovine，Russian Army，122.
[43] Golovine，Russian Army，67，77，93.
[44] I was told this anecdote by Prof. Lothar Höbelt of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45] Norman Stone，“Army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900-1914，” Past and Present 33，no. 1（1966）：111.
[46]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28.
[47] Norman Stone，World War One：A Short History，（New York：Basic Books，20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