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军队在加利西亚境内屡吃败仗，还仓皇后撤几乎退到喀尔巴阡山脉，令德国人惊得目瞪口呆。在西部战线的德军总司令部，奥地利军事联络官指出，康拉德迅速而无能的战败，终于引起德国注意：“他们始终认为对俄之战是‘我们的事’，但我们兵败伦贝格和撤离加利西亚，突然使东边的战争变得对他们和对我们一样重要。”这时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一样深切感受到俄罗斯蒸汽压路机令人战栗的逼近声。马恩河边遭击退之后，毛奇已被撤职，代以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将军。法尔肯海因指出了谁都看得出的一个道理：俄军若穿过喀尔巴阡山脉，将“使整个战局完蛋”，使西里西亚（德国重要的工业区）被俄军包围，使俄军直捣匈牙利心脏。[1]
战争才打了一个月，维也纳似乎就快垮掉。波蒂奥雷克两次兵败塞尔维亚，康拉德三次攻势（分别在克拉希尼克、科马鲁夫、伦贝格）全遭击溃，他的部队被一路逼退到克拉科夫。康拉德的四个集团军，战死者多到掩埋队应付不了，不得不把尸体堆成像柴堆一般，任其肿胀、腐烂、爆开。[2]光是在加利西亚，哈布斯堡军队就死十万人，伤二十二万人，十二万人被俘，还失去两百一十六门炮和数千个火车车厢、火车头。[3]加上波蒂奥雷克部的八万一千人伤亡，全军少掉一半兵力，离垮掉已是一线之隔。奥匈帝国已开始征召四十多岁男子，送去填补惊人伤亡所造成的兵力减损。[4]八月战事的幸存者，挤在东部火车站，想免费搭上载运伤病者的列车返乡，而新来的兵走下火车，许多人穿着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俗艳的剩余军服，没有步枪、铲子、毯子或医疗用品，许多人连枪都没射击过，更别提打过仗。在战前奥地利军队最强盛的时代，法国人就说该军队“落后西方两或三代”，这时看来落后更多。[5]
根据施里芬计划，德国承诺于开战六个星期后调派大军增援东部战线，但目前看来无此迹象。德国总司令部因九月兵败马恩河边感到难堪，打定主意对康拉德尽量不提这场败仗，甚至未告之参谋总长毛奇已遭撤职，代之以法尔肯海因之事。法尔肯海因获任命一个星期后，康拉德仍在写信、发电报给毛奇。[6]
毛奇、法尔肯海因……谁当德国参谋总长，对康拉德来说没差别。他把奥地利大败怪在他们两人头上。他把德军未能和他协力攻进波兰，归咎于德皇威廉二世想保护他在东普鲁士的“种马场和猎屋”，而没有归咎于德军在法国、比利时投入庞大兵力作战。康拉德于八月上旬就知道，德国人在法国投入七个集团军，在东线不会也采取攻势，但仍装出遭出卖的样子。要替自己的出师不利脱罪，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他愈来愈把自己视为无辜的代罪羔羊。明明与有夫之妇爱得如胶似漆，但他仍哭诉自己的寂寞：“我没有家，没有女人，往后的日子谁来陪我？”驻新桑德茨奥匈帝国总司令部的德国武官报告，康拉德已“对他的军队完全失去信心”。[7]他甚至提议甩开盟国单独媾和。康拉德致函外长贝希托尔德：“奥匈帝国为何要流没必要的血？”[8]
九月十四日接替毛奇之位的五十三岁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将军，听到康拉德的抱怨大为惊奇。开战后六个月，德国死伤将近两百万。自负的普鲁士-德意志军队愈来愈像支驳杂的人民军队，因为已把后备部队和第三级部队（译按：Landsturm，由四十至六十一岁男子组成的部队）叫到前线，替补剧增的人员伤亡。职业军官和士官已全数阵亡。德军步兵连由下士指挥。退休将军，包括保罗·冯·兴登堡和莱姆斯·冯·沃伊尔施（Remus von Woyrsch），被叫回军中，应付新挑战。[9]法国在马恩河边顶住德军攻势，意味着西线的战事到了十月还不会结束。德国人将无法如毛奇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卡尔斯巴德向康拉德所承诺的，抽调“压倒性兵力”到东部战线；塞纳-马恩省河畔的胜利将无法开启布格河边的胜利。反倒正如奥地利某外交官所写的：“俄国在兵力上的庞大优势，已成为决定这场战争走向的最大因素。”[10]
鉴于哈布斯堡军队垮掉，德国将不得不派兵前往东部战线。德、奥同盟关系，禁不住柏林、维也纳在首要目标上的冲突拉扯，已开始崩解。奥匈帝国新任驻柏林大使戈特弗里德·冯·霍伦赫亲王，对此一矛盾冲突有简单扼要的说明：“贝特曼·霍尔维格如今说德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国的未来’；对我们来说，‘安稳的未来’这原则同样适用，但只有透过击败俄国才能达成，而德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击败法国和英国。”[11]奥地利人担心德国人被“歇斯底里的仇英心理”所蒙蔽，可能在东边的要命“权力失衡”得到矫正之前，就急着欲与俄国个别媾和。
维也纳认为柏林可能拿奥地利领土换取德国人在比利时、法国想取得的领土。因此，霍伦赫把他的外交任务称作在柏林“营造某种思想倾向”，让德国人认为可“借由在东边的彻底胜利，借由彻底消灭俄国，保障德国的未来”。[12]那不是柏林的思想倾向，但德国人的确认识到，除了攻入波兰、恢复奥地利信心、击退俄国大军，几乎无别的路可走。如果坚守克拉科夫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狭长地带的奥军被赶到山脉另一边，俄军乘胜追击进入匈牙利，那么德国的西里西亚将受到侧翼包抄，很可能会不保。德国也将失去其唯一的欧洲盟邦，使柏林没有奥军，乃至没有“同盟”这个遮羞布来掩饰其庞然野心。九月中旬，德皇和其将领同意，“直接援助奥地利，乃是现今政治上所必需”。[13]
德国人打算借由入侵俄国来救奥时，俄国人正打算入侵德国来救法。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在沙皇、苏霍姆利诺夫和尼古拉大公之间奔走，哀叹俄国把重心放在奥匈帝国，提醒俄国人“击败奥地利的最稳妥办法乃是击败德国”。苏霍姆利诺夫表示，他的军队在坦嫩贝格试图击败德国时损失十一万人，帕莱奥洛格反驳道，得再接再厉且得尽快。法国已在与德国的头几场仗中损失五十万人，快撑不下去。[14]
经过九月底几场气氛火爆的商谈，尼古拉大公终于同意只要解决掉奥地利人，就立即发兵攻打柏林，但沙皇尼古拉二世推翻他堂叔的意见，坚持立即攻德。对奥地利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对德国人来说则是噩耗。尼古拉大公从加利西亚调走十二个军，增援八个满编的集团军（三个在中间，两侧各有两个，还有一个在东普鲁士）。他要击退德军的任何进攻，执行英法自八月就一直要求的救援行动：俄国两百万大军取道西里西亚攻向柏林。大公的参谋长尼古拉·亚努什克维奇（Nikolai Yanushkevich）下令“准备进攻，最大兵力的进攻，以深入德国为目标，从维斯瓦河中游进到奥得河上游”。这当然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战前俄国一直奉行不在华沙以西建造坚实公路和铁路的政策，以放慢德国入侵俄国的脚步。从未想到俄若要入侵德，这政策会有何影响。[15]
虽然鉴于德国只有七个军来对付变得日益庞大的俄国大军，但德国人未呆呆等待尼古拉大公攻打柏林。德国的道路质量好，最起码远至波兰都很好。兴登堡和其参谋长鲁登道夫打算发动一场晚秋战役，横越纳雷夫（Narew）河，攻向华沙，打乱、击退俄军。先前靠着坦嫩贝格之役，德国保住东普鲁士，此刻，兴登堡则想在波兰炮制类似的决定性战果。这一战果将为德国战略的调整——采取东边部署，而非法尔肯海因仍在执行且看来无效的西边部署——提供有力理由。法尔肯海因延续毛奇（与施里芬）的法国优先策略，兴登堡则想走俄国优先路线，想利用沙俄帝国无可救药的无能来解决这心腹大患。但由于俄国已完成动员且康拉德败退而非进逼，兴登堡的华沙作战行动并非万无一失。没有奥军在南边配合夹攻，德军将得独力打破俄国已完整动员的军力。
德军东线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执行自认为对的构想，展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作风（此后直至战争结束，他们一直维持这作风）。法尔肯海因正准备在法兰德斯攻打英军，希望一举将其击倒；对于东线战事，他希望兴登堡只要将德军移往克拉科夫以增强康拉德战斗力，并采取守势稳住东部战线即可，但兴登堡选择进攻。他和鲁登道夫主张，攻势作战将威胁俄军侧翼和后方，比起在西里西亚或加利西亚四平八稳的部署，这样能为康拉德卸除更多的压力。
换句话说，在东边，兴登堡欲攻下华沙，就和法尔肯海因在西边欲攻下加莱一样坚决。华沙这个八十万人的城市，有兵营、医院、军火库、一字排开的数座现代堡垒，是俄国第三大城，波兰的铁路运输中枢，俄军司令部理所当然的设置地点。失去波兰将使俄国人不得不将其战线整个往后退，把总司令部迁到维尔纳（Vilna）或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之类的边陲地方。加莱会是征服英国的跳板，华沙则会是攻进俄国的跳板。[16]
康拉德被夹在维斯瓦河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把自己困在死角。他运气好，仓皇撤退时退得够远够快，超出俄军的补给范围，因而未遭俄军消灭。诚如丘吉尔后来所说的，“在西边，军队太大，超乎地方所能容纳；在东边，地方则太大，让军队疲于奔命”。[17]有位俄国军官指出，奥军和俄军行军速度极快——奥军退，俄军在后面追——因而俄国的补给队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赶上；有几天，他所属的部队从破晓走到晚上十点，中间完全没东西吃。即使食物送达——一些军用面包、一头杀掉的牛——他也难以入口：“我已经吃素；他们杀了这些牛给我们吃；肠子、牛鞭、胃、眼珠子散落一地，几滩变黑的牛血，有时声嘶力竭大叫的牛会跑过你身旁，喉咙已被划开，然后倒在你旁边，血汩汩流出，四肢朝空中乱踢。”[18]
鲁登道夫的盘算是趁着俄军面临这些难题时抓住机会打败俄国。正忙于抽调德国第八集团军部分兵力以在布雷斯劳（Breslau，波兰语称弗罗茨瓦夫/Wroclaw）创建第九集团军的鲁登道夫，请康拉德拨出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投入这一重启的攻势。康拉德犹豫不决（把来自德国人的要求全视为对他个人之冒犯）时，兴登堡提醒他，只有进攻才能扭转每个战线日益不利的战局：他在九月二十二日开导康拉德，“要取得更大的战果，得通过包围”，而非通过被动防御。德国总司令部私底下鄙视奥地利的被动作风，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上校在日记里写道：“这里什么都好，就只有奥地利人例外。真希望这些畜生动起来！”[19]
这一次，这些畜生倒是愿意动起来。康拉德分析这是他将俄国人包围在波兰突出部的最后机会。有了德军助一臂之力，柏林和维也纳将在东边集结将近八十个师对付俄国的五十八个师。俄军苦于组织问题且需分兵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需分兵高加索打土耳其人，在一九一六年中期之前，在东部战线都无法取得兵力上的压倒性优势。施里芬计划的提倡者之所以认为此计划大有可为，就是因为俄国有这一反应迟缓的现象。俄国人在八、九月的战斗中也失去数千名中下级军官和士官；这时得找新血递补他们的空缺，而这些新血缺乏经验和训练。[20]换句话说，奥匈帝国仍有机会打赢东线战争，如果它与德军协同作战，且行动快速果断的话。
康拉德匆匆凑集他仅存还完好无缺的战斗力（“最后的士兵、最后的火炮、最后的机枪”）。他很难得地不夸大其实；步枪一年产量只有十五万支，这个君主国就快无枪可用，而且许多士兵把枪拱手让给俄国人或塞尔维亚人。野战炮兵团发现兵比炮多，因为已有太多加农炮丢给了俄国人。[21]
康拉德自然而然认为东线德奥联军该由他，而非由兴登堡，总绾兵符。康拉德向博尔弗拉斯发火，“为什么德国第九集团军向其设于梅济耶尔（Mézières）的总部报告，而非向我报告？”曾赞成与德国人合作的康拉德，这时极为反感被拉到北边：“为何要我们放弃桑河边的作战行动，去帮华沙的德国人？”但这时博尔弗拉斯非常乐于让康拉德听命于兴登堡，甚至乐于以全新的总司令部取代康拉德：或许以弗里德里希大公为总司令，以鲁登道夫为其大权独揽的参谋长。[22]
鲁登道夫，一如兴登堡，是个厉害角色。鲁登道夫把第八集团军的兵力缩减为只剩两个军，借此得以组建第九集团军，这个新集团军有四个军、一个预备师、一个驻于西里西亚卡托维兹（Kattowitz，波兰语称卡托维采/Kattowice）周边的骑兵师。战前，鲁登道夫就以德军参谋总部内作风无情的部门主管形象为人所知，承接下毛奇许多工作，且对陆军部长法尔肯海因没怎么放在眼里。法尔肯海因与鲁登道夫为两个不同派系的代表，前者所代表的派系较后者温和、讲理。[23]这时，鲁登道夫的行动目标，与德皇、法尔肯海因设于法国的陆军总司令部（Oberste Heeresleitung，简称OHL）背道而驰。陆军总司令部希望东线只要守住即可，西线则全力出击；法尔肯海因认为，过早将兵力抽调到东线，必会使他在西线吃败仗。为此，兴登堡不得不打电报给德皇，以辞职为要挟，借此索得较不受法尔肯海因节制的自主权（和更多兵力）。
兴登堡这时身为一级上将，地位形同陆军元帅，不可能任人指挥来指挥去。东部战线“神奇三角”（康拉德、鲁登道夫、法尔肯海因）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有政治角力牵扯其中，这令康拉德非常恼火。马克斯·霍夫曼上校指出这一紧张关系：“仔细审视大人物（他们彼此关系的恶劣、目标的矛盾）时，得时时记住，在另一边的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之间情况还更糟，否则很有可能惶惶不安。”[24]
在俄国这一边，情况的确更糟。以有所迟疑而缓慢的步伐拿下伦贝格后，鲁斯基已被赏以西北方面军司令官之职，原司令官日林斯基则因坦嫩贝格之役和马祖里湖区之役战败遭撤职。但鲁斯基未把矛头指向兴登堡，反倒指向他在西南方面军时的旧长官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想趁奥军崩解之机继续挺进克拉科夫和布达佩斯。鲁斯基猛踩刹车，坚持此时不该有任何进攻，坚持该纠集后备兵力，击败集结愈来愈多兵力、欲取道华沙攻入俄国内地的德军。评估过自身不良的通信后，鲁斯基甚至提议“战略性撤退”到涅曼河（Niemen River）。他还想过放弃华沙这个重要的公路中枢和战略要地，退回科夫诺（Kovno）。[25]
如果鲁斯基以安全堪虑撤退，伊万诺夫也要跟着后撤，甚至要让出伦贝格以保护其侧翼。俄军总司令部的后备兵力都已被苏霍姆利诺夫分派出去，这时赫然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向下贯彻命令，甚至无法像个“总司令部”那样调动部队。东普鲁士牵制了俄国二十五个师，加利西亚牵制了三十个师，只剩下三十个师可供执行沙皇和西方盟邦要求的中间攻势。尼古拉大公“惊骇”于麾下诸将的悲观和爱发牢骚，但要调动他们的话，他手上没什么工具。每个战线的司令官都控制庞大的腹地和铁路、火车，而且他们已懂得用无法辩驳的后勤难题，回绝总司令部要其配合行动的要求。最后是靠德国人才让俄国人动起来。九月二十八日，德国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开始往维斯瓦河进发，行走的道路非常泥泞，兽拉车和士兵不得不走路两旁的耕地才得以慢慢前进。军官惊奇于波兰城镇“缺乏中产阶级文化”，建筑、陈列、街头活动破落寒碜，诚如某德国人所说的，“和美国西部一样吓人”。[26]极力要求发动这一秋季攻势的鲁登道夫，没料到这么快情况就这么糟。他说波兰境内烂泥“及膝深”，即使在克拉科夫至华沙的大驿道上亦然。火炮和兽拉车下陷到车轴处，靠又湿又累的士兵拉才得以前进。军官忆起一个世纪前拿破仑走这条路时的感想：“除了水、空气、土、火，上帝还创造了第五元素：烂泥。”[27]
一如拿破仑，德国人有宏大的计划。在法国优先、俄国优先两策略达不成折中方案的情况下，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准备在“将法国从大国之列除名”（霍夫曼语）之后，立即与俄国人打一场猛烈的“第二次战争”。在这场战役中，兴登堡带了萨克森国王（德意志帝国的一名亲王）同行，以便在将俄国人赶出波兰后，立即在华沙册立他为“波兰国王”。[28]德国第九集团军行军队伍里的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中尉，思索胜利的到来：俄国会落败，波兰会脱离俄国，“按照加拿大或澳洲的模式”，成为德国的自治领。[29]
有位与俄军一起出征的英国军官指出，他们吃的苦头更甚于迎面而来的德国人：“道路太烂”，他的部队九天才走了约一百九十公里。在卢布林与俄国人共事的另一位外国武官，描述那里的道路“被重炮和架浮桥用的浮舟压烂，路面覆盖数寸厚的烂泥”[30]。苏霍姆利诺夫的陆军部为恶劣天气预做的准备，不如鲁登道夫或康拉德那么周全，因此这些俄国士兵穿着湿透的夏季军服发抖，赤脚或穿着湿重的麻鞋走过烂泥。十月五日，脚下鞋子只比俄军稍好一点的奥军第四、第三、第二集团军渡过维斯瓦河，第一集团军的十三个师（共十万人），在奥帕图夫（Opatów）与德国第九集团军合拢，左右相连。其中有个德国人对奥军印象不佳：“奥地利人给人愚蠢、乱无章法的印象。许多人不懂德语……整体来看，就连俄军战俘给人的军事印象，都比这些四处流浪、不管到哪里都姗姗来迟的奥地利军人来得好。”[31]
奥军于十月九日解了普热梅希尔城和要塞之围。一如人在菲律宾时的麦克阿瑟，康拉德誓言重返该地，而今他果然做到。博罗耶维奇部的某些士兵，清走要塞周边一万五千具俄军、奥军尸体，其他士兵则与第二集团军一起追击退往伦贝格的俄军。但追击脚步不久就变慢，然后完全停住。犹如九月战役但角色互换，俄军从一道沿河防线退往下一道沿河防线，开枪击退每一次追兵的逼近。与九月时的俄军不同的是，奥军兵力不足以绕过俄军包抄，因而都从正面攻击，然后落得一贯的下场。奥托·迈克斯纳（Otto Meixner）将军于十月十二日写道，“今日这场仗未能一举了结敌人；我的部队无一能完成任务。”十三日：“我们似乎不再是与敌人的后卫部队交手，而是与强大的敌军部队交手。”十七日：“今早我们依令开始进攻。来自侧翼的猛烈火力攻击，使攻势很快就瓦解。我们入睡的阵地，还是醒来的那个阵地。”
俄军已停止撤退，且已在奥军九月让出的格鲁代克阵地站稳脚跟。奥军被躲在阵地里的俄军开枪射中，而且俄军所据的阵地就是奥军不久前借以藏身、用来射击俄军的那个阵地，这想必令奥军大为泄气，而由于进攻时无炮兵支持，奥军又更为泄气。十月二十一日，迈克斯纳表达了他的惊愕：“科莱鲁斯将军下令，由于炮弹短缺，只有在无炮兵支持下还据认有胜算的地方，才能进攻。”[32]而在这段战线，没有这样的地方。
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沿着维斯瓦河往东北走，渡到河的左岸，到桑多米尔（Sandomir），心态同样是意兴阑珊。这支奥军一直走到遇见抵抗才停步。奥军虽已破解俄国密码，德军已在十月九日某军官尸体上发现俄军完整的战斗序列（order of battle），从中知悉作为俄军中军的三个集团军集中于维斯瓦河，但康拉德手上的兵力不足，虽有这情报，也只能大叹心有余而力不足。俄军则想方设法欲攻击德军并善用奥军斗志不坚这弱点。他们需要有所作为，以免更多波兰土地落入德国人手里，暴露加利西亚境内伊万诺夫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后方。如果真走到那地步，整个俄军都得撤退，从而使奥地利人得以收复伦贝格，使德国人得以在西线解决英法军时拿下华沙。
这时俄军总司令部的主要想法，乃是奥匈帝国力弱，靠小股兵力就可将其压制住，俄军主力则用于进攻德军。布鲁西洛夫受命统率那小股兵力，含第三、第八集团军和新组建的第十一集团军。伊万诺夫从鲁斯基的战线调走第二集团军，要它同第四、第九、第五集团军一起归他指挥。伊万诺夫渡过维斯瓦河回到对岸，然后往北走；十月中旬时，第一、第二、第五集团军已在华沙周边集结，第四集团军在伊万哥罗德（波兰语称登林尔）周边集结，第九集团军在桑多米尔周边集结。俄国六十个师面对德国十八个师。后来兴登堡将此举誉为尼古拉“大公最了不起的计划”：倚赖奥地利的被动，将德军诱向华沙，然后从两侧包抄马肯森躁进的第九集团军。[33]
尼古拉大公的计划拟得很漂亮，但现实上，俄国诸集团军全苦恼于严重的物资短缺。俄国濒临波罗的海、黑海的港口遭德国、土耳其封锁，不得不倚赖从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距前线三千公里，半年冰封期）、海参崴（距前线约一万三千公里）进口。俄国诸港一整年的船舶入港数量（一千两百五十艘），只及英国港口四天处理的数量，沙俄补给难题由此可见一斑。尼古拉大公和伊万诺夫请求待炮弹存量补足之后再行作战，但沙皇和苏霍姆利诺夫受法国人催逼，要诸将前进，无计可施的俄国炮手于是用配给的罐头罐子、瓦斯管、废铁制作炮弹充数。[34]
十月十日，俄军开始渡过维斯瓦河进攻。德国第九集团军于华沙受到攻击时，奥军在桑河边和普热梅希尔南边受到俄国第三、第八集团军猛烈攻击。这场桑河战役在波兰、乌克兰边界地带激烈开打，从十月十三日打到十一月上旬。已取代奥芬贝格接掌第四集团军的约瑟夫·斐迪南大公，一下子拿借口推托（“我们迎击兵力大于我们一倍的俄军已三个多月”），一下子又发出激励（“找出能让我们与敌人站在平等立足点上厮杀的地方”）和空泛的胡言（“唯强者能浪费时间；弱者得节省时间”），[35]结果完全不管用。奥军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三十万人再遭彻底击溃。博罗耶维奇动用机枪才挡住他第三集团军在桑河边的溃退；其辖下以匈牙利人为主体的第三十四团，因集体自杀而兵力大减——疲惫不堪的士兵宁可自杀也不愿再打。[36]博罗耶维奇接掌第三集团军已两个月，仍在哀叹他于九月时就观察到的现象：“太多兵自行脱离战斗编队，没人阻止。”他的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四师撤退，留下堆放整齐的数百支宝贵步枪给追来的俄军。博罗耶维奇发火道：“那些步枪是按照规定从我们的伤兵那儿取得的，没人想过把它们运到安全之处？”[37]
德军误判俄军意图，不得不在十月十八日宣布从华沙撤退。康拉德先前同意出借丹克尔部以掩护马肯森部右翼，这时则不得不用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掩护撤退，命该集团军于俄国第四、第九集团军渡维斯瓦河时攻击其侧翼。十月最后一星期，奥匈帝国第一集团军在伊万哥罗德（华沙南边八十公里处有护城河环绕的大堡垒）对面遭击溃。补给短缺到极点，奥军已数日未见到他们的野战炊事车，骨瘦如柴的辕马在路上倒下，奄奄一息。有位奥地利参谋如此报告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三十七师在这场仗期间的状况：“数天不眠不休的行军、作战，士兵累垮，军官得动粗才能逼他们前进；就连军官也撑不下去。”[38]原是为掩护德军撤退而开打的一场仗，结果被兴登堡更改为带有机会主义心态的攻势作战，以诱使俄军尾随马肯森部，然后奥军得与德军主力渡过维斯瓦河，包抄俄军侧翼。但丹克尔自从垂头丧气撤离克拉希尼克之后一直想扳回颜面，于是敞开自己的防线，企图诱使俄军渡过维斯瓦河，再将其包围。他让俄军渡河，却未能围住他们，从而包围者反遭包围，鲁斯基部从北边，埃维特部从南边，往两侧翼逼来。兴登堡重启撤退，边退边咒骂奥地利人。他们似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丹克尔部遭俄军第四、第九集团军于后面追击，一路退回到克拉科夫，再退到尼达河（Nida River），在该河河湾处、兴登堡的右侧翼后面休息。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一如约瑟夫·斐迪南的第四集团军，已经瓦解。有个德国军官走上前跟一批群龙无首的奥匈帝国士兵讲话，震惊于他们什么都不当回事的心态。“你们为何脱队？”他质问道，“脚痛，累垮了？”他们气鼓鼓地说不是，朝前线的方向瞥了一眼，然后说：“我们干吗傻傻地在那里被人射成马蜂窝？”[39]记述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三十七师之败象的那位奥地利军官，描述了该师撤退期间的所作所为：“士气低落到极点，在奥帕图夫，我看到这支部队中喝醉酒的士兵摇摇晃晃走过街头；他们灌了朗姆酒；整个地方挤满撤退的四轮马拉货车；没有比眼前更令人泄气的景象了。”
邻近的奥匈帝国诸师彼此怀着浓浓的族群仇恨，使已然战斗力大失的哈布斯堡军队更加打不了仗。丹克尔部某军长于十一月十五日向丹克尔解释道：“相邻的第五师与第三十三师士兵彼此产生猜疑，肇因于第三十三师某团集体投降，未掩护友军从易遭攻击的阵地撤退，致使第五师某团蒙受极惨重的伤亡。”他话中真正的意思——在哈布斯堡军队里仍是忌谈的话题——乃是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所以遭屠，全因为匈牙利人为保命而投降，未挺身战斗以救友军脱困。这件事发生于十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十三日，个性太拘泥于琐碎小事的丹克尔仍纠缠于此事，尽管那是在这条战线的每个地方每天都在发生而寻常至极的那种争执，“我仍然搞不清楚是何种情况导致第二十六（匈牙利）团擅自撤退，”他发文给正为第九十三团的捷克人、德意志人说话的第五师师长，“你所附的文件未厘清此事。回去查清楚，完整写下来，我才能判定（第二十六团的）行动是否违反了当时‘不准撤退’的命令。”[40]
兴登堡也在埋怨，矛头指向康拉德的躁进；这时德奥两军的总司令部关系已非常恶劣，这位德国人提到这位奥地利人时，以“那个人”称之，例如：“那个人在俄军只部分渡过维斯瓦河，主力部队还未过河时，就攻打俄军，操之过急。”[41]他们彼此厌恶对方说话的声音——康拉德如鸟鸣般的维也纳腔，与兴登堡的“柏林近卫军腔”大相径庭，后一腔调吐词快，发音清脆干净，带着自以为是又好为人师的口吻，使每个奥地利人，尤其是康拉德，觉得狗眼看人低。
这时奥军已弱到连挡住俄军部分兵力都办不到。康拉德求法尔肯海因增援更多德军。有一天，法尔肯海因把他的奥匈帝国军事联络官请到一旁，说：“康拉德将军写了封信给我，信中说东部战线需要增派三十个师……我觉得他说得没错，我也同意，但请告诉我去哪里找那些师？”[42]但俄国本身的犹豫不决，再度让起了口角的奥地利人、德国人逃过一劫。华沙之役后，俄军总司令部拿捏不定该把重心放在南线、中线或北方前线，因而三线并重。伊万诺夫抱怨道：“坦白说，总司令部的指示里既不可能看到确切的任务，也不可能看到明确的目标。”[43]
在奥地利战线，俄军于十月十八日夜渡过桑河。这意味着十月九日才解普热梅希尔之围的奥军，将不得不放弃该要塞，不然就是让该要塞再度被围。康拉德已经名声扫地，不敢放弃该要塞，于是，长达一星期，每隔十四分钟就有火车驶进普热梅希尔，卸下挺住俄军六个月围攻所需的军需品，运出已在该城攻防战中受伤的一万五千人。在普热梅希尔饱受战火摧残的周边，有位第一次打围城战的俄国人，惊骇于这场战役的残酷：“景象令人沮丧；左边、右边都有尸体，我们的和他们的尸体，有些刚死，有些已死了几天……最令人难忘的，乃是死者的颅骨、头发、指甲、手。到处都有脚从土里伸出，来自埋得不够深的尸体。我们火炮的重轮碾过那些脚，发出嘎吱嘎吱声。我们看到一个遭活埋的奥地利人；他醒来，挣脱，然后死去。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头、手在地面之上，其他部位在地下。我的天啊，这种事你能看多久仍不会发疯？”[44]
康拉德看不到这些骇人景象，但似乎还是方寸大乱。他的防御安排马虎得离谱。奥军就要整个垮掉，要守住普热梅希尔根本不可能，但它又是奥匈帝国抵抗俄国蒸汽压路军不可或缺的象征。如果要保住这个象征，康拉德得撤出三万平民，把守军减到守住该城和城外堡垒所需的最少兵力（约五万人），使俄军无法以断绝粮食逼守军投降。这些预防措施，他一样也没做。平民仍待在城里，加上十三万五千部队，徒劳留下一批人数过多、大体上派不上用场、争食粮食的居民，使俄军只要围住该城，让城里人饿到受不了，就能让敌人不攻自破。没人相信哈布斯堡援军会及时来援或真的来援。英国武官从华沙写道：“据说奥地利在那个战场留了十六个正规军和五个预备军，但它们是空壳子。俄国人已缴获一千门炮，掳获二十万人。奥地利人败了？”[45]
自夏末败于伦贝格、拉瓦鲁斯卡之后，康拉德的战争一直在桑河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盆地上缓慢打转。九月被逼退到桑河之后，康拉德把十月的大半时间（令德国惊愕地）花在试图回头渡过桑河以取得战果。但未能在康拉德退到安全的桑河之前将其包围的俄军，这时扭转情势，反过头来利用这道河障阻止奥军与在华沙周边作战的德军合作。在桑河边一连串令人泄气的小冲突里（桑河战役，Sankämpfe），奥军奋力欲攻回波兰，俄军则奋力不让他们如愿。[46]
在十一月上旬为期三天的奥帕图夫卡（Opatowka）河之役中，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又损失四万兵力，然后拉回到尼达河后头。康拉德随之把（短暂）夺回的土地又全部吐了回去。大部分奥军在下一道河障（克拉科夫诸堡垒正东边的杜纳耶茨河—尼达河阵地）后面重新整编时，康拉德的北方面军愈来愈像乌合之众。七月时为辖下第十九师的捷克人伤透脑筋的卡尔·卢卡斯（Karl Lukas）将军，十月时完全推不动自己的军队。他以好兵帅克似的讥讽口吻恳求道：“同心协力！我们竭尽所能，一起为我们所挚爱的皇帝献出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和鲜血。”[47]
康拉德吃惊于他部队的伤亡之惨重和战争成本的急剧上升，指出只打了几个月，就耗掉帝国四十亿克朗，相当于战前七年的军事支出。但尽管花掉这么多钱，奥匈帝国的炮弹产量仍低得让人难堪，即使就一九一四年的标准来看亦然。这一君主国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只生产了十一万六千枚炮弹，但炮兵每周要打掉二十四万枚。靠着德国定期送来炮弹，才使奥军炮兵能发挥战斗力。[48]康拉德指示其集团军司令官编纂可制成文宣、用于“激励我君主国渴求打仗之青年”的“战绩”，但根本没有战绩可言。应要求而编成的作战故事，只是打击奥地利青年的斗志。[49]
奥地利人从德军的撤退中得到有苦有乐的慰藉。奥地利驻柏林大使发牢骚道，尽管德军从华沙退回到德国境内，尽管德国的紧急应变计划打算若俄军穷追不舍，他们要炸掉西里西亚的煤矿，但兴登堡的“光荣花环”出奇地毫发无伤。[50]俄军不会穷追不舍，德国人知道这一点。与奥地利人不同的是，德国人对自己的能耐和敌人的虚实有切实的了解。鲁登道夫分析，德军撤退一百二十或一百六十公里（沿途将俄国所有铁路、公路桥梁拆毁），就足以保住他的军队，挡住俄国追兵。而过了维斯瓦河后没有铁路，俄军的确只追了三天就停住，有位观察家指出：“德国人撤退那么从容不迫，意味着他们的撤退完全称不上是溃退。”[51]在日俄战争时实地观察过战况，且仍爱谈论萨姆索与伦南坎普夫两位将军在沈阳火车站月台上争吵、互殴那段趣事的霍夫曼，在日记里就预言俄军会有类似的分裂失和：“完全不必担心；我们如果得撤退，俄军只会追三天。”[52]
兴登堡、威廉二世皇帝、鲁登道夫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德皇威廉二世（中）任命兴登堡（左）、鲁登道夫（右）坐镇设于波森的新司令部，掌管东线所有德军部队。这两位将军与法尔肯海因争夺资源和影响力，想在东线，而非西线，决定这场大战的成败。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到了十一月一日，俄军已停止追击。德国人利用绵亘整条德、俄边界的军事铁路，能快速增援每个受威胁的地点。与奥地利人不同的是，德国人已将这种快速部署改良到尽善尽美。英国旅游作家亨利·诺曼（Henry Norman）在战前就注意到：“接近边境的每个火车站，铁路线都扩展为十二条，每条铁路线旁都有月台，显然，火车可在每个月台迅速装卸，以将德国军力投送到北边。”将部队和炮弹运上那些火车以延长这场战争需要的资金，而资金从比利时之类的占领地输入德国。德国在那些地方征收每月四千万马克的“战争捐款”，以支应每月高达十二亿五千万马克的战争开销。[53]
但谁都看得出，即使有德军投入更大兵力于东线，俄国人还是在华沙（“东边的加莱”）避开重击，挺过另一个回合的交手。同盟国发现他们退回到一个月前他们开始作战的地方。这时，德奥两国政府几乎不沟通，奥地利驻德勒斯登公使指出，德国军事当局什么都没告诉他，他落得只能“在火车站闲逛，观察从东往西驶过的运兵列车”，而从奥匈帝国的角度看，那完全是不该有的运兵方向。[54]
十一月一日，德皇正式任命兴登堡为东线德军司令官。鲁登道夫为这一设于波森（Posen，波兰语称波兹南/Poznan）的新东线德军司令部的参谋长，霍夫曼为作战长。“东部德军”由两个集团军组成：马肯森的第九集团军和巴伐利亚利奥波德亲王的第八集团军。两集团军卷入与法尔肯海因、德皇的战略辩论中，直到一九一六年八月法尔肯海因被革职，由兴登堡接替其位，争辩才结束。法尔肯海因无心于对俄战事，把心力全放在伊普尔（Ypres）之役上。打赢此役，德国将取得一重大的战略收获，即英吉利海峡沿岸诸港。德国人如果掌控这些港口，将能用潜艇和海面船只直接压迫英国，从而或许逼英国同意不再将资金、工业、海军投入这场战争，使德国得以有更多余裕打击法、俄。
法尔肯海因认为把重心放在俄国太冒险。靠俄国出名的酷寒的冬天之助，加上要部队后撤远离德军，沙皇才得以为另一场消耗战争取到时间，而英国则正忙着扩展其陆海军，意大利则一如所料投入协约国阵营。因此，法尔肯海因不肯派兵增援兴登堡，要兴登堡在他为打赢比利时战事而奋战时，守住东边的冬季战线。法尔肯海因甚至考虑要不要与俄国单独媾和，以便全力对付英法。[55]
就在法尔肯海因为他于十一月四日发动的伊普尔攻势投入更多心力时，鲁登道夫仍信誓旦旦表示他能打赢东线战事。[56]兴登堡一直以为会收到的六个军，最终给投入法尔肯海因“奔向大海”（race to the sea）的行动，使东线德军和奥军只有七十五个师对付俄国的一百三十五个师。鲁登道夫未因此丧气，还是在托恩（Thorn，波兰语称托伦/Torun）重新集结第九集团军。他和兴登堡给了法尔肯海因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优先策略一个曲解性的新解读。他们（不情不愿地）同意，英法仍将是德军进攻的矛头，但补充说，英国远征军在受挫和夏季、秋季死伤大量兵员后，英国陆军总司令基钦纳（Kitchener）呼吁组建“新战斗力”一事，为德国提供了一个一旦错过即不再有的机会：一九一四年冬结束东线战争，然后趁着英国还未有新战斗力可用时，在一九一五年春将德国（和奥国）所有兵力移到西线。才几个星期，动用相对较少的兵力，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就挡住俄国蒸汽压路机。此刻他们打算将它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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