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3日，前东德组成了五个新的联邦州与西德合并，版图扩大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了一个崭新的国家，重心向西侧倾斜。尽管之前的西德基本决定了两德统一的条件，并为统一后的德国设定了基本的宪法和制度框架，但此时的德国已经和西德有了很大差别。德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已不再整齐划一，随着共产主义政权的失败和冷战的两极世界的结束，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巨变。由于诸多原因，以柏林为首都的新共和国代表着德国历史进入了新阶段。
但事实上，在统一的时刻，乐观的民众并没有料到，将垮台的共产主义国家并入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这一前无古人的尝试所造成的混乱，要比他们想象中大得多。西德人也没有预料到，他们必须承担巨大的重建成本，找工作面临的竞争越来越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等。由于东德基础设施的现代化需要资金，税收也越来越高。古老、富裕、沾沾自喜的西德本可以缅怀过去，然后宣布自己是第一个“后民族的民族”，但这时却发现不光是欧洲舞台，连世界舞台都需要德国的积极参与。而短期内，随着西德人进入东部的联邦州，并按照西德的标准重组东德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东德人发现自己被卷入了更大的混乱中。
最初，资本主义经济对东部的联邦州产生的影响主要在就业以及生产、财产的私有化领域。由于引入了西部的工资和物价体系，世界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令效率低下的东德企业难以承受，这些企业的生产设备极度落后，现在还要支付高昂的人工费用，根本难以为继。很快，失业率就大幅攀升。妇女失去了政府补贴和企业创办的儿童保育设施，再加上国内分工背后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女性受到失业率上升的严重影响。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中年人，他们离退休尚早，而接受培训、掌握新技能又太晚。另一方面，许多年轻人却有了新的机会接受教育和培训，发展事业。政府对财产采取归还而非补偿政策，成立了信托机构，将原先被东德征用、成为“国有”的私人财产返还原主或合法的继承人。这个政策导致了无数的财产争端，将大量的东德人从多年苦心经营的住所和土地上赶了出去。由于诸多原因，向西的移民潮还在持续，人们到西德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就业环境，东德的人口持续减少。
在这投资和重建的十年里，尽管一些人在经济上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存活下来的东德产业大多数成功“优化”，破旧的住房焕然一新，铁路等基础设施得到了重建，交通方式实现了现代化，西德消费市场向东扩展。虽然1990年的东德看起来可能比30年代的德国还要破旧，但到了21世纪早期，前东德的许多地区表面上已经和大部分的西德地区没什么两样了。市中心基本翻新过，在崭新的墙面间偶尔会看到衰败、废弃或半旧的大楼，这时才会让人注意到，这些改变不过是在朝夕之间。在更小的市镇和村庄中，大多数住房刚刷上灰泥和白色涂料，鹅卵石街道也换成了柏油碎石路，东德完成了物质的转变。年代较远的楼房墙面在1945年以后曾经一直存留着战争时期的污迹，但这些污迹在这一时期也被迅速清除了。他们还在社会主义新镇的荒凉住宅区内设置了新的便利设施，西德的车辆在街道上随处可见，空气里也没有了褐煤的烟尘和“特拉比”（Trabi）牌老爷车的尾气。
统一后的新首都柏林的重心逐渐东移。亚历山大广场和菩提树下大街一带越来越热闹，曾经单调的共产主义首都反而更像“中心”了。相比之下，西柏林动物园火车站附近的选帝侯大街则渐渐失去了人气，一排商店显得越来越俗气。原本属于无人区的柏林墙沿线，开始了惊人的修建计划。这道伤口是国家分裂的最明显印迹，如今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跨国娱乐产业的摩天大楼、波茨坦广场的大企业、贝尔维尤宫总统府附近新设计的政府总部、完全恢复后的德国国会大厦，以及在城市快捷铁路通往波茨坦沿线的格里博尼茨湖附近、先前的死亡地带上建起的简朴楼房和家庭住所。只有柏林墙残留的混凝土砖矗立在那里，提醒着人们过去发生了什么。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腓特烈大街车站这一跨境关口究竟见证了怎样的人类情感，荒凉的等候区、安全警察亭和保安办公室，变成了鞋店、手机和电子产品商店、报刊经销商和杂货店，美化后的新车站更像是现代的西部机场或火车站。史塔西高官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的办公室变成了博物馆，因此位于诺曼大街的前史塔西总部看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就这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印迹在柏林变化了的环境中渐渐隐去，它们与第三帝国、魏玛共和国、辉煌的帝国时期、肮脏的工业化时期的历史遗迹，以及18世纪普鲁士王国柏林的伟大时代的建筑和雕塑一起，争夺着人们对于历史的关注。即便是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要记起刚被抹掉的过去，也需要努力地回想，或是到偏远的、常被忽视的地区游历一番。
尽管如此，德国统一后，东部地区的新外表还是掩饰住了东西德民众之间的差别，虽然这些差别在渐渐缩小。一开始，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将两者的差异总结为“东德佬”（Ossis）和“西德佬”（Wessis）。西德人之间充斥着争强好胜的个人主义，而东德人则有更强的集体倾向，认为应当由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及福利支持。民意调查和社会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些随意的观察结果。他们的婚姻与交友模式常常筑起一道看不见的社会心理的“柏林墙”。东德和西德人在文学和电影作品上的争议也反映了两者的不同，民众讨论此起彼伏。这些作品包括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后革命短篇小说《何去何从》（Was bleibt），这部作品完成于十多年前，稍微润色后就出版了。还有试图将独裁“描绘为无害”的幽默小说和电影，例如布鲁西格（Brüssig）的《像我们一样的英雄》（Helden wieWir）和《太阳大道》（Sonnenallee，这条街道曾横跨了柏林墙）。
对历史的解释也会牵涉政治和道德。东德被称作是“第二个德意志独裁政府”，而许多西德政客和媒体常常过于尖刻地批评东德。奇怪的是，这居然导致了许多东德人开始至少在某些方面，自相矛盾地怀念起了他们曾经参与推翻的政府。人们谴责“极权主义的独裁政府”，并将东德政府和纳粹相比，这让许多东德人感觉自己从前的生活和记忆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扭曲，甚至彻底的否定。新德国议会想要调查东德独裁的性质和后果，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专案调查委员会进行长期调查。专家的证言和激烈的辩论使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如何阐释、“克服”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成了核心问题。要想审理东德的主要领导人是相当困难的。但对史塔西的非正式雇员（Stasi IMs），或民间线人的大范围政治迫害的审理却相对容易。与东德政府有任何形式的瓜葛并成为其“共犯”者，就会失去工作和事业前景。相比之下，罪恶滔天的纳粹政权虽然背负着种族屠杀和世界大战的罪责，但1945年垮台后，其“随大流者”（Mitläufer）却受到了十分仁慈的处理。20世纪90年代另一个讨论的主题就是纳粹时期。那一时期的许多事件引发了公众的争议，例如，一次展览展出了德意志国防军参与纳粹暴行的证据；有人提议在柏林建立大屠杀纪念碑；还有，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声称，德意志人民长期怀有“排犹主义”，并认为这是解释大屠杀的关键。德国人对这个更为遥远的“还未过去的过去”[1]痛苦不堪，这使原本难解的德国历史以及统一后德国人对新国家的认同过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统一后的头十年，这些经济、文化、政治上的混乱对德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初最大的问题就是右翼激进民族主义的复兴。80年代，共和党和德国人民联盟（Deutsche Volksunion, DVU）等右翼政党已经在地区选举中小有成就。但如今，两德统一似乎导致了东部地区种族偏见问题的频发。针对个人的种族暴力时有发生。早年在东部的霍耶斯维达（Hoyerswerda）和罗斯托克（Rostock）、西部的索林根（Solingen）和默尔恩（Mölln）等均发生过有组织的针对外国人的攻击。这些暴力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各方担心，随着统一民族国家的复兴，偏激的民族主义也会随之燃起。不过，和20世纪30年代不同，政府坚决反对并严肃处理了这些草根阶级的种族主义事件（尽管在某些事件中，当地警方和旁观者的反应有些迟缓）。同时，许多德国民众也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于是，早先对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复兴的担忧似乎成了空穴来风。20世纪90年代，德国甚至修改了严格的公民法，让长期居住在德国的“客籍工人”及其子女更容易申请到公民身份。
德国政治还受到了选民特征变化的影响。在东部的联邦州，民主社会党（PDS, 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名而来）在一些地区，尤其是西柏林获得了重大成功。民主社会党代表着东德人的地区利益，这些东德人因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而十分不满。过渡时期在东西德地区设立的“单独的票箱”选举方式遭到废除，1994年大选后，自民党发现自己也成了西部地区的政党，选票少得可怜，而随着东部联邦州新选区的加入，自民党就开始挣扎在5%的竞选门槛上。另外，对于基民盟的“统一总理”科尔来说，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拯救了他的政治生涯，但在90年代，由于又一次在政党财政问题上牵扯不清，有受贿嫌疑，他遭到了选民的批评。于是，1998年的大选历史性地产生了社民党和绿党的联合政府，由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担任总理。虽然新任总理格哈特·施罗德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内问题，基民盟也在到处寻找在政治名望上能与科尔相提并论的后继者，但施罗德和“红—绿”组成的联合政府还是在2002年的大选中紧握住了最高权力，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
“铁幕”的瓦解是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的原因之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随后，1990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继续拓宽和深化。《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签订后，签署国之间几乎没有通行障碍，边境管制基本废除，只有当跨境人存在走私、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或非法移民嫌疑时才会被搜查。新的欧洲共同货币——欧元的引入，不仅标志着21世纪的开端，还将欧盟成员国的经济联系在了一起。一些欧盟成员国，尤其是英国还保持着自身与欧元的距离。尽管欧洲隧道公司真的在海平面几千米以下的地方挖隧道，英国也不再是孤独的岛屿，但它还是既不签署《申根协议》，也不加入欧元区。而统一后的德国与法国却是其中的先锋，许多人认为这加快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甚至是某种欧罗巴合众国的雏形。
虽然规模不同，所处的世界历史背景也不一样，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某些进展的确与19世纪早期德意志邦国之间和邦国内部的发展有些相似。不过，在“海关联盟”发展起来之后，二者就无法比拟了。虽然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提出了联合的外交政策，并于1871年统一了“小德意志”帝国，但这和可能联合起来的欧洲在21世纪的外交政策完全不同。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国际危机（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刚刚统一的德国被迫惊醒，手足无措地开始承担新的国际责任，但到了十年后，即2002—2003年的伊拉克危机时，情况就相当不同了。尽管国内经济问题频发，失业率不断上升，但施罗德之所以在2002年的大选中获胜，部分原因就是他利用了德国人民的和平主义，民众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再清楚不过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忙着恢复并加强与美国的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即跨大西洋联盟，西班牙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英国的这一举动。而德国却和法国一起，认为这场战争看起来毫无必要，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
21世纪伊始，世界格局已经和几十年前大相径庭。恐怖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后来称之为“9·11”事件）对纽约和华盛顿发起的自杀式攻击，既开启了新时代，也象征着这个时代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人们对宗教激进分子和军事的不稳定产生了担忧。曾经，两个超级大国将世界分为两半，冷战的危险和威胁可以预计。但如今，多极的世界更加危险、反复无常，新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矛盾的爆发点无法预测，政治压迫长期持续，贫困地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频发，富裕与赤贫的对比鲜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尽管新德国日益多元化，但德国人还是在越发久远的痛苦历史的警示下，以新的和平主义和后民族主义的态度，努力克服冷战遗留下的各种国内问题。
[1]这一说法是由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史学家激烈争论时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