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东方）掀起模仿欧洲习尚的风气，包括借用危险的欧洲艺术。然而西方文明在东方统治者手里不会开花结果，不但无法恢复他们摇摇欲坠的国家，反而会加速其灭亡。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1]
《圣经》不曾对温馨现代的人类生活给予任何保证……我们必须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中建立恐怖政府。到那时，也只有那时，现代生活的益处方能得到理解和重视。
——J.W.凯伊，1870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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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生存竞争”是其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以及生物思想的基本隐喻。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中，唯有“适者”能够生存。适者不仅有权生存，而且有权统治。对世上那些拥有经济、技术以及军事优势的人来说，他们无往不胜。这些胜利者主要分布在西北欧、中欧以及上述两地移民在海外所建立的国度中（主要是美国），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其余部分，便成了他们的盘中餐。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除去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北非部分地区，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具有殖民地的形式。（我们暂且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的地区，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撇在一边。它们虽然尚未正式独立，但显然不被视为是“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原住民”是个中性词，但有很强的轻蔑味道。）大家一致承认，这三个例外地区绝不是不值一提的小地方：光是印度一地，便占1871年世界人口的14%。同时，在本书所述时期，虽然没有增加多少新殖民地，但世界其余地区享有政治独立的国家几乎微不足道。在经济上，它们听凭资本主义摆布，只要它们在资本主义所及范围之内。在军事上，它们的劣势更是显而易见。（西方）炮舰和远征军看来所向披靡。
事实上，当欧洲人在恫吓虚弱的传统政权时，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世界上有许多强悍民族（英国政府官员称他们为“尚武民族”），如果在陆地上与欧洲军队对垒，一定能将欧洲人打得落花流水，虽然在海战中必败无疑。奥斯曼士兵骁勇善战，久负盛名。他们不仅能够镇压反叛苏丹的臣民，将他们斩尽杀绝，而且能够勇敢面对他们最危险的宿敌：俄国军队。奥斯曼帝国因此得以在欧洲列强之间岿然不动，至少延缓了其崩溃。英国士兵对印度的锡克族人（Sikhs）、印度西北部帕坦人（Pathans）和非洲的祖鲁人（Zulus）以及法国士兵对北非的柏柏尔人（Berbers），亦不敢轻视。从经济上看，远征军在非正规战或游击战的不断打击下，遇到严重的麻烦，特别是在边远山区，外国人在这类地区完全得不到支持。俄国人在对付诸如高加索人的反抗中，苦战了几十年。英国人知难而退，放弃直接控制阿富汗的企图，而以监控印度西北边界为满足。最后一点，由少数外国征服者对幅员广阔的大国进行永久性占领是很难如愿的，代价也很高。其实即使不永久占领，先进国家也能将其意志和利益强加在被征服国家身上，因此永久占领看似有些得不偿失。不过从未有人怀疑在必要时永久占领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它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充其量只能对加诸在它们身上那股越来越大的压力做出一些反应而已。大体说来，任人宰割的那部分世界包括下列四个地区：首先，是伊斯兰世界和亚洲地区的残存帝国或大型独立王国，例如奥斯曼帝国、波斯、中国、日本以及一些较小王国，例如摩洛哥、缅甸、暹罗和越南。除日本之外——日本将另行阐述，参见第八章，这些大国日益受到19世纪资本主义新兴力量的破坏；小国则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之后，沦为列强殖民地，只有暹罗因作为英法势力缓冲区而未遭占领。其次，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前的美洲殖民地，在这段时间，它们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再次，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对于这个地区不需多费笔墨，因为它在本书所述时期并未引起多大注意。最后，是已被正式殖民化，或被正式占领的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
上述四类国家都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对于西方正式或非正式的占领，它们应该持什么态度。呜呼白人过于强大，无法拒之门外，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Yucatan）丛林里的玛雅（Maya）印第安人，为了恢复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曾在1847年试图把西方人赶走，实际上由于1847年爆发的“种族战争”（Race War），他们或多或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最终——到了20世纪——龙舌兰和口香糖又将他们置于西方文明的羽翼之下。不过尤卡坦的情况例外，因为地处偏僻，离它们最近的白人国家（墨西哥）又太弱，英国在它们旁边倒是有块殖民地，近在咫尺，但英国人并没有去恫吓它们。善战的游牧民族和山区部落民族可能吓得白人不敢进犯。我们可以想象，白人之所以很少前往那些地区是由于力量不足，而非山高路远，或是经济效益不高。对于那些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但具完善政治组织的国家来说，问题并不是可不可能避开白人文明世界，而是应如何看待它的影响：是照搬照抄，还是坚决抵制，或两者兼而有之，仅此而已。
世界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地方有两类已在欧洲统治下被迫进行“西化”，或正处于“西化”过程之中：它们就是美洲的前殖民地和实际已成为殖民地的地区。
拉丁美洲已摆脱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的地位，而成为法律上众多主权国家的集合体。这些主权国家在西、葡留下的机制上，又加上一套大家熟悉的19世纪（英国和法国）自由中产阶级的机制和法制。西、葡留下的机制主要是带有地方色彩的罗马天主教机制。罗马天主教在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地位。当地人多半指印第安人，在加勒比海和巴西沿海地区主要为非洲人。［来自非洲的奴隶仍继续信奉他们的宗教（或多或少已与天主教统一），除海地外，看来没有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发生冲突。］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不会采取有系统的措施迫使其受害者改信基督教。该地都是农业国家，距离世界市场相当遥远，如果不是靠近河流、海港或火车站，它们实际上也不可能进入世界市场。除了奴隶种植园、难以深入的部落聚居地以及极北极南的边远地区外，这些农业国家的居民主要是各种肤色的农人和牧人。他们住在自治的村社里，直接受雇于大农场主，很少人有本事自力更生。民众受到大农场主的财富奴役，这些有钱人的地位因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废除而得到明显改善。西班牙殖民时期曾企图对大地主维持某种控制，包括给予农民（主要是印第安农民）村社某些保护。此外，他们也受武装集团的统治（地主或其他任何人都可豢养一批武装人员），武装人员是军事首领的基础，这些军事领袖各自统率自己的军队，并已成为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大家相当熟悉的组成要素。这个大陆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是寡头政治。在现实中，这代表着民族势力和民族国家的体质都异常虚弱，除非国家面积小，或独裁者凶残到足以使遥远的臣民也慑于其淫威（至少是暂时的）。如果这些国家要与世界经济建立联系，就得通过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控制了其粮食的进出口，控制了运输（智利例外，智利有其蓬勃发展的船队）。本书所述时期，这些外国人主要是指英国人，也有一些法国人和美国人。当地政府就靠从对外贸易中进行搜刮，靠借贷发财，当然主要是向英国借贷。
独立后的头几十年里，因经济萧条，许多地区人口下降。巴西、智利幸免于难。巴西在当地一位皇帝的领导下，采取和平手段脱离葡萄牙，免去内战浩劫，因此未遭破坏。智利孤零零地坐落在太平洋沿岸气候温和的一条狭长土地上。新政权——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共和国最多的地方——进行了自由主义改革，但未取得实际结果。其中有些大国（后来成为重要的国家）实行寡头独裁政治，主政者都是土生土长只关心内政并且敌视创造发明的人，如阿根廷的独裁者罗萨斯（Rosas，1835—1852）。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惊人过程中，这种寡头政治的局面必定会因此发生重大改变。
首先是巴拿马以北地区，自从西班牙、葡萄牙消失之后，拉丁美洲面临先进国家更加直接的干涉，这是它们以往未曾经历过的。墨西哥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国于1846年对它发动侵略，结果墨西哥割让给美国大片领土。接着，欧洲和美国发现这一大片未开发地区，不但物产丰富，而且都很值得进口——秘鲁的海鸟粪，古巴以及其他各地的芋草，巴西以及其他地方的棉花（特别是美国内战期间），咖啡（特别是1840年后的巴西咖啡）以及秘鲁的硝酸盐，等等。其中有些产品受宠时间不长，大起大落，失宠的速度和它们看涨的速度一样快：秘鲁的海鸟粪在1848年前尚未开始出口，到19世纪70年代已告结束。拉丁美洲要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相对长期的出口产品，这些产品直到20世纪中叶，甚至今日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经久不衰。外国资本开始投资拉美大陆的基础设施——铁路、港口等公共设施陆续修建；欧洲移民也大规模增加，古巴、巴西是主要移居国，而气候宜人的拉布拉塔河口尤其受移民者的青睐。（据粗略统计，1855—1874年，约有25万欧洲人在巴西定居；在大约同样长的时间里，有80多万欧洲人移往阿根廷和乌拉圭。）
这些情况对于那些献身于拉美大陆现代化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人是个鼓舞。这个大陆当时很穷，但资源丰富，潜力雄厚，例如秘鲁，一位意大利旅游者形容它是“一个坐在一大堆金子上面要饭的乞丐”。外国人在某些国家，例如墨西哥，也真正构成了威胁，但与当地崇尚传统的农民、落后边远地区的老式地主以及以教会为代表的可怕惰性相比，其危害就又另当别论了。换句话说，如果不先克服这些落伍势力，几乎没有机会能与外国匹敌。而克服它们的办法，唯有残酷无情地实行现代化和“欧洲化”。
受过良好教育的拉美人所钟爱的“进步”思想，不只是共济会和功利主义者提倡的开明的自由主义（在独立运动中，这种思想甚受欢迎）。19世纪40年代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保证既有完美的社会，又有经济发展）深深打动知识分子的心；从19世纪70年代起，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深入巴西（时至今日巴西的民族格言仍是孔德的“秩序和进步”）和墨西哥（程度略轻一些）。尽管如此，古典“自由主义”仍旧很有市场。由于1848年革命和世界资本主义扩张，自由主义者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他们真的砸碎了旧殖民主义的法制秩序。他们进行了两项彼此相关的重要改革：第一项是循序废除土地占有权、使用权（私有财产除外）和土地买卖（巴西在1850年颁布土地法，哥伦比亚则于同年取消对印第安土地分割的限制）；更重要的第二项是对教会进行无情打击，这项改革恰巧也必须取消教会对土地的占有。墨西哥在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arez，1806—1872）总统领导下，根据1857年宪法，将反对教会的斗争推向最高潮（墨西哥是政教分离的），人民无须再向教会缴纳农产品什一税，牧师被迫宣誓效忠政府，政府官员禁止参加宗教仪式，禁止教会土地变卖，等等。其他国家也争先恐后地发起反教会运动。
原先企图通过政治权力强制实行组织现代化，并进而改革社会的尝试，结果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独立无法跟上脚步。自由主义者是这块农业大陆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他们如果享有真正的权势，这权势也是建立在一些靠不住的将军的支持上，建立在当地一小撮地主家庭的支持上。拉丁美洲的地主出于莫名其妙的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达尔文毫不相关的理由，将他们的族人聚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就社会和经济而言，直到19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内陆地区的变化甚微，有的只是地主权力加强，而农民处境更糟罢了。由于这个变化是在世界市场对拉丁美洲的冲击之下发生的，因此其结果肯定是传统经济不得不为进出口贸易服务，而进出口贸易却是由外国人或外国殖民者借由几个大型港口或首都进行控制的。只有拉布拉塔河口地区例外，该地集中了大量欧洲移民，最终成为一个全新的、非传统的社会结构下的新居民区。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拉丁美洲以无比的热情拥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模式，从此走上“西化”道路（有时也很残酷），除日本之外，世上其他地区的西化程度无出其右者。然而，结果却颇令人失望。
欧洲殖民帝国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型（澳大利亚、加拿大暂且不谈，该地主要是欧洲移民居住区，当地居民很少，欧洲人来此也是不久前的事）：一类是白人殖民者（不论他们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多寡）与当地土生土长的主要居民彼此共存的几个地区（南非、阿尔及利亚、新西兰）；另一类是只有少量欧洲移民的多数地区［这些地区人种混杂的情况并不严重，与工业化之前的旧帝国不同。人种混杂的旧帝国殖民地有的依然存在（例如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但从19世纪中期起，殖民者就不鼓励欧洲人与当地人通婚，至少在印度是如此。那些无法轻易被“有色人种”同化（像美国那样），或无法“充作”白人的混血儿，经常成为次级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的主要来源，像在印尼、印度那样，这些人在印尼、印度垄断了铁路营运。然而原则上，“白人”与“有色人种”是泾渭分明的］。“白人殖民者”的殖民地制造了殖民主义者最难解决的棘手问题，虽然这在本书所述时期已不具重大国际意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无论如何都得面临一个大问题：如何抵御白人殖民者的进攻。尽管祖鲁人、毛利人和柏柏尔人拿起武器时也非常可怕，但他们在取得某些局部胜利后，就无所作为了。如果殖民地人口中的当地人比重太高，问题就更严重，因为白人太少，需要大量借用当地人代表统治者管理、压迫当地人，而且无可避免地利用当地现有的机制来实行统治，至少在地方层级得如此。换言之，殖民统治者面临两个难题：制造一个被同化的当地人阶层来代表白人以及改造当地远不合于白人利益的传统机制。反之，当地民族所面临的西化挑战是更加复杂的问题，不是抵抗一下便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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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迄今最大的殖民地）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悖论性。外来统治本身对印度而言并不是个大问题，因为在这块次大陆的历史上，许多外国人（多数是中亚人）一次又一次征服过这片广袤地域，外国人在此建立了有效的政权，因而也就合法化了。现在这个欧洲统治者，其肤色比阿富汗人白一些，官方语言比古波斯语稍微难懂些，但这并不会造成特殊困难；统治者没有逼迫当地人放弃他们稀奇古怪的宗教而改信其他宗教（传教士对此伤心不已），反倒给了他们一笔政治财富。然而，欧洲统治者强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从开伯尔（Khyber）山口之外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是现代统治者有意造成的，还是他们古怪的思想意识和空前的经济活动无心导致的，在此暂且不论。
变化是革命性的，但同时又是有限的。英国人努力使当地人西化，从某些方面说甚至是同化。其原因不仅是当地诸如寡妇须火焚殉葬等陋习使他们打从心里怒火中烧，忍无可忍，更是由于行政管理和经济方面的需要。行政管理和经济秩序打乱了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虽然这种破坏并不是统治者的初衷。经过长期辩论，英国终于采纳了麦考莱（T.B.Macaulay，1800—1859）的著名《备忘录》（1835年），选送少数几个印度人接受纯英式教育，英印官方对这几个印度人的教育和培养甚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将成为次要的行政官员。一个小小的英国派精英集团诞生了。这个英国派集团有时与印度大众相去甚远，不但姓名换成英国式的，甚至说起家乡话也结结巴巴。尽管如此，那些被英国同化得最彻底的印度人，也不会被英国人当作英国人看待。（就此，我们应向英国左派致敬，英国左派具有强烈的平等观念，1893年有一个或两个印度移民在伦敦选区当选，进入英国国会，成为印度移民出身的第一个左翼议员。）另一方面，英国不愿或无法使一般印度大众西方化，因为：（一）将印度人收为臣民的目的在于不让他们与英国资本主义竞争；（二）肆无忌惮地干涉老百姓的风俗习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三）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和1.9亿印度人（1871年）差别太大，很难填平这道鸿沟，只靠屈指可数的几个英国行政官员是办不到的。曾在19世纪统治过印度或在印度生活过的英国人，留下了许多极珍贵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献对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比较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见第十四章）。在这个水火难容、谁也无能为力的主旋律中，这是唯一令人欣慰的变奏曲。
“西化”最终造就了印度解放斗争的领导人物、意识形态以及行动纲领。解放斗争的文化旗手和政治领袖，都是从与英国合作的人士中脱颖而出。他们以买办资产阶级的身份，从自己控制的领域或从其他支配方式里获益匪浅，决意模仿西方，使自己“现代化”。“西化”逐渐孕育出当地土生土长的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逐渐与宗主国的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必须指出，不管这些“西化”精英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牢骚怨言，他们还是认为英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模式，同时也为他们造就了新机遇。一位未署真名实姓的民族主义者曾在《慕克吉杂志》（Mukherjee’s Magazine ）上发表一篇大唱反调的文章，上面写道：“当地精英被周围虚假的光泽照得头晕目眩……他们全盘接受其上司的观点（并）对他们赋予无限信任，就像是信奉商业《吠陀经》（Veda ，《吠陀经》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基本经典，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意指智慧和光明。这里用商业《吠陀经》含有讥讽之意）一样。然而智慧之光终将把他们脑中的浓雾一扫而光。”[3] 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显然是个特例。一般而言，对英国的抵制均来自传统主义者，然而，当时势演变成如同另一位民族主义者提拉克（B.G.Tilak）所追忆的那样时，传统主义的抵制也告销声匿迹。提拉克说，人们“先是被英国的清规戒律弄得眼花缭乱。接着是铁路、电报、公路、学校使人们目瞪口呆。骚乱停息了，人们享受了和平与安宁……人们开始说甚至盲人也能拿着镶金手杖从贝拿勒斯（Benares，即瓦拉纳西）平安地走到拉梅斯沃（Rameshwar）”。[4]
1857—1858年爆发于印度北方平原的伟大起义，是英国统治史上的转折点，这次起义在英国史上习称为“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至今仍被认为是印度民族运动的先驱。这次起义是传统印度（北方）反对英国直接统治的最后一搏，结果使得古老的东印度公司垮台。东印度公司原是殖民主义者的私营企业，渐渐成为英国政府的附属机构，最终为英国政府所取代。直到此时，印度仍分成若干属地。在印度总督达尔豪西（Dalhousie）爵士的统治（1847—1856）下，英国开始有系统地执行属地合并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856年对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个王国——奥德王国（Kingdom of Oudh）——的合并。［1848—1856年间，英国合并了旁遮普（Punjab）、印度中部大部分地区、西海岸的几个部分，以及奥德王国（北方邦境内，12世纪前的印度教文明中心），从而使英国直接统治下的领土增加了1/3。］英国这种不讲策略只求速度的强行合并，种下了起义的种子。起义的导火线是英国规定军队必须在子弹上涂抹牛油，孟加拉士兵认为这是蓄意用宗教敏感问题进行挑衅。虽然起义之初只是孟加拉军队的兵变［孟买和马德拉斯（Madras）军队仍按兵不动］，但是很快便在北部平原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暴动（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机构是群众发泄愤怒的首要目标之一）。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传统的王公贵族，目的是恢复莫卧儿王朝。除上述原因外，英国对土地税的修改也具有火上浇油的助燃之效。土地税是公共开支的主要财源，修改土地税遂激化了经济紧张气氛。然而光是这些原因是否就足以产生规模如此庞大、范围如此广泛的造反起义呢？这很令人怀疑。人们之所以起而造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外来的社会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残酷的手段企图消灭他们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