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里，摩德纳（Modena）眼见大跃进的发生。从最早意大利统一（Italian Unification）之日起，一直到大跃进发生之前，人们始终陷在一个不断等待、长期等待的处境里，其间偶尔有些短暂的改进。但是猛然间，却开始了彻底的转型，于是一切都以闪电的速度开始进行。而现在一般人享受的生活，以前只限于一小批特殊阶层。
——穆基奥里（G.Muzzioli，1993，p.323）
一个人只要头脑清醒，肚子饿的时候绝不会把身上仅存的一块钱用去买食物以外的东西。可是一旦衣足食饱，他就会开始考虑其他用途。在电动刮胡刀和电动牙刷之间，便可以说动他做一选择了。因此，在价格和成本之外，消费者需求，也成为另一项可以管理并操纵的东西。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1976，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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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观事探理，往往与史学家相似：只有在回顾往事时，才能认清自身经验的本质。50年代时，众人开始意识到年头的确越来越好，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日子相比，更见其佳。持有这种想法者，尤以那些国势蒸蒸日上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为最。1959年，英国某位保守党首相保住首相宝座，赢得大选的口号便是：“你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吧。”这句话显然相当正确。但是一直要到这段欣欣向荣的美景过去，进入动荡不安的70年代，等待着的是伤痕累累的80年代，观察家才幡然醒悟——主要是以经济学家为首——恍然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结束了一个在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极为特殊的时期。众人搜索枯肠，想要为这个时期拟一个恰当的名称，于是法国有“光辉30年”，英美社会则有“四分之一世纪黄金年代”（Marglin and Schor，1990）的种种说法。金色的光辉，在随之而来数十年黑暗的危机背景衬托之下，越发显得灿烂。
众人之所以如此迟钝，花这么多年时间才认识到当年美景的特殊之处，其中原因有几个。对美国来说，繁荣不是什么新鲜事，毫无革命性的突破可言，只不过是战争时期经济扩张的持续而已。自从大战时期开始，这个国家就受战争之赐而发达，不但没有遭到任何物质损失，全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反而增加三分之二（Van der Wee，1987，p.30）。到战争结束，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一跃几乎占全球的三分之二。但也正因为其架构之庞大及跃升之迅速，美国经济在战后黄金时代的表现，相对地也就不如其他国家在此时期增长率惊人，因为后者起步的基础远较美国差。1950—1973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均低于其他工业国家（英国除外）；更重要的是，其经济增长较其前期的活力也更见逊色。其他工业国家中，包括即使连增长远较他国迟缓的英国在内，均突破了本国过去的纪录（Maddison，1987，p.650）。事实上就美国而言，从经济和科技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非但没有进步，反呈相对性的倒退。美国人单位工时的生产力，与他国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以1950年这一年为例，虽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德法两国的两倍，日本的五倍，并超出英国一半，其他国家却急起直追，追赶之势，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仍未停止。
日本和欧洲各国战后的首要目标，自然一致以恢复在大战中损伤的元气为主。因此1945年后的头几年里，各国衡量本国成功的标准，不是以未来为尺码，而是完全建立在与过去水准接近的程度之上。对于非共产党国家而言，这项疗伤止痛的过程，也意味着必须将心中对战争及战时抵抗运动遗留的害怕心理，即对社会革命与共产党势力的恐惧感抛诸脑后。到1950年时，多数国家（德日两国除外）均已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准。但是早期的冷战，加上当时法意两国国内残存的强大共产党势力，却使当时众人不敢稍存安逸之心。总而言之，一直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终于真正感受到增长在物质上带来的种种好处。以英国为例，这种感觉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变得明显起来。在此之前，相信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在任何选举当中，以前述麦克米伦的竞选口号获得胜利。即使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如此富庶的地区，所谓“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带来的惠泽，也要到60年代才变得逐渐普遍（Francia，Muzzioli，1984，pp.322—379）。更有甚者，一般在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中存在的秘密武器，即社会上的全面就业现象，也一直要到60年代，欧洲失业率约为1.5%之际，才成为普遍的趋势。而在50年代，意大利还有8%的失业率。简言之，进入60年代，欧洲各国才理所当然地看待自己无比繁荣的现象。从此开始，“有见识”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经济大势从此只会永远地向前走，向上升。1972年，联合国某位职员曾在报告中写道：“60年代的增长趋势，无疑也将于70年代初期与中期继续进行……目前看不出任何因素会对欧洲各国经济的外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随着60年代的发展，由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也将它对未来增长的预估修正为更乐观的数字。到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依保守的中等估计”），更被设定为5%以上（Glyn，Hughes，Lipietz，Singh，1990，p.39），但是事实发展证明，结果全然不是这样。
如今回顾观察，30年的黄金岁月，基本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30年间，这些国家占了全球总产值的75%，以及出口总值的80%以上（OECD，Impact，1979，pp.18—19）。但是在当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使得这个繁荣时期一时不易为人所察觉。那就是在50年代，经济高潮的现象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与特定的经济区域无关。事实上刚一开始，新扩张地盘的社会主义国家仿佛还占了上风。苏联在50年代的增长率，胜过西方任何一个国家；而东欧各国经济增长之速，也几乎不下于苏联，尤以过去一向落后的国家最为快速，而已经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国家则较为缓慢（不过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德国却远远落在非共产党领导的联邦德国之后）。到了60年代，东欧集团的增长开始失去动力，但是它在黄金年代国民所得的增长，却稍高于（苏联则较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IMF，1990，p.65）。到了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变得明显地领先于社会主义国家了。
然而，黄金年代毕竟仍不失为世界性的现象，虽然对世上绝大多数人口来说，他们生活的国度贫穷落后，这繁荣富裕的景象始终不曾近在眼前（不过联合国有关专家却想方设法，要为这类国家粉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不断激增，1950年后，非洲、东亚、南亚三地的人口，35年之间足足增加了一倍有余；拉丁美洲人口增加的速度更为惊人（World Resources，1986，p.11）。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第三世界更是饥荒频仍，哀鸿遍野。代表着这饥荒的标准形象，就是瘦骨嶙峋的异国儿童，频频出现于西方家庭晚餐后的电视屏幕上。可是回到黄金年代，却没有这种集体大饥荒的现象出现。唯一的例外，只有因战争及政治原因造成的悲惨后果。事实上当时人口数目倍增，平均寿命也延长了7年，若将1960年的数字与1930年相比，更高达17年之多（Morawetz，1977，p.48）。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胜过人口增长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及各个主要非工业地区均属事实。50年代，在每一个“发展中的地区”，平均国民粮食生产每年均增加1%。只有拉丁美洲稍为逊色，但亦呈增长之势，只不过速度不及他处辉煌而已。进入60年代，世界各非工业地区的粮食生产依然保持增长，可是速度却异常缓慢（拉丁美洲再度例外，只是这一回它却一反落后姿态，领先其他各国）。总之，穷国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粮食生产总和，其增长均胜过发达国家。
到了70年代，在一些原本属贫穷地区的国家之间，也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因此若再将这些国家的数字混为一谈，便失去意义。如今某些地区，如远东和拉丁美洲，生产力增长之速，远超过其人口的增加；而非洲地区则欲振乏力，每年以1%的速度呈落后之势。到80年代，在南亚和东亚以外的世界贫困地区，国民粮食生产完全停止增长（即使在以上这两个地区，增长率也比70年代为差，如孟加拉、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至于其他的一些地区，则比其70年代的水平减少甚多，甚至直线下降，其中尤以非洲、中美洲和亚洲近东为最（Van der Wee，1987，p.106；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2，pp.113—115）。
同时，发达国家的问题却完全相反。它们的烦恼是粮食生产过剩，多到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因此到了80年代，它们的对策有二：一是大量减少生产，二是如欧洲国家的做法，因“奶油成山”“牛奶成河”，便将其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穷国倾销。穷国的生产者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荷兰乳酪的价钱比在荷兰本地更低。说也奇怪，一边是粮食过剩，一边是饥肠辘辘，这种景象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曾经引起世人多少愤慨，如今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却少有人闻问。此中差异，衬托出60年代以来，贫富两个世界之间差距日益加深。
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自然在世界各地加速进行，这种现象，甚至包括了第三世界。在旧大陆的西方，西班牙和芬兰等地，发生了戏剧化的工业革命。而在“货真价实”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参见第十三章），也开始建立了大规模的工业部门。至于第三世界，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NICs），虽然在黄金年代之后才出现，但是其中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却急速减少，一些国家至少也不再偏重以农产品作为换取其他进口商品的手段。到80年代末期，只有15国仍靠农产品的出口换购半数的进口。除了新西兰之外，这些国家都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11，pp.149—151）。
世界经济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着，进展之快，到60年代，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繁荣。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20年间，世界各地制造业的总产量一跃增加4倍之多。更有甚者，全世界工业品的贸易额则增长了10倍有余。而同一期间，全球的农产品总产量虽不及工业产品增幅惊人，竟也大量增加。这一回，农产量的增长，不像以往多靠新耕作面积取得，而是由于现有耕地生产力的提高。每单位公顷的谷物收获量，在1950—1952年和1980—1982年两个三年之间，增产达两倍，而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三地，则更激增两倍以上。同时，全球的渔业产量于再度萎缩之前，也跃增了三倍（World Resources，1986，pp.47，142）。
爆炸性增长的同时，却造成一项为当时众人所忽略的副作用，如今回首，却早已隐含着危险之势，即地球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除了热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人士，以及其他人文及自然稀少资源的保护者之外，这两项问题于黄金年代极少为人注意。其中原因，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观念作祟，认为衡量进步的尺度，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控制越强，进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深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因此完全不顾生态后果，贸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就时代而言已属落后，以铁与煤为主的重型工业。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旧有19世纪工业家所持的座右铭，所谓“哪儿有垃圾，哪儿就发财”之说（就是“污染即金钱”），也依然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对此深信不疑者，尤以筑路建屋的房地产界为主，再度在土地投机上发现了牟取暴利的机会。这条发财之路绝对不会出错，只要挑对了一块地，然后静坐守株待兔，土地价格自然就会直线上升而达天价。只要地点好，地产投机商几乎无须任何成本，即可摇身一变而成百万富翁。因为他可以以土地上未来的建筑物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只要土地的价格持续上升（不管已建未建，有住户或空房），还可以一路继续地借下去。但是到了最后，高筑的债台及泡沫堆积的幻象终有破灭的一天，于是跟以往出现过的繁荣时期一样，随着房地产界连带银行的倒台崩溃，黄金年代画上了句点。终点来临之前，世界各地的许多都市，不论大小，都已因“开发殆尽”而告毁灭。旧有的中世纪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观，例如英国伍斯特（Worcester）、西班牙在秘鲁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马（Lima），都是被这股开发狂潮毁灭。因为当时东西两方当局都同时发现了一个解决房荒的妙法，就是将大量生产的工厂手段，应用于平民住宅的兴建之上，不仅完工快速，而且成本低廉。于是各个都市的郊外，便充斥着这类面目呆板、缺乏变化、样子咄咄逼人的大批高楼公寓住宅。60年代，恐怕将在人类都市化的历史上永远留下最具毁灭性十年的臭名。
事实上回顾当时的心理，众人不但对生态和环境毫无担忧之心，反而沾沾自喜，大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成就感。岂不见19世纪污染的后果，如今已臣服于20世纪的科技进步及生态良心之下吗？1953年起伦敦市内禁燃煤炭，区区一举，岂不已将狄更斯小说中熟悉的雾都景象，那时不时席卷伦敦城的茫茫深雾，从此一扫而空？几年之后，岂不见鳟鱼又游于一度曾在那里绝迹的泰晤士河上游？乡野四郊，过去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一排排大量吞吐着浓烟的巨大工厂，如今岂不也为轻巧安静的新型厂房取代？交通方面，更有飞机场取火车站而代之，成为人类运输的典型建筑。随着乡间人口的疏散，新一批住户开始迁入，多数以中产阶级为主。他们涌向弃置的村庄农场，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更接近于大自然。
尽管如此，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冲击极其深远，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这方面的变化，并不只限于都市和工业；影响之深广，众人最后终于醒悟，即使农业活动也深受冲击。而这股冲击的影响，自20世纪中叶以来，越发显得明显。其中原因，主要是出于地层中石化能源的开发利用（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天然能源）。而自19世纪开始，就有人为这些能源的开采耗尽而担忧。事实上新能源却不断被发现，超过人类能够利用它们的速度。当然，全球能源的消耗量自然急剧增加，如1950—1973年间，美国一地的用量甚至迅猛增加了两倍（Rostow，1978，p.256，Table III，p.58）。黄金年代之所以金光灿烂，其中一个原因，是出在1950—1973年的整整24年间，沙特阿拉伯所产的原油每桶不到2美元。在那一段时间里，能源成本低廉得近乎可笑，而且更有日趋走低之势。说来矛盾，一直到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终于决定提高油价，以反映汽车交通所能负荷的真正成本之后，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运输方式大量增长的后果，才开始受到生态观察家们的认真注意及对待。但是为时已晚，汽车保有量多的大都会的天空已经灰蒙蒙一片，尤以美国的情况最为严重，首先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都市里含混着黑烟的浓雾。除此之外，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1950—1973年之间足足增加2倍，这意味着这种气体在大气层中的密度以每年近1%的比例增高（World Resources，TableⅡ.1，p.318；Ⅱ.4，p.319；V.Smil，1990，p.4，Fig.2）。至于破坏臭氧层（ozone）的化学物质氯氟烃（chlorofluorcarbons）的产量，更呈惊人的直线速度增加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氯氟烃的使用几乎等于零，但是到1974年，每年有30万吨以上的单一化合物（one compound），以及40万吨以上的他种化合物被排入大气层（World Resources，TableⅡ.3，p.319）。制造这些污染的罪魁祸首，首推西方各个富国，然而苏联也难推其责任。苏联的工业发展，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尤重，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污染，与美国旗鼓相当，1985年几乎达到1950年的5倍（就平均人口制造的污染而论，美国自然遥遥领先）。这段时间当中，只有英国一国，真正做到了降低居住人口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Smil，1990，Table I，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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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黄金年代这股惊人的爆炸增长之势，似乎仅是过去增长的重复，只不过这一次幅度尤为巨大而已。1945年前的美国，即曾经历这股蓬勃的增长；如今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典范模式，正向全球各地蔓延。就某种层次而言，这个现象的确属于一种国际化的趋势。比如汽车时代早已在北美降临，可是一直要到大战之后方在欧洲地区出现，并在更以后的时间，才以比较缓和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以及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之中。与此同时，对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们而言，卡车和公共汽车，则在低廉的油价之下成为大众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如果西方富裕社会的兴旺，可以以私有汽车的增长率衡量——以意大利为例，即由1938年的75万辆激增为1975年的1500万辆（Rostow，1978，p.212；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Table175，p.960）——那么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则可由观察其卡车数量的增加速度而得。
世界经济的大繁荣，就美国而言，是继续以往的增长趋势，就其他国家地区而言，则是一路急起直追。亨利·福特提出的大量生产模式，跨洋越海，成为新兴汽车工业忠实遵循的不二法则。而在美国本土，福特式教条则延伸至其他生产和制造行业，从房屋兴建，以至快餐食物，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麦当劳的兴起，可谓战后一大成功范例）。过去仅为少数特殊阶层生产或服务的产品，如今开始大量生产，向广大的群众推出，带着大规模人潮涌向阳光海岸的旅游业即为一例。大战之前人次，北美地区前往中美及加勒比海的观光旅客，每年最多不超过15万人次；可是1950—1970年20年间，这个数字却从30万人次暴增为700万人次（US Historical Statistical，p.403）。至于前往欧洲地区旅游的数字，自然更为惊人。单以西班牙一地为例，该国直到50年代后期为止，毫无大规模旅游业可言，但是到80年代末期，每年却迎来5400万人次以上的游客（Stat.Jahrbuch，1990，p.262）。以往被视为豪华奢侈的享受，如今已成为家常便饭，标准的生活舒适条件，至少在富国如此，如冰箱、家用洗衣机、电话等等。1971年时，全球已有2.7亿部电话机，主要是在北美和西欧地区，而其扩展之势，更以加速度的比例增加，10年之后，即已倍增。在发达国家，平均每两人便有一部以上的电话（UN World Situation，1985，Table19，p.63）。简言之，这些国家的居民，如今已经可享用他们父辈中只有极富之人才能拥有的种种享受，其中当然只有一事例外，这些“服务”的提供者，已由机械代替了仆役。
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一时期最为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其中经济繁荣的最大动力，多是来自科技方面的种种突破与革命。科技不但将众多旧有产品改良，并且进而促成大量新产品的出现，其中许多是闻所未闻，在战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新发明。某些革命性的产品，如命名为“塑料”的合成物质，是于两次大战之间研发而成。有些则已经进入商业生产的阶段，如尼龙（nylon，1935）、聚苯乙烯（polystyrene）、聚乙烯（polythene）等。另外有些产品，如电视机，以及磁性录音带的技术，此时却才刚刚结束试验的阶段。此外大战时对高科技的需求，更为日后的平民用途开发了众多革命性的处理过程，例如雷达、喷气式引擎，以及为战后电子产品与信息科技奠定基础的各种重要观念与技术。这方面的发展，以英国表现为最强（后由美国接手延续），远胜一心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德国人。如果没有这些战时打下的研究基础，那么1947年发明的晶体管，以及1946年发明成功的第一部民用计算机，必将延后多年方能出现。也许是幸运，首次于战时为人类所开发，却使用于毁灭用途的核能源，就整体而言，始终停留在平民经济的范畴之外，唯一的最大功用，仅在全球电力生产方面略尽其能（至少到黄金年代为止均系如此）——1975年，核能发电约占全球发电量的5%。然而种种发明创新问世的年代与目的，无论是出于两次大战之间或之后的科学研究，或基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技术甚或商业开发，甚或来自1945年后突然猛进的“大跃进”时期，例如50年代发明的集成电路，60年代的激光技术，以及各项由太空火箭衍生的技术发明，就我们探讨的宗旨而言，其中先后分野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黄金年代的繁荣，对种种甚至常人难懂的先进科学研究倚重之深，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高深专业的科研技术，如今往往在数年之内，即可于应用领域找到实际用途。两百年来的工业发展，甚至包括农业在内，终于开始决定性地跨越了19世纪为我们设下的技术藩篱（参见第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