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央苏区出现的群众成规模逃跑事件，是苏区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显现。
群众逃跑在苏区初创时期也有出现，赣东北苏区初创时，“因经济发生恐慌，常有逃亡”。[63]当时或是出于国民党长期负面宣传影响下对中共和红军的不理解、恐惧，或是对国民党军可能的报复行为的担心，或是苏区本身政策的失误，苏区或多或少有过部分群众逃跑。尤其是肃反的错误，曾造成群众短时期的恐慌和逃跑。1932年湘赣苏区报告，上犹县“营前一区逃跑了三千余群众到白区去”。[64]不过总的来看，苏区稳定后，广泛涉及各种成分群众的大规模集中逃跑的事件较为少见。而且，还有群众往回流动的，毛泽东《兴国调查》中提到：“因为革命胜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耕田的农民这时候回来了十二个人，因为泰和那边还没有革命，听到兴国革了命，有田分，都回来。”[65]
中央苏区群众集中逃跑始于1933年下半年，首先从边区的万泰、于都、连城等地开始，并迅速蔓延。这一问题的出现，查田运动是直接导火索。何长工根据其在粤赣工作的经验谈道：“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部分群众‘外逃’的现象。”[66]早在运动大规模展开的初始阶段，一些地区就出现逃跑问题，乐安招携“在几天之内有几百群众随同富农地主跑到白区去”，寻乌、会昌等县在运动中查出的地主、富农纷纷“乘夜逃上山，实行土匪生活”。于都段屋、岭背、城市、寨下面等区“查出的地主土豪富农有三分之二乘着天雨水涨，星夜乘船顺水而逃，浸死颇多”。[67]同时受到查田乱划成分影响，部分查田运动中尚未遭打击的普通民众也开始逃跑，胜利车头、河田、仙霞观等区“少数群众同下赣州城”。赣县长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区“少数群众逃到白区”。[68]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触犯中农、贫农的运动扩大化现象加剧，原来的贫农、中农大批被划为地主、富农，弄得人人自危，逃跑面迅速扩大，形成“成群结队整村整乡”[69]逃跑的恶劣局面。于都“岭背区特派员乱打土豪，故意将中农当地主打，造成群众恐慌和逃跑”。[70]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贫农团会议许多人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二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由于该县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乱打土豪，把贫农中农当做地主富农”的问题，群众逃跑十分严重，“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一说二千三百人，县委报告是一千八百人），而且大部分是男子。”[71]资溪县由于“发展查田运动”，“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书走。”[72]
查田运动诱发群众逃跑，同时由于受到封锁，资源匮乏，当时的中共中央又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高指标和政治威胁相结合，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成风，进一步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加剧群众逃跑现象。信康县牛岭区工作人员拿公债“挨屋挨户去摊发，使得群众不满意……少数落后的贫苦工农分子，跟着富农去反水”。[73]1934年1月至3月，于都禾丰区就有600余群众逃跑。[74]寻乌1933年初被国民党军短暂进攻，在恢复寻乌时，“全县反水群众有八千三百三十六人（以澄江、寻城为多），阶级异己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当时报告在谈到这一现象时客观承认：
大批的工农群众所以被敌人领导反水的原因，虽然是由于反革命的欺骗作用加强，但是过去寻乌群众阶级斗争没有深入，肃反工作不注意，工作方式命令欺骗强迫的结果，便利于敌人的欺骗恐吓，而使大批的工农群众脱离党及苏维埃的领导多是主要原因。[75]
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苏区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凸显，巨大的兵员指标和苏区人力资源形成极大反差，为完成高额的扩红指标许多地区不得不采取强迫的办法，万泰县“冠朝区在一个会议上强迫一个反帝同盟主任报名，不报名就罚苦工当伙夫”。[76]由于此，逃跑成为民众躲避扩红的一种方法。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该县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77]
扩红运动中发生的种种极端行动造成干群间关系的严重紧张，瑞金白鹭乡“二十余名模范队员举行反动暴动，捆去区委人员三个，杀伤一个”。[78]宁化县群众除以逃跑表示消极对抗外，还有公开反抗的行动，以致上级派出的突击队“吓得不敢出乡苏门口”。[79]对此，中共中央曾作出检讨，坦承过失：“群众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苏维埃政府领导上的错误。我们许多区乡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不论在推销公债，扩大红军或收集粮食方面都采取了严重的摊派与强迫命令的办法，任何宣传鼓励、解释说服的工作也没有。”[80]这样的批评当然不是信口开河，竭泽而渔的做法实在也得不偿失，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地方的实际执行者，应该都不会不清楚，只是面对兵员需求的巨大压力，他们实在也是左右为难。
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工作遇到困难或国民党军进攻时，苏区干部开小差、逃跑现象也相当普遍：宜黄、西江、泉上负责肃反的裁判部长“公开的投降白匪”。甚至有领导群众逃跑反水的：“乐安、万太、广昌、代英、门岭、公略都发生过这种现象”。[81]福建为培养地方武装领导干部开办的训练班，学员均经过各地选拔，相对较为可靠，但仍出现大批逃跑，“第一期地方上调去训练的差不多逃走了十分之六”。[82]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维埃政权处境不断恶化后，干部反水事例更多。1934年1月，“武平梁山乡主席于正月间叛变，并带去梁山游击队十三名，步枪十三支”。[83]3月，于都禾丰区“二百余群众，在少共区委组织科长的领导下，带着鸟枪梭镖等武器逃跑”。[84]8月，“洛口区群众二百余在该区反动的区宣传部长、粮食部长、乡主席等的欺骗压迫之下向头陂逃亡”。[85]
生存是民众的第一要务。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及前线供应的需要，后方生活日益紧张，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民众不得不自寻生路，这也是出现逃跑的原因之一：
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亲靠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生活下去。农业上那些地方都是山地，种植业不发达，有的连种子都没有，又缺少食盐，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保证。而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86]
当时苏区之外也有人观察到：“彼方物质缺乏，盖亦足为离散群众之一原因也。”[87]
1933～1934年苏区出现的群众集中逃跑现象，和当时中央领导错误指导有密切关系。查田运动、肃反、发行公债、借谷及扩红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酿成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缺乏在政权、集体、个人间寻求利益平衡点的意识，一味强调无条件服从，夸大思想斗争的作用。时在湘赣苏区的萧克深有体会地谈道，1934年7月，湘赣苏区面临国民党军压迫，被迫向井冈山地区寻求退路，结果却很不理想：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曾在这里实行过过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群众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的标准等等。这样，就增加了我们工作中的困难……我们当时想恢复井冈山，可是我们上去后，连留在山上老百姓大部分都躲起来了。[88]
就在萧克说到的同一个月，在赤水、大寨脑一带作战的中央苏区红军发现，这里不少群众“加入刀匪，在板桥、在良田用石头打红军杀哨兵，摸哨等……因此战区粮食较为困难，而要由三十里许的驿前及六十里许的小松运来供给”。[89]由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以致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关于赤白对立问题，群众逃跑问题，食盐封锁问题，被难群众问题等，必须根据阶级的与群众路线，很好的给予解决。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90]鱼水关系变成了猫鼠关系，多年后读至此也不能不让人痛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当年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在艰困局面下，没有表现出驾驭危局的足够能力，导致社会政治危机丛生，但他们并没有试图掩盖问题，也一直在寻求解决的办法，正由于此，作为后人，我们还能从中共留下的文件中体会到当年危机的严重。这种负责任的坦率态度，值得后人予以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