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选择“短促突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反“围剿”开始前，远东局提出要使用常规部队和游击队打击对手后方，认为：“这种战术可以使我们在苏区之外顺利作战，避免重大损失。”[48]中革军委期望：“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步骤就更要小心了，那么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他决战。”[49]这一点，其实在红军将领中也有相当共识，林彪、聂荣臻在战役开始前夕建议：
敌人采用逐步延伸的办法，首先完成在永（丰）吉（水）间之封锁线，然后再移其兵力，进行永（丰）乐（安）封锁线……在此情况下，如我军仍在现地不动，则有使敌封锁线完成可能，故我们意见，应以我们的行动调动敌人，以寻求击敌机会，以破坏敌封锁计划，我们除以一部正面钳制外，余应到北线敌人之后方翼侧及间隙中活动。[50]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反“围剿”作战初期，当时由项英代主席的中革军委曾尝试过到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顶出去打，力争主动的战法，其攻击方向主要为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试图在此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通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破坏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虽然硝石战役通过运动作战截断国民党军一部，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其“七十九师在硝石吃亏”，[51]但这一作战方针未能取得明显效果。由于国民党军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对防御工事的特别重视，红军进入国民党军区域后，处处受制，不仅难以调动对方，自身后路还常有被切断之虞。时任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谈到：“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52]由于红军武器落后，攻坚能力不足，堡垒的威力不能低估。1934年年中，湘鄂赣红军试图从国民党军碉堡群中突围时，“把机枪集中向碉堡攻，打不烂，冲也冲不过去，牺牲很大。从早晨开始突围，一直打到下午快天黑，一道封锁线还没有突过”。[53]
在难以顶出去打，又希望坚守苏维埃现有区域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在苏区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54]“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55]对防御中应坚持运动战原则、力争主动，在理论上有清醒认识。被认为推行了消极防御政策的李德和项英当时都明确指出，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56]“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57]国民党军在广昌战役后的总结中也谈道：“匪每欲以碉楼线，袭留我主力于正面，利用其重兵，袭击我之侧背。”[58]国民党方面谈到的这种战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最多的“短促突击”战术。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59]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60]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军于堡垒之外，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敌军实施包围、速决歼灭，“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61]包含了这一时期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
从目前材料看，这一战术发端于第五次反“围剿”前夕。1933年9月中旬，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显露了这一战术的雏形：“我们应该让敌第一梯队部队向前推进几里。在这时我们将迅速在两翼运动，以便出人意料地迎击敌主力部队。在先歼灭敌第二梯队之后，再以小股部队击溃其第一梯队。”[62]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这一战术在实践中得到运用。1933年10月中旬，项英就硝石战役发出指示：“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63]11月底，项英再次提到：“对敌各个部队不大于一师（的），给以短促迅速的突击……要避免与敌人的兵力过早开始决战。”[64]周恩来、朱德则在致林彪、聂荣臻电中，就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指示：“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绝对不应正面强攻。”[65]12月22日，周恩来、朱德又致电红军指挥员，强调红军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侧翼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66]11月27日，“短促突击”已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明确写道：“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67]“短促突击”战术在实战中运用已比较经常。
应该说，对“短促突击”战术作出最集中阐述的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总结了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所取战略，指出国民党军在战略上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而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面对这一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短促突击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支撑点的防御以吸引敌人。支撑点的防御不是目的：
运动防御的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争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我们要记着，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68]
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69]
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70]
李德的解释，和林彪专指对脱离碉堡的敌军的突击更为宽泛，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战术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71]
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中革军委强调：“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72]“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73]李德也谈道：
如遭遇的突击未成功，而敌人又已构成“战斗正面”时，则不宜继续强攻固守的敌人，而应当退出战斗，争取其他方向的先机之利。立于主动地位，决心和实现决心的灵活性，在这里是有重大意义的。由已得的胜利争取全部胜利的顽强性与在不利时勇敢退出战斗，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辅助的，这就在乎良好（沉着与坚决）指挥员的适当运用。[74]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而尽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视为红军极其重要的战斗原则，红十三师在德胜关一带阻击国民党军遭受较大损失后，遭到军团首长的严厉批评，责其：“对贯彻军委关于极力保障物质基础和有生力量的指示万分不够，甚至是罪恶。”[75]
除李德外，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也曾撰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彭德怀谈道：“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76]朱德在总结高虎脑战斗时指出：“突击队能英勇与适时施行短促突击，守备队能坚决与顽强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77]林彪、聂荣臻1934年2月致朱德要求实施运动战的建议中也谈道：
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诱敌和放敌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攻其堡垒，而打击敌来作联络堡之部队或增援队。[78]
这一建议实际包含了林彪后来发表的阐述“短促突击”文章的基本思想。
在总体战略受制于人的背景下，短促突击虽然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但成绩仍然有限。首先，在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对方突进部队实施突击机会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说的，国民党军大胆前进，“一下子离开其基本堡垒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二○至三○里的地域上集中十个师以上，而在十里以内的地域内有三个到四个师的突击队”[79]的前提下，在对方兵力如此厚集时，红军要想取得歼灭战的战果，困难重重。其次，国民党军“推进的距离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侧暴露缘着其预定的道路两侧推进，其正面很窄狭，以极大纵深集团推进”，[80]红军突击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队，也难以形成歼灭战。林彪、聂荣臻当时就谈道：“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81]再次，红军在兵力、武器均处严重劣势情况下，短促突击在短兵相接这一作战阶段，损失和牺牲仍嫌过大，红军难以长期承受。因此，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战术选择，它虽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能。正如林彪所指出的：
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模范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损害的。[82]
林彪这一段话，颇值重视，其以主力进到更宽大无堡垒地域进行运动战的想法，和毛泽东的一贯思路是一致的，但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这一思路暂时难以付诸实施，现实的可能仍是在堡垒线内寻找运动作战的机会，这是他支持“短促突击”的基本理由，也是该战术成立的不容忽视的背景。
其实，不应否认，当时中共军事指挥者一直也在探索更多的应对方略。他们要求各级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呆板机械的执行指示和命令，而应深刻了解其意旨，并依所受命令的意旨及实际的情况，勇敢机断地专行起来。因此，必须经常地估计敌情、我军、地形和时间，当每一情况变移中，应即速定下自己基本的决心。”[83]李德进一步指出：“最危险的就是简单化的及机械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果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84]他强调：“革命军队的基本优点，高度的机动性独断专行以及勇敢的突击。”[85]广昌战役开始前夕，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指出：
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
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有计划的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86]
这实际是主张采用更灵活、广泛的思路来应对新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