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武装割据的军事根据地，苏区具有十分明显的军事特征。尤其在早期，由于红军的弱小，对固定区域实行长期占据的力量不足，苏区区域经常随着红军的流动而变化。因此，在苏区建设中，红军常常担负起苏维埃政权的作用，成为中共和民众之间联结的纽带。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政治素质使其与民众间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中处处可见，兹引几例，以见一斑。1931年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272]第十八师报告则写得更详尽：
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直，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273]
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日后回忆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时说道：“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274]
红军组织之严密、对国民党军研究之精细有时简直让人惊叹，朱德后来在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谈到红军的情报工作：
红军的情报工作当时已经组织得很好，不但满布苏区，而且深入国民党区域。红军开设了特别训练班来训练情报人员，内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另有一些小贩和串村子的手艺人，他们的工作便于在国民党区域内广泛活动，可以到有钱人家或穷人家做工或卖东西，也可以混入敌军营盘内活动。
……
有一组人专门研究敌人的电码、公报、出版物，并且和俘虏谈话。另一组人负责从新占领区收集情报。再有一组人专搞历史工作——仔细研究敌方每一个军，把军官和士兵的背景都调查清楚：这个军是从哪一省来的，军里有什么变化，过去的历史和组织，它的战斗力，等等。根据这些研究，朱将军解释道，“我们最后可以决定应付某一个军的最好办法。”[275]
如此用心深密的研究、组织，的确不能不让其对手方不寒而栗。
红军的成功建设当然和中共确立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和组织原则密切相关。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决议，中共提出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将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政治组织措施保证党领导枪原则的贯彻实施，严防军队领导权落入个人或小集团手中。同时，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军的唯一宗旨，把军队的发展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76]
红军对民众的友爱表现，自然得到民众的回报。红军受到民众欢迎，民众表现出罕见的参军的积极性。送儿、送夫参加红军的事迹在苏区常常可见。福建上杭官庄区余坊乡林东姑“不但宣传自己的儿子去当红军，而且宣传别人叫儿子去当红军，对人家（指被宣传者）说：‘你的儿子能去当红军，群众同（给——引者注）我作冲锋劳动工、同我砍的柴都给你。’”。[277]旧县区新坊乡的李永春，“父子两人一起报名当红军”。[278]长汀的吴秀英为动员自己的未婚夫当红军，主动与其结婚，然后动员其加入少共国际师。[279]妇女为支持自己的亲人参军，甚至不惜以离婚相威胁，汀东长宁区彭坊乡的江银子，宣传丈夫当红军，“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乡苏要求同她丈夫离婚，后来她的丈夫就自动报名当红军了”。[280]瑞金也有报告：“桃黄区有一个妇女要他老公去当红军，他不，就向他离婚。”[281]
虽然随着苏区的发展，国共之间“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深入持久进行，战争的残酷性凸显，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民众参军的热情在逐渐下降，但处处仍可看出红军受到苏区人民的真心支持：“当红军与敌人持久战的时候，广大群众送饭到火线上去给红军吃。在送饭、送菜的时候，路上是成千成万的饭担子，群众送的饭，红军主力还吃不完，并且群众把自己的油盐、瓜菜不吃，都弄去送给红军吃。”[282]1932年初，福建“永定溪南区群众听说五军团入闽，挑许多饭菜在龙岗等了一天”。[283]红军和民众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亲密的鱼水关系，关键在于其苏维埃革命的政治目标和严格的政治、军事纪律；同时，红军的组成更牢固了这一关系。据1934年4月红军总政治部统计，中央苏区红军中有77%的人员都来自中央苏区本身，其中工人、农民成分占98%。[284]这种苏区民众子弟兵的特色，使民众和红军具有了天然的紧密联系，既增进了民众对红军的信赖与爱护，也有利于军队纪律的执行，这是外来军队所难以比拟的。同时，红军始终注意和民众利益相通，打土豪时往往将收获的一部分分给群众，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众都很热烈的要来参加分东西”。[285]
红军具有良好的组织和宣传系统，十分注意对官兵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有一系列提高官兵政治和文化素质的措施。陈毅给中共中央汇报中，谈到了红四军的政治训练：
（一）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况报告等。
（二）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作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去讲，这个讲演比较有计划的，或定于一月讲演许多题目，这些题目是可以连贯的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统的政治智识。
（三）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则例每日士兵生活批评或对于明日行动之煽动宣传等。
（四）在一次游〈击〉工作，一次战斗，一次行动，经过以后的批评，要详细向士兵讲出来。
（五）军队里举行识〈字〉行动，简易的办法就是要士兵认红军的标语，认得一个标语即将此标语包含的意义策略告诉他。[286]
这些措施着眼于提高官兵政治思想水平，顾虑周到、设计细致，无怪乎周恩来主持的《军事通讯》在刊载陈毅的报告时加编者按说：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给供开支的原则（官兵夫经济平等，开支能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红军利用各种条件加强政治教育。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墙报平均三天能够出版一次，投稿人数最多的有八十多人，最少的也有五十多人投稿”。[287]红军每个连队都设置列宁室，作为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的场所，曾经和红军一同行军的外国传教士写道：“每到一地，不管时间长短，‘列宁室’是必建的。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8根竹竿或树杆做柱，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做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看书学习或集体活动的地方了。”[288]通过这些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使红军成为和中国历史上其他军队有很大不同的一支武装。天津《益世报》报道中总结了红军的三个优点：
一、官长兵士均有政治意识，故能严明军纪，指挥如意，尝以镜窥其阵线，见彼等虽在战壕中，亦时有开会演说之模样，可知军事政治化之运动，虽在战时，亦不放松；二、注意宣传，该匪军近水楼台，日受麻醉宣传，固无论矣，唯彼且将各种标语或用纸印，随风飘送，或书木片，顺水漂出，以图赤化良善军民，影响不少；三、应战沉着，彼匪若取守势，无论国军如何攻击，均不轻易还击，以致难窥虚实。[289]
上述三点准确道出了红军组织纪律的严明及对宣传教育的重视。这些教育，使红军官兵了解他们的使命、目标及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其自觉遵守纪律，保持与群众的良好关系。同时，红军建立严密的监督体制，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保证纪律的有效贯彻。当年红军的日记中记有纪律检查的实际状况：
各单位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部队离开广昌的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到新安宿营后进行了评比：军团政治部第一，司令部第二，供给部第三，惟军团部的警卫连、侦察连做得不好，大多住户的水缸没挑满，房前屋后的垃圾也没清除。供给部各科的住地本来打扫得很干净，给老百姓的水缸也挑满了水，但发现运输队有人买老百姓的鸡蛋价钱不公平，有一个队把老百姓扁担损坏了没赔偿，有的铺草没捆好送到原地，门板送错了也不问。这些问题反映了民夫们还不习惯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90]
严格的纪律要求不仅针对红军，甚至及于随军的民夫，其严厉程度不由得让人惊叹。对此，蒋介石不得不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291]
良好的宣传教育及思想政治工作不仅造就了红军严密的组织、良好的群众关系，更重要的，对于一支武装力量而言，还使其获得了坚强的战斗力。在与拥有资源、给养、人员、武器等多方面的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较量中，红军屡屡以弱胜强，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
当然，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那样，红军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马平川，其间难免有曲折、坎坷，如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后，红军发展就出现一些波折。
应该说，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苏区，对红军的影响也有正反两方面。积极方面，毛泽东曾总结出五点：
（一）成分提高了，实现了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现在的红军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练习，然而一般的军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进步了。（五）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292]
毛泽东这一总结是1934年代表临时中央政府所作，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但大体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况，不能认为完全是言不由衷之词；而就消极方面言，1940年代中期撰写的《在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对此有所论列：“在军民关系上取消了红军作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只赋予红军以单纯的作战任务。在动员参战工作上，不懂得培养和爱惜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供长期战争的适当调用，而是用的竭泽而渔的办法，在两年之内便把苏区的力量弄到枯竭的地步，迫使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去另寻生路。”[293]这一论述触及问题的某些症结，是中共善于自我批评、力求上进的体现。不过，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苏区力量枯竭的责任不能仅仅算到中共自己头上，苏区本身资源的困乏、国民党方面的封锁与逼迫事实上更是肇祸元戎，中共中央指导上的问题只是在内外环境不利的背景下才被放大，进而一定程度上动摇到中央苏区党、政权、红军的坚强基础。从我们将要面对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进程看，当时苏区某种程度上的“师老兵疲”，既不仅仅是中共本身的问题，也非突然凭空而降，实为苏区在内外挤迫下遭遇困境的集中体现。
[1] 《赣西南会议记录（1930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628页。
[2] 转见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 《民国时期会昌的国民党等党团组织概况》，《会昌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会昌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印，1989，第53页。
[4]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5] 《中国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改组三月来的工作》，南昌《市政半月刊》第1卷第5、6期合刊，1934年10月1日。
[6]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编印，1934，第21页。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组织具体状况，可参阅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有关论述。
[7] 蒋介石：《剿匪区县长及党政人员的职责与行政的方法》，《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246页。
[8]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35～636页。
[9] 《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261页。
[10]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90页。
[11] 《中央苏区组织统计表（1932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61页。
[12] 《党的组织状况》，《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74页。
[13] 《福建组织状况统计表（1930年3月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146～153页。
[14] 1934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特别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中共党员人数问题作出解释，提到中共当时在国内拥有40余万名党员，其中江西、福建两省分别有党员10万、4万人。见《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声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203～204页。
[15]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第813页。
[16] 《党员训练大纲》，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印，1929。
[17] 《区委支部统计表（1932年3月底止）》，《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61页。
[18]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部署（1931年6月7日）》，《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709～717页。
[19] 赵可师：《赣西收复区各县考察记》（四），《江西教育旬刊》第10卷第8期，1934年8月11日。
[20] 《罗元发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第56页。
[21] 罗迈：《红五月征收党员的结果与教训》，《斗争》第20期，1933年8月5日。
[22] 《党的组织状况》，《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78、697页。
[23] 《中共会昌县委十、十一两月工作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373页。
[24] 《中共南广县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报告（1932年10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92页。
[25] 《中共寻乌县委一个半月动员工作总结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第36页。
[26] 《江西省组织状况一览表（1928年12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316页。
[27] 《各县县委调查表》，《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113页。
[28] 何友良：《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29] 《南京军区顾问钟国楚同志口述记录稿》，《泰宁文史资料》第1～3辑合订本，第14～15页。
[30] 《江西省组织状况统计表（1929年6月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一），第235页。
[31]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综合工作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110页。
[32] 《中共河西道委通知（1932年4月20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90页。
[33] 罗迈：《把提拔新的干部当作组织上的战斗任务》，《斗争》第25期，1933年9月5日。
[34] 《红色中华》第145期，1934年2月3日。
[35] 《党的组织状况》，《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87页。
[36] 《黄克诚自述》，第108页。
[37] 《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155页。
[38] 《女英自述》，第163～164页。
[39] 《李志民回忆录》，第221～222页。
[40]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41] 《中共胜利县委十一月份工作报告大纲（1932年12月10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382页。
[42] 《党的组织状况》，《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96页。
[43] 《中共闽浙赣省委向中央的报告》，《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561页。
[44] 罗迈：《把提拔新的干部当作组织上的战斗任务》，《斗争》第25期，1933年9月5日。
[45] 荣光：《掩盖消极怠工的好办法》，《青年实话》第16号，1932年4月25日。
[46] 《团闽粤赣省委三个月工作报告》，《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第175～176页。
[47] 《丘泮林闽北巡视报告（1930年10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217页。
[48] 罗迈：《把提拔新的干部当作组织上的战斗任务》，《斗争》第25期，1933年9月5日。
[49] 邓颖超：《瑞金城区党员大会经过与教训》，《党的建设》第4期，1932年9月10日。
[50] 《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报告（1934年3月1日）》，《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3册，工人出版社，1958，第624页。
[51] 《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报告（1934年3月1日）》，《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3册，第626页。
[52] 邓颖超：《实际为巩固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的检讨》，《斗争》第1期，1933年2月4日。
[53] 洛甫：《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斗争》第10期，1933年5月1日。
[54] 《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02～205页。
[55]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王明言论选辑》，第371页。
[56] 《米特凯维奇的书面报告〈中国苏维埃经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册，第510页。
[57] 企华：《县长认为最困难的几件事》，《新赣南旬刊》第4卷第8期，1942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