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中共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有组织的革命政党，一开始就将建立新型政权作为革命的不二法门。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果实被蒋介石夺走后，面对国民党的武力镇压，中共别无选择地走上了武装革命之路。对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倡导者而言，革命并不仅仅是控制权力的转移，而是社会政治的全新革命性转换，因此，建立新政权，实现社会结构的改造，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悬揭的革命政权模式就是当时世界唯一的苏俄式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代表描述了中国初期苏维埃政权的状况：“试图躲在自己的区域内，用万里长城将自己同外界隔开，建立一个摆脱赋税、摆脱地主统治等等的国家。”[56]如果撇去其中的批评性表述，这一判断大致还是反映出中共苏维埃革命的追求。
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组织松散，政府对地方控制力有限，绅权在地方社会影响重大，晚清绅权尤为伸张。民国时期这种状况仍基本得到延续，地方豪绅依然相当强势。根据抗战时期对78位县长的调查，他们最感困难的几件事中，财政困难居首位，其次即为土劣猖狂，有31人选择，占总数的39.74%，[57]可见地方土劣势力的强盛。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在各自的省份都处于较为偏僻山区，离行政中心省会较远，行政控制力不足，绅权尤为强盛。民国初年，广昌“一切县政，多有操在县绅之手”，县机关“大都有名无实，为私人分肥机关，绝少有为民众兴利除弊，实事求是者！甚有于民十五年，当革命军兴，适县长田瑞璜在任病故，由其承审员万某代理之时，一般县绅，以为千载一时之良机难得，乃纠集党羽，大开会议于某祠内，蜂拥县府，抢夺县印”。[58]当时，地方官员如不能取得乡绅的背书，施政十分困难，甚至有遭到驱逐的可能。即使离南昌不远的东乡县也有乡绅因反对新任区长而将支持新区长的乡绅打伤，致该区长“难上任”。[59]为保持自身权位，大部分地方官员到任后都选择和乡绅妥协，或则各守分际，或则沆瀣一气，时人记载：“民国以来，任上犹县长者，虽不敢谓尽属坏人，但一经与土豪劣绅结合，即不坏者亦坏。”[60]虽然这些对绅权力量的描述不一定全面反映绅权的真实运行状况，但其负面效应的存在应属无疑，南昌行营曾判断：“一二匪党，不逞之徒，因缘时会，煽其共产邪说，诱惑裹胁，成今日燎原之势，推穷其故，岂民众生性好乱，毋以土豪劣绅之厉耳。”[61]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治理秉承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原则，这与积极的行政控制在理论上有所抵牾。而且，无论是传统中国既有体制还是当时对中国有着深刻影响的西方社会政治理论，都不倾向过于严密的行政控制，这对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影响，所以，在南京政府内部，自治、均权和民主的力量始终不可小觑。同时，国民党作为新兴的以革命自命的政治力量，显示力量、舍我其谁的集权呼声高涨，苏俄体制乃至德意国家的集权发展模式，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也形成相当刺激。由于此，南京政府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来回拉扯于两种趋势之间，政治定位并不十分清晰。一面是经历十数年分裂状态的国家，一面是缺乏有效凝聚力的社会，国民党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在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之间找到平衡点。从江西、福建两省看，共同的特点是行政控制软弱，被赋予地方自治功能的县级行政机构一般只设五个局、科，公务人员很少。1930年代的统计，江西统计的43县有1237名公务员，平均每县不足30人；福建统计的45县只有公务员1134人，平均每县只有25人。江西44县中，县长兼办司法者36县，不兼办者8县；福建45县中，县长兼办司法者33县，不兼办者12县。[62]大部分县份司法和行政混淆，体制之有待健全毋须多言。
由于政治形势混乱及控制不足，当时江西、福建两省县长平均任期不到一年，江西1930～1934年间更动县长265人，平均任期328日，最短的只有9天。[63]福建同期更动县长289人，平均任期284日，最短的只有4天。[64]多数县长任期在半年至一年间。这样频繁地更动地方官，使其无法真正了解、管理地方事务，地方权力更多落入士绅和胥吏手中，这对于地方政治和社会进步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所以，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江西、福建两省几乎看不到地方政治的真正变化。
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后，其强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动员力量迅速显现，地方政治结构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以阶级原则进行重组，地方豪绅很快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央苏区如毛泽东所言，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大多数政权都经由红军占领而建立。通常是先建立革命委员会，待政权巩固以后，再成立苏维埃。如下的报告基本可以代表红军到达后政权推进的基本路数：
地方工作现建立了五个支部，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选举了区革命委员会，为罗坊区，共有六个乡政府，分配土地，没收豪绅地主财产，现进行调查与分配工作，游击队的组织现还未弄好，不过受着我们之宣传，今已开始自动性了。工作团留了几个同志在罗坊负责，近日有可能的组织好，才能够巩固罗坊一带政权，使我们向前发展，减少一切困难。[65]
因此，中央苏区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军事推进特征，这种军事力量对政治和社会的主导作用，是观察苏维埃运动须臾不可忘却的基本背景。即使到1934年苏区已经历空前发展时期后，张闻天仍然承认：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说我们应该反对依靠大红军的观点，似乎大红军一走就什么工作冒〔冇〕办法的观点。但是这种反对，只有当我们真正能组织群众的武装斗争时才有意义，没有大红军，又没有群众的武装组织的依靠，而想在刀团匪骚扰的区域，建立一个空洞的苏维埃机关，这种机关显然经不起刀团匪的一次截击就会完全坍台的。[66]
由于红军的绝对强势地位，初期苏维埃政权本身反而相对较为薄弱。来自中共内部的报告指出：“许多苏维埃政权，不但不能为群众谋利益还要压迫群众，群众不认识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不敢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所以这个政权还是脱离群众。”[67]“因为苏维埃负责人脱离群众命令群众，在敌进攻时只顾自己逃命或瓜分公家金钱，群众没有分，不管群众的生死，所以永阳乡苏要伙夫也要捉来，全区民众无论一个什么行动，十分之九要捉群众，会议也不到，对红白军的认识无甚分别。”[68]一些仓促成立的政权领导不力、干部不足、组织经验缺乏、政府机关人员缺乏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因此组织不正规、工作中的随意性等问题尚普遍存在。当时报章记载：
从康都到黎川，有43个挑夫，走到中途，有些哭起来了。后来调查结果，内中有一个年纪已68岁，有一个63岁，一个61岁、56岁，到60岁的有4个，14岁的小孩，也有一个。问他们大家回答说：“我们洛口清太乡苏维埃，总是压迫人，派公事不公平，壮年人偏不派，硬要派我们这些老人，乡苏罗主席、赖秘书，总是打人。他们威风很大，拿到政府内就打屁股！还有一个姓丘的现当赤卫队长，他过去当过兵，非常恶，专门打人……罗主席穿得很好，专偷别人的老婆。”此外水南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挑夫因为不肯走，就要把他拿去枪毙。[69]
从当时材料反映的事实看，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大多数的政府，群众并不认识为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不过如象反动统治过去设的什么一样，有什么纠纷即到政府里去解决。有些群众实际叫政府为局，如我经过安福的桑田，我问农民政府设在什么地方，他不懂，结果他答复我是‘局’设在某处才带我去”。[70]
政府的软弱状况，还缘于当时军事紧张的实际形势。苏区建设初期，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主要精力理所当然放在军事上，而红军主力又不断处于运动开辟、保卫根据地的状态，难以在一个固定地区长期指导地方工作，这使主要依靠红军开辟、发展、巩固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基础先天不足。共产国际远东局曾引述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胡海1930年的说法：“该同志动身来上海（9月29日）之前，我们红军的指挥人员（毛泽东、彭德怀）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政府是一回事，军队是另一回事。毛泽东对政府工作几乎不感兴趣。”由于此时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和赣西南地方政权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不排除这一报告有刻意夸大的成分，但其反映的军队和地方沟通不畅的问题当非捏造。因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明确建议中共中央：“应该使毛泽东不仅对军队的状况和行动负有责任，而且还要让他参加政府并对政府的工作负有部分责任。应该任命他为政府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71]
随着中共在赣南、闽西控制的逐渐稳固，苏维埃政权建设开始趋于健全，但政权在整个控制体系内的地位，仍然和传统政治体制有别。贯穿中央苏区之始终，苏维埃政权和军队、党的关系大体处于这样的框架中：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
作为中共的第一次建政尝试，苏维埃政权十分强调人民性和民主监督。在肯定阶级分化的基础上，人民民主建设一直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标。武装革命早期，中共的这种民主理念主要体现在部队建设上。中共建军初期实行的士兵委员会制度，虽然后来由于与党领导军的原则有所冲突未能继续下去，但在当时中共组织力量有限的状况下，这一高度的军内民主制度对有效地凝聚部队力量，改善官兵关系，提高全军的责任心和战斗力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中共着力建设一个人民性政权。苏维埃政权沿袭苏俄的体制和经验，实行代表会议制度，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人民委员会为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处理国家的日常政务。苏区居民凡年满18岁者，都有权“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任务”，对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享有选举、监督、罢免和撤换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政权，实行“议行合一”制。苏维埃政府基层政权分县、区、乡三级，通过选举产生。省、县、区苏维埃政府，均设立与中央政权相应的人员和办事机构。乡苏维埃政府机构较简单，但一般都设有各种经常和临时的委员会，如扩红、土地委员会等，在一些工作先进的乡，如长冈乡的常设委员会多达12个，包括扩大红军、土地、山林、建设、水利、桥梁、国有财产、仓库保管、没收、教育、卫生、防空防毒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有许多一直设立到村，乡委员会的委员多由各村相关委员会主任代表组成，各村的工作可通过各委员会得到有效沟通。对此，毛泽东十分赞赏，认为：
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72]
村代表制度使苏维埃政权的触角有效深入到村一级，虽然传统的保甲制度也具有这一功能，但村代表制度网罗的人员、领域、层级都远较保甲宽广，加上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使政权效能发挥相当充分：“他的命令，是如水之流下，由区乡政府，而党员，而直达群众。党员向群众传达命令的方式，对农则在田野，对工则在工厂，对商则在市廛。”[73]毛泽东所谈到的这样一种状况，在瑞金武阳区石水乡春耕动员中有十分具体的体现：
（1）动员的开始：乡苏主席参加区苏讨论春耕的会议回去以后，连同区苏、区委派去的指导员，首先开了党团员大会，随即开了乡苏代表会，接着开了贫农团大会，最后开了妇女代表会，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下操时，都着重讲说了春耕。乡苏和妇女代表会都组织了宣传队，男女两宣传队均有宣传员三人（三村每村一人），队长一人，都作了春耕的宣传，贴了标语。这样就在全乡开始造成了春耕的热烈空气，大家晓得春耕的意义、目的、计划与进行的方法了。
（2）乡代表会的领导：乡代表会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71个代表（内有妇女13人）分在三个村中，每人对其选民60人（工人、雇农的少一些）负起春耕领导之责，每十天乡代表会开会，报告各村状况，讨论新的办法。
（3）贫农团的领导：这里的贫农团有500多人，共有52个小组，每组8人至12人不等，分在三村，每村一个干事会。全乡一个总的干事会。领导春耕的方式：每五天各小组开会一次，每十天三村贫农团各自开会一次，每月开全乡贫农团大会一次。
（4）妇女代表会的领导：全乡96个妇女代表，选举主席团7人。每5天由各个代表召集所属妇女开会一次，每10天全乡妇女代表会一次。本乡妇女（全区亦然）在生产中占了极重要的地位，她们除了犁田、耙田、莳田之外，什么事都会做，铲革皮，割卤萁，开塘泥，开粪下田，作田塍、田坎，修陂圳，犁田时散粪砍菜子，耘田、巡水，种杂粮、蔬菜，样样都会。她们的劳动占了全乡生产劳动的50%以上，在武阳区犁田、耙田、莳田也有少数妇女会做，她们正在学习，使多数人都会做。
（5）儿童在春耕中：由于儿童团的动员，他们在铲草皮、看牛子、捡狗粪。他们规定三个月内每人捡100斤狗粪给红军公田，100斤给红军家属，100斤给自己，捡来了过秤，载在他们的比赛条约。
（6）党对春耕：党在春耕中起了极强的总的领导作用。全乡有党员150多，团员70多。1个总支（干事会11人），三村每村1个分支（干事会3人至5人）。为了春耕，5天开一次小组会，半个月一次分支会，一月开一次总支大会。
（7）耕田队：男子耕田队全乡1个大队，有大队长，队员520多人。分为4个分队，第一村人口800多，1个耕田分队，第二村人口1200多，2个耕田分队，第三村人口700多，1个耕田分队，每分队队员100多人，有分队长，下分小组，每组5人至10多人不等。女子耕田队400多人，组织与男子队同。男女耕田队共约千人，是专为耕种红军公田与帮助红军家属、苏维埃工作人员耕田而组织的，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去耕，耕的特别好。
（8）突击队：党与政府各1个3个人的突击队，3个人分在三村，公开的号召，秘密的考查，各种春耕的会议他们都去参加，可是群众不晓得他们是突击队。
（9）比赛：全乡都发动了生产比赛，激发了群众极大的革命热忱。本乡的办法：家与家比，屋（小村）与屋比，村与村比，乡与乡比，比什么？比耕耘、比肥料、比杂粮蔬菜种得好，党、团、政府与群众团体会议的紧张，工作的激进，比赛起了大的推动作用。[74]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苏区组织的严密体系：党、政府、群众组织，环环相扣，层层相连，整个动员过程有宣传、有组织、有监督、有领导，堪称天衣无缝。不过，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突兀的是，春耕本为农民的天然义务，中共为何要在这方面付出如此多的心力，这可能和一段时间内中共土地政策不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有关。从长远看，解决这些问题，更需要的应该还是政策调整，以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组织动员，因为最有效的动员，也有日久生疲的可能。当年的材料显示，苏区动员很少会谈及或考虑个人需要，这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但无论当时还是日后，利益调整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忽略了这一点，许多的政策制定可能就会有空中楼阁的风险，毕竟，把理想等同于现实未必就是实现理想的捷径。
尽管不无可讨论之处，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动员总体上看还是反映着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人民性立场。苏维埃制度理论上是建构在民主运作的框架之中。1933年底召开的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明确要求：“对城乡苏维埃的工作在广泛运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要实行选民的召回权，建立村代表会议及村代表主任制，在乡和村中组织各种委员会，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75]选民召回权的强调，使代表的权力和责任与选民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委员会制度既保证了上下通联，又体现了群众意志。1933年5月，安远县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设立茶亭，方便来往行人，对于设立茶亭的经费，县府要求“当地政府负责召集当地乡苏代表会议和各群众团体会议，讨论决定其费的开支，在（再）由当地群众募捐供给之，切不可借口滥捐”。[76]可见在当时的政权运作体系中，如果充分发挥制度设计的效能，代表会议可以成为反映民意和决定政策的重要一环。中共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一基层政治运作体制，虽然由于苏区的现实环境、党组织与乡村政权的磨合需要及时局变化等因素未及真正展现和推广，但体现了中国传统乡村政治面貌的充分潜力。
为加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与实施了苏维埃选举细则，对苏维埃的选举原则及方法作出规定，并领导各级苏维埃展开由下而上的选举运动。中共有关决议明确指出：“苏维埃的民主，首先表现于选举运动。”[77]苏维埃代表选举在当时受到相当的重视。从选举过程看，虽然中共党组织要求不要直接干预选举结果，强调“党对于苏维埃委员选举可以拟定名单，但不能直接向群众提出，只有在群众中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选举出来”，[78]但包办的现象特别在初期事实上难以避免。随着中共苏区政权的巩固，选举也逐渐制度化，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1933年进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中，各地注意“在选民大会中必须发动选民斗争，从斗争中来选举工作积极、斗争坚决的真正劳苦工农青年及劳动妇女充当苏维埃代表，反对过去指派方式”。[79]赣县的选举“相当的发动了群众的斗争，如在选举时选了不好的分子当代表，群众立即反对（清溪古村区）”。[80]兴国、上杭、瑞金等地“普通的以乡为单位，组织了三人至七人的宣传队，比较先进的地方组织了化装讲演，演新戏，俱乐部开晚会，各学校上选举课等，造成选举的热潮”。[81]根据毛泽东1933年的调查，这年年底进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虽然没有实行直选，而是层级代表选举，但有些地区选举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福建上杭才溪乡公布的候选名单得到群众积极回应：
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