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晚期以来，欧洲社会开始进入两个有所关联的转变之中。
以法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粉碎了复杂的旧制度特权阶层，并且因此，释放了无穷的独特的市民活力。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更紧密。通过引导并尊重人民意愿的方式（即在选举、暴乱、游行示威和新闻界中允诺人民表达意愿，尤其得到现存政府的认可），让政府更加强大。数百万人由于战争而被动员，而他们至少是出于自愿。扩大经济和政治革新范围和个人性的公民立法提案程序的法律障碍被消除。
这种“民主革命”虽然曲折但不可阻挡地从法国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而在法国也随即兴起了新形式的特权阶层，欧洲其他国家中产生了各种各样介于自由、民主理论和现行惯例之间的不彻底的议院。新的或者正如我们更好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政权在1789年满怀希望地被开创，而现在却显得不再新鲜。随着19世纪即将逝去，新生的社会主义者挑战了这种不断汇聚力量而又不断风行的制度。
在早期由灵巧的技工和热心的企业家开始联合开发的新技术资源中，纺纱机和棉纺织蒸汽机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当法国开始深刻的政治革命时，英国经济通过将机械能运用到手工业中而开始转变。“工业革命”同样曲折但不可阻挡地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并且也即时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从1870年开始，同科学理论系统紧密联系的最新发明扩大了工业革命的新范畴。在这些条件下，西方工业化国家支配的财富和力量如军事和经济力量，得到了飞跃性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两个根本的转变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强化的政府权力是以民主的形式支撑，并且通过重组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来服务于政治目的。最初的目标是为了赢得战争，而在1945年之后更加复杂的意图竞相取得优先。更高的军备竞赛预算标准、价格稳定、资本投资以及近期更好的自然环境保护成为经济—社会—政治管理目标。
因此，西方国家的势力极大增长，这让欧洲人和美国人更容易克服其他民族为他们的活动所施加的阻碍。交通运输的发展缩短了距离。19世纪后半期，所有适宜居住的陆地的重要部分都已囊括在全球商业网络中。政治和军事、知识分子和文化的联系与经济交流联系同样不可避免。几十年时间中欧洲帝国几乎扩张到整个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收缩速度比其扩张速度更加迅速。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国家”将从1789年规定的“现代性”中退缩或者被排除在外，相反在所有非西方世界地区中这种政治的独立都深深地承载着现代性的特点。
人类社会中这种如此激进和影响深远的变化总是涉及很多暴力和尖锐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变革。19世纪，古老而著名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自1871年）、奥地利和俄国支配着局势。而针对当时世界的时弊，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美国所宣称的与之敌对的措施——“民族自决”都为以后带来了新的有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但美国和苏联都谨慎地退出了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事务；直到发生以德国和日本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心的新巨变，苏联和美国才大规模重振力量。自1945年起，这两个超级国家继续支配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局势。然而，通过其他国家顽强的努力取得完全的政治和文化的自治（尤其在中国和亚洲其他的古代文明民族中），让世界政治避免了在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之间单一的两极对立。
科学、技术以及衰弱国家和民族借鉴富裕和强大国家富强“秘密”的自然渴望都倾向于将世界统一为一体。地理差异、语言障碍和保持地区文化传统的愿望则处于相反的一面。因此，在未来的时间中保持何种程度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或许仍是一个问题。在世界所有地区中前代所具有的地方文化的连续性遭到了根本性挑战，新生的日常生活城市化、工业化、官僚化和自治化转变影响非常深远；迄今为止还无人能够预测可以显现出人类稳固的适应新生活环境的状态。
这个深远变革的时代充满着不幸；但当后人回顾这几个世纪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取得了非凡成就的时代，此时全球性世界主义首次成为一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