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3年，第一位葡萄牙商人抵达南中国海岸，明朝政权已经开始显示衰落的中国王朝的典型病态。沉重而分摊不均的税收，加上宫廷阴谋，导致各省爆发零星的起义，来自草原和海上的入侵正日益加剧。明朝军队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如果指挥得当，他们就能够很好地证明自己的实力。例如，1592～1598年，明朝军队帮助朝鲜打败了日本两次可怕的入侵，尽管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竭尽全力。在海上，明朝水师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甚至战胜过葡萄牙舰队。但是致力于陆地的北京政府从未批准建立常备水师，而且常常解除那些参加海盗活动的水手的武装，以此证明官方不承认海军的合法性。
明朝政府最终以完全传统的方式灭亡。与一位明朝将军里应外合，1644年，以帮助镇压明朝国内叛乱为借口，一支来自女真人的强大而纪律严明的军队进入北京。一旦占领都城，女真人就拒绝继续与明朝政府合作。他们自己的首领自称“天子”，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清朝。女真人经历多年战争才巩固他们所占领的中国大陆领土。自称明朝江山支持者的最后一个大本营——台湾直到1683年才臣服北京政权。
在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入中原之前，女真人就已经相当熟悉中国文明。与蒙古征服中原地区给蒙古文化打上烙印不同，没有来自西亚的外来色彩可以防止新主人顺利而迅速地继承中国文明的传统。但是女真皇帝不信任汉人的忠诚，力图把军权掌握在他们自己的人手中。因此，女真士兵都驻扎在中国各个战略要地。他们穿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保持自己的行为习惯，因为这变成了保持士兵不与汉族人口自由通婚的一个政策。但是，民事管理利用汉族和满族，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传统科举取士方法继续实行，除了偶然的和地方性中断外。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种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顺利过渡也是罕见的。此外，满族皇帝的行为完全是传统的。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军事力量都用于保卫中国的领土边境，防止草原游牧民族和诸如西藏那样不稳定的边疆。但是清代中国边界面临一个新的戍守问题，因为他们不仅必须与游牧部落打交道，而且必须与不断扩张的沙皇俄国打交道。应该记住，俄国的毛皮商人在17世纪初就已经把他们的活动范围延伸到西伯利亚，1638年接近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接着俄罗斯商人力图与西伯利亚森林地区南部草原民族建立关系，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此外，他们开展了与中国的毛皮贸易，中国对貂皮的崇尚犹如欧洲一样。
经过一些为了获得优势的争论后，1689年，两个农耕民族同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两大帝国之间插入了从外蒙古向西到中亚的大部分草原无人区。该条约还规定了管理完善的骆驼商队贸易，以茶叶和丝绸交换毛皮。但是这个条约是不稳定的，因为居住在缓冲地带的蒙古人不愿意充当中国和俄国指定给他们的中立和被动角色。相反，他们与西藏建立宗教联系。这引起中国对新蛮族联盟的担忧，害怕他们成为永志不忘的成吉思汗大军那样的潜在威胁。为了遏制这种可能性，中国开始再次推行一种向前推进的政策，由于俄国军队当时正忙于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所以沙皇的代表不得不静观其变，而中国经过激烈的战争，收复了外蒙古和新疆。西藏接着也归顺了。这些战役直到1757年才结束，在中国军队和天花瘟疫的打击下，土尔扈特部落联盟才瓦解。其残余逃往俄国领土避难，被安置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他们的后裔一直在那里生活至今。30年前，在《恰克图条约》中，俄国人正式默许中国势力非常大范围地穿越几乎欧亚大陆草原的一半。
清朝皇帝在解决海防问题方面同样成功。1636年，为了自身的缘故，日本政府禁止臣民下海航行，禁止建造海船。这就切断了海盗劫掠的主要来源，这些海盗劫掠曾经为害中国沿海一个多世纪。中国政府地方代表与葡萄牙商人社区任命的发言人非正式地签订的协议，起到了抵御劫掠、控制最早的欧洲商船参与大多数非法活动的作用。因此，当中国政府恢复了稳定时，脱离传统守卫海岸的方法就没有必要了。因此，不出所料，在建立海军和加强海防方面，满族人无所作为。他们觉得没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事实上也的确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中国的繁荣和保守主义
领土广袤的中国大陆恢复秩序和正常的行政管理，为繁荣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美洲传播过来的新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使农业地区能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扩张而增长。与欧洲商人的贸易变得活跃了。葡萄牙商船长期有效地垄断了中国与日本贸易商品运输，因为中国和日本政府都不允许国民建造海船。此外，出口到遥远的欧洲的茶叶、瓷器和其他中国商品也大规模地稳定增长。为了供应这些市场，中国企业家大规模地生产一些比较廉价的瓷器品种。但是由于增加了大量产品，而大大强化了社会的传统结构，所以这种变化仅仅是强化了中国的传统特色。
文化生活证明了中国的极端保守态度。1500～1700年间，中国的任何经验都适应传统学术和敏感性结构。欧洲人固然带来了一些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新东西。新的地理信息、改进了的天文观察技术以及诸如钟摆那样的新奇装置，这些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承认。1601年，以博学多才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被允许进入北京的皇宫，但是基督教传教士只有在学习儒家学术的端庄外表举止后才能与宫廷学者来往。王朝更替没有长期打破耶稣会在北京的地位。相反，1640～1664年，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与年轻的清朝皇帝建立了不平凡的友谊，对帝国政府的行为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于全体耶稣会在帝国宫廷的地位，他们对交往的士大夫官员圈子的影响似乎非常小，他们试图向大多数人口传播福音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相反，中国学者和缙绅完全专注于古典文献，他们用细致、缜密的考据方法，阐述古代儒家著作的真正含义。一种更无危害的、哲学气息更浓的“汉学”因此出现了，它不鼓励隐喻解释的勇敢行为，而较早的新儒家可以自由地进行这样的解释。
没有必要解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拒绝严肃考虑来自遥远欧洲“南海蛮夷”的学术和外来思想模式。当国内组织制度机构运行正常时，何必需要贤明、镇定而负责任的人们在这种琐碎事情上浪费时间呢？当帝国在海外威力强大，国内一派太平、富庶、风调雨顺、人的举止端庄优雅、按照儒家学说的原则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首穷经的人——当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现实时，为什么还需要任何人都更多地注意外国呢？因此，几乎毫无例外，中国人遵循常识，只是偶然注意一下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新奇事物。
丰臣秀吉和日本的德川幕府
这两个世纪的日本历史完全不同于中国文明的伟大延续性。在这个时期之初，日本正遭受内战之苦。地方武士、强大的寺院武装、以城市为基地的海盗、各地无家可归的冒险者，彼此争战和杀戮，而口头上都说为傀儡帝国政府服务。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的到来给这种景象带来了重大变化。
欧洲文明的许多方面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欧洲的衣着风格和接受洗礼变成基督徒等时尚迅速传遍日本列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那些新奇事物，但是很少有人不接受欧洲枪炮。地方领主渴望通过贸易获得金属供应和由葡萄牙人输入的其他有价值的武器。但是正如欧洲一样，当大炮和步枪变成战争的决定性武器时，武器开支增加也意味着只有领地庞大的领主才能购买得起战争取胜所需要的全部武器。政治权力的迅速巩固是其必然结果。葡萄牙船只到达日本海岸后不到半个世纪，整个日本列岛实际上就已经被大军阀丰臣秀吉（卒于1598年）所统一。丰臣秀吉的权威基础是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因为他出身寒微，孩童时代就被迫定亲结婚。他的政府依靠一些武士集团之间的联盟，这些武士集团的成员从指定的村庄获得收入，作为回报，他们为直接首领提供兵役，并通过他而为丰臣秀吉服役。
权力巩固之后，丰臣秀吉企图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转向对外扩张。他组织了两次对朝鲜的大规模入侵，如果他的叫嚣可信的话，那么他将征服全世界！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丰臣秀吉的军队在朝鲜半岛陆地上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当他去世时，日本军队从朝鲜撤退了，因为日本面临新的内战的威胁。经过一场战役后，丰臣秀吉的部将——德川家族的德川家康成功地取得了最高权力。
日本的新统治者不如丰臣秀吉那么残忍和嗜好对外扩张。他放弃了所有海外扩张的思想，而开始系统地反对国内潜在的真正对手。这意味着，首先，控制海上浪人。对于武士首领来说，被逐出战场赋闲在家，一直可以通过成功的海盗活动得以弥补他的财富，甚至衣锦还乡，力图把以前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重新夺回来。德川幕府不愿意面对这种风险。为此，他们首先管理接着完全禁止海上劫掠活动，其结果是中国沿海的安全，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日本大量基督教团体的存在对幕府将军似乎也是一种危险。丰臣秀吉曾经于1587年亲自颁布过一个法令，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日本，但是没有实施他的法令，也许因为他担心葡萄牙以中断与他的贸易予以报复。1609年，当荷兰船只首次出现在日本海域时，日本人拥有了其他选择途径，通过选择，他们能够从西方的兵工厂里为自己提供所需要的任何武器。因此，日本对基督教团体的零星迫害活动就变得安全了。1637年，基督教徒在九州发动叛乱，幕府决心予以镇压。历经整整一年，幕府才平息了这场叛乱。战斗的结果是死亡。所有被俘的基督徒，无论欧洲人还是日本人，都被处死。只有少数基督徒秘密地幸存下来了，但是他们力量微弱，没有什么影响。几乎日本的所有基督教人口全部被消灭，给亚洲文明国家中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造成了血腥和灾难性后果。
此后两个多世纪里，德川幕府继续统治日本。但是由于他们严厉的对外政策，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大变化继续使日本社会和文明处于虽然无形但非常严酷的枷锁之下，与1700年前中国生活似乎已经取得的稳定景象大相径庭。问题的核心是武士们发现，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将无所事事。他们只能以使武士道更精细、出席各种符合他们身份的仪式、等待永不到来的召集等一般方法打发时日。他们或者置身于城市娱乐场所的昂贵而高雅活动，充满活力的、给人美感的、非官方的文化生活在这些城市迅速地发展起来。
事实上，许多武士破产了，出售或典押从指定乡村征收稻谷的合法权利。购买了这些权利的商人通常把所获得的稻谷运输到城市市场出售牟利。因此，繁忙的市场经济就巧妙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迂回发展，而且向日本社会的缝隙中渗透，影响了几乎所有人口。为了反对这种力量，幕府竭力加强传统的武士生活方式，但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相反，日本呈现了活跃的城市下层文化与官方文化的简约礼节之间的二元性壮观景象。
只要幕府统治维持，那么这种二元性就会在日本继续盛行。也许这两种生活方式真正是相辅相成的，一种文化的吸引力会补充另一种文化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