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细节非常复杂，但是描述1500～1648年欧洲政治发展的主要线索并不困难。与中世纪盛行的管辖权重叠而引起错综复杂的情况相比，权力倾向于集中在比较少的中心。欧洲地理终于被划分为一系列比较巩固的国家，每个国家由一个中央集权的、通常是君主制的政府控制。在最成功的例子中，巩固的规模是民族范围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瑞典。在中欧，较小的单位攫取了主权：城市国家、封建王公的国家、教会国家。但是即使在这里，每个单独的国家都把权威和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就像较大的民族国家所做的那样。在东欧，类型变得更弱小，因为在有些情况下，那里的贵族和城市特权仍然包含在民族国家君主制之中。例如，波兰和匈牙利都是如此。另外的例子，如俄罗斯和土耳其，政治中央集权超越了单个民族的局限，不同语言和宗教的民族都臣服于单一的帝国统治之下。
在每个成功的国家版图之内，政府权力迅速扩大。以前严格限于地方的事务现在变成了中央政府代表管辖之内的事情了。国王和王公贵族也取得了教会管理和庇护方面的权威，即使在天主教和继续承认教皇对教会领导权的国家。贵族的权利和豁免权、城市和乡村的自治权都遭到了急剧削弱。以个人身份为基础的各种地方权威在以遥远的君主之名的官员面前瓦解了，官员的权力依赖国王或王公贵族的任命。
政治巩固的过程可以多种不同角度看。在某种意义上，它运用了阿尔卑斯山以北政府统治的所有技巧，这些技巧首先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产生出来。例如，贵族与市民阶级组成单一国家的形式就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开了先河，这比法国和英国国王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早了大约200年。1500年前，利用职业常备军支持统治者的意志在意大利也是平常之事，但是法国和西班牙在此之后才变得可行。当然，在重大事件上，与意大利所知道的情况相比，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建设以大得多的领土规模进行。随着这种领土扩大，欧洲大国政府的有效权力也大大扩充了，国家之间政治的整体规模也相应地扩大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世纪政治生活中复杂的管辖权重叠现象与其说是被渗透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意大利政治实践所瓦解，倒不如说是被与宗教改革有关的暴力和激情所瓦解。的确，改革教会并使之成为神圣场所的努力很快便对政治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使人类生活符合《圣经》揭示的上帝旨意而做出的持续而严肃的努力，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教义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暴力活动很快爆发了，在一个多世纪里，欧洲被以基督教真理名义进行的战争所折磨，虽然根本不符合它的准则。
在各种暴力活动和血腥屠杀中，世俗政权不断地向前推进权力。在已经成为新教的大国中，政府接收了以前教会人员占有的大多数财产，取得了任命或至少批准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几乎同样的命运也降临于那些仍然效忠教皇的国家的教会头上。例如，土地和其他没有被直接没收的财产并不能阻止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的天主教国家的统治者任命高级神职人员，向自己领地内的教会土地征税。
从第三个角度来看，政治权力稳固地操纵在较少数中心的事实，反映了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由于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地方贵族来说，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变得极其昂贵，对于普通的权威来说，它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复杂。中世纪的骑士，一旦他取得了一匹战马、一幅盔甲、受过军事训练，那么他几乎就是自给自足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无论他到哪里，他都能不太费力地找到自己想要的食物，对装备进行小修理。如果受到优势力量的威胁，他可以撤退到城堡的围墙里面；如果城堡被围攻，那么他还能足够安全地等待敌人退却。但是当大炮和使用长矛、步枪的步兵首先把骑士从城堡里赶出来，接着又把他们赶出了战场时（1350～1550年），军事组织就变得非常复杂了。火药和炮弹的供应、重炮的运输、军队的纪律、维持军队所需要的各种开支的金钱，都不在大多数地方权威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任何统治广袤领土的君主都无法有效地在整个欧洲征募军队。
对越来越复杂的陆地武器的依赖也将政府与生产复杂装置的资源捆绑在一起，即依靠手工业店铺和作坊、采矿和冶金企业、资本家、银行家，一般说来，就是依靠社会中的城市人口，只有城市才能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生产武器，在适当的时间里把武器分门别类地运送到指定地点。因此，真正强大的国家是那些领土上出现了足够的城市发展，能够支撑新型军事技术复杂需要的国家。例如，领土广袤的国家波兰由于没有出现这种城市发展，所以不能利用他们的领土面积变成相应强大的国家。
这三个观点中的任何一个都肯定是有效的。它们在一个半世纪里的相互影响，在许多面临新的不相关选择的个人的不可预测行为中发挥作用，使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带有异常紧张和混乱的特点。
当时，国王和诸侯政府与地方性和普遍性竞争对手之间争夺主权的斗争结果还不明朗。例如，在欧洲东部和北部某些地区，贵族和氏族首领保持甚至扩大了他们的自治权利。这是以加尔文教会和国家改革的名义进行的，如匈牙利和苏格兰，或者以恢复或复兴天主教的名义进行的，如波兰和立陶宛。
在荷兰各省和英国，同样的政治发展因为非常不同的原因而开始进行，因为市民和商业化的农民瓦解了王权，他们在加尔文的教义中找到了蔑视中央政权正当性的合法先例。
荷兰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叛乱开始于1568年，到1609年结束大规模战役的停战协议签订时，叛乱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反对西班牙的战争紧急状况下，叛乱各省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联盟存在到战争之后，尽管城市与乡村经常发生摩擦，但是足以使荷兰变成世界上的一流强国。
在此后一代里，英国内战（1642～1648年）也走向反对君主专制的趋势。正是现代议会的反对，有效的国王官僚制度才获得胜利。就像宗教改革本身一样，议会的事业是极其反动的，因为它既依赖英国人（《大宪章》及相关文件）传统自由权利的重申，又依赖一个圣徒政府之后的无情的清教徒的努力。但是像其他成功的革命一样，掌握权力的清教徒被迫背叛他们的计划。处死国王查理一世（1649年）后，英国的自由权利和圣徒政府就在克伦威尔（卒于1658年）的统治下堕落成赤裸裸的军事独裁。他恢复议会政府的最迫切努力遇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大多数英国人抛弃了鼓舞克伦威尔军队斗志的清教理想。克伦威尔死后，国王查理二世复辟（1660年），他并不企图建立像查理一世那样的王权。主权仍然掌握在议会手中；英国议会力图平衡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以便中央政府能够合理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
但是，无论英国君主立宪制和荷兰联邦制对后世具有多么重要的先驱意义，但它们是例外，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典型。通过给予顽固的地方主义和地主、市民表达政治愿望的机会，英国和荷兰政府似乎正在为过去的事业进行辩护。与其他国家相比，它们的安全更多依赖海军而不是陆军，只有这个事实才能解释这两个闹独立的国家如何能够发挥大国的作用，而又没有臣服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在其他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是军事力量的代价或者政治残余的行为。
国际政治
1500～1648年间欧洲政治最壮观的一面不是某些中央权威的代议制正在不断削弱地方管辖权。但是，依靠无数地方性小争端和决定，中央行政集权化的重要过程已经开启了。更为急剧的是政治冲突规模的另一端，这种冲突使拉丁基督教世界两大普遍性组织——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陷入反对西欧和中欧正在兴起的领土主权国家的活动之中。显然，至少在理论上，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宗教改革努力理解并实施把人类从不确定性和谬误中拯救出来的真理，可能都被用于支持单一的领土广袤的国家和单一的教会——如果任何单一主权能够利用越来越复杂的战争技术、组织强大力量打败所有的政治对手、镇压异端的话。
这种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但是1519年当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在已有庞大世袭领地上又增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和实力时，普遍性的君主制似乎明显地取得了胜利。因为通过幸运的联姻，查理五世不仅继承了其家族在奥地利及其附近的德意志领地，而且继承了庞大的勃艮第遗产，这是位于法国与德意志之间向低地国家南部延伸的一块不规则的狭长领土。此外，1516年他还继承了西班牙王位。不久，他就因为西班牙王位而使领地增加了庞大的新兴美洲帝国，早在欧洲人对科尔特斯（1521年）和皮萨罗（1535年）先后打开新大陆财富之门而目瞪口呆之前，这个美洲帝国就已经出现了。这仿佛还不够，1526年，当他姐夫匈牙利国王从莫哈赤（Mohacs）战役灾难中侥幸逃脱土耳其人之手后去世、没有留下男性后嗣时，被查理委托管理奥地利领地的弟弟继承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
然而，查理的敌人与他的臣民一样多，他的臣民从未团结一心从事任何长期的共同事业。因此，结果首先是停滞，然后是帝国权力的衰落，即使德意志境内也是如此。但是从查理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到他的后裔不情愿地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中承认德意志各地诸侯的主权，是漫长而剧烈动荡的历史。
法国国王和土耳其苏丹是哈布斯堡帝国权力的最坚决反对者（尽管1536年他们之间的盟约很少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但该盟约一直是法国“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污点）。此外，查理与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他的士兵于1527年攻占了罗马城。但是从16世纪60年代起，西班牙军队和西班牙的虔诚基督徒入侵意大利，占领了罗马教廷，鼓舞了“反宗教改革”，教皇开始与哈布斯堡家族合作。帝国与教廷的联盟能够使曾经短暂地信奉新教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的几乎所有居民重新皈依天主教。
然而在德意志，宗教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地方诸侯反对帝国巩固权力的力量。经过最初的犹豫不决后，查理五世宣称坚决反对马丁·路德及其信徒；但是他忙于应付主要在意大利和地中海进行的与法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所以他从来没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路德派。1555年通过与路德派诸侯签订和约，保证他们捍卫路德派崇拜仪式和教义的权利，他承认了自己无力恢复德意志的宗教统一的现实。次年，查理宣布退位，把西班牙及其帝国、勃艮第领地交给他的儿子菲利普，但是把奥地利和帝国皇帝的头衔授予了他的弟弟费迪南。
这种世袭领地的分裂最终也未能使各个部分的统治得到巩固。德意志仍然四分五裂，各地诸侯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野心保持着高度防范。费迪南及其后继者长期追求一种谨慎政策，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虽然实力更强大，但是首先为巩固、接着为控制低地国家而进行徒劳的斗争。荷兰叛乱（1568～1609年）的成功和1588年英国取得对“无敌舰队”的胜利，都不能阻止西班牙继续在欧洲统治着勃艮第其他领地、控制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在地中海打败土耳其人、在美洲建立领土广阔的帝国，甚至一度兼并葡萄牙及其帝国（1580～1640年）。
菲利普二世死后，西班牙的霸权地位才开始动摇。法国被一系列宗教战争所折磨，这些宗教战争同情新教徒，反对王权，但在亨利四世统治下（1589～1610年），法国再次成为强大的统一国家。与此同时，手工业生产的停滞甚至倒退，削弱了西班牙装备维持帝国地位所需的陆军和海军的能力。因此，哈布斯堡家族和天主教会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转移到该家族自查理五世的弟弟费迪南传下来的奥地利分支。他的同名儿子费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比其祖辈更加精力充沛和残酷无情。他以恢复天主教为名，任命官员，取代地方自治权和豁免权。结果把波希米亚的一场叛乱（1618年）酝酿成为30年激烈的战争，震撼了几乎整个欧洲。基督教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分歧助长了冲突，但诸侯与帝国主权之争同样处于白热化状态。当费迪南的军队似乎要取得胜利时，丹麦、瑞典和法国先后出兵干预哈布斯堡家族的帝业。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德意志各地的毁灭性破坏结束了，和约承认德意志各个诸侯的主权，保证了帝国的空壳。此后200多年里，德意志仍然被众多地方统治者瓜分，他们的宫廷和政府都模仿大国，但是无法真正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崛起的大国——法国相抗衡。
欧洲的殖民活动和贸易
所以，1500～1648年间欧洲政治、军事和宗教历史的后果几乎像这些事件本身一样混乱。多个主权仍然分裂着欧洲大地，它们的关系复杂而多变。教皇在欧洲大多数地区的权力仍然是真实的；西班牙保住了美洲和欧洲帝国的大多数领土；甚至在巩固和加强对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世袭领地的中央行政控制方面，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分支的帝国权力都找到了充足机会。因此，1648年出现的法国优势地位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欧洲大陆本身。当人们考虑海军力量和海外帝国时，法国的优势就消失了，因为英国和荷兰已经变成了优于法国的海上强国。它们利用船只蚕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帝国，派遣商人到印度洋，派遣殖民者到达美洲。
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继建立（1600、1601年）为这两个国家在印度和远东的殖民活动提供了持久而有效的商业组织。最初是荷兰人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功。从1594年首次冒险起，在短短50年里，他们就从马六甲和锡兰驱逐了葡萄牙人，在爪哇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因此，变成香料贸易的主人。英国在印度西海岸的早期殖民据点则比较弱小。
但是在美洲，平衡朝相反方向逆转，因为英国的弗吉尼亚（1607年建立）和马萨诸塞（1620年建立）殖民地很快超过了荷兰的纽约（1626年建立）殖民地。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活动几乎同时始于魁北克（1626年）。但是17世纪跨越大西洋最有利可图的欧洲冒险都是冲着加勒比海的较小岛屿，那里的蔗糖种植园由从非洲贩卖来的黑奴劳作，提供了欧洲急需的商品。到17世纪40年代，英国、法国甚至更小程度上的荷兰的企业家已经在这种贸易中占据领先地位，取代了最早在巴西和加勒比海沿岸经营甘蔗种植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欧洲殖民和贸易活动非常迅速地扩大，证明欧洲力量对其他不稳定民族和文明的优势不断增长。欧洲政治的所有徒劳和混乱、残酷的武装冲突、构成这个时期欧洲历史主题和素材的为神学确定性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不是完全没有结果的。人们很少能够完成他们所向往的所有事情，但是他们的斗争的确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为政治和经济目的调集财富、人力和发挥创造力的能力。主权的巩固和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如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联合股份公司和其他大型商业企业的兴起是另一个重要表现。同样，在知识和艺术领域，技术进步（如印刷术和望远镜）提高有时甚至刺激了对真和美的不计后果的追求，赋予欧洲文化比中世纪相对零碎的世界观和有限的知识所能允许的更多的多样性和坚忍性。我们必须考察这些变化。
文艺复兴
孪生却又相互对抗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分别强调了欧洲文化传统的不同方面。受到复兴异教古代知识、技术和优雅风度鼓舞的人们赞美欧洲历史上的希腊—罗马时代，而那些渴望根据《圣经》改革宗教的虔诚教徒则从西方文明的犹太—基督教成分中吸取营养。两个阵营中少数忠诚的人力图完全否定对方；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两个运动之间存在着一场复杂的交叉演出。有些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也是熟练的古典学者，发现了也适用于《圣经》研究的技巧，这些技巧是异教作家为了编写正确的经典而发展出来的。同样，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仍然深情地关注宗教和神学问题。即使像马基雅维利（卒于1527年）那样的人，他们也没有公开宣布放弃基督教信仰。
当然，文艺复兴于1350年左右肇始于意大利。由于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记忆，所以复兴古代对意大利人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此外，意大利城市孕育了具有世俗思想的平民和把注意力投向尘世事务而非宗教事务的王公贵族赞助人。
1500年左右，意大利文艺复兴达到了顶峰。列奥纳多·达·芬奇（卒于1519年）通过艺术和对人类、事物的仔细观察而孜孜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加上尼可洛·马基雅维利根据个人经历和对古代作家的研究，赤裸裸地分析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和功用，他们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高潮的代表人物。直到稍后，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卒于1564年）和尼古拉斯·哥白尼（卒于1543年）——虽然他在波兰去世，但他从帕都亚大学接受的教育中受到知识的鼓舞——才放弃了对达·芬奇和马基雅维利作品中明确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理性的过分信任。米开朗琪罗经受了对每件实际事物持怀疑态度的折磨，甚至对自己的艺术也持怀疑态度；哥白尼的天文学日心说受到新毕达哥拉斯派数字神秘主义的启发，实际上公开蔑视已有的观察数据，哥白尼的天文学假定，行星运行的轨道是圆形的而不是椭圆形的。
文艺复兴时期美的理想的吸引力在欧洲其他地区并未消失。它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贵族和宫廷圈子里特别受欢迎；但是只要是城市发展产生了大量中产阶级的地方，如在荷兰、莱茵兰、英国和法国，平民也很快被当地模仿或超越意大利模式的努力所吸引。其结果是文学和一定程度上的绘画的民族独特风格流派的发展。例如，塞万提斯（卒于1616年）创作的《堂·吉诃德》和洛佩·德·维嘉（Lope de Vega，卒于1635年）创作的戏剧都给予西班牙语言以文学形式。现代法国通过三个完全不同风格的人的著作而取得了它的文学形式：嘲笑自己无法改变的一切现象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卒于1553年）、无情地推行宗教改革并使人类生活神圣化的约翰·加尔文（卒于1564年）、力荐在人类缺点面前适度冷淡的蒙田侯爵（卒于1592年）。英语文学的形成归功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作家，尤其是威廉·莎士比亚以及国王詹姆士一世的钦定《圣经》（1611年）。日耳曼语系欧洲的其他大多数语言（荷兰语、丹麦语、瑞典语）也是作为新教徒把《圣经》翻译为民族语言的副产品而形成的。
宗教改革
这个时期欧洲文化生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申宗教关注，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思想和情感似乎都表现出来的世俗主义残余魅力仍然存在。
罗马天主教会的改革和复兴在中世纪欧洲多次发生过。根据它们的性质，这些运动是向合法的教会权威挑战，而教会一直坚持宣布这些改革运动为危险的异端。这就是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卒于1384年）和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卒于1415年）的命运，他们从来没能吸引大批信徒。1417年通过康斯坦茨宗教会议而恢复的教皇君主国，愈合了教会大分裂，但是这使此后一个世纪里异端难以兴盛。特别是在西班牙，宗教统一和政治忠诚趋于同一了。几个世纪反对摩尔人（只在1492年才被驱逐出格拉纳达）战争培育出来的十字军精神继续鼓舞着西班牙在欧洲和海外的帝国扩张活动。教会与国家之间独特的紧密关系形成了。在其他地方，教皇和君主通常在向教士征税方面进行合作，但是双方在其他方面的冲突与合作一样多。
罗马教廷自称拥有对意大利部分地区的主权，有些教皇对半岛政治权力的追求超过对其前辈力图获得的基督教世界精神领袖地位的追求。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和德意志，主教和修道院长常常效仿教皇。
在这种追求世俗华丽的宗教背景下，马丁·路德（卒于1546年）以一个罪人如何获得拯救的自身痛苦经历为基础形成的认识，就像复仇天使的宝剑迸发出来的火花。最初路德只是挑战出售赎罪券的有效性。这种声称能够从炼狱中拯救人的灵魂的文件的出售，已经被商业精神组织起来，成为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筹款计划的一部分。根据传统经院哲学辩论的习惯，1517年路德在维滕堡教堂大门张贴“95条论纲”，公开否定赎罪券的价值。但它已经不是学术辩论的事情，路德的观点像野火一样燃遍德意志各地。公开与教廷权威争辩的结果促使路德立即更激进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主张。1520年写作的三本义正词严的小册子《致德意志民族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基督徒的自由》，确立了路德派教义的核心。后来，辩论发展成天主教、路德派和其他新教派的许多不同教义形式。这场神学分裂的中心是宗教权威问题。路德把自己的改革建立在《圣经》和上帝免费赐予得救的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他还否定教士是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勇敢地宣称每个信徒都是自己的牧师。
印刷术把路德的观点迅速而广泛地传遍德意志各地及其邻近地区。他的抗议聚集了大批打着教会改革旗号的不满者，例如，在德意志吸引了许多自认为因被外国人征税和剥削而感到苦恼的人；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这种表达方式很快就因皇帝查理五世、德意志其他重要统治者拒绝成为路德派信徒而被扼杀了。
因此，新教运动没有变成德意志的，而是变成全欧洲的，特别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大本营（1541年）并使它成为活跃的宗教宣传中心之后。例如，英国于1534年宣布与教皇断绝关系，但是英国教会只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新教国家，而且主要受到来自日内瓦的刺激。与此同时，荷兰人和苏格兰人把加尔文教变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教派。相反，在法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天主教信仰。法国新教历经辉煌的开端后，1600年左右就失去了锐气。在意大利，新教从未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被恢复的天主教势力变得明显时，它就萎缩了。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变成了路德派，与几乎一半德意志人一起。欧洲各地正在开始兴起的民族主义在决定各自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路德派的外衣掩盖下，社会经济主张也短暂地表现出来。但是当起义农民把基督教的自由当作免除租税时，路德就公开激烈地抨击他们。因此，社会动荡和宗教激进主义在再洗礼派和其他教派中找到了表现场所。这些教派遭到残酷迫害，只在穷人中幸存下来，而且常常是以秘密或半秘密集团的形式。
1500～1648年间欧洲急剧的社会经济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宗教争论。但是不能错误地认为，仅仅因为明确而连贯的世界观的天然吸引力，对一种绝对可靠的宗教真理的寻求背后就一定积聚了大量能量。心灵平静需要对不确定性问题给予权威而充分的答案，日常经历给当时欧洲大多数人带来了冷酷的不确定性。路德确信自己已经知道了如何获得上帝的恩典。这是他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因为其他人迫切希望获得同样的内在恩典状态并确保灵魂得救。当一个人取得了确定性时，他自然希望既把得救的真理与他人分享，同时又谴责它掩盖的所有谬误。大量涌现的旨在说明这些道理的教义和著作很快就被取自教义问答中的系统教育所补充。教廷的捍卫者立即加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宣传。更多的基督教教义知识和更深刻地服膺于被选择或被继承的信仰形式弥漫于整个欧洲。
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之一是，新教内部倾向于分裂为各种派系，甚至教派内部又分裂为更小的教派。宗教改革家从未放弃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基督徒的单一大公教会的理想。但是《圣经》——他们的唯一宗教权威来源——能够被作各种解释。对一个人看起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对那些仅仅作为罪人并同样迫切希望获得灵魂拯救确定性的另一个人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被迫谴责其他人是错误教义的传播者，且常常比做慈善更积极。但是随着第一代宗教改革家激情的消退，建立教会组织、实施教义统一的努力在大多数欧洲新教地区取得了成功。在英国，这个过程是持久的。都铎王朝（1534～1603年）渐进的宗教改革不能满足清教徒的要求。直到奥利弗·克伦威尔（卒于1658年）统治下的圣徒政府完全失败为止，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按照上帝旨意改造人类生活的努力。
罗马天主教会缓慢地应对新教的挑战。最初，许多人希望二者可以调和。虔诚而且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最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对付新教运动，他们常常担心通过反击路德派教徒而加深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但是追求武装新教徒头脑的神学确定性的激情也能被用于天主教的事业。圣伊格纳修·罗耀拉（卒于1556年）就是这样做的。经历了像路德那样痛苦的个人皈依后，罗耀拉开始作为教皇的战士宣传基督教真理。他很快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然后把他们组成“耶稣会”，耶稣会迅速变成欧洲和海外捍卫和宣扬天主教的最有效工具。耶稣会成立初期，恰逢特伦特宗教会议（1545～1563年）召开。经过漫长的三次中断后，特伦特宗教会议成功地颁布了许多有效的改革法令，在坚决反对新教的意义上确立了一些有争论的教义。
从此，教会改革要求的最初模糊性消退了，欧洲各地的人们面对一个组织比较精良、统一、被改革了的天主教会与同样坚强但组织不太严密的加尔文教运动进行殊死搏斗的壮观景象，而路德派和保守的英国教会人士则对两种领导者都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教皇和皇帝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的失败及几乎与此同时的英国清教徒革命（1640～1660年）失败，最终促使许多人放弃了宗教争论，在这两场冲突中，宗教争论常常成为肮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遮羞布。
科学的发展
事实上，宗教改革期间，少数但重要的人物没有让追求神学确定性掩盖对其他更世俗事务的关注。例如，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一生几乎经历了宗教冲突的高潮，但是他更喜欢献身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他以望远镜观察和数学推理为基础而为哥白尼天文学所作的辩护，他为了把仔细记录的天文观察数据给予数学表达而进行的创造性努力等，开创了物理学和天文学至今仍未穷尽的探索途径。勒内·笛卡儿（卒于1650年）是另一个代表人物，他故意避开神学争论而着手创立严密的数学哲学，这种数学哲学以极其公正的态度、以理性为基础，为形而上学和其他各种自路德以来甚至在路德之前人们就激烈争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其他知识传统也很活跃且富有成果。帕拉塞尔苏斯（卒于1541年）、安德烈·维萨留斯（卒于1564年）和威廉·哈维（卒于1657年），以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为基础，以精确观察人体结构为基础一样，在医学方面向盖伦的权威成功地发起了挑战。与此同时，一位迷信的神秘主义者约翰·开普勒（卒于1630年）徒劳地力图发现行星运行轨道之间的和谐比例关系，但是经过大量复杂计算后，他的确发现了一种数学方程式，这种方程式能够精确地描绘各个行星在自己的轨道上所作的椭圆形运动，因此，偶然地纠正了哥白尼的错误，也为哥白尼假设扫除了一个最重要的障碍。另一种传统——乐观和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是弗兰西斯·培根（卒于1620年），他认为仔细观察和系统地收集信息就可以使人类了解大自然的奥秘，而无须借助宗教启示或数学推理。
许多新仪器的发明，特别是望远镜（约1608年）和显微镜（约1590年）、钟摆（约1656年）、温度计（约1654年）、气压计（约1643年）等，为少数自然哲学家的观察和实验提供了比以前更精确的工具。加上从海外大量流入欧洲的各种信息，都为那些更喜欢这种研究而不是神学辩论的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因此，当（1648年后）敌对的宗教阵营最终被善于思考的人广泛地认为是耻辱时，自然哲学家准备并首先提供了一种世界观，虽然这种世界观也许不完整，但其吸引力并不亚于吸引以前许多代人注意力的、互相敌对的神学。
然而如果人们认为科学取代了宗教，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宗教改革时代使各行各业的人们对宗教保持高度关注。科学和其他世俗学术研究并不公开反对宗教主张，具有说服力的新教和天主教改革家都高度重视这些宗教主张。大约1650年后，科学研究得到了充分尊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至少那些生活在欧洲文明最活跃中心的，不再沉重地担忧他们的发现将如何适应官方神学体系。争论继续爆发，但是无论捍卫基督教真理的教士，还是提出新思想的科学家，都不能镇压或推翻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在重大事件上，双方都诉诸暴力和普遍一致的需要，在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普遍一致的需要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许多认识论方面的问题逐渐不再带到政治家和公众面前。
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
1500～1648年欧洲漫长而动荡的结果几乎出乎当时所有伟大人物的意料之外。欧洲人不是发现和实行普遍的真理，而是发现他们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知识多元化局面在欧洲大地比以前更真实地形成了。没有知识的官方等级制度为理解世界——从理论上说，如果不是实际上的话，像中世纪那样——提供完整的计划。每个独立的教会、国家和职业都在根据自己的理解追求真理。这种多样性确保欧洲思想的连续而非常迅速的发展，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艺术和文学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在本章讨论的时间之初就开始兴起的俗语文学创立了各个民族的文学流派。绘画也倾向于偏离意大利大师们创立的范式，所以西班牙（维拉斯凯兹，卒于1660年；埃尔·格列柯，卒于1614年），荷兰（伦勃朗，卒于1669年）和佛兰德（鲁本斯，卒于1640年）的画派，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欧洲总体传统之内发展。建筑仍然没有什么多样性。在整个天主教欧洲地区，文艺复兴风格的巴洛克装饰盛行，而在大多数新教国家和地区，以哥特式为基础的各种风格牢固扎根。
产生于中世纪模式的伤痕是巨大的。欧洲人从未遇到比这更痛苦难忍或更普遍深刻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动荡也以最异常的规模激发了人类的天赋和个人的成就。与他们没有相遇的前人和后代相比，哥伦布和科尔特斯、路德和罗耀拉、达·芬奇和笛卡儿、哥白尼和伽利略——这仅仅是最伟大人物中的一小部分——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现代世界缔造者，正如这些伟人所做的，新世界的挑战，无论字面意义上的还是比喻意义上的，在他们瞪大的眼睛面前打开了。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万欧洲人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中所取得的超常成功被后世西方文明的经历作了最好的验证，我们和全世界都是这种西方文明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