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的紧密联系是公元1000年前的几个世纪里的突出特点。在接下来的500年里，这引起了一系列入侵和征服，这些征服活动把突厥和蒙古统治者带到了中国、中东、印度和东欧。农耕世界里的受害者和臣民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穆斯林以深远而特别成功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和文明的重点以及内部平衡。事实上，穆斯林把草原民族的军事能量据为己用。突厥和（不太重要的）蒙古新皈依者犹如伊斯兰教的一片锋利刀刃，使它成为整个印度和东欧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商人和四处漫游的圣人把穆罕默德的宗教带到东南亚、东非和西非，甚至渗透到中国西部一些省份。
从蒙古征服者引人注目的新奇事物中，中国人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崇敬的东西，在最初比较顺利的阶段，他们振作精神，力图抛弃一直被认为是外来的东西，摆脱蛮族的枷锁。因此，蒙古统治（元朝，1260～1368年）留下的痕迹非常少，除非把明朝（1368～1644年）加大决心重视传统和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措施，也归结为他们对蒙古统治的回应。
绝大多数发现自己处于伊斯兰教化突厥人统治下的印度人和东正教徒仍然忠诚于各自的宗教传统。但是，长期的地理范围重叠导致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发生大量的互相渗透，尽管官方在边界两侧派遣宗教守卫者，以保持神学真理的纯洁性。
突厥人的渗透
在更详细考察农耕世界的回应之前，概括世界历史事件的进程是有益的。公元1000年，突厥各部分布于亚欧草原中部从阿尔泰山到南俄的广大地区。在伊朗东部，穆斯林城市和农耕者与突厥游牧民之间的互相渗透早已发生，许多突厥部落通常随意或表面上接受了伊斯兰教。公元850或900年后，许多世纪以来控制草原的伊朗贵族不再有效控制了。其原因不清楚，但似乎可能是许多贵族迁移到城市，享受比祖先所知更丰富的文化，并且在此过程中，丧失了他们对战争和摔跤的爱好，把这些都留给了突厥雇佣兵，这些突厥雇佣兵很快便发现自己处于控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穆斯林腹地以勒索赎金的有利地位。
因此，当突厥雇佣兵和部落民众开始到处支配伊斯兰教的政治生活时（公元900年后），新来者已经掌握了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文化。但是突厥人仍然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反对其他伊斯兰教社会的军事互助。他们的统治是混乱的。促使部落组织解体的军事冒险与不稳定的氏族首领之间互相竞争，在农耕世界环境生活几年后，部落首领的亲信就经常不守部落纪律。这种地位不稳固的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和联盟都是异常脆弱的，在伊斯兰教世界腹地引起了无尽的政治变化。
但是，新来者极大地拓展了穆斯林的边界。公元1000年，深深地渗透到印度的活动，导致伽兹尼的穆罕默德发动大规模袭击。在三个世纪里，只有次大陆南部避免了被穆斯林征服的命运；1565年，当维贾亚纳加尔的帝国落入几个穆斯林王子之手时，南部也屈服了。突厥人反对基督教徒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曼兹克特战役（1071年）之后，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内陆的控制权丧失给了塞尔柱突厥人。与此同时，其他突厥部落（钦察人）突入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切断了拜占庭与新近基督教化的俄罗斯之间便利的联系通道。这些沉重打击促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尽管第一次十字军取得了迅速成功，但是这次和后来各次十字军都没有阻挡突厥人的推进。相反，当第四次十字军攻打并占领君士坦丁堡（1204年）时，拜占庭帝国的虚弱昭然若揭。部分恢复——1261年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现了一位希腊皇帝——一方面不足以控制意大利商业扩张的力量，另一方面，不足以抵御突厥人的军事进攻。奥斯曼土耳其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354年，他们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在欧洲取得了第一个立足点，并占领了加利波利半岛。1389年，他们在科索沃打败塞尔维亚人，在巴尔干赢得了军事优势。但是直到1453年，他们才征服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他们的帝国都城，拜占庭势力的最后一抹痕迹从地球上被擦除了。
蒙古的征服
突厥人入侵印度和欧洲的大浪潮在13世纪被来自蒙古的风暴打断。伟大的蒙古帝国创立者是成吉思汗（统治时间为1206～1227年）。年轻时代他差点儿命丧敌手，成吉思汗成功地在草原各民族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然后他在各条战线上都成功地发动了入侵——向南到达中国，向西打败了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还打败了俄罗斯的基督教徒。到他去世时，他的帝国在他四个儿子之间瓜分。他们把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规模侵略转化为稍微稳定的政治统治形式。帝国各个互相分离的部分有时还能维持有效合作。按照蒙古人的习惯，领导权由成吉思汗的幼子及其儿子继承。他们统治蒙古和中国，指挥几乎整个蒙古大军。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部落是异教的萨满教徒。他们对待人类牺牲品犹如对待牲畜——视情况便利而决定照管还是杀戮。但是一旦定居在农耕民族中间，蒙古人像以前其他游牧民族征服者所做的一样：他们很快便采用了被征服的臣民的文明。在帝国西部，这意味着接受伊斯兰教。在中国，事情有些不同，因为蒙古皇帝不能容忍作为他们权力依赖的军事力量融入中国民众之中。使自己避开中国人的努力导致蒙古宁愿接受西藏的喇嘛教作为比较偏好的国教，虽然一种信仰大杂烩——基督徒、穆斯林、萨满教徒和其他等——局面继续出现在宫廷里。但是在当地人的回应面前，对与中国不保持距离的惩罚法令显得很脆弱，这种回应把明朝在成吉思汗发动入侵一个半世纪之后就带到了权力宝座。
因此，蒙古统治只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在中东和俄罗斯，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因为最初反对穆斯林政策后，蒙古人不仅接受了伊斯兰教（俄罗斯，1257年；波斯，1295年），而且迅速与已经在草原中部、西部占支配地位的突厥人同化。蒙古人口太少，他们的文化太原始，以致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结果。因此，14、15世纪，伊斯兰教化的突厥武士在自称成吉思汗后裔的将领率领下，再次迫切要求反对基督教和印度教。当时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已经从13世纪异教蒙古征服带来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了。但是巴格达和使伊拉克成为肥沃土地的灌溉系统仍然没有恢复。蒙古征服造成的破坏太大了。因此，以前哈里发的都城仍然一片废墟，直到20世纪。
奥斯曼帝国
在突厥新一轮入侵形成的国家中，奥斯曼帝国是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它最初是小亚细亚西北边境的一个小公国。穆斯林世界各地的突厥武士争相为奥斯曼苏丹服役，因为他侵袭基督教领土的活动使宗教价值与英雄式的暴力活动统一起来了，在穆斯林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实现这一点。在这些情况下，领土扩张非常迅速，特别是1354年后，突厥人越过海峡首次在欧洲建立了永久性据点。现在苏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亲信的忠诚和服从，这些亲信被指派在被征服的封建土地上担任职务。奥斯曼统治者通过把王室奴仆扩充为常备军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组建了著名的“坚尼萨利”（Janissary，意思是“新军”）。它的全体官兵在法律上都被划为奴隶。这些经过特别训练和选拔出来的成员就这样被国王派遣到各省担任总督，当国王征调地方上的穆斯林地主和武士作战时，他们就负责指挥这些地方武装。由于这些特别的奴隶指挥官得到新军和苏丹的支持，所以他们的命令通常都得到执行。奥斯曼国家因而拥有一支高效的常备军，同时还拥有由突厥武士组成的服从命令的封建军队。
苏丹的奴隶家族成员达到数千人。首先，战俘提供了大多数人力需求，通过从商业奴隶贩子手中购买奴隶作为补充。但是这种征兵方法常显得不足。因此，突厥苏丹依靠从遥远的巴尔干乡村招募粗鲁的士兵。因此，出身于塞尔维亚、希腊，或巴尔干半岛西部山区的阿尔巴尼亚乡村农民，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人员。
没有其他任何穆斯林国家建立了如此突出而高效的内部组织机构，也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像奥斯曼帝国那样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将稍微详细地考察各大文明地区对突厥和/或蒙古统治做出的回应。
伊斯兰教——苏菲派运动
早在蒙古人攻占巴格达（1258年）、结束哈里发的统治并声称所有穆斯林都处于蒙古统治下之前很久，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就已经成了突厥雇佣兵将领的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古典伊斯兰教所依赖的原则和诺言已经失去了可行性。如果残忍的欺骗和不虔信者在权力宝座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那么按照真主向穆罕默德及其同伴揭示的意志和命令创建一个社会的全部努力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私人部分仍然保留着，神圣律法的学者像以前一样，继续按照他们细心搜罗和研究的先例，就不同的事情给予建议，指导人们的行为。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因为神圣律法再也不能通过想象而延伸到使政治混乱合法化，而穆斯林世界几乎到处都存在这种政治混乱。
这种逻辑上的缺陷和越来越枯燥的追求圣洁方法不能维持曾经鼓舞最初几个世纪穆斯林的真正宗教信仰狂热。相反，追求圣洁的人越来越陷入神秘主义。各种圣人——或者如他们称之为“苏菲”——培养了真主被美化的想象。他们坚守各种不同的纪律。信徒们聚集在一个全面圣洁的人周围，有时发现一个可能消失了几个世纪、传遍穆斯林世界的苦修僧团。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联谊会再次解散，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但是模糊的组织形式并不能模糊对真主的想象，当成千上万人亲身经历过这种想象时，它给予苏菲派运动一种感情力量和“官方的”伊斯兰教已经失去的活力。
当第一步是尊敬并效仿苏菲派亲密地与真主走在一起的圣人时，皈依伊斯兰教就变得相对容易。在变成穆斯林之前，人们再也不需要接受烦琐的法典，私人生活也不会发生什么急剧的改变。相反，按照神圣律法重新安排私人生活是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首先引入穆斯林中的。小亚细亚被成功变成穆斯林地区，地理范围广泛得多的草原西部和中部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派大量渗入印度，东非和西非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穆斯林世界，几乎所有留在叙利亚和埃及内陆地区的基督徒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都是由于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传播穆罕默德教义的新动力。
伊斯兰教以前是一种城市宗教。的确，神圣律法的一些仪式在孤立的乡村无法执行。但是当尊敬“圣徒”、在他们的墓前表示敬意、作为观众参加使人着迷的苦修仪式等变成走向穆斯林团体成员的第一步时，那么头脑简单的乡村大众也能与城市老于世故的人分享宗教信仰。换句话说，作为印度教长期特色的宗教活动和见解的等级划分和千变万化渗透到伊斯兰教中了。的确，中东的神秘主义保留了印度起源的痕迹，也许可以把苏菲派道路的胜利描绘为伊斯兰教的印度化。
苏菲派引起伊斯兰教高级文化结构内部发生重大变化。它最大的成功，是把早期伊斯兰教的绅士和宫廷理想作为肉欲之爱的对立面极其微妙地结合起来了。波斯语诗歌变成这种半宗教、半世俗感觉的最高载体。三名伟大的诗人是：苏菲派的重要创立者鲁米（Rumi，卒于1273年）；萨迪（Sadi，卒于1291年）；和哈菲兹（Hafiz，卒于1390年）。他们与一些知识不太渊博的人一起，创立了一种诗歌体裁，很快就变成所有培育穆斯林教养的教育中的一部分。波斯语因此取代阿拉伯语成为穆斯林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诗歌语言。但是阿拉伯语保留了宗教事务方面的最高权威，而突厥语只用于战争和行政管理事务。
在知识领域，苏菲派的影响就不太愉快，虽然也很大。自称在宗教幻觉中见到真主的人对仅仅依靠人类推理不太感兴趣。国王和成功的将领仍然需要医生和占星家的服务，因此，这些职业继续繁荣。随着伊本·西拿（阿维森纳，卒于1037年）撰写了被广泛引用的医学著作《医典》，比鲁尼（al-Biruni，卒于1048年）精心收集整理印度、希腊和穆斯林思想，以便掌握所有的知识，文化系统化的工作就开始了。也许把知识系统化的人太成功了。究竟还有没有任何医学博士像伊本·西拿那样曾经研究过如此综合的专业手册？或者，也许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神秘主义对现实的渗透，苏菲派学者剥夺了感觉敏锐的人进一步探究外界科学的任何注意力。无论如何，穆斯林科学在大约1200年之后凋零了。
厌恶和怀疑理性的态度在阿尔伽扎里（al-Ghazali，卒于1111年）身上找到了系统的发言人，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证明通过人类理性认识神学真理的不可能性。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他的《哲学的毁灭》否定逻辑学是通往真理的工具。但是神秘主义者不能完全脱离谈论和撰写他们的超理性体验。从这种讨论中，对带有许多理性的、神学—哲学体系特点的神秘主义实体的阶段和性质的复杂分析出现了。1200年后这种苏菲派学术变成僵化的固定形式，正如350年前伊斯兰教的神圣律法已经发生的那样。
当这种现象出现时，穆斯林思想家把自己包裹在双重（相互无法调和）的坟墓之中。如果特别不走运的话，他们这么做，就像中世纪和现代西欧一些人正开始进行的无穷研究和调查一样。因此，依靠明显似是而非的观点，这种活跃而富有挑战精神的思想家，如西班牙的穆斯林伊本·路世德（拉丁语名阿威罗伊，卒于1198年）和埃及的犹太人麦孟尼德（Maimonides，卒于1204年），他们都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受到启发，此时他们在穆斯林世界几乎都被遗忘了，但他们对正在兴起的巴黎经院哲学却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总之，我们可以说，苏菲教派成功地把从希腊继承而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从阿拉伯和波斯贵族继承而来的上流社会传统，和从穆罕默德继承而来的宗教传统，融合成单一的、比阿拔斯王朝时期更紧密的整体。当人们加上以下这个事实：苏菲派传教者把伊斯兰教引入比阿拔斯帝国版图大两倍多的地区，这个运动的广泛和成功就可见一斑，即使那些认为神秘主义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高雅艺术
苏菲派运动导致令人印象深刻的、穆斯林独特风格建筑和绘画的兴起。在穆斯林中，建筑一直比绘画更重要，因为宗教本身需要修建清真寺和其他公共建筑。但是由于直到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伊斯兰教生活中心都一直人口稠密，建筑历史的详细情况常常不确切。建筑物一直被翻修和改建，有时旧废墟就埋藏在建筑物下，无法进行考古挖掘。但是，在仔细研究已经确定了时间和风格顺序的地方，例如在开罗，那么建筑规模、豪华程度、技巧、细节以及总体建筑艺术的成功之处等，都随着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五个世纪而越来越准确。伊斯兰教建筑师不再像倭马亚王朝早期那样依赖希腊或波斯样式，而是开创了自己的风格，“阿拉伯式”线条装饰在这种风格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虔诚的穆斯林一直鄙弃绘画艺术，因为人体形象描绘将导致偶像崇拜。但是，波斯兴起了一个细密画派，他们的缩微画通常用于装饰伟大的波斯语诗人手稿。鲜艳的颜色、微小的细节和优美的线条装饰风格等，都使这些绘画跻身于世界上最复杂和完美的作品之列。其中最好的绘画作品（都是逸名的）是1400～1600年宫廷画坊创作的。其他艺术如地毯编织也达到了精美水平，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被奢华所包围，这种奢华让第一次遇到它的粗鲁的欧洲入侵者目瞪口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印度——印度教的变化
穆斯林征服印度对印度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征服者并没有过分地扭曲印度社会制度而是适应了它，变成了另一个种姓，就像更早的征服者一样。但是由于伊斯兰教是一种普遍且传播性很强的宗教，所以它有组织地抵制印度的种姓制度。穆斯林的教义认为，任何人在全知全能的真主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真主眼里又都是宝贵的。所以四处奔波宣扬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圣人在吸引城市低级种姓印度人皈依穆罕默德的宗教方面大获成功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印度社会边缘地区，特别是在孟加拉东部，印度文明的新来者都更喜欢强调平等的伊斯兰教，而不是把他们置于种姓制度底层的印度教。此外，穆斯林为了反对传统印度教神祇而攻击偶像崇拜的要求却不容易得到满足，虽然精妙的哲学体系能够解释和证明印度古老崇拜活动的多样性。
所以印度的伊斯兰教团体最终还是被分裂为人数较少的统治者、武士、地主——其中许多人出身于突厥，但接受了波斯文化——和人数众多的穷人、当地各个卑贱的民族，这些当地民族必然带着自身的许多文化传统接受伊斯兰教。因而，印度的伊斯兰教与中东说阿拉伯语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差异很大。
在穆斯林统治下，印度教本身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穆斯林入侵者抢掠了神庙，围绕这些神庙开始明确规定印度教的崇拜活动。穆斯林统治者通常禁止偶像崇拜的建筑被重修。因此，只在印度南部，印度教神庙幸存下来了，保留了它们在印度大地上曾经达到的华丽和精致。由于从神庙中被驱赶出来了，所以印度教的宗教仪式带有更公共和大众的特点，常常在公共广场举行，或者组织游行，穿越城市的街道和乡村。自称能够与湿婆神、毗湿奴神或印度教其他神祇心醉神迷地交流的圣人成为印度教的关键形象。由于印度教圣人像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那样真切地看见了神，所以在印度大地上，伊斯兰教并不必然比印度教享有更多的感情优势。因此，总体说来，只有印度社会的边缘地区才被伊斯兰教所吸引。
第二，少数人发现，伊斯兰教的知识挑战来势迅猛，仅仅通过附属于印度教神祇和仪式的温暖感情力量，根本无法应对。敢于冒险的思想家企图调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剔除两种宗教中他们觉得虚假的教义，保留互相敌对的两种宗教里互相攻讦的文字下面所掩盖的共同真理的内核。这种宗教改革家中最著名的是卡比尔（卒于1518年）。那纳克可能是卡比尔的学生，在类似的融合和“纯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传统的基础上，卡比尔创立了锡克教。
第三，曾经热情地被当作笈多时代印度教外衣的梵文基本上被抛弃了。方言印地语和其他语言开始被用于各种宗教目的。梵文衰落成仅由少数学者掌握的稀有语言。而大众的印度教几乎丧失了古代梵文基础。
从总体上看，这些变化使印度教更贴近大众，但也切断了宫廷与祭司之间的合作。这肯定有助于印度教的复兴，但它也使印度文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所有更昂贵的和官方的文化领域都变成了穆斯林的。从总体上看，印度变成了伊斯兰教世界的一个省，仅此而已。没有王公贵族的资助，印度文学再也不能发展出堪与圣歌和其他宗教文献匹敌的世俗文学，结果宗教文献在印度历史中占据了支配（也许不成比例的）地位。
东正教
拉丁（罗马天主教的）世界与希腊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1054年达到了正式而永久的程度，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漫骂和绝罚，由此引起的教会分裂持续到今天。争吵的原因是围绕“使徒信条”措辞的差异；但是基督教世界两部分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当西欧开始兴起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文明，而希腊东正教没有真正分享这种文明时，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当拉丁西方财富、权力、文化、自信心增长时，东方基督教世界就变成了拉丁世界扩张活力的牺牲品。
东正教世界将小亚细亚和南俄丢失给突厥入侵者的事实前文已经提到（见第218页）。这种兵分两路的进攻与西欧发起的类似双重进攻同时发生。意大利商人从海上来；诺曼武士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到1071年）和西西里（到1091年），然后渡过亚得里亚海，从陆地向君士坦丁堡进攻。通过把强大的“法兰克人”引向“圣地”，削弱了威胁拜占庭的强敌突厥人的力量，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就这样化解了来自西方的第一次进攻。其结果是1096～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后来，希腊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高潮于1204年到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利凡特拉丁帝国。
在东正教徒看来，穆斯林突厥人比拉丁基督徒更好些。在损害东正教永恒真理的情况下，拉丁人还强迫东正教徒接受他们的基督教教义。相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穆斯林随时允许基督徒继续举行他们习惯的宗教仪式。此外，教会的神学家正式把伊斯兰教列为基督教的异端，因此，从神学上看，穆斯林的错误真的不比拉丁教会的分裂更糟糕。此外，奥斯曼突厥人第一次出现于巴尔干半岛时，与先前的基督教徒比，他们的税赋的确不太沉重。的确，突厥人遵守“神圣”法律，给予基督教臣民更大的地方自治，这是他们不可能在任何基督教统治者统治下都可以享受到的。因此，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东正教徒每次都偏向于选择突厥穆斯林，而反对拉丁基督徒。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时，他们的选择才告结束。几乎相同的因素也适用于更北边的俄罗斯森林地区，那里的统治者，如亚历山大·内维斯基（卒于1263年）就英勇地抵抗了拉丁人的征服，但后来却服服帖帖地臣服于蒙古人。
但是在屈服于奥斯曼突厥人之前，希腊基督徒进行了相当有活力的希腊文化复兴活动。对古典希腊和异教罗马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大约公元1000年后，拜占庭艺术家和文学家开始空前地珍视异教文化历史的成就。由古代希腊人创立的古典模型艺术复制品和以各种方式创作的文学作品都被仔细地再现出来，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皇帝阿历克斯（1081～1118年在位）的女儿安娜·康妮娜用韵文撰写的历史著作《阿历克谢》（lexiad）就是这种努力的最杰出成果之一。非常不同的是，边疆地区粗犷的叙述抗击穆斯林战争英雄的事迹的民谣，为史诗《第根尼斯之歌》（Digenes Akritas）提供了素材，第根尼斯的英勇精神比拜占庭上层阶级有些矫揉造作的学术更强烈地迎合了现代人的胃口。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人突然扼杀了拜占庭的各种世俗文学；但是希腊文化复兴的余音在意大利还能听到，为大约两个世纪后、更富有成果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提供了重要刺激。
在宗教（基督教会）方面，突厥人在欧洲立足后，希腊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一个神秘幻觉的修士派，西塞切斯特（Hesychasts）推翻了以前控制牧首和教会其他高级职位的“政客”。从此，主教和其他高级教职人员就主要来自修道院，这是拉丁基督教会没有效仿的做法。当突厥人控制巴尔干大部分内陆地区时，修士派的胜利——受到亲眼见到上帝的鼓舞——把大众的、感情的力量注入了东正教团体。因此，在小亚细亚已经非常普遍发生的、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地区也已经开始发生的皈依伊斯兰教活动几乎突然结束了，这确保了巴尔干大多数地区的基督教得以幸存。
在蒙古人统治期间（1240～1480年），东正教的北部分支，即神圣的俄罗斯出现了缓慢但非常明显的发展。农业已经从人口最初聚集的河流两岸蔓延到森林地区。许多土地逐渐被开垦成农田。这就使人口相对众多但极端贫穷的小农阶层得以形成，尽管土地贫瘠，气候恶劣。
从政治上看，蒙古人满足于包税制，首先由中亚商人集体承包，后来由俄罗斯当地的王公，其中莫斯科大公变成了总包税人。作为严苛但距离遥远的主子的代理人，莫斯科大公建立了征税管理机构。其结果是1480年，当伊凡三世宣布废除蒙古的最高宗主权时，他已经控制了一套现成的行政机构。莫斯科从此变成了唯一的独立的东正教大国。俄罗斯教会人员很快发展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念，继承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则是继承了台伯河畔的第一罗马，因为只有在俄罗斯，东正教保持了纯洁而不受玷污。从此以后，在俄罗斯公共生活中，俄罗斯是唯一被选择出来完成捍卫世界上真正宗教信仰特殊使命的观念就从未停止发挥作用，即使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也未见这种观念衰弱。
中国——传统的胜利
正如前文解释过的，中国文明表面上受蒙古统治的影响非常小。当新儒学最伟大的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在世时，新儒学在南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但是朱熹及其门徒没有像孔子及其门徒那样，忠实地维持古代的思想。因此，革新从不被大张旗鼓地允许，无论思想还是艺术，也无论态度还是政府管理。
但是由于11、12世纪促进经济发展的某些成就，所以西欧直到18世纪才最终超过中国。例如，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的冶铁业，利用焦炭做燃料，比欧洲大约早700年。与此同时，地区性的专业化生产为扩大国内贸易奠定了基础；从中国南部各个港口开出的大多数海上运输船只开始以空前规模发展海外贸易。
当然，儒家原则上视商人为寄生虫。因此，当一个人经商致富时，他就禁不住购买土地，以变得受人尊敬。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真正的大规模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从未在中国兴起；也许可以称之为原初工业革命（proto-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开端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古老的社会形态。
官方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是阻碍社会真正发生深刻转型的另一个因素。即使当官方支持一种新式企业时，从长期来看，其效果也不佳。因此，当政府下令停止武器生产的时候，宋朝已经发展起来的冶铁业似乎也终结了。官方先鼓励后压制某种产业的更极端例子是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明朝（1368～1644年）早期，海上长途航行受政府支持，结果是非常壮观的。1405～1433年间，太监郑和进行了一系列航行印度洋的探险活动，在此过程中，帝国船队到达南海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门户——马六甲、锡兰、卡利库特，甚至位于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并暂时建立了中国对其中大多数地方的控制。但是此后，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探险活动，禁止中国臣民建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或离开陆地。宫廷党派之争可能与这个决策有一定的关系，它对未来亚洲商业和帝国实力平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生活在靠近危险的蒙古边境的北京明朝统治者认为，当政府需要竭尽全力抵御游牧民族的时候，帝国的资源不能浪费于这种与之无关的事业。
有意识地放弃在南海发挥积极作用的这个决策导致中国海外殖民地急剧衰落。这些海域的控制权转移到日本和马来亚的海盗手中，他们很快就使中国沿海平民船只的航行变得不安全。他们沿着中国许多水路渗透到内陆地区，甚至成功地阻断了大运河的运输。
官员可以用这种方式践踏商人和水手利益的事实表明，中国官僚制度是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力量基本上被维持，因为大多数官员出身于地主-乡绅阶级，而地主-乡绅阶级的利益在于长期捍卫儒家传统，他们就能轻易地保持对中国社会的全盘支配地位，即使在新的商业财富迅速增长的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直到11～12世纪，农业财富与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一样快，甚至更快。这种农业进步的秘密是各种新水稻的引进（公元1000年左右），这些水稻成熟期短，在灌溉条件比较好的土地上，一年可以种植两季。更为重要的是，早熟水稻能够成功地在丘陵地区种植，尽管那里的梯田一年只有春季才能得到短暂的雨水灌溉。中国整体农业产量因此大大提高，特别是在以前就适合水稻种植的南方丘陵地区。因此，当贸易和商业繁荣时，地主乡绅阶级也走向繁荣。他们的人数和社会地位的增长可能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重要性大致相当。随着曾经部分地保护商人利益（马可·波罗见证）的蒙古统治者被推翻，继之而起的由汉族建立的明王朝，最初组织但接着便正式扼杀了中国的海外贸易。
缙绅阶级的社会支配地位意味着即使诸如火药（中国史料记载说，大约从公元1100年起）、印刷术（756年发明）、指南针（12世纪初第一次被提及）等被认为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技术发明都被控制，仅仅用于加强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力量。例如，印刷术扩大了儒家文人的圈子，但它没有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那么急剧地用于将非正统的新思想带给大众。同样，火药使镇压地方军阀比以前更容易，从明朝完全驱逐蒙古人到1911年，帝国政府或多或少有效地维持了对全国（除了少数短暂中断外）的中央集权统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传统了。
总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达到了内部完善和平衡，任何整体社会崩溃也只能表面地、暂时地在中国学术传统的载体打上烙印，何况这种整体社会崩溃直到20世纪才发生。19世纪欧洲人渴望接受的稳定神话是由以下事实为基础虚构的：忽视了中国社会更早的时代和许多方面，实际上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即使当政府和官方文化仍然僵化地固守儒家理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