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在中游开始离开蒙古草原的不毛之地，经黄土高原，奔向下游的平原地区。这个肥沃地区靠零星的降雨来滋润土壤，有时倾盆大雨带来突发的洪水；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连续几个季节都没有降雨，这样庄稼就会遭受干旱。降雨取决于季风到达最北的范围，有的年份降雨就无法到达该地区。
在这种脆弱的环境里，公元前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开始种植粟。后来，黄河流域的农民开始种植来自中东的小麦和大麦、亚洲季风气候区的水稻。但是在一个可能极其缺乏水资源的地区，水稻的种植从来不多，更多的是耐干旱的粟、小麦和大麦。
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点被发现了。其中之一被称为“黑陶文化”，它发展出相当大的村落，有时还用坚固的土墙围住。有关他们的大型祭祀陶罐形状的详细情况与中国文明早期的青铜器非常类似。因此，“黑陶”民族很可能是历史上中国人的祖先，虽然还不敢肯定地认为，创造了其他风格陶器的民族没有为正在形成的中国文明做出贡献。
从根本上说，中国文明是独立兴起的。半干旱黄土的独特自然环境意味着，日常农业劳动与其他地区不同；而这为独特的、相对较高水平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发展的文化提供了条件。但是在它的早期，中国文明似乎已经受到外来入侵者的影响，这些外来入侵者的一些基本技术至少间接地来自西亚。
安阳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安阳是商朝的都城之一，年代定位于公元前1400～前1100年。安阳揭示了与黑陶村庄农民遗留物质的一些重要差异。特别是，王室墓葬包括殉葬马骨架、青铜武器和用具、马车。显然，这些特点是几乎同时代中东、希腊和印度战车征服者的强烈余音。其他两个证据是复合弓箭（特别加强了力度以使它更短但更有力，因此，在战车范围内非常有用）和城市的长方形布局，城墙内两条主要街道在中心呈十字形交叉。
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以及黄河流域与西亚的遥远距离，给一些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否认中国如此之早就与中东有如此重要的联系。中国文字的独特性和中国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技艺，也给那些否认中国文明从根本上说受到遥远西边所发生的事件影响的人以深刻印象。但是一旦战车受到人们喜爱，那么使用这种新式和占据压倒优势武器的人就发现，它很容易征服中亚绿洲的和平农耕者，正如其他战车兵能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爱琴海地区一样。此外，面积不等的绿洲遍布中亚各地，这些绿洲都位于雪山融水形成的河流沿岸，这些河流最终注入喜马拉雅山、阿尔泰山、天山脚下的沙漠之中。的确，在一定意义上，黄河流域只是最大和最东边的绿洲而已，位于一条大河旁边，这条大河能够突破沙漠障碍，重新到达雨水灌溉地区，并且最终注入大海。
年代顺序关系符合战车技术向东、向西和向南传播的观点，因为征服者的战车首次出现于中东的时间，与同样的军事装备到达中国之间相隔200年。但是这些绿洲的考古调查仍然是初步的，没有发现任何战车征服者的证据，尽管人们期望在那里可能追寻到战车征服者的足迹。这意味着与西亚的联系归功于安阳的统治者的说法仍然只是一种推测。
商朝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个人类统治的王朝是夏朝。尽管没有考古发现能够支持这一观点，除非黑陶村落代表那个朝代的物质遗存。另一方面，安阳确实属于记载于中国历史中的第二个朝代——商朝。两种传统的编年史中比较短的那种确定商朝为公元前1523～前1028年，现代学者找不到任何理由去质疑这部文献的正确性。
显然，解释不完整的考古时代需要备加小心。如果征服者的确经过中亚的绿洲来到这里，那么他们可能与当地妇女通婚，在大约两个世纪里，派他们的子孙前往一个又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不必设想，当商朝在中国建立的时候，印欧语系蛮族人像涌入印度那样大批迁徙。此外，征服者显然很快就采用了被征服者的许多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当商朝贵族对黄河流域农业人口建立统治时，统治者很可能开始征收赋税，作为收入的一部分，以维持一群因专业化而迅速提高了技术的工匠。其中有些技术对中国来说似乎是新的，例如，青铜铸造和车轮制造技术——它们是至关重要的战车装备。但是新技术也能够用于旧目的，正如商朝墓葬出土的数千件用于仪式的精美青铜器所证明的。因为许多青铜器的形状类似于黑陶居民已经熟悉的形状。装饰这些青铜器表面的扭曲的动物几何纹形也许起源于黑陶居民熟悉的古老木雕艺术风格。
安阳考古发现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大量“甲骨”。这些是牛胛骨或龟甲壳，供那个古代社会的祭司参考，希望从中发现未来各种紧急问题的答案，诸如“天会下雨吗”和“蛮族人会发动袭击吗”等。作为尽职尽责的专业人员，祭司们急于提高解释神赐予的各种迹象的技巧，有时甲骨同时记录着问题及其答案。他们以一种文字方式书写，这种文字是现代中国表意文字的直接祖先，以至于现代学者第一次发现后没有多大困难就认出了这些甲骨文。
我们从刻写在甲骨上的简短记录无法对商朝社会和政府进行太多的推测。其他考古材料无非也只能告诉我们，商朝社会是尚勇的、贵族制的，维持了一小撮技术高超的工匠，他们为贵族主人制作大型的精美物品。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耕作，在宫廷和贵族家庭生活中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商“帝国”可能在武士酋长之间分封，这些酋长只受遥远的更高的中央权威节制。但是由于实在缺乏证据，所以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甲骨文的确提供了更全面的商朝宗教思想信息。几个神和女神的名字出现了，虽然他们的作用很少作明确规定。有些神似乎是山川、河流、湖泊或类似的自然物的化身。在其他情况下，无法真正被揭示准确含义的符号可能是指祖先的灵魂。商朝实行殉葬，一个死去的国王需要全体随从和廷臣陪葬。这个特点孕育了后来中国人的情感，并提醒我们商朝社会与蛮族的习性多么相近。
周朝
公元前1028年左右，商朝被周朝推翻，周人是来自中国西部现代陕西境内渭河流域的征服者。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传统历史的基本精确性，这种传统历史把周朝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周朝或西周（公元前1028～前771年），都城仍然在渭河流域，晚期周朝或东周（公元前770～256），都城迁移到几乎位于中原地区中心的洛阳。
西周时期，中央政府对中国北部大多数地区也许或多或少还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公元前771年，蛮族突然攻占了它的都城，打断了帝国直系继承体系，使中央政权陷于瘫痪。次年，周王室后裔的一支在洛阳声称继承了帝国王位，因此，开创了东周王朝，但是没有恢复有效的中央权威。相反，各地诸侯为了争夺权力和优先权而发生混战，陷入一系列外交和战争之中。他们之间的争斗逐渐变得越来越残酷，因为通过改进行政管理和作战技术，相互敌对的诸侯扩大和加强了势力。
到传统上被称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年）结束时，中国文明的地理范围迅速扩大了。为了躲避中原地区不断增多的暴力活动而来的避难者，有助于把中国文化和技术传播到周边各民族，并且因此，把他们也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诸侯寻找蛮族盟友的活动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这些过程把中国北部沿海地区首次纳入了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内，中国生活方式的边界延伸到南方的长江流域。总之中国正在迅速地确立后来可辨认的中国的地理范围。
在另一个甚至更重要的方面，中国在周朝也正在变成历史上的自我。因为正是在周朝，作为后来中国文明基础的各种思想都首次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此外，东周时期，在中国分裂出来的每个互相敌对的国家里，官僚机构政府的管理艺术和适应官僚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出现了。固然，直到汉朝建立（公元前202年），思想和实践才比较和谐，但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因素和重心在3个世纪前，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已经很明显了。
从一开始，周朝征服者就似乎剔除了更野蛮的商朝宗教仪式，停止了人殉和人祭。征服者很可能通过声称受“天命”而篡夺了最高权力。这个自然变成了后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石，正如某些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观念也许可以追溯到周朝第一批征服者的宣传。随着后来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被模糊地认为是神人同形同性的最高神祇“天”把统治人间的权力赋予特别挑选出来的代表，“天子”或“皇帝”。只要他行为虔诚而正确，那么“天子”就被希望继续保留其帝位。另一方面，不虔诚或粗鲁、不当的行为则导致“天命”被收回，同时赋予其他可能被选择担任人间统治者的人。
周朝统治者的职权还包括实施魔法。例如，当需要雨水时，周天子被期望通过进行适当的祈雨仪式而让天公降雨。这种事情逐渐被精心构建成宇宙理论，在汉朝得到全面发展，这种宇宙理论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天上与人间的平行。例如，当天空出现北极星时，人间事务就被认为出现在皇帝身上了，他不仅负责战争和政治事务，而且负责人间可能影响人类活动的现象。一个好皇帝会带来和平和丰收，一个坏皇帝则带来动荡和饥荒。皇帝的根本职责就是行为举止必须严格遵守仔细描述的礼仪。只有这样，大地和上天才能取得和谐，而和谐是人类福祉所必需的。
这些观念既增强也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一种明确的意义是天下只有一个天子。所有其他统治者的权威都必须通过某种真实或杜撰的代表关系而从天子那里获得。西周时期，天子的权力确实比较大，没有给理论家造成什么困难。地方贵族以多种土地占有制度占有土地，这些土地很快便变成世袭的。这种制度固有的离心倾向遭到宫廷学校的抵制，在这些学校里，贵族子弟不仅学习军事技术，如射箭，而且学习礼仪知识，当他们变成一家之主，肩负整个家族利益时，他们不得不实行这些礼仪。这些礼仪知识也意味着熟悉它们背后的思想，即政治合法性和人类社会秩序理论，这种理论使“天子”成为人间事务的最高负责人。适当地举行必要的仪式也要求识字，所以周朝的年轻贵族不得不至少学会艰难的基本中文字符。因此，他们集统治者、武士、祭司、书吏的技巧和职责于一身，他们亲自履行这些职责。而在中东，这些职责从很早时候起就被分化给专业人员了。
但是，公元前770年后，现实和理论之间开始以令人烦恼的程度发生分歧。东周统治者再也不能享有他们祖先曾经真实地实施过的权威。有名无实的“天子”变成了中国中部地区一个小国的弱小统治者，而边境地区新崛起的诸侯为自己建立了更为强大的王国，仅仅口头上表示——如果有的话——为周朝宗教和宇宙哲学服务。在列国互相交战的时代，为了征募可靠的军队，征收更多的赋税就成为生存的必然代价。这要求诸侯寻找为自己服务的人，这些人愿意打破先例，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而把其他人当作工具。总之，它需要行政和军事官僚机构的密切合作。
儒家和道家
连绵且不断升级的暴力战争，加上这种战争给国家权力最大化带来的各种压力，都不符合古老的礼制。这些古老礼制认为，正确地遵守传统仪式是人间良好秩序和繁荣的关键。直接批判过去的虔诚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应。这种观点由许多实际政治家和被统称为“法家”的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但是他们对传统思想的激进批判最终没有普遍化。相反，正是顽固保守的但被修正过的儒家的虔诚持续到我们今天，儒家给中国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种后果在孔子生前（公元前551～前479年）还远不清楚。这位圣人的确自认为是失败，因为他周游列国却从未被征召重用；他相信只有通过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受过教育的人的品德才能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他自己一直向往在相互竞争的国家林立的时代被授予官职、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相比，孔子通过他的信徒统治中国，不仅时间更长，而且意义更深远和重要。
对孔子来说，甚至他最终的成功都显得荒谬，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在古人智慧的基础上增添任何新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他否定自己的思想是新颖的，这是事实。因为孔子以最深刻的怀旧情绪向往西周时代，甚至怀念商朝、夏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他觉得那时是好时代，因为天与地的关系和谐。这种历史观为孔子思索当时的核心问题提供了舞台：贤良者如何在乱世生活得更好些？因为如果普遍存在的天地和谐关系缺失，正如明摆着的事实，那么一个智者该如何办呢？
孔子的回答是冷静的、不系统的、中庸的。他说，一个智者应当在所有正常情况和生活遭遇中追求道德，尽可能地了解并遵守古代的礼仪。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他都应当是仁慈的、明智的、勇敢的。他应当尊重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并期望与等级低下的人区别开来。当被授予官职时，他应当随时准备贤明地治理，但是不要因为偏离君子准则而贬低自己，孔子为了适当地获得权力而阐明、描述了这些君子准则。这种权力与品德不相容，而且按照孔子的说法，品德一直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
孔子认为贵族身份不必世袭。相反，他似乎认为适当的教育能够使年轻人变成君子，即使他的父辈出身于卑微的社会底层。因此，建立在人性倾向基础之上的教育也许为那些有抱负和能力的人打开了道路，他们希望由此步入社会上层。这将变成传统儒教非常突出和重要的一个方面，标志着与西周时期的贵族世袭制度的决裂。
孔子公开拒绝探讨神灵问题。他从未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或魔力，但是当人世处于如此混乱和动荡的境地时，他更喜欢直接关注事物的人类一面，而拒绝把“天”和祖先神灵的神秘作为适当的审视目标。学习古代君子曾经处理与“天”和祖先关系的传统礼仪，比徒劳地探讨神性或神力更好！
孔子的弟子记录了他的言论，并把它们流传给后世，也许作了编辑加工，作为他们尊敬导师智慧的表现。传统上把后来中国学术的《五经》的编订归功于孔子，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凭空想象。但是把传统中国著作编成五部经典的做法对后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学习这些经典变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标志，熟练地从其中任何一部经典中引经据典，以纯正、古典风格使用书面语言就成了中国绅士的标志。刻苦钻研有限的几部经典著作（当然包括诸如汇集了孔子言论的《论语》），赋予后世中国人共同的根本态度和价值观念核心，这个核心成为中国文明的黏合剂。
孔子强调的“克己复礼”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被遗漏的东西太多了：在孔子设想的井然有序的世界里，人类激情的深度和大自然的神秘没有任何地位。其他密切地关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面的思想流派在中国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家。这是一种以多少有些神秘知识为中心创立的、不太清楚的传统。道家强调神奇的魅力和被认为能给予健康长寿的仪式，以及超越人类和大自然的其他非凡的力量，即翱翔于天空的能力。后来，也许受到佛教的影响，道家达到了类似于宗教的定义。但是在孔子时代，道家显得更像西伯利亚的萨满教，或者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巫医，而不像希腊的哲学家或印度的圣徒。
但是，道教专家的存在为古代中国提供了儒家无法提供的世界观的平衡。中庸之道和克己复礼需要神秘和魔法弥补，以便满足普通人的需要，使生活于艰难动荡的时代的人能够表达跌宕起伏的情感。通过互补，儒家与道家构成了异常稳定的思想体系，虽然后来历经许多变化和补充，但是没有根本性的中断，从孔子时代持续到公元20世纪。没有其他任何文化传统如此长久地统辖着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国与其他高级文化的相对隔绝有助于取得这种稳定；但是把常识与无限精妙融合起来的中国方式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它获得长期而辉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