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海盗共和国》这部史书，要感谢好几个世代的历史学家、档案学家、系谱学者、抄写员与文人。要不是坎贝尔未在一七○四年创立《波士顿新闻通讯》，并决定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的几年间定期报道海盗活动，我们恐怕无法了解太多海盗黄金年代的史实。某些电讯传到伦敦，加入总督及其他殖民地官员的报告，保存在贸易及种植业委员会，以及美洲与西印度群岛大臣档案中。皇家海军战舰的舰长也收集海盗情资，他们的信件与航海日志最终都会被交到海军部。殖民地当局成功捕获海盗时，接下来的审判记录也会被送回伦敦。《海盗通史》的匿名作者在伦敦取得堆积如山的资料，使得这本书出版近三世纪后，依旧主导着关于巴哈马海盗的论述。
今日看来，《海盗通史》作者认真的写作态度依旧令人惊叹，巧妙地结合档案记录，资料显然来自罗杰斯及其他主要人物的访谈。但这本书也充满错误、夸大与误解，其中大部分的谬误，一直到二十世纪历史学家得以亲自检阅原始记录后，才为人所发现。英国学者约翰·威廉·佛特斯古（Sir John William Fortescue，1859～1938）与塞席尔·黑德勒姆（Cecil Headlam，1872～1934）用上几年时间，搜集《官方文件日历：殖民地系列》（Calendar of State Papers，Colonial Series）的相关卷宗，内含英国档案中许多最重要文件的摘录与摘要，相当于画出一张藏宝图，让无数研究者得以找出并重新发现美洲的部分过去。那些历史老早被埋藏在羽毛笔与墨水之中。能写成本书必须感谢他们，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作品，包括罗伯特·李（Robert E.Lee）的《海盗黑胡子：重新评价他的生平与时代》（Blackbeard the Pirate：A Reappraisal of His Life and Time，1974）、罗伯特·利齐（Robert Ritchie）的《基德船长与对抗海盗的战争》（Captain Kidd and the War Against the Pirates，1986），以及布莱恩·利特尔（Bryan Little）的《鲁滨孙船长》（Crusoe’s Captain）。《鲁滨孙船长》出版于一九六○年，至今仍是最好的罗杰斯传记。
世界各地几位重要海盗学者的建议、慷慨与鼓励，也让我获益良多。匹兹堡大学的马库斯·瑞迪克协助我找到许多难以取得的资料，并分享了他的第一手经验，他教我在邱园（Kew Gardens）附近的新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做研究。相较于从海盗对手的观点出发，他的《各国恶棍》（Villains of All Nations）与《恶魔与深蓝海之间》（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为基于海盗视野的海盗研究打下基础。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维达远征队博物馆的肯寇，对海盗贝勒米的了解比海盗自己的父母还多。他慷慨分享众多档案抄本，省下我好几个星期的工作时间，以及车程往返耗费的大量汽油。圣保罗马卡莱斯特大学的乔艾尔·巴艾尔（Joel Baer）是埃弗里研究权威，他亲切回答我的疑问，提供我某些难以取得的海盗审判记录缺页。研究人员会乐于看到他即将出版的《黄金时代的英国海盗》（British Piracy in the Golden Age）。我要深深感谢你们三位：让自己沉浸在过去，有时可能令人孤独，但你们让这段旅程变得愉悦惬意。
我也要以同样的话，感谢其他一路上协助我的人。佛罗里达赛百灵（Sebring）的盖尔·史望森（Gail Swanson），花时间从塞维亚（Seville）的西印度档案馆（Archive of the West Indies）复印与寄送文件翻译件给我，让我取得一七一五年西班牙宝船队的资料。同样来自佛罗里达的麦克·丹尼尔（Mike Daniel），则花时间协助我弄清楚黑胡子虏获“协和”号的法文记录。西雅图的罗德尼·布鲁（Rodney Broome）提供了在他家乡布里斯托尔可参观与拜访的宝贵建议。我往来与暂居卡罗来纳时，弗吉尼亚诺福克（Norfolk）的薛普与泰拉·史密斯夫妇（Shep and Tara Smith），让我有地方可住。艾贝尔·贝茨（Abel Bates）与我的姻亲拉瑞与安德丽亚·索以尔夫妇（Larry and Andrea Sawyer），也让我在外鳕鱼角有地方可待。丹尼尔·霍登（Daniel Howden）向我介绍他居住的伦敦东区（East End），在数日阅读老旧羊皮纸上的褪色墨迹后，那是非常舒适的暂时休息地。
我要特别感谢波特兰公共图书馆（Portland Public Library）的职员，他们的馆际借阅办公室在我整个写作计划期间，提供了难以找到的书册。我还要感谢缅因地方人士，他们以税金供养着缅因信息网（Maine Info Net），提供卓越的全州借书系统，让知识真正成为力量。此外，我也要感谢缅因鲍登学院的霍桑朗费罗图书馆（Hawthorne-Longfellow Library at Bowdoin College），他们反复出借馆内的《官方文件日历：殖民地系列》合集，提供早期英格兰报纸的微缩胶片。感谢贝茨学院的赖德图书馆（Ladd Library at Bates College）提供早期美洲报纸的缩微胶片，感谢波特兰缅因历史社会研究图书馆（Maine Historical Society Research Library）、奥古斯塔缅因州立图书馆（Maine State Library in Augusta）与奥兰诺缅因大学佛格兰图书馆（Fogler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ine in Orono）。我还要感谢达勒姆的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戴蒙德图书馆（Dimond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in Durham），以及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提供的资料，那里拥有为数不多的《牙买加报》（ Jamaica Courant）幸存胶片。北卡罗来纳方面，感谢巴斯博物馆（Bath Museum）员工，感谢戴维·摩尔（David Moore）与他在北卡罗来纳海事博物馆的同事（North Carolina Maritime Museum），我希望那艘沉船真的是“安妮女王复仇”号。英格兰方面，我要感谢邱园国家档案馆人员的工作效率，特别是吉奥夫·巴克斯特（Geoff Baxter）。他让我在抵达的第一天，就有一大沓船长日志等着我：你们的文件检索系统树立了榜样。我还要感谢布里斯托尔纪录局（Bristol Records Office）的员工，你们放任我在一个阴暗的十二月下午，搜寻蒂奇名字的各种拼法（Teaches，Thatches），以及罗杰斯名字的拼法。
我的柏林朋友兼同事塞缪尔·罗文伯格（Samuel Loewenberg），不辞辛劳地阅读本书多个版本的草稿，并提供了宝贵建议。塞缪尔，谢谢，我真的需要多一双眼睛。我也要感谢波特兰的布莱特·阿斯佳里（Brent Askari），帮我润色初期的草稿。当然，如果还有任何错误，都是我的问题。
这本书要不是有吉儿·葛林伯格（Jill Grinberg）的建议与才干，不可能付梓；她是纽约市最出色的经纪人。感谢提莫西·本特（Timothy Bent）的热心支持，他是我原来在Harcourt出版社的编辑，现在任职于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我还要感谢安德丽亚·舒尔茨（Andrea Schulz），能干的她让各个版本顺利转换。我也要感谢Harcourt出版社的戴维·霍夫（David Hough）的协助、文稿编辑玛格丽特·琼斯（Margaret Jones），以及罗根·弗朗西斯设计公司（Logan Francis Design）的乔乔·葛里根辛（Jojo Gragasin），他制作了本书的地图与插图。
最后我要感谢父母，感谢他们的爱与支持，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莎拉·史基林·伍达德（Sarah Skillin Woodard），她无数次阅读本书草稿，让各位手中的这本书能够出版。感谢你，我最亲爱的妻子，感谢你的耐心支持，感谢你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建议，以及感谢你在这期间说了“我愿意”。
二○○七年新年
写于缅因波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