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合众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持续了一百三十年之久，并为后期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这一国际交往取决于贯穿整个19世纪在东西大陆上与之平行发展的三个历史潮流。任何外交家及他们所代表的政府都很难改变近代历史洪流之强大的汇合，他们也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到达目的而已。
第一个历史潮流是大清皇朝的日趋衰落。像以往两千多年中的许多朝代一样，它也照例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荣昌盛、和平稳定后衰败的。它的日趋衰退一方面充分地表现为清朝统治阶级的骄狂自大、顽固不化、愚昧无知及腐败堕落，另一方面是穷苦百姓的不断起义暴动。为了应付西方的挑战，清人只能是旧瓶装新酒，进行一些浮光掠影的“改良”，几乎产生不了什么鼓舞人心的结果[1]。这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悲剧。同时，它成为中国历史的固定背景，一切历史的表演都离不开它。
第二个历史潮流是在亚洲不断上涨的欧洲扩张主义洪流。无论中国人或美国人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洪水一如既往向亚洲大陆深处流淌，直到各扩张主义列强精疲力竭，或是创造一种势力均衡的形势[2]。来自中国的抵抗势力，不管是启蒙的改良主义者，还是目不识丁的义和拳，皆非重要因素。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无论是好是坏，美国都很少与中国进行直接交往，而更多的是与其他列强进行有关中国的交涉[3]。
第三个历史潮流是美国的边疆政策跨越太平洋向中国的缓慢移植。它以言过其实的杰弗逊理想主义为起点，以汉密尔顿的商业主义而告终，并决定着美国的殖民主义者、商人、传教士以及在国内或海外的外交家和“老中国通”的含蓄和公开的行为[4]。它也使太平洋两岸的“约翰·中国佬”（译者注：此系西人对华人之蔑称）受害不浅。所有这些都植根于“缔约前期”。
“缔约前期”的中美关系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两国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过，美国殖民者倒是消费了大量的中国茶叶。这仿佛是与鸦片贸易相反，这种中国商品经过东印度公司进口到美国殖民地。这种无害商品的过多供应最终导致了在波士顿的一场武装起义[5]。尽管美国的独立战争从未被称为“茶叶战争”，但正像英国的鸦片在中国所引起的后果一样，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导致了武装起义，并由此产生了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
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不久，也许更多的是出于感情因素而不是商业原因，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向中国派出了第一艘船“中国皇后号”。美国驻华的第一位商人领事萧三畏（Samuel Shaw）随船来到广东，并载回了第一批未经英国中间人之手的茶叶及其他商品[6]。
中美贸易的发展是缓慢的，但很稳定，特别是在欧洲商人被拿破仑战争重创的18世纪末叶[7]。尽管美国商人在1812年的战争中有过一段不景气，但他们在几十年里赚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仅次于英国。他们甚至涉足于臭名昭著的鸦片贩运走私，与英国垄断主义者展开激烈竞争。值得庆幸的是，19世纪30年代后期鸦片贸易的不景气，竟意外地使美国商业公司免于更深地卷入到1839——1842年那场恶名远扬的鸦片战争中[8]。
鸦片战争前的美中商业关系是使双方都心满意足的。那时，广东是唯一向西方商人开放的贸易港口，中国所有的贸易都是由为数不多的几家垄断商行控制[9]。六十年来中美未签过任何商业条约，而据记载也未发生过什么事故。当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美国人对中国人是深感同情的。对许多美国人说来，鸦片战争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10]。
战后，在华的美国商人甚至反对美国政府与中国签订商业条约的举动，因为中国政府已经自愿将英国靠战争手段所取得的一切贸易优惠权都给予他们。和中国签订这么一个不必要的条约只能损害中美贸易的发展。因此，当泰勒总统派遣第一位美国特使凯莱布·顾圣（Caleb Cushing）来广东洽谈签约之事时，美国商人对这一活动群起而攻之。不过传教士们对签约大加赞赏[11]。
由顾圣和清朝钦差大臣耆英签署的《中美望厦条约》实在是一个毫无必要的条约。它只不过是再一次确认了中国已经给予美国的优惠权，如五口通商、治外法权、协议关税等。但是，美国也同时从该条约中获得了中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这是大清帝国首次给外国这种待遇，中国政府还保证该条约可在十二年后修正，这一待遇是英国与华谈判中未提出过的[12]。
中国外交政策的两次循环
继1844年签订《望厦条约》之后，中国官员和他们的美国同行在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十六年中都经历过一段对现代外交的不成熟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在道光和咸丰两代皇帝期间发生了两次相似的循环。在鸦片战争期间，由于道光“僵硬”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十年的“绥靖”。而年幼无知、骄横自大的咸丰1850年继位后又重蹈这一悲剧循环之覆辙[13]。
年轻的咸丰皇帝与头脑简单的儒家学者、两广总督叶名琛一道，立场坚定地反对英国的入侵——正是英国的不断入侵导致了1856年爆发的亚罗船战争。但是，1859年大沽战役之后，咸丰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屈从现实。尽管这场小规模的冲突以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而告终，但咸丰意识到了他的根本弱点以及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情愿重新采用最初由耆英和他父亲制定的老一套绥靖主义政策[14]。
不幸的是，皇帝此时改变主张为时已晚，他不但丧失了首都，连自己的性命也没有保住。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不久皇帝本人也在焦虑中死于靠近满洲边界的热河行宫里。其结果是中国和外国列强1860年在北京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进一步丧失主权。这些条约内容包括：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船只在中国内部水域的航行权；在京设立外国使领馆，以及中国割让沿海省份给俄国，包括海参崴港，后被俄国人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字意是“镇东”港）[15]。
此后，由驾崩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带领的大清官员很少敢对西方列强——特别是大不列颠——再说一声“不”字了。中国现已被彻底打开了大门，已无力守卫这些开放的门户。
美国公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和中国不同，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内战前的十六年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经历了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1856年皮尔斯（Pierce）政府结束以前，美国人不知道在中国该如何行事。美国政府就简简单单地让驻华的外交官们自己见机行事。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便在美驻广东公使中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条路线是由美第一任驻华公使义华业（Alexander Hill Everett）提出的。1846年10月他一抵达中国，就马上意识到中国正处于即将成为“第二个印度”的危险之中。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他向国内政府建议“为防止中华帝国被大英帝国完全吞噬”，美国应与其他西方列强，特别是俄法两国，取得一种“全面理解”，并且“共同”采取行动，以便能够劝说英国“重新考虑她反对天朝（指清政府）独立的计划”[16]。
这一秘密急件其实是最早包含“门户开放”政策的建议，比海约翰（John Hay）的建议早了半个世纪。尽管义华业的提议没引起注意，但五位继任公使继续坚持他的政策的大致路线，几乎没作什么改动。德威士（J.W.Davis）、马沙利（H.Marshall）及麦莲（R.L.Mclane）三位这样做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推断；而其他两位，列卫廉（William B.Reed）和华若翰（John E.Ward）则是接受了国内政府的明确指示的[17]。
遗憾的是，他们在上任以前没有一个人了解中国，上任后谁也没在中国驻过两年以上。最糟的是，由于工作原因，他们彼此从未见过面[18]。所以，尽管他们的建议是一致的，但他们却制定不出一套可行的对华政策供美国政府采用。结果，他们的建议没有一个对华盛顿产生过明确的影响，一般是建议人一离开中国，其建议就被搁置一边了。因此，他们这条政策路线很容易被第二条路线所取代。这第二条路线是由伯驾（Peter Parker）一个人提出的，他虽然断断续续地但却是有效地指挥着美公使馆，其时间之久超过他四位前任任期的总和[19]。
伯驾是一位在华的传教士。由于他能讲一些粤语，顾圣、义华业及他们之后的官员常请他帮忙，起初做翻译，后又任美驻华公使馆秘书。在一名美驻华全权委员回国后和另一委员来华之前这段时间里，伯驾总是任美公使馆的代办。在伯驾本人于1855年8月被正式任命为第六任美驻华全权委员以前，他曾六次被任命为代办。他任美驻华全权委员两年[20]。
伯驾的对华政策完全是从传教士的利益出发，要求异教徒的天朝帝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极端支持英国在远东的炮舰政策。对他说来，清王朝最好能四分五裂，以便在其废墟之上建立一个“上帝王国”[21]。
因此，伯驾从一开始就反对义华业的方针。义华业1846年6月在澳门一死，伯驾就完全改变了美在华的立场。这位传教士出身的外交官与英国人紧密合作，阻止一切在这异教帝国发展美国一个独立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他利用全权委员德威士和麦莲对中国情况缺乏经验的弱点，想方设法让他们服从他个人意志行事；全权委员马沙利在1853年上海发生天地会起义期间与英国人意见不合，伯驾还采取行动抵制马沙利[22]。
这位传教士外交家不仅按照英国人的做法在炮舰上向诚惶诚恐的清人提出无理要求——即使这是一条无用的炮舰，他还认真严肃地向华盛顿建议占领台湾，并与英法结成非正式联盟以向华发动联合战争[23]。
皮尔斯总统和国务卿马西（William L.Marcy）对伯驾这火药味极浓的对华政策吃惊不小，这反而倒使总统被迫亲自处理这一问题。这是美国历史上白宫第一次否决了自己驻华使节的建议，并开始制定它自己独立的一套政策。布坎南总统（Buchanan）完全同意了他前任的意见，召回了伯驾[24]。
协作外交
伯驾的这段插曲虽然很短，但却在两国的外交关系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和伯驾出现以前这段时间里，清朝曾一度认为美国佬是自己的朋友，在危急时刻可以请他们帮忙。不幸的是，伯驾把清朝人的满心希望化作噩梦一场[25]。没有美国人的帮助，耆英的绥靖政策面对英国人的不断入侵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耆英的失败使由徐广缙和叶名琛领导的一群顽固无知的中国汉族学者应运而生。他们那貌似成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道光皇帝误入歧途，改变了其政策方针，结果以中国在与英法联军的战争中第二次失败而告终[26]。
伯驾在美国公使馆里遗留下的伤痕也给美国的对华外交带来了挫折。当列卫廉和华若翰在英法联军与清廷作战期间相继被任命为美国全权委员（或公使）时，他们被授命彻底改变伯驾的政策，只保持和欧洲列强的“和平协作”[27]。而这样做，他们就只好从头进行一段时期的外交实习。十四年中，美国的在华外交是极端混乱的，后来的使节们继承的是一个大乱摊子[28]。
列卫廉于1858年缔结、一年后华若翰又为之交换批准书的《中美天津条约》只不过是形势的必然产物。中国人不想进行认真的谈判，因为他们知道英国人反正要向中国提出更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也会自然而然地给予美国[29]。缺乏经验的美国外交官甚至上了英国老牌中国通的当，从新条约中删去了旧条约（1844）中那值得称道的鸦片条款——禁止美国卷入鸦片贸易。这样一来，美国就把英国从一个全球性的尴尬局面中解脱了出来，后来，英国终于设法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了[30]。
英法联军对华战争结束以后，正如历史学家泰勒·丹尼特所指出的，“外国列强已从中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31]，至少是暂时地得到了。基督教列强意识到他们从太平军那里是不太可能得到同样的权益的，而他们又怕在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中清政府垮了台，于是他们把十字架扔在一边，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异教的清政府大肆屠杀中国的基督教“叛乱”者[32]。
因此，对于中国清朝统治者来说，英法联军对华之战是祸福各半的。由于暂时从一场危险的外国侵略中解脱出来，加之有西方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强有力的帮助，清政府于1861年开始了一个内部改革的新时代，即所谓“同治中兴”。在少帝同治和他的两个寡母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统治下，由思想解放的恭亲王领导，中国组建了近代的第一个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开创了一个协作外交的新纪元[33]。正是在这种协作的形式下，1861年末，林肯总统向中国派出了一个有协作精神的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34]。
由于美国政府正忙于和南方奴隶主打交道，蒲安臣不受其政府严厉制度的限制。他在北京度过了四年，不仅学会了用筷子，也精通了他的本职工作。他那外露的正义感、随和的美国气质、个人的魅力以及在重大问题上诚挚的建议，使这位美国全权委员成为在北京最受欢迎的外交官。作为报答，蒲安臣似乎已摆脱了白人惯有的反异教徒倾向，这在他的传教士兄弟们及他们的后代中，整整一个世纪很少有人能做到。因此，双方的真正了解和真诚的互相尊重，使蒲安臣能在北京开始一个中美蜜月。这要比亨利·基辛格在同一地方所做的同样的事早了近一个世纪[35]。
甚至在罗勃特·李将军（Robert E.Lee）投降后蒲安臣回国探亲时，也看不出他对在旧北京的工作感到任何厌倦的迹象。但是，1867年冬天，华北彻骨的寒冷却驱使他寻找一个中国的佛罗里达。这可惊动了他的大清主人，特别是总理衙门的文祥，他们担心他们的这位美国顾问会一去不复返[36]。
“你为什么不能做中国官方的代表呢？”在一次晚宴上文祥这破例的问题使他的美国朋友吃了一惊。蒲安臣开玩笑地回答说，如果中国皇帝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并授予他“红顶子”和“黄马褂”，他便接受[37]。
依照中国的传统，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照儒家大同世界的思想，使节可以在不同的宫廷之间转让[38]。于是，文祥和蒲安臣成了一对完美的搭档。手续几天就办完了，蒲安臣向华盛顿提交了辞职报告，并接受中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公使和派往各缔约国的全权公使等职务[39]。
为了完善他计划好的周游世界的旅行，钦差大臣蒲安臣配备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三十名随行人员，包括一名清政府实习外交官志刚，及一名汉族官员孙家穀。他们都是钦差大臣，不过他们的职位是二等官职。一名英国人柏卓安（J.Mcleavy Brown，英国公使馆的中文秘书），和一名法国人第商（M.Deschamps）被补充到使团里当秘书。这支19世纪清政府首次派遣的五花八门的外交使团于1867年底开始了他们的行程[40]。蒲安臣正式的第一站是华盛顿。用他自己的话说，“七年前”，他离开华盛顿时是“美驻华官员，现在又以中国驻美官员身份回到美国”[41]。
随后他与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Seward）于1868年7月28日签订了带有他名字的《中美条约》（译者注：该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或《中美续约》），但这比起钦差大臣率领着五光十色的第一个中国代表团穿行在纽约和波士顿大街上所出的风头来确也逊色了[42]。该条约大半是仍旧生效的前一条约的重复，但新条约的确有一些有关中国向美移民方面的重要条款。两国同意共同阻止恶名昭彰的“苦力贸易”，允许在两国之间不受限制地自愿移居；为了监督商务和移民，美国各城市都将建立中国领事馆[43]。
1868年《中美条约》的签订的确使蒲安臣的“协作外交”达到顶峰，但是不久人们就大失所望了。蒲安臣死后才十八个月（他死于访彼得格勒期间），美国就关闭对中国移民开放的大门，并完全废弃了这一条约，两国的关系到了破裂的边缘[44]。
门户关闭政策
《蒲安臣条约》中的移民条款最早是由国务卿西华德起草的，他强烈主张开发太平洋沿岸。西华德赞成不限制中国向西海岸移民，希望该地区能得到大量廉价而有效的劳动力[45]。不幸的是，他的如意算盘与那时的反华情绪格格不入，这种情绪尤其在太平洋地区愈演愈烈。农场、工业，尤其是正处在紧张施工状态的太平洋中心铁路都迫切需要中国劳动力，但是民主党的劳工组织者们被中国人在劳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搞得惊恐不安，他们强烈抵制中国劳工[46]。
所以，从19世纪50年代初起，加利福尼亚的政客们便设法对中国工人征收各种形式的捐税，在加州的财政收入中，这些占了很可观的一部分。所有中国移民都不授予公民权。中国人不光受到法律的歧视，还要遭受肉体上的凌辱。从1855年到《蒲安臣条约》的签订，据记载发生了两百六十二起严重的排斥华工事件，包括对华工的个别或集体屠杀[47]。
《蒲安臣条约》签订不久，加州的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种族问题，并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这使排华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随着白人种族主义上涨，“中国佬的机会”迅速下降。1877年沙地反华工集会（译者注：Sandlot anti-Chinese meeting，指旧金山市郊沙地上拥护反华工运动者的集会）之后，种族问题成了所有政客竞选时的一个基本口号。在1880年的竞选年度里，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他们的党纲里都写有反对华人移民的各种口号。其结果是，《蒲安臣条约》彻底变成了一纸空文[48]。
为了对付美国对该条约的践踏，通常是反应迟钝的大清政府这次却采取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报复行动。1875年，总理衙门向华盛顿派出了第一个驻美特使[49]。这位中国官员陈兰彬是个传统的儒家学者，可是他的助手容闳受的却是美国教育。容闳185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第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人[50]。因此，这位中国官员和他的助手建议国内政府坚决捍卫条约权。遗憾的是，总理衙门所能做到的只是个口头抗议。而美国执意要破坏《蒲安臣条约》[51]。
然而，迫于其对手美国的强大压力，总理衙门于1880年9月同意和华盛顿签订另一条约，专门解决中国移民问题。在这个新条约中，中国政府承认美国政府有权“管理、限制或终止中国移民”，但不能“禁止”华工入美，尤其是对那些已在美国的或正在美国探亲的华工[52]。
但是，美国国会不久又将新条约变成一纸空文。1882年5月6日，国会不顾阿瑟总统的否决，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十年之内不许华工向美移民，禁止各州向华人提供公民权[53]。这就是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反华工法案”（总称为“排斥华工法”）的第一个[54]；1884年7月该法案又得到进一步修正，加进了新的限制[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