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代禄秩在序列结构上的变迁，以往学者有所讨论。但因汉代前期的相关材料过于暧昧零碎，所以讨论大多限于禄秩的成熟期，主要是西汉中期以后。《二年律令·秩律》的问世，提供了西汉初年到吕后二年为止的禄秩原貌，这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坐标点，由此把前后各点连成一条线，勾勒一条更完整的禄秩发展轨迹，就有了可能。下面我们来尝试这个工作。
本章打算先做一个总叙，在第一节中，把禄秩变迁各个阶段的秩级罗列出来，细节的相关考辨则置于其后各节。这样的话，第一节将是“战国秦汉的禄秩序列变迁”，随后将讨论今见《秩律》“中二千石”秩级的阙如问题，中二千石如何形成的问题，真二千石的问题，以及丞相和御史大夫的秩级问题，最后附论将军的秩级与位次。
一 战国秦汉的禄秩序列变迁
《二年律令·秩律》提供了汉初到吕后二年为止的官名及禄秩，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序列，它包括如下秩级：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五十石、二百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这个情况是前所未知的。谢桂华先生最先对此做出了评述：“关于汉代的秩等，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分为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一百石，计15等。……而据现存《秩律》有明确秩禄石数记载者，则……共11等，显然与前者有较大的差别。”(1)就是说，《秩律》中的秩级结构与《汉书·百官公卿表》及颜师古注所见不同，《汉表》所见秩级是后出的，不能反映汉初。以往还有用《汉表》所见秩级论述秦官的(2)，现在看就更不可取了。
《秩律》中的禄秩是11等，《汉书百官表》则是15等。这是为什么呢？观察更多史料还能看到，《秩律》到《汉表》之间，禄秩还有过多次变化；还须将《秩律》之前的先秦禄秩也纳入视野，然后把几次变化综合起来考虑，《秩律》这个新坐标点的意义，才能充分显示出来。下面就可资利用的材料，对《秩律》前后各时期的禄秩序列情况，予以辨析。
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汉表》颜师古注所记15等，并不足以反映西汉禄秩。他说：颜注“直取《续汉志》以注《百官表》，以后汉制当前汉制也”。(3)在王鸣盛看来，《汉百官表》颜注所列禄秩，其实是东汉禄秩。学者大都接受这个看法。当然不同意见也有，杨天宇先生就力辨颜注所列禄秩“就是西汉的官俸制度”(4)。这个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西汉长达两个世纪，就算颜注所列禄秩是西汉官俸，它是西汉哪个时期的官俸，还是要弄清楚一些才好。《秩律》所见秩级，就不是颜注中的那个样子。《汉表》明记：“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那么在这一年之前，还存在着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三秩呢。颜注所列禄秩中既然看不到这3个秩级，那么它最早也只能是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后的制度。这样汉成帝阳朔二年，可视为禄秩变迁的又一座标点。
而且颜注云：“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既云三公俸350斛，那就只能是实行了三公制度后的事情。西汉把丞相制度改为三公制度，在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那一年“夏四月，以大司马票骑将军为大司马，罢将军官。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为列侯。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5)。那么颜注所记俸禄，至少又在汉成帝绥和元年之后了。
西汉丞相的月钱是60000钱，御史大夫40000钱，列卿约为24000钱。看上去是成比例的。按这个比例，东汉三公的月谷应为450斛，才能与西汉丞相持平。但西汉后期实行三公制时御史大夫被废罢，三公与诸卿间减少了一级，东汉诸卿的俸额是180斛。那么从诸卿的180斛直接跳到三公的450斛，差距过大了。所以在实行三公制后，王朝适当下调了三公的俸禄，将之调到350斛，跟诸卿月俸180斛的差距减小，以维持级差的合理性。详见本章第4节。所以在实行三公制后，禄秩序列的上端又有变化。
但西汉后期的三公制，在汉成帝和汉哀帝时曾有反复。三公的350斛这个俸额不知何时所定，可能在汉成帝、在汉哀帝时，也可能在东汉之初。最早的可能则是汉成帝绥和元年。这样说来，我们觉得颜注所记俸禄，多少可以反映西汉后期禄秩，杨天宇先生所说是有道理的。西汉实行三公制后的禄秩，很可能已是颜注所记的那个样子，或相当接近了。但这不等于说颜注直抄西汉法令，也可以推想颜注所记仍是东汉禄秩，不过可以“折射”出西汉后期禄秩。就是说，西汉末的禄秩序列已近于东汉了，若不考虑新莽禄秩改革的话。新莽对官秩有较大改动，暂不论。
还有，对“万石”之秩，《汉书百官表》颜注的提法是“三公号称万石”；既云“号称”，就无法认定“万石”确为法定秩名(6)。当然，就算三公——及西汉丞相——不以“若干石”为秩名，三公的级别和俸额，仍然可以看成一个特殊秩级。因为从西汉丞相的俸额看，它跟中二千石以下各级的俸额，是连续的、成比例的，而秩级本来就是从俸额来的。当然若把丞相看成一个秩级，那么就得一视同仁，把位在“上卿”、居于中二千石之上的御史大夫，也看成一个秩级才好。
在西汉中后期，还存在着“真二千石”一秩，它是由二千石一秩的分化而来的。汉初《秩律》中的二千石只是一秩，但后来由之分化出了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四秩。然而最终，真二千石又合并于二千石了。何时合并的难以确定，姑且推定在汉成帝左右。所以后面的列表中，在成帝阳朔二年列入了真二千石，在绥和二年则不列。这样做也有理由：绥和年间废除了真二千石的大郡、万骑太守，郡国守相都是二千石了，那么“真二千石”一秩至少是大为淡化了，很可能自此就没了。
又，《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记有公孙弘的一份上奏，其中有“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一句，官蔚蓝、何德章先生因云，西汉秩级中还有“比百石”一秩的存在(7)。复查《续汉书·百官志三》：“中黄门，比百石。”(8)直到东汉，“比百石”之秩仍没有销声匿迹，虽然相关史料所见极少。那么对西汉秩级，还得加上真二千石和比百石二秩。
又，在汉成帝阳朔二年前的秩级中，各级正秩都有相应的比秩，只有五百石一级没有，看不到“比五百石”。聂崇岐先生说：“没有比五百石的记载，但就二千石下至二百石之间都有‘比’秩来推测，恐怕会有这一秩的。”(9)聂先生的推测有很大可能，但毕竟无直接材料，暂时存疑。
在百石的秩级之下，还有斗食、佐史两级。《汉书·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颜师古注曰：“《汉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一说，斗食者，岁奉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又《二年律令》也显示有低于百石之秩的斗食、佐史的存在，例如：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不更比有秩，簪褭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张家山汉墓竹简》，《赐律》，第31页第292简，第173页释文）
赐吏酒食，率秩百石而肉十二斤、酒一斗；斗食令史肉十斤，佐史八斤，酒七升。（《赐律》，第31页第297简，第174页释文(10)）
可见汉初在百石以下，也存在着斗食、佐史两个级别。百石之下的斗食、佐史两秩，与同样在百石之下的“比百石”一秩有多大区别呢？目前不容易说清楚。但我们对“比秩”有一个新认识：它不光区分俸额，也区分职类。所以“比百石”与斗食、佐史，可能在职类上有区别，比如，斗食、佐史属“吏”，是吏职之秩，而“比百石”不属于“吏”。又《战国策·秦策三》有“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之文，《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有“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弗得”之文，可见汉代的“斗食”、“佐史”秩级，先秦都已存在了。由于斗食、佐史在各期变化不大，为简化叙述，在排比秩级时，我们将只限于以“若干石”为称者，而把斗食、佐史两级略去不谈。
那么就可以总结一下汉代的秩等了。若把斗食、佐史二秩暂时旁置，到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前的西汉禄秩，应是：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比百石，共19个秩等。再把丞相和御史大夫看成两个无秩名的秩级，合计就是21等了。汉成帝阳朔二年裁并了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三秩，变为18等。汉成帝绥和年间御史大夫改大司空，此后真二千石逐渐不存。再减去御史大夫和真二千石两秩，计有16等。
那么《秩律》之前的情况呢？制度发展一般是由疏而密的，秦朝禄秩的密度，不会超越《秩律》而发展到《汉表》那个样子。“若干石”的秩级在战国就已出现了，到秦统一之前史料所见秩级，情况大略如下：
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商君书·境内》）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
（燕）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战国策·燕策一》。又见《史记》卷三四《燕世家》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不欲受赐而欲为吏者，许之二百石之吏。……其不欲受赏，而欲为吏者，许之三百石之吏。（《墨子·号令》）
宦及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234页。）
（秦王嬴政十二年，前235年）文信侯（吕）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这些史料，表明了先秦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五十石共9个秩级的存在。先秦是否只这9个秩级呢？当然不能那么说。完全可能还有其他秩级，而史料未见。《秩律》有二百五十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那样带零头儿的细小秩级，在后来就看不到了；从情理推测，先秦秩级大概也是很细碎的。如上引《韩非子》所见，秦秩还有“五十石”那么低下的。先秦秩级如果多于9个，大概也是在禄秩低端多出来的，而非高端。眼下暂把先秦的秩级计为9级，不至于影响后面的分析。
上面对各时期的禄秩变化做了一番初步考察，那么来总结一下：在西汉之末、新莽之前，禄秩变化的坐标点目前可以确定五个，它们是：一、先秦秩级，可知者9秩；二、《秩律》所见11等；三、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前的21等；四、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后的18等；五、汉成帝绥和年间的16等。列表显示：
续表
分析这份表格，首先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战国秦汉间禄秩变化的大趋势，首先体现于高端秩级的陆续增加之上。例如先秦所见最高为千石，在《秩律》中最高秩已是二千石了，后来又出现了中二千石，丞相、御史大夫也变成了没有秩名的秩级。
第二，禄秩的早期结构明显上疏下密，下端存在着不少细小的秩级，如五十石、比百石、一百廿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等；但在后来其结构变得上下均匀了，那些带零头儿的秩级逐渐被淘汰。
第三，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前禄秩是由简而繁，发展到了21级；在此之后是由繁而简，变成18级，继而是16级。
第四，在《秩律》之后的禄秩由简而繁，“比秩”的出现，即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八百石之类秩级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秩律》之中，人们还看不到“比秩”呢。
这样几个认识，展示了新的研讨线索。从第一点、第二点中看到的秩级增加、高端延伸，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题：“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第三点所示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后的秩级趋减，应属发现秩级过繁之后的再度调整。最后第四点涉及了“比秩”问题。“比秩”与正秩的交错配合，是汉代禄秩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特点；而在揭示“比秩”的起源之时，还可以提出另一论题：“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横向扩张”，即禄秩从最初只面向于“吏”之职类，进而向更多职类不断扩展。
这些论题，将在此后各章陆续讨论；本章的随后诸节，用于澄清战国秦汉秩级变迁的若干具体疑点。因为上文只是对战国秩级变化的一般概括，其间还留下了若干问题，需要提供具体的辨析论证。
二 今见《秩律》的中二千石秩级阙如问题
《二年律令·秩律》中所见秩级共11等，其最高一秩是二千石，列在篇首。原文如下：
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奉常，秩各二千石。（第43页第440、441简，第192页释文）
从二千石一秩所罗列的17种官职中，能看到什么呢？首先，丞相一官不见于《秩律》，而在后来丞相、以至三公一直没有秩名，这是前后一致的。其次，汉朝大多数时候诸卿都是中二千石，然而在《秩律》中止二千石而已，同于郡守、郡尉；诸卿中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二官之前还特标“汉”字，也显得有点儿特别。第三、《秩律》中的御史大夫与诸卿都是二千石，比肩同列；而御史大夫后来位在“上卿”，在中二千石诸卿之上。第四、汉代后来形成了八号常设将军，没有“若干石”的秩级；而《秩律》只能看见“卫将军”一号，秩二千石，跟后来将军无秩名的情况也不一样。
这些问题，在本章以及随后各章陆续讨论。下面先看“中二千石”问题。
对《二年律令·秩律》看不到“中二千石”一点，应如何认识呢？在上一节的列表中，我们认定“二千石”就是《秩律》的最高一级。然而也有同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秩律》的开篇处存在着缺简，所缺少的就是“中二千石”诸官；《秩律》现在所能看见的二千石诸卿，其实都是王国官员；只有“汉中大夫令”和“汉郎中令”这两个明标“汉”字的官职，才是中央王朝之卿。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二官要特标“汉”字呢？是因为其余诸卿都是王国之卿，非汉官。
这个说法的优点，是它能同时消解两个疑难：第一、御史大夫和诸卿只被记作二千石；第二、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特标“汉”字。沿这个思路推测，到吕后二年（前186年）为止的西汉禄秩，其序列高端应是如下样子：
1.朝官：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大仆、少府令、卫尉、奉常，秩中二千石；
2.王国官：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大仆、少府令、卫尉、奉常，秩二千石；
3.朝官：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秩二千石。
第1条的内容，被认为在《秩律》的缺简之中；第2、3条，则见于现存《秩律》。若是这样的话，汉初诸卿的秩级就并不平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在二千石，低于其余的中二千石诸卿；同时王国诸卿二千石，也低于中央朝廷的中二千石诸卿。
在史料不怎么充分的时候，问题就可能变成一个不定方程，存在不止一组答案。就目前情况斟酌推敲，我还是倾向于“二千石就是《秩律》的最高秩级”这个看法，而不拟采用上述“缺简”之说。《秩律》开篇并无缺简，之所以不见“中二千石”，是因为当时并无“中二千石”一秩。详下。
史料显示，直到《秩律》的时代，也就是吕后初年，王国官的秩级同于中央官，当时不存在“王国诸卿低朝廷诸卿一级”的情况。请看：
汉兴之初……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枉过其正矣。（《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
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汉初立诸王……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续汉书·百官志五》）
汉文帝以后，中央朝廷面对王国的潜在威胁，萌生了“削藩”意图；此后在与王国的角力中，中央赢得了决定性优势。其间汉景帝曾裁撤王国之官，汉武帝又压低了王国官秩级。但文、景之前，王国官地位还没遭裁抑，存在着《汉表》所云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的情况。《续汉志》说得更清楚，“百官皆如朝廷”不光指王国百官皆备，还包括“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即王国官的官秩同于中央同名官职。按，御史大夫的秩级，至少在汉景帝时已变成了中二千石；再往后御史大夫又变成“上卿”，超越了中二千石诸卿，月钱也高出列卿一大截。那么《续汉志》所云“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恰与《秩律》的记载一致；在成为“上卿”之后，就不会再有御史大夫与诸卿“皆秩若干石”的情况了。
《续汉志》说汉初“诸卿皆秩二千石”，不是单文孤证，请看贾谊《新书·等齐》：
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诸卿秩二千石，诸侯诸卿秩二千石，则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曰大仆，银印，秩二千石，则御已齐矣。御既已齐，则车饰具恶得不齐？
王国维先生云：考之封泥，“始知贾生‘等齐’之篇，孟坚‘同制’之说，信而有征。”(11)王国维认为《新书》对汉初官制的叙述信而有征。由《新书·等齐》推知：第一、丞相“秩加二千石之上”，其下就是诸卿；诸卿——如大仆——秩二千石，其间并无“中二千石”一级，而这恰与《秩律》相合；第二、贾谊明指“天子诸卿秩二千石，诸侯诸卿秩二千石”，反复强调王国与中央“尊无异等”、“恶得不齐”，正反映了当时王国官和中央官比肩同列，并无轩轾。贾谊死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他这番话是打算说给汉文帝听的，其所论“天子诸卿秩二千石”，应是文帝初年的情况；稍前的《秩律》时代，诸卿秩级也应如此。
再来看《汉书》卷二《惠帝纪》汉惠帝诏（前195年）：
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这份诏书，距离吕后二年（前186年）不过九年而已。在第一段诏文中出现了二千石、六百石、五百石、二百石诸秩，二千石就是诸秩中的最高一秩，在二千石之上看不到“中二千石”。第二段诏文在向“故吏”授予“家唯给军赋”的待遇时，最高的受惠者是“佩二千石官印者”。若存在更高秩级的“佩中二千石官印者”，汉惠帝怎么会漏掉呢？顺便说，《秩律》二千石诸官中所列车骑尉、备塞都尉、郡尉和卫将军，应即惠帝诏中“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的那些将军、都尉。可见惠帝诏中的官制细节也与《秩律》相合。
汉惠帝只向二千石赐钱，不及中二千石。后来的赐爵赐金之事就不同了，明标“中二千石”。举例如下：
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汉书》卷六《武帝纪》）
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汉书》卷七《昭帝纪》）
汉昭帝始元五年：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汉书》卷七《昭帝纪》）
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汉书》卷七《昭帝纪》）
在出现“中二千石”这个秩级后，行赏赐爵时便都以“中二千石”为始了，漏了谁也不能漏了他们。反过来说，汉惠帝不赐中二千石，因为那时候还没这个秩级呢。
《秩律》还没有“中二千石”，这一点还可以通过长官的副手“丞”来判断。紧接着二千石诸官之后，《秩律》随后有如下内容：
（二千石诸官，略）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
▌君，长信▌卿，▌傅，长信谒者令，▌大仆，秩各千石。
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成都、▌雒、雒阳、鄷、云中、▌▌▌▌▌、新丰、槐里、雎、好畤、沛、合阳，郎中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第43-44页第443—444简，第193页释文）
上面的引述，主要是为了“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但把御史长史以下也列在上面，是为了显示《秩律》的秩级排列大致由高而降，同时兼顾官职类别。《汉书·百官公卿表》：“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而《秩律》中最高的“丞”就是六百石，却看不到“中二千石丞若干石”的记载。由于《秩律》中“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的位置并不紧接其二千石长官之后，那么，若《秩律》有中二千石长官，则其丞秩级也不会紧接其后。按《秩律》排列规律，它应出现在二千石诸官之后、“二千石▌丞六百石”之前；然而那一部分看不到中二千石之丞，整个《秩律》都看不到中二千石之丞，这只因为当时还没中二千石呢，遑论其丞了。
还有，《秩律》所列诸卿中没有“宗正”一官，这也值得注意。汉高祖七年二月“置宗正以序九族”，诸侯国也有宗正(12)。又查《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可见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罢宗正前，王国是有宗正的。可《秩律》中看不到宗正，那么要把今见《秩律》的二千石诸卿视为王国官的话，就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怎么当时众多王国全没宗正呢？太凑巧了吧？而依我见，把《秩律》二千石诸卿视为朝官的话，那现象就比较好解释了，比如当时朝廷的宗正有职无人，所以《秩律》不列；甚至可以猜测，那是吕后的刻意压抑宗室之举。这样说来，《秩律》二千石一级所列诸卿，反倒只能是朝官了；王国的官职设置比于中央，《秩律》中并不另列。（而且王国设官比之中央，并不包括所有官职，例如《秩律》所见车骑尉、备塞都尉、卫将军，就是王国所没有的。）
进而，就是为什么中大夫令、郎中令要特标“汉”字的问题了。前面我们已经判定，《秩律》所列诸卿都是朝官而非王国官，然而这跟两个“汉”字似有牴牾。不过这现象我们能解释。下面看《二年律令·津关令》中的4条令文，前两条涉及了中央的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和郎骑的买马问题，后两条涉及了鲁国的中大夫、谒者、郎中的买马问题：
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买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出，它如律令……（第49页第504、508简，第207-208页释文。按，以508简接504简，采用的是陈伟先生意见(13)）
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县道官听，为致告居县，受数而籍书马识物、齿、高，上郎中……（第49页第513、514、515简，第208-209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1简，第210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2简，第210页释文）
彭浩先生认为，这些条文是汉惠帝时形成的，最晚也晚不过高后元年（前187年）(14)。
《津关令》这些令文，跟眼下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请注意其中有个容易被忽略、却很有意思的地方。中央的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买马，由中大夫令上书；中央的郎骑买马，虽由“相国、御史请”，但郎中令也有责任——“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上郎中”、“郎中为传出津关”、“自言郎中，郎中案视”的“郎中”，都是郎中令。但鲁国就不同了，中大夫、谒者和郎中买马，都是“丞相上鲁御史书”，即由御史大夫出头奏请。那么，鲁国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哪儿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一管下属买马的事呢？就跟鲁国没有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似的。由此我认为，当时王国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设置，存在着某种未知隐情。
《秩律》对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二卿特别标“汉”字，记作“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而其他卿，以至其他官，却没那种情况。难道是偶然的巧合么？汉初的王国百官同于朝廷，也设中大夫令、郎中令。但我猜王国与朝廷还是有所区别的：王国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可能没秩级，或其秩级因国而异，不作统一规定。不管怎样，其他各卿秩级，王国同于朝廷，只有属于“内官”或“从官”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是例外。对《津关令》的令文，除了猜测鲁国没设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外，还可以猜测他们秩级较低，没资格上奏。
在《二年律令》中，王国和中央的制度不全一样。如《置吏律》所记内官妃嫔之制：“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彻侯得置孺子、良人”；“诸侯王女毋得称公主。”（第25页第211—233简，第163页释文）由这些规定，皇帝的妃嫔和公主地位，就高于诸侯王和彻侯的妻妾和女儿了，但汉初还不是如此。嫔妃属“内官”，中大夫、郎中也属“内官”（参看本书上编第三章相关部分）。刘邦死于高帝十二年，此后软弱的汉惠帝大概没胆子贬抑诸侯王的内官，那也许是吕后之所为。若吕后曾贬抑诸侯王的“内官”妃嫔，那么她也可能同时降低了王国“内官”中大夫令、郎中令的秩级。《二年律令·秩律》出自吕后，其中吕后的长信詹事居然与诸卿并列，就是明证。然则《秩律》中的“汉中大夫令、汉郎中”的两个“汉”字，只能反映王国中大夫令、郎中令的禄秩另有隐情，却不足以证明《秩律》其余诸卿是王国官，当然也就不足以证明朝廷诸卿秩在中二千石了。
综上所述，今见《秩律》的二千石之前没有缺简，尽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二千石，视作当时官阶的最高一秩。
三 “中二千石”秩级的形成
陈梦家先生认为：“二千石秩，后来增中、真、比为四等。”(15)据此论断，中二千石、真二千石和比二千石三秩，都是后来的事情，在禄秩进化的初期还不是如此。现从《秩律》看，陈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因为《秩律》中确实只有二千石一秩，诸卿全是二千石；中、真、比二千石，是从“二千石”一秩衍生出来的。
先看中二千石。最早一例“中二千石”，见于汉景帝元年（前156年）诏。这诏书先叙孝文帝功德，随即下令：“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16)直到汉景帝时，史料中才出现“中二千石”，就是说“中二千石”的形成晚于《秩律》。
那么“中二千石”的“中”是什么意思呢？一种说法是释“中”为“满”。《汉书》卷八《宣帝纪》神爵四年（前58年）注：
如淳：太守虽号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有功德茂异乃得满秩，（黄）霸得中二千石，九卿秩也。
颜师古云：汉秩二千石者，一岁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实不满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岁得二千一百六十石，举成数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满也。
以“满秩”释“中”之说，为若干学者所采用。
然而劳榦先生不那么看。他认为颜师古所引月谷之数已是东汉之事，所以释“中”为“满”之说难以尽信；“鄙意中二千石之中，亦如中尉之中，犹言京师。京师之二千石乃对郡国之二千石而言。秦时九卿而外，于京师更无其他二千石，故居中之二千石皆九卿，九卿在皇帝之左右，故亦略尊于郡守。此当为中二千石之秩高于二千石之秩之由来也。汉世以后，在京师别置比卿之官，而其秩减于中二千石，于是京师原有中二千石以外又有二千石，于是论者不得其说，而辄以满二千石释中二千石。”(17)
释“中”为京师，“中”相对于“郡国”而言，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对。若逢中央与郡国的同级官职同名，则中央特加“中”字，其例甚多。例如同是二千石之“尉”，中央的尉称为“中尉”，列郡的尉称“郡尉”。中尉跟郡尉职掌相近，而以“中”、“郡”别之。请看如下史料：
1.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汉书·百官公卿表》）
2.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两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汉书·百官公卿表》）
3.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汉书·百官公卿表》）
4.汉文帝时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刘长传》）
先看第1条，它说明郡尉的职掌是“典武职”和“典甲卒”。“典武职”可能跟军吏选任有关。第2条只叙述了朝廷的中尉的属官兵卒，没说它“典武职”；但那可由第3、4条王国的情况间接推知：第3条记王国中尉“掌武职”，第4条记王国中尉主“军吏”；而西汉前期“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若王国中尉掌武职、主军吏，汉朝中尉应同。那么郡尉、中尉职掌相似，区别只是一“郡”一“中”而已，“中”指京师。
同类官职有“中”、“郡”之别的类似例子，又见《秩律》。如：
1.中发弩、枸指发弩，中司空、轻车，郡发弩、司空、轻车，秩各八百石。
2.中候，郡候，骑千人，卫将军候，卫尉候，秩各六百石。（第44页第445、446简，第194页释文）
同居八百石之秩，在朝则有中发弩、中枸指发弩、中司空、中轻车；在列郡则有郡发弩、郡司空、郡轻车。同为六百石之“候”，因朝、郡之别，也有中候、郡候之别。根据《汉表》，中尉的属官有候，“式道左右中候”就是隶属于中尉的，此外还有“北军中候”。这些中候，大概都由《秩律》中的中候分化而来，所以其“中”也是对“郡”而言的。
此外，《二年律令·置吏律》中也能看到同样的“中”、“郡”之别：
郡守二千石官、县道官言边变事急者，及吏迁徙、新为官、属尉、佐以上毋乘马者，皆得为驾传。县道官之计，各关属所二千石官。其受恒秩饩禀，及求财用年输，郡关其守，中关内史。（第24页第213、214简，第161页释文）
“郡关其守，中关内史”一句话中，“郡”、“中”仍为对称。县道官在会计时应该“各关属所二千石官”，而这些二千石约有两类：“郡关其守”的“守”是郡守二千石，“中关内史”的“内史”是汉初的京师长官，“中”也指京师，内史后来是中二千石。
所以应如劳榦先生所论，“中二千石乃对郡国之二千石而言”。当然劳榦说“中二千石”形成于秦，现在看不准确了，因为《二年律令·秩律》中还没有“中二千石”呢。《史记》孝景帝元年“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的“中二千石”，也可能只是“中央的二千石”的意思，还不等于“中二千石”已是一个秩级。但据《汉表》，汉景帝中五年（前145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联系到那些裁抑王国官之举，则如下推测不在情理之外：其时汉景帝曾调高中央二千石俸额，或压低王国二千石俸额，从而使“中二千石”变成一个新秩。
《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叙述汉武帝元狩初年（前122年— ）淮南王刘安谋反及失败，其时刘安“令官奴入宫中，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文中“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都是淮南王刘安按朝官规格僭设的，其“吏中二千石”一定是秩级。同《传》还提到了淮南王国的相、二千石，比如“恐相、二千石不听”、“相、二千石救火”、“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这里秩在二千石的内史、中尉等官，就是王国原先的官儿了。那么汉武帝元狩初年，中央诸卿已是“中二千石”了，王国诸卿依然留在二千石的秩级之上。
总之，《秩律》中的二千石官，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奉常，应属“京师二千石”；而备塞都尉、郡守、郡尉，是为“郡二千石”。它们本来都是二千石，但随中央集权强化，君主提高了中央官的地位，有意压低地方、尤其是诸侯王官的秩级，于是朝廷令诸卿在王国诸卿之上，俸钱亦高于郡国二千石。在这过程中，“中二千石”逐渐变成了一个秩级。这是汉景帝时发生的变化。
《汉书·百官公卿表》叙毕“秩皆中二千石”的官职，又叙“皆秩二千石”官，它们是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将作少府、詹事、长信詹事、将行、典属国、水衡都尉、内史、主爵中尉等。当诸卿升为“中二千石”后，另一些官职便依次递升，可以被安排在“二千石”秩级上了。当然也有些官儿原即二千石，此时秩级没动。如内史，此官掌京师，被视同郡国守相。长信詹事在《秩律》中已是二千石了，此时也没跟着水涨船高。看来吕氏失势之后，王朝不打算给此官特殊地位了。
四 “真二千石”问题
陈梦家先生认为“二千石秩，后来增中、真、比为四等”，聂崇岐先生也把中、真、比与二千石看成并列的四等(18)。周国林先生则有不同看法，认为“真二千石就是二千石”，二千石诸秩只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三级(19)。“四等说”与“三等说”各有其据，都可以与部分史实相印证，同时也跟另一些史实牴牾，只用“四等”或“三等”来概括，可能简单化了。
材料不足，就只能期望一个矛盾较小的答案。根据种种迹象，我觉得在某一时期，“真二千石”确曾用作一个单独秩级，但其他时候不是。随后逐次讨论如下几点：首先从月俸的排比，显示真二千石确曾是一个独立秩级；其次对若干矛盾的材料予以辨析；再次，讨论真二千石一秩的形成时间，及其与二千石逐渐合一的问题。
首先排比相关月俸数据，以显示真二千石确为独立秩级。周国林先生为“真二千石就是二千石”所举例子，其一是太子詹事及州牧二官，史料有称其“二千石”的，又有称其“真二千石”的；其二是《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记“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若依粟一斗得米六升、粟一斛平价百钱计算，这数字与东汉二千石的月谷120斛“数额是极为相近的”。
由俸额来推算二千石所涉诸秩，我们也觉得其法可行。请看：
1.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万，二千石月万六千。（《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句《史记集解》引如淳曰）
2.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岁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汉书》卷五十《汲黯传》“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句颜师古注引如淳曰）
汲黯担任淮阳守，大约在汉武帝元狩（前122—前117年）、元鼎（前116—前111年）年间。因为汲黯曾“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资历很高，汉武帝不想委屈了他，便给了他“诸侯相秩”即真二千石待遇。《史记集解》所引、如淳所云“真二千石俸月二万，二千石月万六千”，应是西汉俸例，因为学者公认西汉俸禄发的是月钱；《汉书》颜师古注所引、如淳所云“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以粟为俸，符合东汉月谷之制。月俸也好，月谷也好，两种记载都应出自汉律。
根据《续汉书·百官志》和《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载“百官受俸例”，大将军、三公月谷350斛，中二千石180斛，二千石120斛、比二千石100斛。那么如淳所云“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与“百官受俸例”相合；而“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则是“百官受俸例”所没有的。那么应如何看待“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这个记载呢？
周国林先生回避了真二千石月谷150斛记载，只就西汉“真二千石俸月二万”进行推导：“西汉月俸为二万钱的是中二千石。《汉旧仪》云：‘建始三年，益三河及大郡太守秩’，即增至中二千石；又云：‘元朔三年，以上郡、西河为万骑太守，月俸二万。’故如淳这段话中的‘真二千石’，实应为‘中二千石。’”这说法得到了何德章先生的响应：“二千石之上应为中二千石，真二千石的月俸钱疑即中二千石的月俸钱。”(20)
不过问题在于，《汉旧仪》只说建始三年（前30年）益大郡太守秩、万骑太守月俸二万，可并没说大郡太守、万骑太守是“中二千石”，这二者间存在着一个空档。万骑太守的月俸二万，依我看是真二千石的俸钱，而不是中二千石的俸钱。与本题相涉的西汉月钱，还有如下史料：
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奉钱月六万，御史大夫奉月四万也。（《汉书》卷十《成帝纪》绥和元年颜师古注引如淳）
臣禹……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贡禹所拜的谏大夫，实是比八百石秩；所拜光禄大夫，实是比二千石秩。综合各个记载，遂知西汉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钱60000钱，御史大夫40000钱，真二千石20000钱，二千石16000钱，比二千石12000钱，比八百石9200钱。这些都是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之前的俸额，此年御史大夫改大司空，其官不存了。
细审汉代的月钱级差和月谷级差，我觉得其比例是有规律可循的。若把二千石俸确定为指数“1”，则二千石以上及比二千石诸秩，其月钱指数呈3.75、2.5、1.25、1、0.75排列，井然有序。再看东汉月谷。东汉建武俸例，大将军、三公月谷350斛，中二千石180斛，二千石120斛、比二千石100斛，其中没有真二千石。但如前所述，《汉书·汲黯传》注引如淳另记“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那么再把真二千石150斛纳入其中，则月谷指数呈2.9、1.5、1.25、1排列。为明快起见，列出下表：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笔者所推定
汉代俸额级差的规律性，由此显露出来了。二千石俸额，在月钱和月谷两方面都是指数1，真二千石都是1.25；若综合两汉，就可得到这样一个级差：3.75：2.5：1.5：1.25：1：0.75。由此我们认为，两汉二千石以上诸秩级差，遵循同一规律。表中有几个数字被置于括号之中，它们出自我的推算。下面加以阐释：
第一，月钱部分的中二千石一级。若以中二千石月谷指数1.5的反推，西汉中二千石的月钱应是24000钱。
第二，西汉御史大夫若依指数2.5，在东汉应折算为月谷300斛；同时西汉丞相（及大司马大将军）依指数3.75，在东汉应折算为三公（及大将军）的月谷450斛。那么，为什么东汉大将军和三公月谷实为350斛，处300斛和450斛之间呢？因为汉成帝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其官不存了，这一级出现了空缺。若三公仍为450斛，则跟中二千石的180斛差距过大。（而且丞相一人之事现由三公分担，也不好照拿丞相俸禄吧。）所以，朝廷将三公俸额降到350斛。东汉三公的俸额指数，由此变成了2.9。位比三公的大将军，与三公相同。
第三，东汉建武俸例以下，无真二千石之秩。但月谷之制中却曾有过真二千石之俸，即月谷150斛。那么二千石诸秩曾有180斛、150斛、120斛、100斛4等，似无可怀疑。真二千石的月谷150斛，正与西汉真二千石月钱20000钱一级对应。同理，用月谷180斛反推，西汉中二千石的月钱应为24000。那么在月钱之制下，二千石诸秩也是4等。
第四，西汉后期废除了八百石、比八百石及五百石秩，朝廷须重新安排比二千石以下诸秩俸额，以使级差保持匀称。东汉比二千石一秩的指数变成了0.83，而非西汉的0.75，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下面继续辨析存在疑问的相关史料。首先是《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
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
在这段史料中，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各为一秩。周国林先生认为其中“美人视二千石”一句，脱漏了一个“比”字，应作“美人视比二千石”，证据是《三国志》卷五《魏志·后妃传》有“倢伃视中二千石，容华视真二千石，美人视比二千石，良人视千石”之语。但那证据不算强硬，因为曹魏、西汉相去已远。而且还不能否定另一种可能性：反倒是《魏志》“美人视比二千石”一句误衍“比”字。必须指出，上引《汉书·外戚传》中并无“比秩”。之所以不惮其烦征引全文，正是为了显示其中没一个“比秩”；妃嫔们所“视”所“比”的，全是正秩。“视”、“比”同义。“视”、“比”于正秩的做法，还是“比秩”形成的途径，详见本书下编第六章。考虑到这一点，《汉书·外戚传》中的“美人视二千石”一语中，不可能有“比”字。那么“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的记载，就可以证明中二千石、二千石之间，确实有过“真二千石”一秩。
真二千石一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请看：
1.汉武帝时，郑当时：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汉书》卷五十《郑当时传》）
2.《茂陵中书》：詹事秩真二千石。（《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臣瓒）
第1条材料显示，郑当时由右内史左迁为詹事，是为“贬秩”。按，右内史居三辅，秩中二千石，号称九卿；而詹事秩真二千石，参第2条《茂陵中书》。那么由中二千石而真二千石，便是“贬秩”的意思。詹事属皇后、太后宫官，视之如卿，可以认为此官高于郡守二千石；郑当时贬秩在汉武帝之时，“茂陵”也是汉武帝的陵号；可见汉武帝时，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秩，都已从二千石中分化出来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真二千石”一秩在汉武帝到汉成帝时比较显眼；而在此后，特别是在东汉，真二千石与二千石的区别，就暧昧黯淡了。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续汉志》及《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所列禄秩，只见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荀绰《晋百官表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只列中二千石、真二千石、比二千石。真二千石与二千石的区分开始淡化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跟西汉后期的秩级化简趋势有关。如下事件透露了一些迹象：
1.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汉书》卷九《元帝纪》）
2.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3.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省大郡、万骑员秩，以二千石居。（《汉旧仪》）
4.汉成帝绥和元年：以大司马票骑将军为大司马，罢将军官。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为列侯。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汉书》卷十《成帝纪》）
先看第1条。本来“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汉元帝让诸侯相位在郡守之下，则其秩级也应降到了二千石，由此真二千石的官儿就少了一大批。第2条云，汉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表明当时朝廷有简化秩级的意向。进而看第3条，据我们所考，大郡、万骑太守秩真二千石；而汉成帝绥和元年对大郡、万骑太守减其员、降其秩，则地方郡国不存在“真二千石”了。随诸侯相、大郡太守、万骑太守变成了二千石，那么秩在“真二千石”的官儿大为减少，寥寥可数了。由汉成帝“除八百石、五百石秩”，我们知道当时的禄秩规划转了方向，改以“简化”为原则了。那么顺此趋势，在此后的什么时候，真二千石一秩就合并于二千石了。京师三辅仍为中二千石，余郡通为二千石。由此月俸16000钱或月谷120斛，就成了二千石的正秩。
周国林先生利用《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的半钱半谷材料，来论证东汉殇帝延平中（106年）的真二千石月俸，很近于建武“百官受俸例”中的120斛，即二千石之俸。下面讨论这个问题。按《晋百官表注》原文如下：
汉延平中，中二千石奉钱九千，米七十二斛；
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
比二千石月钱五千，米三十四斛；
一千石月钱四千，米三十斛；
六百石月钱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
四百石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
三百石月钱二千，米十二斛；
二百石月钱一千，米九斛；
百石月钱八百，米四斛八斗。
陈梦家先生认为，《晋百官表注》之俸例，“实为建武俸例的具体说明”。它展示了半钱半谷俸制的原始面貌，不过又存在很多错讹，劳榦先生做过一些推订(21)，但并没使问题更加清晰。
《晋百官表注》中的“二百石月钱一千”，陈梦家先生认为应是“二百石月钱千五百”。但即使如此，也只有六百石以下诸秩，经“半钱半谷”的折算后可以合于建武俸例，其他则往往不合。依粟一斗得米六升、粟一斛平价百钱的比例，中二千石月米72斛折粟120斛，而依建武俸例之“半谷”应为90斛；真二千石月钱6500钱，而依建武俸例之“半钱”应为6000钱；比二千石34斛折米56.7斛，而依建武俸例之“半谷”应为50斛；千石月钱4000钱，而依建武俸例之“半钱”应为4500钱(22)。那么，中二千石、真二千石、比二千石和千石4级，都没法由“半钱半谷”的推算办法来印证建武俸例。然而真二千石的月米为36斛，这个数字可以折算为粟谷60斛；那么对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一句，可以认为那“五百”二字是错讹，弄窜了；由此把真二千石的月钱认作6000钱，按每斛100钱的谷价折算，恰好是60斛；加上“半谷”部分的60斛，正是二千石的俸禄120斛。这就合于周国林先生的判断了，就是说，这里真二千石一秩月谷120斛，其实就是先前二千石秩的月谷之数。
由此我们看到，真二千石的月谷之数，原为150斛，后来变成了120斛。杨天宇先生说《汉表》颜师古注所叙禄秩是西汉禄秩，那看法确有可取之处。东汉建武俸例可能不全是新创，而是由汉成帝绥和以后的俸例损益而来的。真二千石与二千石一秩的合一，就发生在汉成帝到东汉建武之间。在真二千石跟二千石合一，“四级说”就不再适用了，进入周国林先生“三级说”的有效期了。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的级差分别是350斛、180斛、120斛，化为指数则为2.9：1.5：1，看上去还算匀称。
以上是我们对“真二千石”的理解。面对史料的凌乱歧异，这理解也许是矛盾较少的一种。按我们看法，在西汉秩级最繁密时，有过“真二千石”一秩。
五 丞相与御史大夫的秩级
这一节把目光投至官僚等级的最高端，观察丞相与御史大夫的秩级。
陈梦家先生认为：“汉初最高秩为二千石，此上三公、大将军和御史大夫没有秩名。”(23)陈先生所云，是后来的情况，因为汉初《秩律》中无丞相，御史大夫只是二千石，有秩名，与后来“无秩名”的情况不同。在丞相（或三公）、御史大夫已无秩名时，如何看待其等级呢？我们觉得，不妨认为二官构成了两个特殊秩级。
周国林先生对三公无秩提出两个解释：一是居其职者人数少，二是三公俸额离万石相差太远(24)。此外我想还有一些历史原因。汉初丞相无秩级，秦、战国也应如此。苏轼论历代仕进，称“战国至秦出于客”(25)。秦国的丞相就经常任用客，学人因有“秦用他国人”、“喜用别国人”、“秦固以客兴”之说(26)。自秦惠文王以张仪为相始，直到秦始皇时，秦国的22位为相者，至少有18位有“客”的身份(27)。“相”的流动性颇大，与后世的丞相来自依次迁转，相当不同。晁福林先生又认为，“强国能派重臣到其他国家为相，弱国为了某种原因也能派臣到强国为相”，这种“相”“实际上是一些高级别的外交官”(28)。张创新先生亦云：秦国“最初的‘相’并不是‘百官之长’，而是负责外交事务的职官”，有时还要带兵打仗，官属也很有限(29)。可想而知，“相”的待遇应是因时因人而定的，并无定准；估计主要以爵定，无固定秩级。秦统一后情况一时没变，故丞相无秩。
随时间推移，相国、丞相的权责日益稳定，“文官化”了：不再来自列国游士，而是来自正常迁任；不再权责不定，而是最高行政首长了。《汉书·百官公卿表》：“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丞相也在“吏员”之列，跟秦时观念不相同了。当丞相在俸禄与迁转上，跟其下官职形成连续阶次时，丞相之位就具有了秩级意义，虽然囿于旧例仍无秩名(30)。
《秩律》中御史大夫列在二千石诸官之首，那是秦国重法精神的鲜明体现。御史大夫有秩一点，意味着其身份是“吏”。不过此官是较晚才获得“副丞相”的特殊地位的。在秦国的称“史”之官中，本来内史重于御史(31)。《战国策·秦策三》云：“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这话的背景约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年），当时排在相国之下的是廷尉、内史，还没御史大夫呢。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以及随后“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之类记载(32)，则显示秦统一前后设有御史大夫，其官“副丞相”了。
陈梦家先生说御史大夫无秩名，又有工具书说御史大夫“西汉沿置，仍为丞相副贰，秩中二千石”(33)。按，御史大夫的秩级曾多次变化。首先《秩律》中御史大夫秩二千石，并非“没有秩名”。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约为汉景帝到汉武帝时，中央诸卿由二千石上升为中二千石，御史大夫仍在诸卿之首，应系中二千石。证以《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臣瓒曰：“《茂陵书》，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号。随后这个机要监察之职继续上升，超越九卿而自成一级，进入第三阶段。《汉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汉书·外戚传》：“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昭仪、婕妤、娙娥三者所“视”各为一级，知“上卿”自成一级，在丞相、中二千石之间。
还可以通过御史大夫与中二千石的不同赐爵，证明前者高于后者：
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汉书》卷八《宣帝纪》）
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立皇太子。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汉书》卷九《元帝纪》）
御史大夫所赐关内侯，是十九级爵；中二千石所赐右庶长，是十一级爵。二者相差达八级之多，则御史大夫与列卿已不再比肩同列，进入了陈梦家先生所说的“御史大夫无秩名”阶段了。
进而，俸额与迁转是否跟百官形成连续的阶次，也是判断丞相和御史大夫是否构成秩级的依据。先说俸额。据本章第四节，西汉丞相、御史大夫的俸钱，与其下各秩已成比例。再看迁转。西汉通例，郡国守相迁九卿、九卿迁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迁丞相。朱博云：“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34)可见丞相和御史大夫作为迁转阶梯的最高两级，已“位次有序”了。
还有若干礼制也表明丞相、御史大夫各成一级，如君臣相见礼、拜官授印礼和后妃相见礼：
1.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立乃坐。太常赞称：“敬谢行礼。”宴见，侍中、常侍赞。御史大夫见皇帝称“谨谢”，将军见皇帝称“谢”，中二千石见皇帝称“谢”，二千石见皇帝称“制曰可”，太守见皇帝称“谢”。
2.拜御史大夫为丞相，左、右、前、后将军赞，五官中郎将授印绶；拜左右前后将军为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赞，左右中郎将授印绶；拜中二千石，中郎将赞，御史中丞授印绶；拜千石、六百石，御史中丞赞，侍御史授印绶(35)。
3.婕妤见，大长秋称“皇后为婕妤下舆”，坐称“起”，礼比丞相。娙娥见，女御长称“谢”，礼比将军、御史大夫。昭仪见，称“谢”，比中二千石。贵人见（按贵人当做美人），称“皇后诏曰可”，礼比二千石。（卫宏《汉旧仪》卷上）
4.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
前3条约是汉武帝到汉元帝时的礼制。其中丞相、左右前后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各有其礼，有条不紊。第4条为汉元帝之制，其中“上卿”即御史大夫。
丞相、御史大夫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依序而降的情况，再度一目了然。丞相和“上卿”御史大夫之秩的形成，标志着禄秩不断向上伸展过程的最后完成。丞相最终被纳入了“吏”的队伍。
六 略谈将军的秩级与位次
前节讨论丞相和御史大夫的秩次，在列表中涉及了将军，所以这里附带对将军的秩级和位次，再做一些推测。在《二年律令·秩律》中，二千石一秩列有“卫将军”，其排序比较靠后。可知这时卫将军的地位，在诸卿中约居中等，低于郡守、郡尉。但无论如何，卫将军是有秩次的。以往我曾有“汉代将军无秩”的说法(36)，认为汉代将军不以“若干石”为秩级。但这一论点，现与《秩律》中卫将军有秩的情况相矛盾，需要做修订了。
我所说的“汉代将军无秩”的将军，指“常设将军”，即如下八号：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这些军号不仅用于出征的将领，也用来确定“内朝”辅政者的身份。八号将军不必人选齐备，但名号本身已成序列。卫将军在八号之中，《秩律》记其秩二千石，那么“将军”并不是在所有时候全没有秩级的。
然而《秩律》时代的卫将军，似有特殊性质；西汉将军制度，是发生过变化的。日人大庭修把西汉的将军发展，划分为景帝以前、武帝时代和昭帝以后三个阶段。景帝之前将军号很少(37)。汉武帝时军号纷陈杂出，除大将军、车骑将军和卫将军外，骠骑及前后左右将军也出现了。但“将军”的形态依然摇摆不定。可以在命将出征之际即时授予军号，也可能把某军号比较固定地授给某人，诸将军的高下统属关系往往相机而定。第3阶段即汉昭帝或宣、元以后，八号常设将军的制度清晰起来了。
汉初能看到另一些将军，它们不在《秩律》之中。例如：汉高祖五年（前200年），使灌婴出击臧荼，为车骑将军；汉高祖七年击匈奴，使灌婴为车骑将军；汉高祖十一年为陈豨叛乱，置郭蒙、柴武等将军；为平英布叛乱，命灌婴为车骑将军；汉惠帝六年，樊哙任上将军；吕后七年，赵王吕禄任上将军，刘泽任大将军；八年吕后崩，吕氏任灌婴为大将军；等等。车骑将军和大将军，后来在八号将军之列；上将军则否。它们都不见于《秩律》，应无秩级。汉高帝六年诏：“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38)这份诏书中的将军列在通侯之后、群卿大夫之前，地位相当崇高。汉高帝七年叔孙通制朝仪：“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39)既称“诸将军”，则不止一人或不止一号。
《秩律》所见卫将军，与上述驰骋疆埸的大将军、上将军、车骑将军等，看来并不相同。它冠以“卫”字，似是常设卫戍之职。汉文帝甫即位，就把心腹宋昌任命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其时的卫将军职能与中尉、卫尉等类似，所以有确定的秩级；其余诸将军不见秩律，应无秩级。那么汉初将军实有两种，一是诸将军，位在群卿之前，无秩级，也就是高帝六年诏中“通侯、将军、群卿”中的将军；一是卫将军，秩级二千石，与列卿相当。我甚至猜想：这时的卫将军，没准儿就是一个“卿”。
景、武之间，诸卿秩级升至中二千石，卫将军如果继续比卿，秩级应水涨船高。随后八号将军的体制逐渐成形：
1.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2.前后左右将军，宣、元以后，虽不出征，犹有其官，位在诸卿上。（《北堂书钞》六四注引《汉官解诂》）
3.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蔡质《汉仪》）
4.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续汉书·百官志一》）
前后左右将军在汉武帝时才齐备，但将军本身在汉初就是“位上卿”，在卿大夫之上的。第1、2条材料说明前后左右将军四号将军仍在卿上，第3条进一步反映八号将军分两等，大将军及骠骑将军两号位在丞相之下，其余六号将军位在御史大夫之下。再往后，常设将军仍分两等，但改为四四分组，而不是二六分组了：由第4条可知，原与前后左右将军同属“上卿”的车骑将军、卫将军，也进入了“比公”行列。
按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同加“大司马”之号，确定了这两号将军的“位次丞相”地位。武帝临终前，又让霍光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宣、元之际，又出现了车骑将军、卫将军加“大司马”的情况(40)。我猜想将军四四分组的、前四号“比公”的制度，就形成于这一时期，而且跟它们加号“大司马”有关。
顺便说，大将军若加“大司马”，则位同丞相。上节叙及：西汉丞相、大司马大将军都是月钱六万。《续汉书·百官志一》：“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皆将军”当作“诸将军”）。按，春秋晋国六卿，都是三军统帅(41)。《续汉志》认为，依秦晋传统，将军就是卿。而给大将军加“大司马”，目的是令其“比公”，进一步获得三公之尊。
西汉末年实行三公制，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上卿”不存了。《续汉书·百官志一》叙毕四号比公的将军后，又叙前后左右将军，但没说他们“位上卿”，因为东汉已无“上卿”位次。前后左右将军，大致在“比公”的将军之下，如此而已。
《秩律》中的卫将军与列将军不同，是专职卫戍之官，甚至可能是卿，有秩级；但在西汉中后期其性质逐渐变了，变成八号常设将军之一，无秩级了。当然卫将军曾是卫戍之官的特殊性，在汉成帝时似乎还有残余影响。居延汉简所见汉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诏：“七月庚午丞相方进下小府、卫将军、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部刺史、郡太守、诸▌。”(42)这里“卫将军”与“将军”分列，似乎就是其反映。
总之，将军的位次变迁有四：第一，汉初卫将军与二千石诸卿同列，秩级为二千石，其他将军在群卿上；第二，约景、武之交，诸卿上升为中二千石，卫将军似应同时上升，其他将军仍在群卿上；第三，八号常设将军体制逐渐成形，前两号比公，后六号比上卿；第四，车骑将军和卫将军上升为“比公”，前后左右将军低其一等。列表如下：
将军有无秩级的问题，应以八号常设将军为界而分两段。前一段，卫将军有秩级，诸将军无秩级；后一段八号将军自成序列，并通过“公”、“上卿”概念，维系其与丞相、御史大夫的地位关系。在迁升上，将军并不与诸卿以下的官职构成迁升阶梯，倒经常出现以诸卿兼将军、由此赋予其内朝辅政资格的做法——将军辅政也算是于古有据的(43)。所以八号将军自成一系，其特殊功能与中枢权力结构的变迁相关。皇帝以将军为“爪牙官”，任以外戚或重臣，参与最高决策，所谓“先帝建列将之官，近戚主内，异姓距外”(44)。
【注释】
(1)谢桂华：《二年律令所见汉初政治制度》，《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例如马非百先生谓，秦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将比千石，廷尉正、监千石，卫率千石，郡尉比二千石，等等。参其《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职官志”。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四《官奉》，台湾大化书局1984年版，第292页。
(4)杨天宇：《汉代官俸考略》，《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5)《汉书》卷十《成帝纪》。
(6)参看周国林：《汉史杂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三公不宜称万石”。
(7)参看官蔚蓝：《西汉的俸禄制度及其政治》，《中央日报》1946年8月3日；何德章：《中国俸禄制度史》（黄惠贤、陈锋主编）第二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8)《续汉书·百官志四》还有“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的记载，但这个“比百石”应作“三百石”，“比”应系“三”字之讹。
(9)聂崇岐：《汉代官俸质疑》，《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236页。
(10)“斗食令史”，即秩级不到百石的令史，“斗食”是秩级。参看日本三国时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班：《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二年律令》，《东方学报》第78册，2004年3月；转引自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二年律令·户律》：“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杂案户籍，副藏其廷。”（第32页第328简，第177页释文）这里“吏”是跟“令史”分开叙述的。《户律》又记：“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令若丞印，啬夫发，即杂治为。”（第32页第332简，第178页释文）那么前文中“吏、令史相杂案户籍”的“吏”，实指“吏主者”，即事务的负责人，令史则是事务的具体承担者。
(1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齐鲁封泥集存序》，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
(12)参看沈刚：《汉代宗正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13)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14)彭浩：《〈津关令〉的颁行年代与文书格式》，《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5)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16)《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17)劳榦：《秦汉九卿考》，《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第866页。
(18)聂崇岐：《汉代官俸质疑》，收入《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236页。
(19)周国林：《汉史杂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一、真二千石与诸二千石差次”。后同。
(20)何德章：《中国俸禄制度史》（黄惠贤、陈锋主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又参29页。
(21)劳榦：《关于汉代官俸的几个推测》，收入《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下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第1037页以下。
(22)兹据《晋百官表注》列出下表，以供参考：
(23)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24)周国林：《汉史杂考》，“三公不宜称万石”。
(25)《东坡续集》卷八《论养士》，《苏东坡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版，下册第250页。
(26)分见洪迈：《容斋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23页；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二《春秋十论·春秋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别国人论》，《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68册第16页上栏；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三《齐秦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页。
(27)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40-43页。
(28)晁福林：《论战国相权》，《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29)张创新：《秦汉时期独相制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
(30)附带说，丞相秩级还可以跟太尉综合考虑，二官都在“公”位，但都不见于《秩律》。秦实无太尉，汉初虽有太尉但时设时废，并不稳定。可参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74页以下。
(31)参看拙作：《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收入《乐师与史官》，三联书店200年版。
(3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3)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795页。
(34)《汉书》卷八三《朱博传》。
(35)纪昀等辑：《汉官旧仪》，引自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页。孙星衍辑《汉旧仪》无“拜千石、六百石，御史中丞赞，侍御史授印绶”一句，参看同书第66页。
(36)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243页。
(37)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38)《汉书》卷一《高帝纪》。
(39)《汉书》卷四三《叔孙通传》。
(40)如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旋为大司马卫将军；神爵元年（前61年），韩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五凤二年（前56年），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黄龙元年（前49年），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永光三年，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永始二年（前15年），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元寿元年（前2年），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元寿二年，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均见《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下》。
(41)春秋之时，晋国的三军将佐位在“六卿”；晋成公三年作“六军”，更有十二位将军之卿。参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
(42)薛英群等：《居延新简释粹》，第103页，简号74.E.J.F16：1。
(43)战国后期的魏国将军仍有行政职能。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所见魏安厘王二十五年（前252年）《户律》：“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又《奔命律》：“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按，《户律》涉及经商、旅店、入赘等几种人立户籍、授田宅的条文，由相邦执行；《奔命律》涉及经商、旅店、入赘等几种人从军的条文，由将军执行。可见魏国的相邦掌民政而将军掌军政。
(44)《汉书》卷六九《辛庆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