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白阿儿忻台入明的帖木儿帝国使臣带来了沙哈鲁国王致明廷的国书。这份国书未见于汉文史料记载，但其波斯文原文见于《两颗福星之升起》。因此欲研究白阿儿忻台之第二次出使，除了明代汉文史料外，不可不利用这份外交文书与前面提到的永乐八年明成祖致沙哈鲁国书。明成祖和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本已由邵先生译为汉文，并作解释。此处不再赘译，只讨论一些尚待深入的问题。
通读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文本，可发现其译文非常流利，显然是母语操波斯语的人翻译的。但引人注意的是，此国书有两个重要特点以区别于波斯本土写成的文献。第一，波斯文文本完全按汉文诏书格式书写，凡遇大明皇帝（Daimīnk Pādšāh-i Ma‘azim，波斯语，直译“伟大的大明皇帝”）、皇天（Khudāwand-i Ta’alī，波斯语，直译“上天”，出现四次）、太祖高皇帝（Tāy-Zū-yi Pādšāh-i‘Ālī）等词语均另起行顶格书写。这一点邵先生已经提到，兹不赘。其二是国书的波斯文译文中使用了一些波斯人难解的汉语词汇。兹开列如下，以资比较：
1.Daimīnk大明，第1行。“回回馆来文”中收集的西域诸地表文抬头均称明朝皇帝为Daimīnk Khan（意为“大明汗”），相应汉文为“大明皇帝”。明代汉字“大”还保留古读，从波斯文从对应音译Dai可知。“明”字音译为Mīnk。从元代起，波斯人就习惯于用辅音组合-nk来转写汉语中的带鼻音的阳声字的韵母，如拉施都丁《史集》中之：čīnksank“丞相”，Tāyānk“大王”，Kūyānk“国王”，Fīnkčiānk“平章”与《完者都史》中之Līnkčī“令旨”等。
2.Kimkhā金花，第12行、第26行。邵先生译为“织金文绮”。会同馆本《回回馆杂字》“衣服门”中释“彩段”为“顷花”（注：《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6，第611页。），日本学者本田实信不识此字（注：本田实信：《〈回回馆译语〉に就ぃ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1，1963年，第173页。），其实此“顷花”即金花。明政府给周边民族首领的赏赐中，常有“采币”，应当就是这种带金花的纺织品。此字不见于《高昌馆译语》和《河西译语》，应是西域回回人对中原带金花的彩段的专门称呼。
3.Fūmā驸马，第19行。原文为pidar-i tu Tīmūr Fūmābioamroi Khudāwand-i ta‘alīita‘atāwarda，意为“尔父帖木儿驸马服从皇天之命”。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德福（Gerhard Doerfer）遍检了大量元明时代写成的波斯语文献后编成的《新波斯语中的蒙古语、突厥语因素》（注：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n Neupersischen，Wiesbaden，4卷本，1963—1968年。）中，未收录fūmā（驸马）这个词，可见它在波斯语文献中很少出现，波斯人也不懂这个词。据笔者见闻所及，此词仅在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中，在描述西辽驸马时出现过。很可能它在西辽至蒙古国初期，随辽人势力的西伸曾传至中亚，并在当地使用了近百年，而后便停止使用。至明初，波斯语中已无此词（查检德胡达）。
因此，从fūmā这个词可知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译本应出自有汉文化背景、并通波斯语的人之手。由于蒙古的征服和地跨欧亚的蒙元帝国的建立，元明时代西域人普遍用蒙古语Kürgen来称呼娶皇族女的男子（驸马）。kürgen在《元朝秘史》中音译为“古列干”，旁注为“女婿”；《华夷译语》“人物门”释“婿”为“古列根”。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诏渝沙哈鲁之子兀鲁伯，称之为“兀鲁伯·曲烈干”（Uluq Beg Gürgan）。张星烺认为“曲烈干”即辽金时代之“菊儿汗”，误。“曲烈干”意为“驸马”、“女婿”。
4.Dūčīhūy都指挥，第24行。按原文作Dūčīčūn，其中词中之-č-为词中-h-之误，尾辅音-n为-y之笔误。都指挥即都指挥使，明代高级军职。
5.Bay Arkintay白阿儿忻台（人名），第24行，按原文作Bay AzkSan，其词中辅音-z应为-r，其上多一个音点；词中辅音-s-应为三个词中字母-īnt-音点缺失之讹；尾辅音-N当为-y之讹误。此名邵先生写为Bai al-Hintai。
6.Sūčū人名，第24—25行，随同白阿儿忻台出访的一位千户。邵先生未能读出此名。查《明实录》永乐十一年七月白阿儿忻台归来后，明政府“升奉使撒马尔罕等处官”，其中正千户锁住等人升为指挥佥事。（注：《明太宗实录》册13，第1695页。）这位“锁住”应当就是明成祖国书中提到的Sūčū。
7.Dānkčīnk人名，第25行，随同白阿儿忻台出访的另一位千户。在上引《明实录》永乐十一年七月白阿儿忻台归来后，明政府“升奉使撒马尔罕等处官”的记载中，得到提升的“正千户”是“锁住等”，可见不止一位千户随行。邵先生疑为洪武二十四年（1391）出使别失八里之唐征。Dānkčīnk与“唐征”读音相合。以曾经出使西域的人员充任白阿儿忻台的随从是合理的，今从之。
8.Sūn Ghūnčī人名，第25行，随同白阿儿忻台出访的一位百户。邵先生未能读出此名。在上引《明实录》永乐十一年七月白阿儿忻台归来后，明政府“升奉使撒马尔罕等处官”的记载中，确有一位“试百户”得到提升，亦姓孙，但名交。（注：《明太宗实录》册13，第1695页。）这位孙交与明成祖国书中的Sūn Ghūnčī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随同白阿儿忻台东行入明的沙哈鲁使臣也来了一封国书。这份国书中提到，沙哈鲁的使臣名Muhammad Bakhšī。邵先生将他音译为“谟罕默德·巴黑失”。Bakhšī源于汉语“博士”，元代蒙古、突厥各部称老师为巴哈石，即此字。元末以后，西域各部把掌握畏兀儿文（回鹘文）的人也称为巴哈石。明初在哈烈沙哈鲁的宫庭中，有一些巴哈石执掌畏兀儿文书。这位随同白阿儿忻台出使明朝的Muhammad Bakhšī想必是这一类人物。邵先生在其论文中未对这位哈烈使臣作进一步说明。其实这位哈烈使臣在《明实录》可以找到其踪迹。
据《明实录》记载，就在白阿儿忻台第二次出使西域归来的那一年，即永乐十一年（1413）七月，明成祖赐“哈烈使臣马哈麻等宴”。（注：同上书，第1691页。）这位马哈麻就是携沙哈鲁国王国书入明的Muhammad Bakhšī。马哈麻一行是六月到达明朝境内的，同行的有帖木儿帝国各支王族的代表，分别来自撒马尔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等地。明政府设宴款待事在次月。从上引《明实录》仅提到马哈麻一个人的名字看来，明政府显然把他视为沙哈鲁使团的首领，恰与沙哈鲁国王的国书内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