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们有很多恶行，和老百姓生活关系最直接的就是横征暴敛了。在乱世维持军队，离不开雄厚的经济支持。所以，军阀们无不“敛财有道”。
勒征苛捐杂税是军阀们的基本做法。军阀们抢地盘，主要目的就是征税筹钱。民国时期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难以历数，而且年年增加。四川军阀杨森看到成都四乡都有挑粪夫在活跃，于是派兵在成都各个城门口把守着，挑粪夫进出的时候要交税。这就是“粪税”的由来。青年郭沫若为此写了一首歪诗：“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有屁无捐。”实在编造不出名目了，军阀们就“预征”，今年征收明年的税款，明年征收后年乃至十年后的税款。反正自己能不能盘踞某地十年都说不准，哪能便宜了当地十年后的“父母官”？
滥发纸币票券也是一个敛财之道。印钞票来钱最快，军阀们就不顾国家货币统一，大力发展“印刷术”，发行各自的钞票。张作霖在东三省、直隶等省滥发奉票。吴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库券、军需兑换券；在河南发行四百万有奖库券，分配各县，强民购买。恶果是通货贬值，票券形同废纸，物价腾涌。多数地方常常流行多种货币，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行当：货币兑换。
鸦片泛滥是近代中国的顽疾。鸦片从栽种、贩卖和吸食，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军阀们掌握一地实权，并应禁绝鸦片，却几乎都无耻地用禁烟之名行种烟之实。他们把直接强迫百姓种烟的机关称作“禁烟局”，把勘察烟土种植的官员称为“禁烟委员”，在“以罚代禁”的名目下勒取了大量钱财。山西省的烟税比田赋多三四倍；湖北烟税每年两千万元，占全年收入的一半。
上海市政府规定每一箱鸦片抽取三百至一千元不等的鸦片税。而湖南则对鸦片从种植到销售、吸食的全部环节收取罚金和烟苗税、印花税、护送税、起运税、过境税、落地税、出售税、烟灯税，等等。所谓的烟灯税，指的是每个鸦片吸食的场所每杆烟灯每晚要交纳从一两毛到一两块不等的税金。历届上海政府勾结租界及青洪帮对鸦片运输进行保护。比如在一份1923年政府当局与鸦片走私销售商签订的合同当中规定，国产鸦片上海市政府每箱抽取四百元，土耳其鸦片每箱抽取一千元，印度鸦片每箱抽取一千四百元的“保护费”。此外，运送鸦片的船只还要以登陆费的名义向上海驻军缴纳保护费，向缉私水警缴纳保护费。1926年，根据中华民国禁毒会会长唐绍仪的估计，中国每年至少有十亿元消耗在鸦片之上，超过了1929年上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统治湘西的军阀、“湘西王”陈渠珍指令各县农民种植鸦片，拒绝不种鸦片的农民要征收所谓的懒税、懒捐。龙山县在县城和农村的一些城镇设立了土膏站，规定出售烟土的人要先交印花税，吸食鸦片的人要先交烟灯税，有劳力而不种鸦片的人要抽取懒税。
30年代，“山西王”阎锡山大喊禁烟，成立了禁烟考核处，却秘密从绥远、内蒙古等地大量购进罂粟，批量制造烟土，并取名为“光明”戒烟药品，还大言不惭地在报纸上宣传、鼓吹，说研发出了新的戒鸦片烟瘾的特效药，光明戒烟药品能起到退瘾的效用。山西各县专门设立了禁烟委员会，负责坐地推销阎锡山的这种戒烟药品。实际上，有经验的烟民一看就知道所谓的特效药本身就是十足的烟品。他们管阎锡山的这种戒烟药品叫“官土”，区别于鸦片私贩销售的“私土”。抗战胜利后，阎锡山生产“镇定片”。所谓的镇定片以百分之三十的大烟片作为原料，配制西药压制成片。每盒一百片，售价银元一元，因为批量生产，销价便宜，在山西境内大受欢迎。不过，当时北平、天津和内蒙古地区就不承认阎锡山的“镇定片”。携带镇定片赴北平的人，被北平当局查获，即以携带毒品治罪。
湖南王何键在贩毒方面颇有天赋，想到用飞机来贩运自制的吗啡。1931年5月，何键成立了湖南航空部，购买了十多架飞机，最主要的是两架较大的运输机，其他都是掩人耳目用的教练机。这两架运输机平常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何键贩运毒品和吗啡。
在鸦片重灾区四川，川西北地区青壮年几乎无人不吸鸦片，一度使得该地区军阀和官僚找不到合适的兵源。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军阀部队被称为“双枪将”，一杆枪是步枪，另一杆枪是烟枪。行军打战时，一手拿着步枪，一手拿着烟枪，场面相当壮观；打败后，缴真枪不缴烟枪。有军阀振振有词地说：吸食鸦片可以有助于提高战斗力。为什么呢？首先，官兵在打战前吸食了鸦片，精神亢奋，士气高涨，冲锋起来不怕死，勇往直前；其次，为了早点结束战斗能够去吸鸦片，他们会更加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可万一犯烟瘾时，别人来打你，怎么办？
上海是外国鸦片向华倾销的大本营，后来又成了国产鸦片的集散地。这要拜青洪帮之赐。盘踞在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和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军饷和个人财富来源，大多取之于贩卖鸦片的赃钱。这个地盘初属卢永祥，齐燮元非争不可，两人就在1924年爆发了江浙战争。因鸦片而起，被戏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
向洋人借钱，也是军阀们的敛财之道。不过，此道的操作难度很高，一般只有大军阀才能一试。民国前期，段祺瑞的皖系就大借外债——主要是向日本。冯国璋责怪段祺瑞大借外债，劝他慎重。借款是要还的，可别让外债断送了未来。段祺瑞就说：“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外债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大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了。”皖系的借款，是与日本寺内内阁私人驻华代表西原龟三交涉谈判的。当年寺内内阁在华“投资”的数目很大，在一亿四千万日元左右，其中大部分为西原经手。但是这些借款很少有正式契约的，连签字打借条的都没有，所以日本方面后来吃了“哑巴亏”，也没有光明正大地向段祺瑞追究，可谓弄巧成拙。不过，军阀中像段祺瑞这样，敢于“黑吃黑”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