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在中国历朝历代当中，清朝的表现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历届皇帝都很勤勉。清朝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达到了历史巅峰，皇帝们在工作量大增的情况下，没有罢工、旷工，也没有把工作量推给身边的太监，甚至连荒淫无道、低能弱智的皇帝都不曾出一个，相当不容易；清朝尊崇儒学，弘扬儒家思想，并以此自我约束，公开承诺“永不加赋”，还真的在法律上、明面上做到了低税负；清朝经济繁荣，保持了两百年的社会稳定。从明朝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开始急剧增长，清朝不仅比之前的朝代多养活了几亿人口，还贡献了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尽管清王朝表现优秀，但它却是口碑最差的王朝之一，差到可以用臭名昭著来形容。后人一想到专制王朝的反动、黑暗和腐朽，脑海中就浮现出清朝的例子。人们熟悉的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清政府面对颓势，束手无策，让国家任人宰割。后人普遍认为，清王朝要为近代中国跌入悲惨的深渊、错失发展的良机负责。更恶劣的是，清王朝在晚期屠杀追求变革的仁人志士，与多场变革运动为敌，仿佛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些都让后人对它没有好感。总之，清王朝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王朝，却不是现代标准下的好朝代。
改革，是晚清的关键词。即便是满人统治阶层，在内忧外患之中，也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挽救统治了。就连被很多人视为顽固派头子的慈禧太后，也“何尝不许更新”。她扼杀了维新变法，却主导了清王朝最后十年的新政运动；她废除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她自己走得比维新派还要远，就连维新派不敢提出的“设议院”、“立宪法”，慈禧也下令实施了。在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新政上谕中，慈禧把话说得很明白：“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她也是希望变法图强的，毕竟国家强盛也符合慈禧及其满人权贵的利益。她在上谕中坦率说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
晚清改革搞得热火朝天，却没有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而是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把王朝引向了毁灭。改革官制、裁撤机构、清退冗员、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兴办实业、颁布新律，晚清似乎在向现代社会靠拢。难能可贵的是，清政府高举“君主立宪”大旗，敕令建立了各级代议机构，制定了宪法大纲，主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在革命党人的炮火中，摄政王载沣还代表爱新觉罗皇室，宣誓遵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大范围、深层次的全面改革为什么会把改革者拖入死亡旋涡呢？
改革，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妥协。为了更高、更大的利益，一些群体或者机构要放弃部分既得利益。高度集权和君主专制已经被证明不能挽救国家危亡，民主和共和成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那么，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掌权专政的满族权贵就要适当放弃部分权力。而权力，恰恰是他们紧紧攥在手里，不愿意放弃的。
慈禧太后富有政治阅历和权力手腕，长期的政坛搏杀让她异常珍惜手中的权力。慈禧等满人权贵还非常看重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希望能永保特权。他们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占人口少数的满族人的利益，这是改革的首要目的；其次才是富国、强民等。比如，晚清用人不重真才实学，多用“苗正根红”之辈。“官二代”、“爵二代”当道。慈禧临终时，将政权和改革大业推给了不到三十岁的载沣。为什么选择载沣？载沣胞弟载涛的判断是：“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得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绝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之隆裕太后）亦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绝不可能叫绝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既决定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这仍然是从她的私见出发来安排的。”在慈禧等人看来，人的能力可以培养，经验可以积累，而“根正苗红”的出身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这是他们的“私见”。这种任人唯亲的用人方针，注定了清王朝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
载沣上台后，一大群年轻气盛、轻率妄为的满人王公窃据了要职，成了改革的领导者。载沣组成“兄弟连”集体亮相，外行掌大权，内行靠边站。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皇亲国戚占据要职，小材大用；有军事才能和带兵经验的铁良、萨镇冰、良弼等人则退居其次，大材小用。
清末新政的一大重要举措是成立贵胄法政学堂，招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京内外满、汉文武大员的子弟入学。此举名义上是提高满人权贵的法律和政治素质，服务新政改革。内阁学士，宗室宝熙在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坦言：“我朝本周室亲亲之仁，列爵十四，锡封五等，屏藩带砺，历久常昭。宪政实行，此项亲贵皆须入上议院议事。若复懵于学识，于外交、内治一切未谙，将来非故与下议院反对，即不免与下议院附和雷同，驯至才望轩轾，政策失平，不独与宪政阻碍甚多……所以培植上议院才人意极深远。”一语道破天机，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就是为了“皇权永固”，为了满人权贵能够永远掌握政权。
除了权力贪婪外，满人权贵还以改革之名，行揽权牟利之实。他们迫使汉人地方实力督抚的代表袁世凯开缺回籍，由摄政王载沣亲自出面掌握全权，出任了新的“全国海陆军元帅”。改革后的新政府规定各省拨款均须户部核定，并成立盐务处，架空各地盐运使，控制财权；将开矿、修路等权力都收归中央，控制经济命脉。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铁路国有”政策，也是改革后的内阁的决策。不用说，这些新实权机构、官办事业都掌握在“爵二代”、“官二代”及其少数亲信手中。从清朝中期后，地方势力就上涨了，中央政府实权下降。新事物涌现，新的力量已经茁壮成长。晚清政府却想以贫弱之躯，不顾分权之实，重温集权专制之梦。这就激化了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等各种矛盾。
重新集权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新晋王公大臣们。他们把改革当作自我表现、自我享受的盛宴。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百姓所共享，成本却要由百姓们承担。改革的成本应该由全社会承担。满族权贵们不去多方筹措资金推动改革，只会一味地增加百姓的负担。正如梁启超在革命爆发前的1910年指出的：“教育之费取之民也，警察之费取之民也，练兵之费取之民也，地方自治之费取之民也。甚至振兴实业，所以为民间维持生计者，而亦徒取之民也。民之所输者十，而因之所得者二三，此十之七八者，其大半皆经由官吏疆臣之首，辗转衔接，捆载而致诸辇下矣。”这样的改革，即便成功了，也不会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只会加剧社会裂痕，激化矛盾。
少数满人权贵幻想如此自私的改革能够保住祖先的千秋功业，留给子孙一个稳固的江山。但是，变革的序幕一旦启动，哪怕只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它就会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由不得揭幕者、弓箭手的意愿了。改革很快脱离了满人权贵们预想的轨道，孕育出了新式知识分子、商人群体，加速了近代社会思潮的传播，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五光十色、汹涌澎湃的变革大剧，轰轰烈烈地上演，你要么顺应潮流，参与变革中去，要么被变革的浪潮吞没，成为历史。直到革命爆发时，满族权贵们仍不明白这个道理。
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波旁王朝覆灭原因的时候，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段话移植到晚清身上，同样很有解释力。
晚清的十年改革，最终走到了改革者——满人权贵们的反面，成了埋葬他们的洪水猛兽。“计划之外”的大革命在1911年爆发了。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例”，慈禧等人倒是破了；“私”，他们始终没有放下，因此最终误了国家，也断送了祖宗的江山社稷。清王朝难逃覆灭的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