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艰难困苦，尤其是危急关头，特别能考验一个人对国家、对体制的忠诚。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士大夫们食君之禄就要忠君之事，既然享受了体制的种种好处，就要为君主体制流血流汗。当王朝面临生死存亡、自己又无能为力之时，之前嚷嚷着“鞠躬尽瘁”、“精忠报国”的“奴才”们，理应追随旧王朝、老主子而去，断不能生活在“不共戴天”的新王朝中。不管是上吊、跳崖，还是抹脖子、喝毒药，唯此才能表达自己高调挂在嘴边的“忠君爱国”之情，才能言行一致。在古代，这种自尽行为有种文雅的叫法：殉节。
站在王朝角度来看，既然你宣称把老百姓从前一个朝代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爱民如子、发展国家，因此深受爱戴，既然你宣传本朝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当你走向覆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官员、百姓为你挺身而出，慷慨就义或者从容赴死。不然的话，难道全天下人都是白眼狼，都忘恩负义？因此，王朝危亡之际“殉节”人数的多寡，关系到王朝的脸面，甚至是成败。这也是检验王朝是否得人心的试金石。
中国历史上，一朝亡一朝兴，有太多次的朝代更替，按说会涌现出很多的“忠臣”。可惜的是，每一代王朝覆灭之时，最稀缺的恰恰是“忠臣”。明朝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上后，据说只有太监王承恩陪着上吊。全北京有超过三万名有正式编制的官员（超编的更多），为明朝殉节的还不到四十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被起义军杀死的，严格来讲算不上殉节。大多数官员争相迎接李自成入城，将之前口诛笔伐的“流寇”尊称为“洪武（朱元璋）再世”；没过几天，又是这批人，抬着皇帝仪仗去迎接入关的满人，向昨日的“蛮夷”下跪磕头了。明朝如此，其他朝代也好不到哪里去。南宋末期，元军兵临杭州城下，七十二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抱着六岁的宋恭帝赵
，看着一天比一天零落的上朝队伍，泪流满面，在朝堂上张贴出一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诏谕：“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现在皇上有难、朝廷岌岌可危，士大夫们降的降跑的跑，尚在临安城的也在谋划着半夜携带家眷、细软跑路。你们平日读圣贤书，自诩如何如何忠君、如何如何报国，却在这时做这种事，活着还有什么面目见人，死了又如何去见列祖列宗？”平日献忠心时，大小官吏们一个比一个会表现，恨不得“死”给上司和皇帝看，可真要他们为政权去死的时候（其实仅仅是“可能”去死），溜得一个比一个快。
大清王朝的最后时刻也同样凄凉。隆裕皇太后和溥仪小皇帝这对孤儿寡母，可怜兮兮地坐在空旷的太和殿上，主持了最后一次“朝会”。内阁总理袁世凯请了“病假”没来，由民政大臣赵秉钧代劳，带着屈指可数的几个大臣上朝。朝会只有一项内容，就是赵秉钧等人讨要小皇帝的退位诏书，说它是“逼宫”可能更确切。接过退位诏书，赵秉钧等人没有哭，也没有下跪磕头，而是鞠了三躬后，不言语就轻松地转身而去。只留下孤儿寡母继续孤零零地呆坐在大殿之上，眼看着紫禁城那厚重的大门缓缓地关闭，将清王朝推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在紫禁城外，摄政王载沣高高兴兴地回家“抱孩子”去了，庆亲王奕劻父子带着搜刮的金银财宝逃往天津享福去了，肃亲王善耆几个月前就溜到“龙兴之地”奉天（1928年后始称辽宁）“怀古”去了，其他皇亲国戚纷纷躲进东交民巷。袁世凯则从容剃去发辫，摇身成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几天前还通电誓言“保大清保皇上”的北洋将领们正忙着量体裁衣，准备换装；至于北京城的一大帮子京官，则在关心自己在清朝的履历和奖励能否被民国政府承认。清王朝“恩泽广布”两百多年，临了却没有几个人为它殉节。
当然了，清朝的遗老遗少在编撰《清史稿》的时候可不这么想，他们罗列了不少“忠臣义士”来给逝去的王朝脸上贴金。不过细细考究起来，注水严重，其中不少人算不上是“殉节”。比如辛亥年间，刚刚到任、坐上轿子还没来得及摆威风就被革命党人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的广州将军凤山，实质上是被暗杀的，不算殉节。又比如在起义中被乱兵打死的云南布政使世增、新军统制钟麟同等人，虽然算阵亡，但也是被动的，严格来讲还不算是殉节。必须是主动与革命为敌、顽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失败后被杀或者走投无路后自杀的，才算是殉节行为。由于在辛亥革命期间为清朝殉节的官员，人数极少，因此我们能够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些人一一简介。
最应该殉节的是各地的封疆大吏们，包括总督、巡抚、将军、都统、提督、总兵等。他们受恩最重，得到的好处多，且守土有责。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像湖广总督端澂那样，还没见到起义军的影子，就带着家眷和细软开溜了；少数人则剪掉辫子，跳入革命阵营，咸与维新了。
地方大员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是西安将军文瑞。他是满人，在西安光复后固守旗城顽抗，城破后又组织满人巷战，战至八旗子弟死伤惨重。部下见败局已定，劝文瑞逃跑。文瑞说：“吾为统兵大员，有职守不能戡乱，重负君恩，唯有死耳！”文瑞口授遗书后从容整理衣冠，投井自杀。文瑞是清朝的世袭男爵，殉节是理所应当的。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反满排满情绪严重，一度流传“杀尽满人”的谣言，因此不少地方的满人虽然早已不习鞍马，为了身家性命依然拼命抵抗。文瑞的“殉节”可能也带有“自卫”的功利目的，“忠君报国”的色彩没有想象的那么浓。如果革命党人做好解释工作，礼遇满人，说不定文瑞也会选择和平缴枪——就像绝大多数满人军官做的那样。西安左翼副都统克蒙额、右翼副都统承燕也自杀殉节。
辛亥革命中，满人激烈顽抗的另一座城市是福州。八旗子弟和起义新军在城内外爆发激战。满人、闽浙总督松寿在清军失败后，吞金自杀殉节，谥“忠节”。福州将军朴寿兵败后被俘，企图逃跑被即行正法，也算是殉节，谥“忠肃”。此外，珍妃的堂兄志锐在革命前夕出任伊犁将军。别人劝他别去上任，志锐毅然决然地跑到新疆上任，积极武装满人和蒙古人，监视压迫新军官兵，结果激发矛盾，在新军起义中被杀，也算是殉节。
在富庶的江浙地区，只有镇江副都统爱新觉罗·载穆一个人殉节。载穆是皇族，在辈分上还是溥仪的叔叔，殉节本是应当的。其实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的时候，载穆就“殉节”了一次，只是被人及时救了回来，没死成。这一次，镇江城内外都热情响应革命，麾下的满人官兵都一心开溜或者投降，就剩载穆一个人还效忠皇帝，所以当载穆自杀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来救他了。据说，载穆死前还对左右说：“吾上负朝廷，所欠止一死耳！”他可能是革命中唯一殉节的皇族成员。
署荆州左翼副都统恒龄的殉节，最热血激昂。当湖北革命旗帜飘扬的时候，恒龄选了一个早晨，穿戴好官服，端坐在堂上，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堪称壮烈。清朝追谥他“壮节”。他死后第三天，上司——荆州将军连魁与同事——右翼副都统松鹤就大开城门，投降革命党人了。同省的安陆知府桂荫顽抗了很长时间，最后起义军围攻知府衙门、劫走了他的印信，桂荫带着妻子富察氏逃入文庙，夫妇俩一同缢死在文庙大殿中。以上说的都是殉节的中高级满人官员。
第一个“殉节”的汉人地方大员是山西巡抚陆钟琦。不过，陆钟琦不是自尽，而是被起义军乱枪打死的。其实，陆钟琦在太原起义爆发时刚刚到任一个月，一直徘徊在顽抗、响应起义和挂印逃跑三个选择之间。起义突然爆发了，陆钟琦、妻子唐氏、儿子陆光熙和多名仆人被杀，孙子也被刺伤。陆钟琦阖门遇难，立刻被清政府树立为“正面典型”，说他“满门忠烈”。陆钟琦获谥“文烈”，陆光熙获谥“文节”，唐氏也得到旌表。其实，陆钟琦的儿子陆光熙是留学日本的新派人物，赞成革命，是来山西劝说父亲起义的，结果被起义同志误杀，竟然被清政府拿来当典型用了。
江西巡抚冯汝骙是个“淡定哥”。革命爆发后，他不战、不降、不跑，待在南昌纹丝不动。一方面，冯汝骙知道无力阻挡革命，不愿意与革命为敌；另一方面，他又念及朝廷的“恩遇”，不愿意响应革命，干脆以不变应万变。江西独立后，各派势力不仅没有动冯汝骙，还要推举他为都督。天上掉馅儿饼，冯汝骙却不能“淡定”了，溜出南昌向北方逃去。逃到九江，冯汝骙被起义军扣留，软禁在客栈。其实未必有生命之虞，冯汝骙却杞人忧天，服毒自杀了。江西独立时，他不在南昌殉节；起义军要推举他为都督，他却自尽在逃跑的途中，实在算不上是为清朝尽忠。清廷诏谥“忠愍”。
虽然殉节的汉人官员没有满人官员那么多，但在革命期间，抵抗革命军最有力的恰恰是汉人将领。比如，辛亥革命只在两个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一处是武汉，一处是南京。在两地指挥清军顽抗的恰恰是两个姓张的汉人将领，武汉是张彪，南京是张勋。两人都出身贫寒，有着悲惨的童年和少年，青年从军，扛枪吃粮，不想在清末的乱世中平步青云，做到了封疆大吏。社会地位的巨大跃升，反而让这两个汉人穷人家的孩子对清王朝感恩戴德，卖力地组织抵抗。而那些出身豪门的官僚们，没有切身体会，对朝堂的感情也不深，该跑的跑，该降的降。在革命气氛浓厚的广东，就有这么个例子。潮州总兵赵国贤是河南项城的汉人，小时候靠为别人佣耕为生，当兵吃粮后步步升至总兵。民军围攻潮州时，赵国贤率兵顽抗，失败后面向北方磕头说：“臣以一介武夫受恩深重，待罪海疆二载，于兹力尽声嘶，外援不至。死不足惜，但苦吾民耳！”最后上吊殉节，谥号“忠壮”。
围绕着“殉节”问题，清朝官吏还上演了不少滑稽戏。下面讲两个“另类”的殉节笑话，都发生在武汉，主角也都是汉人。
武昌首义后，湖广总督端澂早就钻狗洞，跑到军舰上随时准备开溜了；湖北布政使连甲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湖北省政府的第三把手、湖北按察使马吉樟闻变，却动起了“殉节”的念头。他不许家人收拾细软开溜，自己穿戴整齐朝服，捧着大印，来到按察使司衙门大堂坐定，下令打开衙门，就等着革命军上门，准备“慷慨就义”。开始还有衙门的幕僚、差役陪着马大人，很快就陆续开溜，只剩马吉樟一个光杆司令了；接着就有路过的老百姓，向衙门里探头探脑，好奇地看着呆坐在那的按察使大人，可能是把马吉樟当作唱戏的或者杂耍的了。偏偏就是革命军没来。按察使司是负责司法刑狱的，既不管军械，又没有钱粮，政府都没有了谁还在意前政府的法律呢？起义军压根就没把按察使司衙门当作目标。马吉樟等了小半天，硬是没等到“就义”的机会。倒是他的老婆、小妾们等不及了，拥到大堂上来，一看马吉樟傻愣愣的样子，哑然失笑。几个女流之辈七手八脚扒下马吉樟的朝服，扔掉大印，给他换上便装，然后带着早就收拾好的金银财宝，也开溜了。马吉樟拗不过妻妾们，最终没做成忠臣。说不定，马大人心底叫冤：“我本欲殉节，奈何妻妾不从也！”既然能轻易被妻妾们改变主意，说明马吉樟本就不想殉节。
不想殉节的人，借口多了去了。除了“妻妾不从”外，还有“家有八旬老母”，或者“忍辱负重，重振朝纲”等等。殉节成仁的理由只有一条，逃避的借口却有千万条。因此，变节者总比殉节者要多。
第二个“另类殉节”的人是原新编陆军第八镇步兵第十五协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武昌起义后，张景良附和革命，还出任了湖北军政府参谋部副部长。一次在军政府会议上，张景良突然大喊大叫，用头撞击黎元洪。革命军把他逮捕。不过黎元洪看好张景良，出面证明张景良只是暂时精神不正常，把他保释出来。阳夏保卫战打响后，张景良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到前线杀敌立功，还愿意以全家人作为人质。革命党人面面相觑，最后勉强同意张景良出任前线总指挥。张景良到达前线后，故意拖延时间，不做任何作战部署。后来，军政府发现部队混乱，就越级下令，代替张景良下达指令。战斗打响后，革命军和清军激烈战斗。张景良这个前线总指挥弃军不管，还在相持的关键时刻突然放火焚烧军需物资，造成革命军弹药告罄，伤亡过大，节节败退。汉口保卫战的失利，张景良“功不可没”。事后，张景良在汉口找了个地方躲藏起来，被革命军发现后抓起来，以“通敌”罪枪毙。
《清史稿·忠义传》记载：“景良临刑夷然，仰天大言曰：‘某今日乃不负大清矣！’”《清史稿》能够挖掘出张景良这么好的“典型”来，着实不易。可是，张景良的行为也算不上是“殉节”，而是超越殉节，上演了一场“无间道”。
需要指出的是，殉节是官员阶层的特权，而且还要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布衣之身是没有殉节的荣耀的。普通老百姓，或者基层的小官吏，即便是对王朝感情再深，殉节行为再慷慨再激昂再壮烈，朝廷也看不到，更得不到像中高级官员那样的哀荣。其实，普通人的为国赴难，表现出来的对王朝的感情才是真挚的、可贵的。所以，史官们在修前朝史书的时候，留意挖掘基层的殉节故事，借此证明王朝恩泽深入民心。《清史稿》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基层人物极少有为清朝殉节的。《清史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叫作胡国瑞的人：
胡国瑞，湖南攸县人，举人出身。清王朝对长期考不中进士的举人有一项“大挑”的制度，就是挑选那些能写官样文章、满口官话且长得就像是个当官的人当官。光绪二十九年（1903），胡国瑞就被挑中，分配到云南候补。之后几年，胡国瑞在云南当过几个穷地方的官，都是些短期的小官。晚清，官场竞争激烈，当官不仅要拼关系、拼人脉、拼金钱，还要拼智慧、拼说话、拼表现。那些没钱没背景，不会说话不会表现的人，就只好在小官下僚的职位上徘徊，在穷乡僻壤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调任、闲置、候补。胡国瑞不幸就属于这类混得不好的小官。辛亥革命爆发时，胡国瑞已经被解职了，准备“修墓归里”，也就是混不下去要回湖南了。当地讹传北京城破，胡国瑞就跳井自尽了。这么好的一个案例，《清史稿》自然不会放过。书中记载，胡国瑞还在背上写下遗书（不知道他是怎么写上去的），说：“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胡国瑞自认“愚者”，的确没错。那些聪明的“达人”、“达官”们在清朝官越当越大、缺越补越肥，赚了金山银山，革命发生后又安然脱身，下半辈子享福去了，或者混入革命阵营继续当官。反倒是胡国瑞这样的“老实人”，孤独地去为一个并没惠及自己多少恩泽的旧王朝殉葬去了。不知胡国瑞孤零零地走在黄泉路上，会不会感慨：知府、道台、巡抚大人们怎么都没来呢？
殉节的人少，也就意味着革命的阻力小。枪声响起，清朝各级官员望风而逃，地方政府土崩瓦解。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完成，这场革命之所以被称为一场“低烈度的革命”，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那些贪生怕死、落荒而逃的清朝官吏们。
体制内部信仰缺失、口是心非、鲜廉寡耻的官僚，实际上也是政权的敌人。相比体制外的敌人，这些内部的敌人更加危险。因此，对于一个健康的体制来说，剔除内部的无耻官僚，至关重要。如何遴选出戴着面具的官员，如何真正将意识形态融入体制的血液中，考验着每个政权的自信、智慧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