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每隔两三年，朝廷都会有一次雷厉风行的反腐败大行动，揪出一两个巨贪和反面典型来。据说，这是乾隆皇帝授意、和珅揣摩配合的结果。
外省封疆大吏，如果不定期给和珅孝敬，几乎没有能长期做官的。其中贿赂最重的人，和珅往往破格提拔，授予高位。为了孝敬和珅，也为了能进步，底下的官员们不得不腐败敛财。等到这个人贪声日著、臭名远扬了，和珅就将他定为反腐败对象，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查抄他。其中的周期就是两三年。
浙江巡抚王亶望被朝野认为是“和相第一宠人”，权势一度炙手可热。王亶望每年给和珅的炭敬、冰敬以及一切孝敬等，总数超过三十万两银子，此外王亶望还不定期地向和珅孝敬珍奇古玩。可王亶望在浙江巡抚任上，被乾隆公开下诏、和珅亲自下手查办了。结果，王亶望成了乾隆—和珅“反腐周期”的一个牺牲品、一大反面典型（《十叶野闻》）。
和珅另一亲信国泰的遭遇与璮望类似，却更具戏剧性。据说国泰本是一个巨商，一次在扬州花酒丛中挥金如土时结识了一个人。两人朝夕相处。恰好遇到漕运总督经过扬州，仪仗威严，车骑盛大。国泰啧啧称道，艳羡不已。新朋友就说：“这有什么好惊羡的？十万两银子就能购得他的顶戴。”国泰惊问：“大官也能买？”朋友说：“行！我就能替你办妥。你跟我到京城见一个贵人，不出三个月就能做到道台。”国泰取上三十万两银子，高兴地跟着他进京去了。抵京后，朋友带国泰拜入和珅门下。原来，国泰的这个朋友就是受和珅委托，在外招徕巨富买官的。为了保险，国泰与和珅等约定，先将钱存入某店，得官后和珅才能提取。
没几天，朝廷就任命国泰为江苏省粮道。后来，和珅又活动国泰调往山东（据说是国泰能力太差，而江苏事情多，和珅怕他应付不过来）。山东政务简单，国泰渐娴吏事，三年内就当到了巡抚。
为了报答和珅，国泰自然是倾尽全力，将百万家产都耗尽了。国泰就寻思着在山东大行敲剥，补偿损失。很快，国泰声名狼藉，传到了北京，被御史弹劾。弹劾奏章内容牵涉到和珅。乾隆竟然让和珅“检举”。和珅又派了一个人去试探国泰的底细，看他还有多少钱。那人告诉国泰，如果要想将弹劾的事情摆平，少说也得百万银子贿赂满朝高官。国泰东拼西凑，才挤出了二十万两。和珅知道国泰已经囊空如洗，马上请旨查办国泰。国泰入狱，追悔莫及，知道自己绝无好下场，在狱中自杀了（《十叶野闻》）。从他买官到被和珅奏请查办，正好是三年。国泰自然是冤，被和珅给利用了；可放大了看，和珅何尝不冤？他也被乾隆给利用了，最后当成一个大反面典型被查办了，万贯不义之财最终进了皇帝的腰包。
于是，老百姓有理由相信，来自乾隆皇帝的周期性的反腐败行动，极可能是皇帝控制文武百官的手段。如前所述，腐败已经成为乾隆朝制度性的、全局性的问题，每个官员都不能保证自己是绝对清廉的。皇帝可以随时以“反腐”的名义将官员惩办，并将此作为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结果，官吏们对皇帝的反腐行为战战兢兢，不得不刻意效忠、讨好皇帝来保障自身安全。而皇帝高调的反腐行为惩治的通常都是没有多大权势的中低级官员，或者是自己讨厌的、已经失势的高官，也坐实了人们的猜测。和珅在乾隆、嘉庆父子时期境遇的反差，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样，人们将官府的许多反腐败行为也理解为内部的权力斗争。
只要公权力还能获利，腐败现象就不会绝迹；只要没有制约的君主专制体制还存在，大规模的腐败就不会消失。当反腐沦为权力工具，就没有真正的反腐败可言，腐败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在政治体制乃至社会躯体中蔓延、恶化，侵蚀财富和世道人心。
很多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在专制政体下，腐败癌症是治不好的。《官场现形记》说有人揭露浙江官场弊端，慈禧太后挑选了一位老京官去做钦差大臣。她说：“某人当差谨慎，在京苦了这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去，也好叫他捞回两个。”圣旨一下，这名京官忙向慈禧身边太监打听上头派他这个差使的真实意思，应该怎么查案。太监扑哧一声笑道：“查案有什么难办的？佛爷早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做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这才是明鉴万里呢！你如今到浙江，事情虽然不好办，我教给你一个好法子，叫作‘只拉弓，不放箭’：一来不辜负佛爷栽培你的这番恩典；二来落个好名声，省得背后人家咒骂；三来你自己也落得实惠。你如今也有了岁数了，少爷又多，上头有恩典给你，还不趁此捞回两个吗？”京官听了，马上心领神会。慈禧的态度可能代表了许多统治者对反腐败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没人揭发就当不存在，并且将反腐败当成负责官员的“福利”。
“腐败福利说”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提出者是一代名臣苏绰。北周奠基者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苏绰提出要“用贪官，弃贪官”。
宇文泰好奇地问：“贪官怎么用？”苏绰说，“为君者，以臣工之忠为大。臣忠则君安，君安则国安。然无利则臣不忠”，所以要允许官员们“以权谋利，官必喜”。紧接着，问题来了，宇文泰说：“官得其利，寡人何所得？”官员们腐败所得，在法律上都是君王的财富，如果听任官员贪污挪用，那君王不就做了“冤大头”了吗？所以，在“用贪官”的同时，还要“弃贪官”。在苏绰看来，“此乃权术之密奥也”，“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其一。其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
宇文泰担心，如果任命的官员都是贪污犯，导致民怨沸腾，怎么办？苏绰说：“下旨斥之可也。”君王惩治腐败分子，“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既可以让百姓知道君主的英明伟大，又可以将许多责任推到贪官的头上，让天下人知道“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
最后，苏绰总结道：“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宇文泰对此击掌叫好，和苏绰一直谈到东方露出了鱼肚白都没有发觉。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帝王也是苏绰“用贪官，弃贪官”理论的信奉者、执行者。他们把腐败当作官员福利，笼络官员，把反腐当作权力工具，收揽人心，维护皇权。
乾隆和慈禧不同，和宇文泰等绝大多数帝王也不同，他爱慕虚荣，也爱折腾。他不把腐败当作驾驭臣下的“福利”，而是掀起了一波波的反腐风暴。但乾隆始终逃不出“反腐工具论”的影响，根治不了腐败，连遏制腐败势头都做不到。折腾的结果是，人杀了不少，腐败却越来越严重，清王朝由盛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