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书的人，大抵都想让人看，即便是学术著作，能卖得好，作者断无不高兴的道理。不打算让人看的也有，某些领导，弄两本自家署名的著作，装点一下门面，好像也是个“学者型”的领导了。还有些学者，凑些文字拼成若干著作，只印两本，一本上报，一本自家留着，专为评职称用。说实在的，这样的人其实多少有几分羞耻感，自家有病自家知，知道自己弄出来的是什么货色，不好意思去丢人现眼。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装门面的书、评职称的书，也有人能设法卖出去——谁不知道钱好花呢？
比较笨的是某些学者，明明就是评职称的所谓著作，书出版后，出版社连上市都懒得费事，职称评上了，学者居然想把书卖出去。于是就着书来开课，上课的学生不买这本书（专项指定参考书），考试就无论如何不能及格，从老师手里买书还不能打折，也不许买老生的旧书。一学期一学期地这样卖下来，时间虽说长点，但总可以把成本收回来。当然，如果该学者有点来头，能到处“走穴”办班讲课，卖书就无需这样劳神，找个大点的国企，老总一句话，成百上千册的书就销掉了。至于领导的书，如果他真的想卖的话，当然更容易，有那么点意思，下面的人就给你办了，想卖多少都没有问题，本系统内就可以消化。生平所见最好卖的书，是税务类的读物，只要是专门出版社出的，摊下去，有一本卖一本。依权卖书，书肯定能卖出去，权大大卖，权小小卖。
这样的书卖出去了，但没法保证人会看。除非强逼着人家考试，而且专考你书上的内容。这样就太过分，即使开课的学者，一般也不会如此霸道，只要学生买了他的书，参考不参考的，他也就不在意了，到时候闭着眼睛给分就是。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依权卖书，古人也干过。据清人记载，至少有两个清朝的官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强销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祁寯藻，一个是徐松。后者名头不大，但前者可是大大的有名，官拜一品，位极人臣。当日太平军起义，清朝上下束手无策，到处传败绩，只有湘军还能打几个胜仗。咸丰皇帝一高兴，就要赏给曾国藩湖北巡抚的实职。祁寯藻在旁阴阴地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一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结果活生生把咸丰说得转意了，使得湘军的发展受限制了好些年，当然，太平军被打平也就晚了好些年。此公在北方，由于官做得足够大，即使在民间也很有名声，闹义和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坛口还有供他神像的。
不过，像祁寯藻这样出馊主意的人，为自己弄钱可一点不含糊。在江苏学政任上，让诸生，也就是众秀才买自己的书。秀才买，渴望做秀才的童生们就更踊跃地买。一省的学政不仅管着秀才，而且还负责主持童生的进学考试（院试），通过了学政这一关，才能进学回家做秀才。无独有偶，徐松做湖南学政也比着来，让秀才们买自己的著作。只是，江苏地方富裕，人乖巧，买几本学政大人的书没什么大不了，买就是。可是湖南人倔人多，学政卖书的事被反映上去，都老爷（御史）一纸弹章，徐松的乌纱帽就丢了。其实，徐松还真是个不错的学者，所著边疆史地的著作是有分量的，尽管卖得有点强人所难，但买来之后还是可以看看。而祁寯藻的书，无非高头讲章，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写书是个雅事，但写了之后强人去买，就变成恶事丑事了。说起来，这样卖书挣的钱，比起从其他名目弄钱还是小数目，但无论古今，只要有人这样做，还是觉得恶心。为什么呢？有辱斯文。其实，清朝两个依仗权力卖自己书的人，似乎都不是贪官。祁寯藻的家我去看过，不过是一片比寻常百姓家稍好一点的平房。祁寯藻自己说过，他们家乡山西寿阳就是有经商的习惯，新妇入门，给十斤棉花，让你自己织布去卖，辗转生利，以后就不再给你买衣服了，全凭自己。妇人织布卖，作为爷们，写书当然也得卖，不卖，不是白写了吗？不过在那个时代，做依权卖书的买卖，风险还是挺大的。祁寯藻命好，如果当初被人揭发，也许后来就做不了那么大的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