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们痛切感受到国民性问题，是在戊戌变法之后。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失败的原因。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武器不行。花巨资购买了最新式军舰，结果甲午海战中仍然一败涂地。
痛定思痛，精英们认为关键是政治制度，于是又发起戊戌变法，结果百日而败。精英们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国民性”不行：没有好的国民，无法建立新制度。就好比没有坚固的地基，建不起参天大厦。
梁启超回顾戊戌变法期间，他和其他政治精英竭力呼号于庙堂之上，举国却如梦如睡，鲜有应者。变法被慈禧太后镇压之后，数万万民众也仍然昏昏如睡，没多少人认识到这场变法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敢情整个变法不过是他们几个人唱了一出独角戏。这种情形，用麦孟华的话说，就是“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没有民众的配合，任何政治改革都无法进行；没有合适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无法生根发芽。因此，梁启超提出了新的救国理念：一个国家改良的前提，是先培养出新型的国民。这就是“新民说”的由来。192年前后，梁启超以《新民说》为题，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文章，痛陈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这些文章如同野火燎原，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此兴起。
当然，国民性这个词并不是梁启超创造，而是晚清以来闯入中国与沉睡千年的中国人迎面相撞的西方人首创。这些老外罗列了许多感性的词汇，比如“麻木”“迟钝”“欺瞒”“精明”“迷信”“不精确”……，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些描述失于杂乱感性，其中许多还自相矛盾。而梁启超的总结无疑比老外们系统得多。他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梁启超的思维焦点很清楚，他所总结的这些，都是长期专制统治在中国人身上留下的与现代政治文明不适应的烙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公民”，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
走向现代过程中遇到国民素质问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现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分子也纷纷痛批传统日本人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自私自利，那声调听起来和梁启超们如出一辙：“人民……一切只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终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在韩国等其他后发国家，对国民性的讨论一度也非常热烈，韩国人也曾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劲、最没希望的民族，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出了国民性改造方案。“改造国民性”，似乎是大部分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那么，怎么改造国民性呢？
梁启超的思路是，通过“自高而低”的“国民运动”，唤醒沉睡着的民众。只要每个中国人都“一朝悔悟”，培养起公德意识，国家意识，尚武精神，成为“新民”，自然就可以建立新制度：“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国家？”
他提出的具体方案，就是由像他这样的已经“醒过来”的精英们，通过办报纸、办学校、写小说、写剧本等方式，来对民众进行启蒙。梁启超尤其推崇小说等艺术作品震动人心的力量，他极力鼓动知识分子们去写小说写剧本，用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进行启蒙：“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小说势力之伟大，几乎能造成世界矣”。
“先更新国民性、后更新制度”的这个次序，听起来很有道理：国家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自我更新”了，那么整个国家也不就脱胎换骨了吗？从整体上改变整个国家很难，但是从微观去改变一个人，就容易多了。梁启超认为这是改造中国的不二法门。他说：“今日之中国，实不宜‘轻言’政治运动，须从文化运动、生计运动、社会改良运动上筑一基础，而次乃及政治运动”。就是说，一定要通过文化运动提高了中国人的素质后，再来谈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
其实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也就是儒家所谓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每个人心都“正”了，这个国也就“治”了。这是一种乍一看很正确、细一想很谬误的逻辑。很不幸，在国民性改造史中，这个中国特色的伪逻辑成了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