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瓦列里-图尔宾把埃利娅送到她家门口，询问似的望了一下她的眼睛。正像他预料的那样，她又一次没邀请他进她家。他依然得把自己摆在一个追逐她的崇拜者的位置上，而不是把自己当作她的未婚夫。要不是发生了那个倒霉的意外事件，他一星期前就成了她的合法丈夫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
    “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你？”看到埃利娅取出钥匙，他问道。
    “也许明天吧。”她轻声答道。
    “你心情不好？”
    “没什么，一切正常。”
    “我知道，你还在为昨天那个坏蛋讲的那些胡话难受。埃利娅，我亲爱的，我一点儿也不忌妒，我什么时候也不会责怪你，我发誓。来吧，忘掉这一切。”
    “这么说，马拉特是对的了。”姑娘消失在大门里，把未婚夫丢在楼梯上。
    图尔宾气恼地用拳头猛击一下墙壁。唉，为什么他这么不走运？本来一切都顺顺当当、平平稳稳，可突然发生了这起混账凶杀案，把一切都毁了。婚礼推迟了，现在又插进一个有钱的、一副阔佬派头的马拉特。
    “这么说，马拉特是对的……”当然，见鬼，别提多对了。一百个对，一千个对！他的每句话都是对的。正因为此，他图尔宾昨天在别墅里，才在马拉特-拉特舍夫面前显得那么可怜，那么理屈词穷，无法反驳马拉特那些“完全正确”的话。瓦列里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甚至准备认可他的每一句话。因此，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是一场争论，而是马拉特义正词严的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痛斥有罪的年轻无知的瓦列里。
    他回忆起他第一次和女人睡觉时的情形。那时他还什么也不会，什么都怕。那时他才17岁，那个女人比他大10岁。她很有耐心，很委婉，知道自己是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干这种事。
    “你干吗这样做？”完事后他问道，“你为我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有什么好处？”
    “你不懂，”女人微笑说，“你身上有一种……我简直不知该怎么说。你身上有一股浪潮似的袭人的魅力，这是令女人着迷的东西，这很少见，非常非常少见。通常和女人做爱前要长时间地对她温存爱抚，细心地抚慰她，让她真地想要你，发自内心地想拥有你。为此，男人们想出成百上千种不同的花招和动作技巧。而你却用不着这些，你身上那股强有力的磁性，就是最吸引女人的潜在的魅力。”
    瓦列里小时候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孩子，有个聪慧、有学问的妈妈。妈妈能给他讲解从小学直到十年级的任何课程的任何一个题目，连书本都不用看。在智力方面，妈妈是他不容置疑的权威，这使他深信，人生最重要的是成熟的智力和渊博的知识。有了这两样，就可以掌握任何一种技术，达到任何目的。于是，中学毕业时他获得了金质奖章。
    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大自然赋予的东西，与拥有知识一样，可以达到目的，而且使用的是更为令人愉快、更少麻烦的方法。这么说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全白费了？那么多没参加的晚会，那么多没看的影片，那么多没吻过的同班女生——这一切都是他为了学习、为了获取知识所做的牺牲，难道这一切全都白费了吗？本来可以度过一个正常的、跟别人一样的童年，享尽种种欢乐，干一些半大孩子们常干的傻事，体验一下未成年人可笑的性生活，喝喝酒，逞逞能。原来，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都与学知识同样有成效。他上的那所大学的招生委员会秘书、一位党的积极分子、一个不到30岁的女子，即使瓦列里没有那些优异的成绩和“获得金质奖章”的知识，那位不到30岁的大学招生委员会的女秘书也会把他列入那些特招的名单之中。她这样做完全出于自愿，与瓦列里无关。他俩在黑暗的通往阁楼的楼梯上度过了15分钟时间，她享受到了她结婚六年来从未享受过的一切，而他呢，又一次获得经验：女人最需要的是达到性高xdx潮，至于用什么方式则并不重要。这一经验对他以后倒没起什么作用，因为他瓦列里-图尔宾的潜在魅力是与生俱来的。
    他学习成绩优良，每年写的学年论文都很出色，但他选题很狭窄，只选那些他最感兴趣的题目。教授们对他评价很高，建议他研究社会学，当然，研究政治学更好。
    “多党制时代马上到来，政治制度将瞬息万变，那时急需拥有大量资料的分析研究专家、评论家、谋士。”教授们争先恐后地开导他，“你将被抢着聘用，这可是荣誉和金钱呀！”
    是的，他想要获得荣誉，更想要金钱。打从母亲退休、他长大成人时起，他和母亲就搬来搬去，把居住面积较大的住房换成面积较小的住房，获取一点补偿金，来维持生活。他领的那份奖学金，虽然高于一般奖学金，但也少得可怜。儿子说要放弃学业去工作，这话母亲听也不要听。贫困的生活对于瓦列里来说，有如骨梗在喉，难以忍受。他还清楚地记得他那不愁吃不愁穿、拥有古老的封面烫金的书籍和有画家亲笔题名的珍贵名画的幸福童年。他知道，这些古书和名画都卖掉了，为的是把他养大成人，给他吃市场上卖的优质天然食品，而不是附近商店里的令人厌恶的含化学添加剂的食品。每年带他去波罗的海沿岸，租一整幢楼房，而不是一间只能放两张床的小小的又暗又脏的狗窝似的陋室，而且一租就是三个月。这要花一笔数目惊人的钱。但母亲舍得花这笔钱，为的是让这三个月的暑假不会变成贫困、屈辱、不知如何举手投足、处处受拘束的三个月，而是名副其实的丰富多采的生活，有书读（随身带来好几箱书），还可以写生，有电视、电唱机。
    长大成人后，他没有忘记妈妈为他的健康和安乐所做的牺牲。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金钱来源，这是不容置疑的，但途径只有两个：
    研究他不屑一顾的、令人厌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并且很快获得地位和声誉，获得好的职位和大量金钱，足以保证母亲至少能过上几年她应得的体面的晚年；要么研究他真正热爱并且非常熟悉，但还有无数未认知的东西的科目——古希腊人。认真地研究古希腊语，攻读古希腊文原着，欣赏其表达技巧和章法、深邃而奇特的思想、敏锐的论断和尖刻的评价。今天谁还需要古希腊人？谁会对古希腊人感兴趣？的确，有些学科仅仅是富人的领地。因为叫花子搞古希腊人研究，终究逃脱不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下场，因为靠研究古希腊人可能连一身可以穿着登上大学讲台作关于古希腊人的讲演的衣服都挣不到。贫穷的人应该研究化学和生物学，应该在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部门中建立自己的事业，贫穷的人应该成为律师或者经济学家。古希腊人就只有留给社会的精华——百万富翁们去研究了。瓦列里-图尔宾必须决定，他要不要研究他喜爱的古希腊人，至于钱吗，可以靠他那特别旺盛的性功能获得。
    他终于选择了希腊人。于是开始在他周围的姑娘中物色一个能够成为他的金钱来源的女人。他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35岁以下的、什么都有的能干女子。她对丈夫的需要只是上床，不是为了让他干男人干的家务活儿，也不是为了给她狂妄的计划打通道路。他会直截了当地对她提出条件：他不干涉她的事情，不要求她的服侍，更用不着每天早晨起来给他做好早点端到床边请他吃。他不需要她告诉他自己的隐私、跟他商量问题。他不需要她带着他去参加会见和上层社会隆重的招待会，她尽管和情人、倾慕她的人一起去。他只需要能给他最起码的应有的舒适生活和赡养老母的钱。作为报答，他将有求必应地尽他做丈夫的义务，随时随地地做任何花样，多么凶猛都可以。
    但是，生活毕竟与理想相距甚远。那些已经取得成就、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有了体面而稳固的经济地位的女人显然并不需要单纯满足性欲的伙伴。她们需要的是心心相印。是温暖、是柔情、是孩子。她们希望关怀别人，或者被别人关怀。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只对古希腊人的哲学学说感兴趣的瓦列里是无论如何不能使她们满意的。而那些只求满足赤裸裸性欲的女人要么太年轻，经济上还成问题，要么是些性欲上贪得无厌，被称作“鲨鱼”的女人，跟她们上床简直可怕。所以有利可图的婚姻暂时还没有着落，这工夫母亲又换了住房，他们又搬了家……
    突然，出现了一个卡佳-戈洛瓦诺娃，一个大学生，非常像他，也热爱哲学，对哲学很熟悉，有敏锐的领会能力。跟她交谈很有趣，下课后跟她尽兴地玩乐，一直玩到很晚，然后送她到家门口，每次都欣慰地感觉到自己对她的魅力。卡佳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他，如果现在是夏天，他俩一定会想出巧妙的办法在两层楼之间的楼梯上做爱的。然而现在是12月，身上穿的衣服多了点儿。
    图尔宾差点儿扔掉他那心爱的古希腊人，差点儿更换论文题目作政治学的论文答辩。他已经准备向卡佳求婚了，只是想先找个房子能跟她睡上哪怕只是一次，否则向一个一次也没亲近过的姑娘求婚可能有点儿不合现代潮流。要是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
    但是，一下子全完了。一天，卡佳领一位女友到学院里来。那是一个公司大老板的女儿，一个名叫埃利娅的生活富裕、游手好闲的女子。瓦列里退缩了，放松了改弦易辙的打算。他发现，埃利娅是个很容易到手的猎物，她根本没有头脑，却有着南方人的气质，对性欲有很强烈的需求。她还有个有钱的爸爸，能够给瓦列里安排一个事情不多挣钱却很可观的工作。大公司里什么都不用会的轻松工作有的是。
    哄骗傻乎乎的漂亮的埃利娅毫不费力。看到卡佳极度的痛苦，他用最粗野的话咒骂自己，然而，在卡佳和古希腊人之间选择时，他还是更喜欢古希腊人。古希腊人毕竟使他更感兴趣，更为需要。
    瓦列里很有先见之明，他不让埃利娅告诉父母已向婚姻登记处递交了申请的事。他很清楚，巴尔托什夫妇不会急于在家里见到他，因此他尽量不在他们面前露面，给他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只不过是又一个倾慕埃利娅的人而已，不构成任何危险。他让埃利娅待结婚登记之后，木已成舟时再告诉她的父母。但埃利娅忍耐不住，说漏了嘴。于是，婚礼前的两个星期里他们吵得一塌糊涂。说话尖刻、厚颜无耻的塔米拉说什么不能仅仅因为想上床就冒冒失失地结婚之类的话刺激他们。她很有洞察力，明白她那习惯于要什么有什么的女儿和那个习惯于靠下身的那个东西捞取一切的穷研究生之间力量对比。
    他咬紧牙关，暗下决心，只要他能挺住，忍受住塔米拉那卑劣下流的含沙射影和埃利娅歇斯底里的发作，两个星期后一切就都会结束。再说，这个家的户主，百万富豪伊什特万-巴尔托什本人对女儿的未婚夫十分友好，没有参加妻子的正面攻击，只是同情地频频朝瓦列里使眼色。瓦列里觉得，巴尔托什对既成的事实倒是有自己的看法，至少他不会抛下女婿不管的。
    这两个星期他觉得足有20年那么长——要经受住这期间发生的种种波折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啊。再加上他完全没料到的来自亲生母亲的打击。他母亲不知为什么也反对他这桩婚事。也许是因为害怕晚年落得孤零零一个人，也许是因为不喜欢这个没有头脑、游手好闲的埃利娅，也许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像那些过分关心子女的母亲那样：只要是你挑的，我就不喜欢。
    5月13日清晨，瓦列里一觉醒来便想：我做到了，没有失去自制，没有对塔米拉蛮横无礼，没有打埃利娅，尽管她俩确实该骂该打。我忍受住了一切，既没失掉自己的尊严，又向未来的岳父显示了自己工作中的刚毅果敢和冷静沉着。
    他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再不会有什么事情妨碍他们了。特别是他们已经坐进了朝婚姻登记处驶去的汽车，图尔宾已经感觉自己是丈夫了，可是突然……顷刻之间一切都落空了。女人们呼喊惊叫，号啕大哭，民警也赶来了。于是塔米拉这个黑眼睛的坏家伙不放过机会，马上厉声尖叫，说身边躺着个死人不能举行婚礼，说这是凶兆，是上天的警告。埃利娅当然听信了母亲的话，尽管不太情愿。她自己非常想结婚，可又不敢公然违抗母亲。母亲还没说“不许这样做”时，偷偷向婚姻登记处递交申请是一回事；可公然对妈妈说“我要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即便你不喜欢，我也要做”可是另一回事了。即使40岁没嫁人的女人也不一定都能这样做，埃利娅这个年轻的姑娘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又得再等整整一个月。瓦列里预感到这一个月要比那两个星期更难熬。先是瓦列里的母亲加入了塔米拉的猛烈进攻，现在又有埃利娅从前的情夫马拉特加入这一大合唱。看来他也是个垂涎巴尔托什钱财的人。怎么才能经受住这一切？要想不朝塔米拉大喊大叫，不给这个傻瓜埃利娅一记耳光，不跟母亲顶嘴，不冲上去和马拉特打架，哪儿有这么大的耐心和克制力？！
    还有一件事令他不安：拉特舍夫说，巴尔托什夫妇在女儿婚后不再给她钱了。他有没有说谎？他瓦列里看待一切的眼光和埃利娅一样，认为父母应养育子女一直到退休。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要是马拉特说的对，他和埃利娅什么钱也捞不到那可怎么办？要是那样的话，他忍受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是不是白白抛弃了卡佳，使她深受委屈、备受侮辱？他强迫自己违背意愿地去听塔米拉的长篇大论，去给埃利娅擦眼泪、擦鼻涕又有何用图？
    他曾经有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权衡过他童年所做的牺牲是否与他获得的结果相符。当时他就认定，一切全都白费了，认为他虚度了美好的童年和青春。当时他就下定决心以后决不干这种得不偿失的事。但是很有可能这一次他又失算了。
    谢尔盖-阿尔秋欣因涉嫌强xx案被拘留，他提交的不在现场的证明被驳回，72小时后被传到侦查员办公室，对他宣读了关于对他的强制措施决定。第二天他的律师以阿尔秋欣的名义给法官写了一个上诉状，称强制措施过严，援引了第154条法律证明完全可以不予逮捕，请求取保释放。那天法官情绪很好，答应了他的请求，收取了阿尔秋欣的保释金，当然是用卢布计算，折成美元是五万。星期六一清早，谢尔盖-阿尔秋欣便被释放，当天晚上他就逃跑了，去向不明。
    星期天上午，索科尔尼基公园有三个人聚在一起，是他们借给阿尔秋欣保释金的。逃跑的阿尔秋欣得赶快寻找，要不然五万美元就得泡汤，上交国库。
    “我们怎么找他呢？有什么办法？”一个戴眼镜、穿件牛仔方格衬衫的秃顶小个子问道。在生意同行中，他以财务账目管理得完美无疵以及在逃税漏税上难以置信的灵巧而著称。
    “应该雇一个什么人。”一个胖子嘴里叼着香烟发话说。他什么事都不喜欢自己做，当年他投身商界仅仅是因为想挣大钱，以便支付无数的劳务开支，而他自己运作极少。
    “雇什么人呢？这也要花钱，而且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要根据保释金的数额提成。该考虑考虑，能不能不花钱找个什么人把事情办成。”
    这个主意出自一位梳着油光的深色斑白头发、戴一副墨镜、脸刮得净光、皮肤黝黑的漂亮男子。
    “这兔崽子3月份就跟我借了一万美元的债，他就是用这笔钱把我套住的。他说，他有一笔交易要吹，那笔交易他从中正好能得一万美元，可以还我的钱。还说，他随时可能被抓走，要是他被捕了，我可得救他。我真傻。”穿牛仔方格衬衫的秃子伤心地说，“为了追回那一万美元，又贴上了三万。”
    “可不，把我们也扯了进来。现在想想该怎么找他。还有，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逮捕他？他怎么预先知道的？”
    “得了，真不好意思说。”秃子皱了皱眉头，“他涉嫌强xx案。他提出了不在现场的证明，但是人家不相信。他得知侦查员不相信他，便马上想到，说不定要把他关进牢房，所以预先告诉一声。”
    “真的吗？你可当心，斯捷帕什卡，我们相信你的话，你可别坑了我们。朋友，晚上告诉我们情况怎么样。得马上开始寻找。要花费的钱吗，我们不能给你，自己想办法吧。我们的两万美元要是落入了国家的腰包，我们可得问你要，别看我们是朋友。”皮肤黝黑的人嘴里咕唧咕唧不紧不慢地说道，“斯捷帕什卡，亲爱的朋友，你顺便告诉我，法官为什么要给他定这么高的保释金？”
    “保释金通常是根据被捕者的经济状况来确定的。”秃子小心翼翼地辩解说。但是皮肤黝黑的人声音虽轻却清晰可辨地打断了他的话：
    “正是这样，斯捷帕什卡，法官怎么会知道，你那位朋友的经济状况如何呢？材料上写着他相当于五级钳工，好像你是这样跟我说的，是吧？”
    “是的，是钳工。”那个叫斯捷帕什卡的承认说。
    “一个钳工哪儿来的五万美元？”
    “你们这是怎么啦，伙计们。这与是不是钳工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皮肤黝黑的漂亮男人严厉地，但依然轻声轻气地继续说道，“如果他只是个钳工，又犯了单纯的刑事罪，是绝对不会给他定这么高的保释金的。既然定了这么高的保释金，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什么钳工。也许正是因为他的收入太多才把他抓起来的，斯捷帕什卡，是吧？因为倒卖美元什么的，决不是因为把个什么娘儿们强xx了。也许是他对你撒了谎，要不就是你在欺骗我们。”
    “天哪，谢尼亚，现在对我们来说，他为娘们儿还是为美元被逮起来有什么不同？首先得找到他……”秃子挥了挥手，一副谢尔盖-阿尔秋欣逃跑的原因跟为数五万美元的损失相比，不值一提的表情。
    “有什么不同？一个姑娘肯跟你做爱，另一个只是跟你玩玩。不同就在这儿。”胖子回答说，他把口里那支点燃了的香烟从他那肥圆的大嘴的一边滚到另一边，“要是你那朋友阿尔秋欣玩倒卖美元的行为，可是违规了。在莫斯科一切都早有定规，都由特罗菲姆①签了字，谁也不敢不遵守。既然没人为他缴纳保释金，就说明他没入伙，而是一个单干的傻瓜。特罗菲姆对这种单干行动是严格禁止的，这种行为一旦暴露，就会吸引人们注意，从而惊动警察。要是他发现我们借钱给这个不遵守规定的人，把他从牢中救出来，这家伙肯定会安排人在牢里捅他一刀，让别的人不敢再背判特罗菲姆，那我们又能活多久呢？”
    ①指黑社会团伙的头子——译者注
    “我想，大概两个小时。”黝黑皮肤的家伙沉思地附和胖子的看法，“也许比这还少。”
    “可我想，至多40分钟。”胖子反对说，“所以赶快抓紧办吧，斯捷帕什卡，弄清你那朋友为什么被抓，为什么法官给他定了这么高的保释金？明天这个时候，上午10点，我们还在这儿碰头。奥德拉！”他突然响雷似的大声喊了起来。
    从树丛里马上蹿出一条肥得像根又粗又短的灌肠似的达克斯狗。胖子以他同伙意想不到的轻盈灵活弯下腰去抱起狗，朝公园出口走去。一条波斯鬈毛狗听到黝黑皮肤美男子的哨声也马上跑到主人跟前。秃顶小个子斯捷帕什卡忧郁地望着他的背影，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把牵狗皮带拴到一条毛茸茸的高加索大牧羊犬的颈圈上，喊了声：
    “皮尼亚，走，咱们回家。”
    白色、黑色、红色……三种颜色，包含了地球上生命的全部涵义。三种颜色贯注着一个主要信念，一种最高理想。其余一切都是为了安慰弱者而虚构的骗局。
    白色对我来说是组织完美的幸福生活的象征。然而我突然发现，这个生活不是为我安排的，我不适合过这种生活。是你们这样决定的，是你们不让我过这种白色的幸福生活。为什么？为什么生活对你们来说是美好的，而对我却不适合？为什么？
    我将消灭你们的白色，我将向你们证明，你们哪儿也不比我强。不仅如此，我还要向你们证明，我比你们强。然后我会安然死去。反正我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欺骗，是谎言，是伪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白色，只有用迷彩伪装的黑色和那使所有人均等的血液和死亡的鲜红色。但是，在我死去之前，我要向你们证明……我会证明的。
    科罗特科夫和谢卢亚诺夫跟那个两次被判刑的帕维尔-斯米季延科一起度过的两小时里，澄清了许多事实，但也令这两位侦查员毛骨悚然。现在他们才明白，那个不幸的老太太为什么搬来搬去老是换房子。他们也似乎弄明白了，为什么老太太这么害怕自己的儿子和百万富翁巴尔托什的女儿结婚。她怎么能不害怕呢？
    事情发生在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42岁的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安葬了双亲，孤身一个人住在那所豪华的大房子里。她祖父就是在这座老房子里出生的。那时她在医学院工作，已是副教授了，正认真考虑写一篇博士论文。她深信未来的生活道路早已确定，不会有什么能从根本上改变她那平静生活的事情发生。
    那年7月，酷暑难耐。她总是把窗户和阳台门全部敞开着，希望在闷热的空气里寻找一丝凉意。在家的时候她总是尽量坐在阳台上，把一张旧的小茶几和一把藤圈椅也搬到了阳台上，在那儿备课写讲稿。
    一天，当她坐在阳台上看稿时，突然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一股令她这个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非常熟悉的气味，她大吃一惊。显然，这味儿是从邻居阳台上飘过来的，是尸体的气味。
    图尔宾娜马上去按邻居家的门铃，可是没人来开门。她知道，这家住着一对老夫妇，而且记得，两个月前，女主人去哈萨克斯坦看望女儿了。她63岁的丈夫格里戈里一个人留在莫斯科，据图尔宾娜所知，他打算到别墅去度过盛夏。自从女主人动身后，韦罗尼卡就没再遇见过他。
    惊惶不安的韦罗尼卡报了警。来了两位民警中士，但说什么也不肯把门撬开。图尔宾娜领着他们穿过自己的房子来到阳台上，才终于把门打开了。
    格里戈里是大约10天前死去的。尸体已完全腐烂，整个身子都膨胀起来，变成黑绿色，散发出阵阵恶臭，软组织都变得粘乎乎的。一位中土呕吐起来，另一位飞也似地逃出了住宅，从图尔宾娜家打电话叫了辆“运尸车。”
    “马上就来。”中士一边擦着那张惨白的脸上的汗，一边嘟囔着，“怎么就没发现他不在，找找他呢？他有亲人吗？”
    “他妻子去哈萨克斯坦女儿家了。”韦罗尼卡解释说，“我也没留意，以为他住到别墅去了。大概他是回城里来取食品，突然心脏病发作……他本来就有病，已经很久了。”
    “真可怕！”中士叹道，“老天保佑，别这个死法。”
    救护车一个半小时后开来了。图尔宾娜在自家门厅里，透过打开的大门看见，聚拢来的邻居闪出一条道儿来，让一位高个儿、宽肩、黑发的小伙子走过去，他腋下夹着一副卷着的担架。
    “怎么，就一个人？”那个比较坚强点儿的中士惊奇地问道。另一个中士还处于半昏厥状态，正坐在楼下的警车里。
    “怎么啦？”刚来的卫生员也吃惊地问道，“没人帮忙？我们那儿人手本来就不够。”
    “等着吧，看我会来帮你。”中士恶狠狠地顶了他一句，“你看看，那儿像一堆烂泥，走都不敢走到跟前去。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把它运走是你的事。快行动吧。”
    卫生员耸耸肩，在韦罗尼卡的陪同下一言不发地朝死者家里走去。不知为什么，韦罗尼卡听了民警这番粗鲁的话感到很不自在。
    “我的天哪，”卫生员看见腐烂的尸体惊恐地喊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晚才发现？他躺在这儿已经有十几天了，只多不少，天又这么热，又是在屋里……真可怕。”
    图尔宾娜像是在辩解地给他讲起去看子女的女主人，讲起别墅，讲起心脏病……
    “看来，我一个人还真弄不了，”卫生员发愁地说，“他一托起来就得散架。你得帮帮我。”
    “我？”韦罗尼卡大为吃惊，“你说什么？我可不行。我一闻这味儿就受不了，更不用说……”
    卫生员很有礼貌地挽住她的胳膊，领她回到她家里。那个执拗的中士正站在楼梯上抽烟，脸上一副毫不退让的表情。他怀疑地望了望走进图尔宾娜家的卫生员和女主人的背影，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看得出，他闻了腐烂尸体的气味也很恶心。
    “您听我说，”卫生员让韦罗尼卡在厨房里坐下后温和地说道。“总得有人做这事。您看见了，民警帮不了我们。可我一个人又弄不了。劳驾了，咱们一块儿来干。您有伏特加吗？”
    图尔宾娜默默地点了点头。她家里总备着不少伏特加酒。要是家里的锁突然坏了，水龙头滴水或者什么人打碎了窗上的玻璃，她便用伏特加来付钳工、水电工、木工的劳务费。
    “那太好了。现在我给您倒上一小杯，您一口气喝干，坐上一刻钟，然后咱们就去。您叫什么？”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她嗓音颤抖回答说。面临的事使她感到恐惧，心里一阵阵恶心。她不敢想象怎样去触摸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的遗体。
    “我叫帕维尔，就叫我帕沙好啦。”卫生员微笑说，“怎么样，咱们说好了，您帮我？”
    她犹犹豫豫地点了点头。说实在的，总得有人帮忙……要是连民警都不想干的话。她毕竟是名医生。
    “您的伏特加在哪儿？”帕维尔问道，“您坐着，我来倒。您应该保存体力。”
    “在冰箱里。”
    他取出一瓶酒，灵巧地打开盖子，从墙上的搁架上取下两只玻璃杯，往一只杯子里倒了半杯，另一只杯里只倒了一点儿。
    “我陪您一起喝，”他说，“省得您一个人不肯喝。来，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一口气喝干。”
    “我不行。”她摇了摇头，“一下子喝不了。”
    “亲爱的，喝少了不管用。喝吧。”
    图尔宾娜眯起眼一口气喝干了伏特加。她看到，帕沙的那一点儿酒可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喝掉的。她知道，这是为了让酒精更快地渗透到血液中。她喘了一口气，往嘴里塞了一小块面包。
    “这才是好样的。”卫生员夸奖说，“现在我们坐一会儿，然后就去。您吸烟吗？”
    “有时候吸。”
    “吸一支吧，”他劝说道，“会有好处的。”
    韦罗尼卡从厨房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包刚打开的香烟，抽了几口。头马上就晕了起来，一阵恶心涌了上来。
    “不行。”她把香烟掐灭在烟缸里。
    这时候门厅里传来脚步声，中士走了进来。
    “你们还打不打算把尸体收拾走？”
    他望着放在桌子中央的伏特加酒瓶和两只空玻璃杯，眼里露出责备的神色。“我不会在这儿和你们待到明天。”
    “那就别待在这儿。”帕沙反唇相讥，“你不想干事儿，就赶快从这儿走开，没有你我们也对付得了。”
    “我得把房子锁上，贴上封条。”民警一副傲慢的样子回答说，“明天侦查员要来查验现场，兴许死者是他杀。”
    侦查员当然已经来过，但一看到尸体处于这种状态，便嫌恶地缩起身子说，这种条件没法工作。他命令用粉笔画出尸体的位置，房子里什么都不许碰，他明天带专家来。
    “你给我走开……”卫生员生气地说，不乐意地站起身来，“好啦，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咱们来试试。”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橡胶手套，递给图尔宾娜。
    “拿着，戴上它。”
    “那您怎么办？”
    “我能对付，习惯了。”
    “不，不。”她不安起来，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医生。“没有手套绝对不行，万一出现割伤或划伤怎么办！中了尸毒可不是闹着玩的。请等一等，我马上去找个什么东西来。”
    她到厨房小橱柜里找到一副洗餐具用的手套。当然，这不完全是需要的那种，但毕竟……
    她深吸了一口气，跟着帕维尔朝停放死者的那套房子走去。帕维尔在腐烂的尸体前若有所思地站了片刻，仿佛根本没觉察到那股子恶臭，可图尔宾娜的喉咙却立刻抽搐起来。
    “的确，情况不太好。”他拖着长声说，“得找一块漆布来。咱们用手可没法把他收拾起来。”
    韦罗尼卡马上奔回家去。几分钟后帕维尔赶到她家来，惊奇地看到她正坐在厨房里，双手撑着头。
    “我还以为你在找漆布，”他不满地说，“没想到你是在这儿坐着。”
    “不，我不能。”她央求道，“原谅我，帕沙，我不能。”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您镇静一下，现在除了您和我，没人能干这事。”
    “不，我不能。”
    “好吧，我们再稍稍喝一点儿。”卫生员果断地说，也不问她同意不同意，很快给她又倒了半杯伏特加，往她手里一塞，“来吧，一口气喝下去，会起作用的。”
    她眯起眼睛，喝干了。又过了两分钟，才感到恶心轻些了。
    “咱们去吧，帕沙。”她艰难地站起身来。
    这一次她坚持的时间长了些。他们差不多已经把漆布完全塞到那堆腐烂的黑绿色烂泥下面，她的头才又晕了起来。她感到马上就要昏过去了。帕维尔发现她脸色煞白，赶紧直起身子扶住了她。
    “慢点儿，慢点儿。”他边说边搂住韦罗尼卡小心翼翼地领她走出那座房子，“事情都办好了，现在我们坐一会儿，休息一下。您真是好样的，很勇敢。好吧，坐着休息吧。”
    他又倒了些伏特加递给了她。
    她顺从地喝干了伏特加，这次竟不觉得嗓子辣，也不感到厌恶了。
    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的遗体终于完全收拾到一块大漆布上。她和帕维尔抓住漆布的四角，兜起来，放到摆在地上的担架上。
    “好了。”卫生员满意地叹了口气，把漆布的四只角系起来，“最可怕的事情过去了，现在抬下去放到汽车上就完事了。”
    他朝门外看了看楼梯间，那儿除了那位愁眉苦脸的中士外，只剩下两个最坚强的男邻居，他俩对别人死亡的好奇心比对尸体气味的厌恶更强烈。
    “男子汉们，下楼去叫汽车司机来，告诉他要抬担架。”帕维尔请求他们。
    过了几分钟，楼梯上传来司机的脚步声。听声音他们还差两段护栏就走到这套住宅的时候便开始呕吐了。腐臭味实在太厉害了。
    “咳，”卫生员沮丧地说，“他也帮不了咱们的忙。只好咱俩来抬了。”
    图尔宾娜轻声哭了起来。这时她又坐在自家厨房里，刚松了一口气，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呢。
    “喂，韦罗尼卡，亲爱的，”帕维尔恳求说，“您再最后努一把力。人们不是铁打的，我是习惯了，对他们能有什么要求。”
    “我也不是铁打的，”她抽噎着说，“我再也不行了。您还是让我安静安静，别打扰我了吧。”
    巴维尔站在她身旁不作声，脸上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图尔宾娜倒开始可怜起他来了。说真的，这事弄成这个样，有他什么过错？他对她非常殷勤周到，可最后一刻她却抛下他不管了。
    “好吧，我帮您。”
    她擦干了泪水，又给自己倒了些伏特加，一口喝完。现在可以去了。
    “您在前面抬，”他们走到担架跟前，卫生员颇有预见地说，“这样您可以不去看。”
    她感激地点了点头。他们眼睛望着双脚，小心翼翼地把尸体从三楼抬到了街上，又把担架塞进了汽车里，啪地一声关上了后门。
    “好了，现在一切都弄完了。”帕维尔轻松地叹了口气，“谢谢您，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您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性。”
    她一声不响地转身回到了家里，再也没有力气谈话了。由于难以忍受的恶臭，她上下颌抽搐得好像永远也松不开牙齿了。她看见厨房桌上那个瓶子，里面的伏特加还剩下一点儿，只有一两口吧。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一个人把一瓶酒都喝了。帕维尔自己只倒了一次，而且并不多。她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拿起瓶子，对着瓶口就把剩下的酒喝光了。她觉得她没有醉。
    韦罗尼卡走进浴室，把水龙头开大，用浴巾发疯似地擦着身上，不停地往浴巾上洒德国“巴杜赞”牌香水，直到她认为已经摆脱了粘在自己身上的气味。她用一块厚厚的毛巾擦干自己，躺到了床上。但是睡不着。她今天看到的令人厌恶的景象在她眼前不停地出现。
    她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一直到晚上，最后还是下了床。喝下去的伏特加开始起作用，她感到轻松了些。她试着弄点什么东西做晚饭，但是一闻到食物的气味就又忍不住想吐，只好呆坐在厨房的桌旁。一阵门铃声使她清醒过来。门口站着帕维尔。
    “晚上好！”他不好意思地笑着，“对不起，打搅您了。我来看看，您感觉如何。我走的时候，您脸色苍白。”
    不知为什么，她很高兴看到他。经历过这可怕的一天之后，她感到孤独一人简直无法忍受。她并不觉得跟停尸间卫生员谈谈自己的孤独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对她很关心。
    “您吃了什么东西没有？”他关切地问道，又一次走进了她这漂亮的大住宅里。
    “试着想吃点什么，”她承认说，“但吃不下。”
    “这可不行，得吃点儿。您一整天都很紧张。”
    “像块东西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您别去想它。”帕维尔愉快地劝说道，“可以再喝点儿。”
    “我怎么能喝得下，我今天已经喝掉了一整瓶。”
    “那算什么？既然不管用，就得再来点儿。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吧。”
    这本来是很不礼貌的，可是此时此刻，韦罗尼卡却没有这种感觉。她很高兴他来，并竭力不去注意不时涌上来的恶心，很快做好了晚饭，摆好桌子，又取出一瓶伏特加。他俩不知不觉就把这瓶酒喝光了。紧张心清渐渐放松、全身涌动着一股幸福的暖流。
    “您家里真好，”帕维尔赞叹说，“有书、有画。您生活很阔绰，不过将来都得留给子女。”
    这并不使她感到讨厌。此时此刻，她准备受所有的人，原谅所有的人。
    “我没有子女，一个人住。”
    “什么，也没有丈夫、父母？”帕维尔惊奇地问道。
    “什么人也没有。父母过世了，我又没结过婚。”
    “真没想到，”他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这么多财富，竟没有人来继承。太遗憾了。”
    他在房间里串来串去，细看着那些画，赞赏地哼哼着。她跟在他身后，自豪地告诉他，哪一幅是她祖父在巴黎拍卖会上买的，哪一幅是作者亲自赠送给祖父的，哪一幅又是祖父的和父亲花了不少钱专门请人画的。她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可帕维尔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老实说，她也不希望他走。后来的事就模模糊糊记不清了。早晨，她一觉醒来，感到身边有个什么人的身体。她慌忙翻了个身，一下子惊呆了。她和停尸间的卫生员过了一夜。天那！她这个贵族的孙女、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著名建筑师的女儿、医学院副教授，竟在一个醉鬼小青年的怀抱里失去了童贞！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不，不，不！
    她很快推开熟睡的帕维尔，他还迷迷糊糊地弄不明白，为什么她生那么大的气，为什么赶他走。
    “帕维尔，你给我走。”她气呼呼地说，看也不看他，“请你快点儿走，我得去上班。”
    他被激怒了，但没露声色。有什么大不了的！该说声谢谢，这么大年纪让你尝到了男人的滋味，要不死了也还是个处女。临走，趁女主人没看见，他把一只放在小匣子里镶有钻石的名贵戒指塞进口袋里。
    从那以后，因为偷了戒指，他便没再在韦罗尼卡家露面。大约过了一年，他因流氓罪第一次被捕入狱。他在牢里蹲满了两年，又回到了那个停尸间。愿意干这份工作的人，就是大白天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因此，这里即使是被判过十次刑的人也收留，更别说只判过一次的了。他只能得到莫斯科郊区户口，不过对此他并不介意。1980年他又坐了牢，这一次是因为他在停尸间的女尸身上发泄性欲，不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当时碰到一位非常年轻的辩护律师，很想在法庭上表现一下自己，竭力使法庭相信，流氓行为的特征是从事一些凌辱社会道德的行为，即那些社会公众可以看到的行为。而被告斯米季延科却是偷偷地犯下他的过失，竭力不让任何人看见，根本没有打算凌辱社会道德的意思。但是法庭听不进他的话，因为即使辩护人说得有理，根据某项法律条款也得对他犯下的罪行有所制裁。所以因其极端无耻的流氓行为，判了他八年，这显然对他予以了严惩。
    他1985年假释回来时，牙齿脱落了，头发也几乎掉光，代替麻醉剂的浓茶喝得他颜面发黑，身上散发出一股子清洁剂的气味。他在街上偶然遇上了差不多20年未见的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这些年来韦罗尼卡几乎没变，只是个子好像矮了点儿，有些干瘪了似的。不过那时她已67岁了，但身材还是匀称挺秀，小巧玲珑，整个身段像个小姑娘，臀部不肥、胸部不胖。身边走着一个高个儿、黑头发的漂亮小伙子，帕维尔觉得他非常像一个什么人，可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究竟像谁。他走到图尔宾娜跟前，令人厌恶地讪笑着。他早把偷戒指的事儿忘掉了，因此，一点儿也没表现出不好意思。
    她马上认出了他，惊恐地急忙往旁边一闪，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迅速朝走在身边的小伙子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帕维尔-斯米季延科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这个小伙子和他20年前一模一样。个子、头发颜色、体型、眼睛，身上的一切都是从他帕维尔那里遗传下来的。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您过得怎么样？”他彬彬有礼地问道，“很高兴再见到您。”
    她心慌意乱，说他认错了人，他们根本不相识。可这未免太愚蠢了，因为他已经叫出了她的名字。
    “谢谢，我一切都好。”她焦躁地回答。
    “这是您的儿子？”
    “对。”
    斯米季延科在她眼神里看到了明显的张惶失措，于是一个计划在他脑子里立刻形成了。
    “好小伙子。”他赞赏地点点头，“您还住在那儿，没搬家吗？”
    “没有，还住在那儿，在原来那所房子里，就在邻近的那条街上。”她回答得比较平静，显然是认为帕维尔没猜到什么。
    他们又聊了大约有五分钟。向他告别时，图尔宾娜毫不掩饰自己松了一口气。但是她高兴得未免太早。帕维尔猜得对，只要能向这个高个子漂亮小伙子，她的儿子隐瞒关于他父亲的实情，她会不惜交出自己的一切。他感兴趣的是，她究竟对儿子胡编乱造了些什么？比如，爸爸是个极地探险人员，在完成重要任务时牺牲了？或者是个消防队员，为了救人献出了生命？甚至什么更动人的故事。
    他终于在她一个人上街的时候偷偷地等到了她，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现在法律上没有条文规定不准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所以他以后不工作了，要韦罗尼卡给他钱，让他能过上安定平静的日子，能尽兴地喝伏特加酒。如果她不同意的话，后果自负。那孩子会高兴的，终于可以拥抱亲生父亲了。自然，为了让她服服贴贴地听从他摆布，斯米季延科不仅讲了他被两次判刑，而且具体讲了为什么判的刑。他讲得绘声绘色，毫不感到难为情。她想让他知道，他帕维尔能给她那亲爱的儿子带来什么样的好消息？！
    图尔宾娜搬了家，后来更是搬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搬迁，韦罗尼卡都能余下一点儿钱，自然，这些钱都进了他帕维尔-斯米季延科那无底洞似的口袋。现在这个独生子打算结婚了。他帕维尔当然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来到韦罗尼卡和儿子居住的那所房子附近，盯小伙子的梢，等着他跟他的女友见面。接着是不辞劳苦地跟踪，看她住在哪儿，探听她是个什么人。弄清楚之后，他简直垂涎欲滴。要是一切顺当，他可以不再打扰那个多年前醉酒后被奸污的老女人，可以抓住她的儿子不放。儿子大概也不会希望他新攀的亲家知道，他们的女婿有个多好的爸爸。这样，只要他开口，儿子就会慷慨解囊，只要张开口袋接着就行了。那样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