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明往往泛指文化而言，这里所称的是狭义的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某个社会已由氏族解体而进入具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学说，曾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主张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经过文字的发明和应用，铁器的使用，伴随着国家和城市的出现，进入了文明时代。我国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也曾指出，文明的标志“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为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这是学术界基本可以接受的关于“文明”
的界定。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由于上古史文献记载的贫乏（尤其是中原地区以外更甚），加上商代以前的社会状况往往被蒙上一层神话传说色彩，以致学术界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在哪里，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是独立诞生还是相互影响而出现的，至今仍有不同的见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是在黄河流域中段的中原地区，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元而非多元。尤其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更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始于二里头文化阶段，也即我国第一个出现的阶级社会——夏。然因近几年来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新资料，如辽宁凌源牛河梁的红山文化祭坛和“女神庙”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以及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大墓、祭坛等众多新发现，大大地冲击着一元论，出现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崭新观点。俺柱臣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一一一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通过对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全面剖析论证，提出了“七个新石器文化系统”的新观点，主张“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若干文化系统中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若干部族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其中
夏人建立的夏王朝，在我国三代历史。匕是最早出现的国家，也是最先进入文明的社会“。严文明先生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文，认为我国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既有统一性，又具多样性，严文曾把中国划分为形同梅花状的”五个文化区“，继而指出/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整个K江中下游。而在文化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伶氏和严氏均主张中国文明起源并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
李绍连先生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文中，则把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黄河、长江、珠江和北方四大区域及九个原始文化区，认定：“中国文明虽是土生土长的，但说它起源于一时一地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各地文化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上面提及的四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区都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这种看法可称为‘中国文明起源境内多元论’。”（参见《中国文物报》1988年12月2日）。
苏秉畸先生多次在学术报告或记者采访中，谈及“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家等，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文物》1986年第8期）。后来又明确指出：“中国之大，并不只有中原和北方两个古文明中心。中国文明起源很难说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没有，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光明日报》1986年9月23日）苏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多无论，在学术界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安志敏先生仍主张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唯一的发祥地（《考古》198/年第5期）。邹衡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诞生》文中，通过对文字、金属器和城市等文明“三要素”的考察，主张“中国文明的源头，就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国古代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一一文明时代。
（《文物》1987年第2期）。1990年11月安志敏先生在河南师范大学讲演时，又再次坚持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井针对苏秉畸先生所持的中国文明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说进行强烈的驳议，认为这一说法如果能够成立的话，“一部中国古代史就需要从头改写，甚至会影响到世界古代史的重新认识，不幸的是，这不过是在中国新石器文化多元说的基础上所假设出来的文明起源多无论。上述提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看来，中国文明是一元还是多元起源的，这一学术上的官司还将会继续打下去。
（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