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初，散居在辽河两岸、长白山下的契丹族各部落，聚集在威振四方的军事酋长耶律阿保机及其后裔的大旗下，东掠西征，北伐南侵，金戈铁马直逼淮水之滨，使北宋王朝的八代君主常常坐不稳金銮殿，契丹人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舞台上活跃了200余年，便迅速失去了踪迹，完全融合在中华民族这伟大的躯体之中了。
物换星移，人世沧桑。契丹人留给我们许多不解之谜。除了难以捉摸的古怪文字外，更令人疑惑的要数他们特殊的丧葬习俗了。
宋人文惟简著《虏廷事实》，对契丹人的葬俗曾有所记：“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此记属于轶闻野史之类，在历代史书中均无凭据，似亦为正宗学者所不屑一顾。
然而，解放前后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契丹贵族的墓葬越来越证实了上述“轶闻”并非虚构。在辽宁的义县、锦西、新民、法库，在内蒙古的昭乌达盟、乌兰察布盟及吉林、河北等地的辽代契丹人墓葬中，都先后发现了“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古尸，有的还全身穿着铜丝编织的衣、裤等。人们对此迷惑不解。历史学家们保持缄默。考古学家们在缺乏文字资料的情况下，试图对这种奇怪的葬俗作出各种说明，但一切阐述均属猜测，时至今日，仍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埃及的“木乃伊”。但尼罗河流域的原始葬俗何以跨越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和广袤的空间，出现在中国东北一个少数民族之中呢？况且出土的契丹人铜丝网衣和鎏金的铜、银面具等，绝大多数并非帝王陵寝所有，如辽宁法库县叶茂台村的一座夫妻合葬墓，土扩狭小，石板棺具粗陋，但女尸却赫然穿着一套铜丝网衣，即用直径约1毫米的铜丝编成一般
常见的六边形“网眼”式的网罩，格眼约一指粗细。上身颇似今之圆领长袖的套头线衣，下身则似一般裤子形，衣裤都是分前后两片分织，然后在两侧缀合而成。手套分为五指式，足套如同靴、袜。这具女尸和发现的所有铜丝网络的尸骸一样，骨架上染遍了铜锈蚀入的绿色。
有人以《虏廷事实》为依据，认为契丹人这种葬俗意在防腐。但是，各地出土的墓葬材料表明尸体大都早已腐烂，而唯一尸体比较完好的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的贵妇人，既未“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也没有“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况且，考古发掘开始证实：这种葬俗对辽代的其他民族毫无影响，即使辽廷的汉族达官显贵墓中也根本不见，（赐姓耶律氏的汉官墓除外）；在辽代的契丹人早期墓葬中也不见，只是中、晚期才有此葬俗；在同一时期的契丹贵族中，也有很多人不用这种葬俗；铜丝网衣和面具常不共存一墓，而网衣更多施于女性，显然，这一切现象是不能单纯用防腐来解释的。
也有人用宗教来解释。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曾推测铜丝网衣和面具可能用来保护死者灵魂的安宁；有人则把个别有这种葬俗的墓中，还曾见到“肴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胸牌联系起来。这种推测，仍不能概括众多毫无“宗教”色彩和遗迹可寻的用此葬俗的墓葬。
还有人认为这种葬俗多见于女性，可能与辽代皇室之女耶律氏普遍下嫁外戚贵族萧氏有关，因而同《辽史》所载耶律氏出嫁时均受赐“送终之具”和“覆尸仪物”联系起来。不过这种说法还不能对有的男尸亦用此葬俗作出恰当的说明。
总之，对契丹人这种奇怪的葬俗，目前一切推测都不过是假想而已。“二十四史”关于礼仪、舆服制度的记述可称典章宏浩，但契丹人的这种葬俗既无前代可追溯，亦无后代所承袭。看来，这个谜假若终有一天会被揭开，恐怕也需一个颇为漫长的岁月！
（马洪路）